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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类求知和进步的需要。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书的价值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的书反映的是农耕经济的价值观，是为宗法社会和专制政治服务的。近代中国的书反映的是救亡图强的价值观，是为革命服务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关于书的价值观几经变迁，从中我们可以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
【关键词】书的价值 社会价值观念 圣贤之书 泰西之书 马列之书 人文与功利
一、封建社会：书的价值在于维护宗法社会和皇权政治的稳固
价值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书的价值就在于书能满足人的需要。随历史发展，总体来看，书的价值似乎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能满足人类求知和进步的需要。但从社会现实看，书的价值又似乎是变动不居的，有时有价值，有时无价值，有时某些书因当红走运而价值高，有时某些书被冷落遗忘而价值低。其实书还是书，书的价值没有变，变的是社会，变的是人，变的是社会和人的价值观念。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来就重视书的价值。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而要“立言”必须写书才行，可见书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多么重大。要考证确定中国的第一本书自然是困难的，但根据中国尚农务实的传统，从实际的需要考虑，最早的書肯定与农业生产和天下治乱有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各种门类的书就多了起来，并且许多书成为流传于后世的经典之作，如《论语》、《孟子》等。诸子之书奠定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基础，教人如何与神相分离，教人如何与动物区别，教人如何作揖下跪做奴隶。秦始皇并吞六国天下一统，思想学术也要求讲统一，于是在把一大批多嘴多舌的儒生术士活埋的同时，把儒家写的书也一并烧掉了，留下的是与他的统治理念一致的法家著作和于他的实际统治无碍的医书农书。汉武帝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封杀的儒家著作突然间又身价百倍，解释儒家思想的经学开始大行其道。然而可靠的版本已被秦始皇烧掉，于是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争论不休，吵吵闹闹直到汉朝灭亡，但经学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汉末黄巾大起义，儒家权威被打倒，儒家著作的价值一落千丈，于是何晏、王弼等人援道入儒，写成了一批被称作玄学的书，企图证明达官贵人们的纵情享受是符合“自然”的，低贱小民们的俯首贴耳也是符合“自然”的。标榜自然价值观的玄学终于没能挽救了晋朝的灭亡，中国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各民族大碰撞大融合，思想环境宽松，价值观念多样化，书的门类品种又多了起来。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还有佛教和道教的经书，佛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书。不仅有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书，而且还有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书，大有第二次百家争鸣之势。民族间的斗争融合，经济上的南北交流，文化上的百川汇海，再加上李唐统一之后的“贞观之治”，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盛唐气象至今为人所乐道，禁书之类的事那时是没有的。从宋朝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统治者战战兢兢地死盯着“稳定”二字，于是理学应运而生，专门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学术，永乐年间修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程朱派理学著作汇集，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在全国上下造成了“家孔孟而户程朱”的风气。八股取士乡会试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朱及其子弟的注解为准绳，所谓读书就是专读程朱的书，书成了束缚思想个性和猎取功名利碌的工具，书的价值被极度地伦理化、政治化、功名化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为了金钱美女、荣华富贵。从此以后，孔孟之外的书都成了零价值或负价值，被称作杂书、闲书、邪书，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书被打入冷宫和地狱。读了三百年的圣贤书，满街走的不是圣贤之徒，而是无知虚伪、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汉人的天下被不读圣贤书的满人夺了去。在一场“天崩地解”的剧变面前，许多读书人的头脑清醒起来，痛心疾首地研究明亡的教训，涌现出了象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启蒙主义者，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一批充满着民主精神和战斗精神的书，打破了理学的思维定势，开启了“经世致用”的学风，甚至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建立之后，在文化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手段。软的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树统治者卫道者的形象，以争取人心稳定政局。康熙皇帝组织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以促成一股崇儒重道的学术风气。硬的是大兴文字狱和收缴焚毁图书，乾隆一朝，因对清朝统治有碍而被禁止焚毁的书籍达到三千余种，六七万部，种数几乎与四库全书相等，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从此失传。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人最高统治者，就是这样利用编书、读书、焚书、禁书、改书等手段来安定其天下，书的价值对之而言可谓大矣哉！
