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宽恕被界定为被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它有助于被冒犯者消除愤怒情绪，提升积极的情感体验。本文阐述了宽恕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宽恕的发生受到被冒犯者的人格、社会认知、情感、人际因素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宽恕；影响因素；进展
近年来，积极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应转向人类的积极品质，主张探索人的积极力量和美德，如爱、宽恕、感激、智慧和乐观等，从而帮助人们到达幸福的彼岸。
宽恕（forgiveness）作为一个新兴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宽恕研究与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强调心理疾病和障碍研究不同，更关注人的正性、积极和健康的心理方面［1］。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宽恕有助于受害者消除愤怒、减轻痛苦，维护身心健康［2］。临床心理学家已出版了不少个案研究，表明宽恕的干预在临床上是很有助益的——它能有效地解决人们的抑郁、自责、后悔、内疚、愤怒等情绪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人格障碍、酗酒者家庭、婚姻关系破裂等问题，甚至减轻癌症患者的心理压力［3］。
一、宽恕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对宽恕（forgiveness）特别是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的关注古已有之，宽恕中涉及道德和宗教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将道德和宗教的宽恕、日常生活中的宽恕加以区分。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来说，宽恕被看成是自己所必须遵从的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缺乏宽恕就意味着违背宗教教义或道德的缺失［4］。宗教和道德意义上的宽恕往往是从仁爱的角度出发，不计较冒犯者对自己做出的伤害行为，仁慈地原谅冒犯者。这部分情况下，当人们在谈论宽恕时，他们往往指的是与冒犯者和解或重建关
系［5］。
东西方文化都强调宽恕，但是宽恕的内涵在这两种文化中稍有不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侧重于从修身的角度看待宽恕，即宽恕可以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而西方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则强调宽恕是爱，即基于对他人的关爱而宽恕。
20世纪末，宽恕开始走进心理学家们的视野，但心理学家对宽恕的理解是有限制和具体的［6］，对宽恕的理解至今没能达成一致。
Enright认为宽恕是受害者在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后，其对侵犯者的负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消失，并出现正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过程［7］。Worthington和Berry等人认为宽恕是从自我中心的，消极的情绪到以他人为中心的积极情绪的转变过程［8］，以及Zechmeister等人认为宽恕是从只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的情绪转化过程［9］。这一定义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宽恕的第一次正式定义，将宽怒归属于一种心理过程而非心理状态，强调情绪及认知转变作为宽恕的核心［10］。
有些学者则看到了宽恕在帮助当事双方修复破损的关系上的作用。认为，宽恕有助于受害者对冒犯者真诚地无条件地接纳，进而促使双方关系得以恢复［11］。
McCullough等人则以共情、利他和迁就理论为基础，认为宽恕是促使受害者对冒犯者产生共情的一系列动机变化过程，该过程降低了受害者报复和回避的动机，增强了受害者对侵犯者的仁爱动机，并促使受害者与侵犯者和解，他们同时指出宽恕并不是动机，而是亲社会动机的变化过程［12］。目前心理学界也普遍肯定McCullough等人的观点，认为宽恕的核心概念是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冒犯行为产生之后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过程。
二、宽恕的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对宽恕的影响因素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处仅从被冒犯者自身的人格、社会认知、情感、人际因素及其他因素5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宽恕的因素。
人格因素：
近期的一些研究指出，宽恕倾向与大五人格中的两个因素有高相关：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同时自尊与宽恕倾向也存在联系，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宽恕倾向与宗教性和精神性存在相关。
Brown在一项为探讨自编的宽恕倾向问卷（Tendency to Forgive，TTF）的聚敛效度与区分效度的研究中检验过宽恕倾向与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Inventory，BFI）的各维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宽恕倾向与宜人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与外倾性无显著相关。McCullough等的研究也发现大五模型中的宜人性能直接影响宽恕中的报复、回避和仁慈动机，而神经质则只能通过受害者对侵犯的严重程度的认知间接影响回避和仁慈动机［13］。
我国学者考查大学生宽恕性与大七人格维度之间的关系。选取335名大学生，对宽恕性特质问卷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进行评定，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善良、情绪性以及外向性四个人格维度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宽恕性水平［14］。
Eaton等人研究表明冒犯行为首先伤害个体的自我防御系统，所以个体的自尊敏感性、
自恋程度以及对稳定关系的需求度等影响宽恕过程，自我评价低及自尊敏感个体更加不易产生宽恕［15］。
近期一些研究提出了与宽恕性格倾向可能与宗教性或精神性相关，McCullough和Worthington对七个研究结果作的综述指出：认为自己有高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人往往比认为自己有低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人更倾向于高度评价宽恕，并认为自己更容易宽恕别
人［13］。在宗教与非宗教研究的宽恕的加工模型、认知发展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较大差异。因而，在真实生活中，很可能宗教性和精神性高的人并不比宗教性和精神性低的人更容易宽恕，而仅仅是他们相信（或期望）自己更容易宽恕。关于宗教性和精神性与宽恕的联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认知因素：
社会认知因素是指被侵犯者对侵犯行为和侵犯者的认知。受害者对自身责任的觉察、对侵犯者动机的归因、以及对侵犯事件后果的评价等都会影响受害者的宽恕水平。受害者对事件发生的可避免性的认识不同，宽恕水平也不同。受害者对侵犯动机的推测对宽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责任归因是指受害者对侵犯产生的原因解释。 Fincham等的研究发现责任归因既可以直接影响宽恕也可以经由情境性共情和负面情绪反应而间接影响宽恕，他在对夫妻的研究中发现，倾向于宽恕配偶的人，对于配偶的不良行为，往往对他们（配偶）作出较少的责任归因［16］。McCullough发现高共情者把责任归于自己，并较容易体验到宽恕。也有研究发现对侵犯的思虑会直接影响宽恕［17］，这可能是因为对侵犯的回忆和思虑会使人对侵犯产生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和或寻求报复的动机。
情感因素：
共情是影响宽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宽恕，而且是很多影响宽恕的因素的中介变量。共情是指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当前情