二、近代中国：书的价值在于寻求真理、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爆发，两千年来被视为国脉的经学敌不过西方近代的科学，中国面临着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这是三千年来亘古未有的大变故，书的价值观念也因此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西方列强的枪炮不仅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也打开了思想的闸门，一些人发现这世上除了中国的线装书外，还有无数闻所未闻的洋装书，为了保种图存，只好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敌人学习富国强兵的法子，不仅自己弯着舌头学洋话，还派了子弟出国留学读洋书，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看来只在物质层面上搞“洋务”救不了中国，还须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搞改革，于是康有为写了托古改制的书搞维新，孙中山写了三民主义的书搞革命。然而一切变革始终停留在表面，强大的旧势力总是想复辟，总是要尊孔读经走老路，终于迎来了一场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首先从书面语言的表达形式着手，把言文脱节、难写难读的文言文，改变为通俗易读“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使文章的形式适应时代的内容，使看书作文成为大众化的行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体现新文化运动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把矛头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阿Q正传》、《故乡》、《药》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当时社会和国民性的病态。鲁迅的杂文象匕首和投抢，一切吃人者、复辟者、虚伪者在他笔下原形毕露。他虽然希望自己的文章随着他所抨击的现象一起“速朽”，然而只要中国的社会中还存在着这些魑魅魍魉，他的文章的价值也将存在着。鲁迅的书会告诉中国的读书人，什么是清醒的良知，什么是深广的忧愤，什么是不屈的骨气。“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国的读书人逐渐分成了三大派，一派是认为西洋书好、中国书不好的“全盘西化派”，认为中国“百不如人”，连月亮也不如美国的圆，所以中国的书只能束之高搁。一派是认为还是中国书最好的“东方文化派”，不仅要用儒学来救中国，而且还要用儒学来治西方的现代病。一派是认为东西方的书都要读的马克思主义派，主张读中国的书要坚持批判继承，读外国的书要坚持批判吸收，读马列的书要与中国实际结合。最后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艰难地完成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任务，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实践、牺牲、奋斗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之体和文化之体。对于这个新“体”前两派好像至今还不予认可，但这是事实，今天的中国人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新的中国之体中，否认这一点好比否认我们生活在空气中一样地不可能。总起来说，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寻求真理、救亡图强成为读书人的主流价值观，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而读书，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许许多多科学家出国学成后回来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效力。自然，也有一些人读书是为了发财升迁，为了当买办当奴才，或者只不过是为了涂金趋时而已，但这些都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三、新中国建立以来：书的价值几经变迁，显示着社会剧变的曲折线索
新中国建立后，一切都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社会。有些书不能再读了，有些书却必须要读，而有些书则成了批判的对象。对传统的古书在严加选择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一般都写有批判性和指导性的前言，虽然批判总是重于继承，但态度是十分认真严谨的。对外国的书是有倾向地翻译传播，苏联老大哥的书最多，穷国弱国的其次，西方列强的书则少见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对年青的一代严格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教育，以培养自己的读书人。也有少数读书人成了巩固新政权的牺牲品，以反面教员的身份而被家喻户晓。对书的总体要求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为现实政治服务。对读书人的总体要求是“又红又专”，不问政治埋头读书被看作是危险的行为。但由于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快就成为一般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因为既比较有用又比较安全。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读书人则永远不正确，始终受批判，极少有人能跟上政治的脚步。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学术思想的环境实在不能算宽松，“双百”方针离实际的贯彻也颇有距离，但如果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考虑到一个破天荒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刚刚诞生，而这个新政权自身缺乏牢固的根基，又处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在习惯势力的拒绝、否定、怀疑之中，所有这一切也就显得自然而又可以理解了。不幸的是建国十七年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书和读书人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文革”是一场泛政治化的运动，政治的价值被畸形抬升而压倒一切，经济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传统的价值以及人自身的价值都被忽略不计，甚至被当作反动和罪恶的标志。而衡量政治价值的惟一标准是“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人们的思想观念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而变得痴迷和疯狂。于是不计其数的书被当作“四旧”和“毒草”焚禁了，许多有本领有学问的读书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倒了，供人读书用的学校被迫停课,买书的书店只有极少的几种书出售。“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论”这样骇人听闻的价值观念，一时间笼罩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上空。十年动乱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出现了读书热、考学热、伤痕热、寻根热、武侠热、下海热、文化热、出国热、信息热等各色各样的热潮，书的价值又大大地升高了，充当着这些潮流的载体、工具和指导。但是当各色各样的“热”汇入到清一色的“功利热”之中以后，当社会和主体的价值观念以横向低层次的多样性消解了纵向追求的多样性的时候，当价值理想物质化以至人们无所敬畏、无所适从的时候，关于书的价值观念又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读书或很少读书，有些人只读专业书或消闲书，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抄书，有些人买书是为了送书，有些人藏书是为了摆书，有些人把公共的书撕下几张来占为己有，有些人把别人写的书当作自己的卖钱，有些书是金子印的，有些书是盗版来的，有些书是诲淫诲盗的，有些书是无中生有的。认认真真地读书、写书、卖书的当然还是多数，然而书是实实在在地被商品化和功利化了，怀着敬重、神圣、虔诚的心态读书、写书的人越来越少。最受打击的当数人文方面的书，大家正在忙着做事赚钱，顾不及思考如何做人，于是教人怎样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文书当然要被冷落在一旁。热门不衰的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书，年复一年地昭示着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家庭观念。有一家書店门口贴着这样一副楹联：“书山寻珍要专志志在进步，学海探骊须潜心心系真理。”这位老板看来颇有点古道热肠，他不仅把书当作商品来卖，而且还坚持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追求真理的武器之类的古训，其心可敬，其志可嘉。我们由此亦可断定，关于书的价值变迁还将持续下去，去寻求一种比较和谐的价值目标和理想。
书是社会和人群价值观念的风向标，书的冷热显示着主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书的价值变迁史就是社会的价值变迁史。要把握社会的脉搏，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观察当时人们关于书的价值观念及其来去起落，因为它体现着一个民族在某个阶段的需要、欲望、理想和追求，至少在有着“耕读传家”和“诗书传家”传统的中国是如此。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关键词】书的价值 社会价值观念 圣贤之书 泰西之书 马列之书 人文与功利
一、封建社会：书的价值在于维护宗法社会和皇权政治的稳固
价值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书的价值就在于书能满足人的需要。随历史发展，总体来看，书的价值似乎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能满足人类求知和进步的需要。但从社会现实看，书的价值又似乎是变动不居的，有时有价值，有时无价值，有时某些书因当红走运而价值高，有时某些书被冷落遗忘而价值低。其实书还是书，书的价值没有变，变的是社会，变的是人，变的是社会和人的价值观念。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来就重视书的价值。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而要“立言”必须写书才行，可见书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多么重大。要考证确定中国的第一本书自然是困难的，但根据中国尚农务实的传统，从实际的需要考虑，最早的書肯定与农业生产和天下治乱有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各种门类的书就多了起来，并且许多书成为流传于后世的经典之作，如《论语》、《孟子》等。诸子之书奠定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基础，教人如何与神相分离，教人如何与动物区别，教人如何作揖下跪做奴隶。秦始皇并吞六国天下一统，思想学术也要求讲统一，于是在把一大批多嘴多舌的儒生术士活埋的同时，把儒家写的书也一并烧掉了，留下的是与他的统治理念一致的法家著作和于他的实际统治无碍的医书农书。汉武帝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封杀的儒家著作突然间又身价百倍，解释儒家思想的经学开始大行其道。然而可靠的版本已被秦始皇烧掉，于是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争论不休，吵吵闹闹直到汉朝灭亡，但经学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汉末黄巾大起义，儒家权威被打倒，儒家著作的价值一落千丈，于是何晏、王弼等人援道入儒，写成了一批被称作玄学的书，企图证明达官贵人们的纵情享受是符合“自然”的，低贱小民们的俯首贴耳也是符合“自然”的。标榜自然价值观的玄学终于没能挽救了晋朝的灭亡，中国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各民族大碰撞大融合，思想环境宽松，价值观念多样化，书的门类品种又多了起来。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还有佛教和道教的经书，佛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书。不仅有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书，而且还有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书，大有第二次百家争鸣之势。民族间的斗争融合，经济上的南北交流，文化上的百川汇海，再加上李唐统一之后的“贞观之治”，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盛唐气象至今为人所乐道，禁书之类的事那时是没有的。从宋朝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统治者战战兢兢地死盯着“稳定”二字，于是理学应运而生，专门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学术，永乐年间修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程朱派理学著作汇集，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在全国上下造成了“家孔孟而户程朱”的风气。八股取士乡会试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朱及其子弟的注解为准绳，所谓读书就是专读程朱的书，书成了束缚思想个性和猎取功名利碌的工具，书的价值被极度地伦理化、政治化、功名化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为了金钱美女、荣华富贵。从此以后，孔孟之外的书都成了零价值或负价值，被称作杂书、闲书、邪书，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书被打入冷宫和地狱。读了三百年的圣贤书，满街走的不是圣贤之徒，而是无知虚伪、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汉人的天下被不读圣贤书的满人夺了去。在一场“天崩地解”的剧变面前，许多读书人的头脑清醒起来，痛心疾首地研究明亡的教训，涌现出了象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启蒙主义者，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一批充满着民主精神和战斗精神的书，打破了理学的思维定势，开启了“经世致用”的学风，甚至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建立之后，在文化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手段。软的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树统治者卫道者的形象，以争取人心稳定政局。康熙皇帝组织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以促成一股崇儒重道的学术风气。硬的是大兴文字狱和收缴焚毁图书，乾隆一朝，因对清朝统治有碍而被禁止焚毁的书籍达到三千余种，六七万部，种数几乎与四库全书相等，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从此失传。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人最高统治者，就是这样利用编书、读书、焚书、禁书、改书等手段来安定其天下，书的价值对之而言可谓大矣哉！
二、近代中国：书的价值在于寻求真理、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爆发，两千年来被视为国脉的经学敌不过西方近代的科学，中国面临着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这是三千年来亘古未有的大变故，书的价值观念也因此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西方列强的枪炮不仅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也打开了思想的闸门，一些人发现这世上除了中国的线装书外，还有无数闻所未闻的洋装书，为了保种图存，只好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敌人学习富国强兵的法子，不仅自己弯着舌头学洋话，还派了子弟出国留学读洋书，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看来只在物质层面上搞“洋务”救不了中国，还须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搞改革，于是康有为写了托古改制的书搞维新，孙中山写了三民主义的书搞革命。然而一切变革始终停留在表面，强大的旧势力总是想复辟，总是要尊孔读经走老路，终于迎来了一场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首先从书面语言的表达形式着手，把言文脱节、难写难读的文言文，改变为通俗易读“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使文章的形式适应时代的内容，使看书作文成为大众化的行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体现新文化运动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把矛头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阿Q正传》、《故乡》、《药》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当时社会和国民性的病态。鲁迅的杂文象匕首和投抢，一切吃人者、复辟者、虚伪者在他笔下原形毕露。他虽然希望自己的文章随着他所抨击的现象一起“速朽”，然而只要中国的社会中还存在着这些魑魅魍魉，他的文章的价值也将存在着。鲁迅的书会告诉中国的读书人，什么是清醒的良知，什么是深广的忧愤，什么是不屈的骨气。“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国的读书人逐渐分成了三大派，一派是认为西洋书好、中国书不好的“全盘西化派”，认为中国“百不如人”，连月亮也不如美国的圆，所以中国的书只能束之高搁。一派是认为还是中国书最好的“东方文化派”，不仅要用儒学来救中国，而且还要用儒学来治西方的现代病。一派是认为东西方的书都要读的马克思主义派，主张读中国的书要坚持批判继承，读外国的书要坚持批判吸收，读马列的书要与中国实际结合。最后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艰难地完成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任务，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实践、牺牲、奋斗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之体和文化之体。对于这个新“体”前两派好像至今还不予认可，但这是事实，今天的中国人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新的中国之体中，否认这一点好比否认我们生活在空气中一样地不可能。总起来说，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寻求真理、救亡图强成为读书人的主流价值观，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而读书，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许许多多科学家出国学成后回来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效力。自然，也有一些人读书是为了发财升迁，为了当买办当奴才，或者只不过是为了涂金趋时而已，但这些都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三、新中国建立以来：书的价值几经变迁，显示着社会剧变的曲折线索
新中国建立后，一切都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社会。有些书不能再读了，有些书却必须要读，而有些书则成了批判的对象。对传统的古书在严加选择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一般都写有批判性和指导性的前言，虽然批判总是重于继承，但态度是十分认真严谨的。对外国的书是有倾向地翻译传播，苏联老大哥的书最多，穷国弱国的其次，西方列强的书则少见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对年青的一代严格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教育，以培养自己的读书人。也有少数读书人成了巩固新政权的牺牲品，以反面教员的身份而被家喻户晓。对书的总体要求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为现实政治服务。对读书人的总体要求是“又红又专”，不问政治埋头读书被看作是危险的行为。但由于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快就成为一般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因为既比较有用又比较安全。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读书人则永远不正确，始终受批判，极少有人能跟上政治的脚步。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学术思想的环境实在不能算宽松，“双百”方针离实际的贯彻也颇有距离，但如果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考虑到一个破天荒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刚刚诞生，而这个新政权自身缺乏牢固的根基，又处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在习惯势力的拒绝、否定、怀疑之中，所有这一切也就显得自然而又可以理解了。不幸的是建国十七年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书和读书人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文革”是一场泛政治化的运动，政治的价值被畸形抬升而压倒一切，经济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传统的价值以及人自身的价值都被忽略不计，甚至被当作反动和罪恶的标志。而衡量政治价值的惟一标准是“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人们的思想观念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而变得痴迷和疯狂。于是不计其数的书被当作“四旧”和“毒草”焚禁了，许多有本领有学问的读书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倒了，供人读书用的学校被迫停课,买书的书店只有极少的几种书出售。“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论”这样骇人听闻的价值观念，一时间笼罩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上空。十年动乱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出现了读书热、考学热、伤痕热、寻根热、武侠热、下海热、文化热、出国热、信息热等各色各样的热潮，书的价值又大大地升高了，充当着这些潮流的载体、工具和指导。但是当各色各样的“热”汇入到清一色的“功利热”之中以后，当社会和主体的价值观念以横向低层次的多样性消解了纵向追求的多样性的时候，当价值理想物质化以至人们无所敬畏、无所适从的时候，关于书的价值观念又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读书或很少读书，有些人只读专业书或消闲书，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抄书，有些人买书是为了送书，有些人藏书是为了摆书，有些人把公共的书撕下几张来占为己有，有些人把别人写的书当作自己的卖钱，有些书是金子印的，有些书是盗版来的，有些书是诲淫诲盗的，有些书是无中生有的。认认真真地读书、写书、卖书的当然还是多数，然而书是实实在在地被商品化和功利化了，怀着敬重、神圣、虔诚的心态读书、写书的人越来越少。最受打击的当数人文方面的书，大家正在忙着做事赚钱，顾不及思考如何做人，于是教人怎样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文书当然要被冷落在一旁。热门不衰的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书，年复一年地昭示着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家庭观念。有一家書店门口贴着这样一副楹联：“书山寻珍要专志志在进步，学海探骊须潜心心系真理。”这位老板看来颇有点古道热肠，他不仅把书当作商品来卖，而且还坚持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追求真理的武器之类的古训，其心可敬，其志可嘉。我们由此亦可断定，关于书的价值变迁还将持续下去，去寻求一种比较和谐的价值目标和理想。
书是社会和人群价值观念的风向标，书的冷热显示着主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书的价值变迁史就是社会的价值变迁史。要把握社会的脉搏，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观察当时人们关于书的价值观念及其来去起落，因为它体现着一个民族在某个阶段的需要、欲望、理想和追求，至少在有着“耕读传家”和“诗书传家”传统的中国是如此。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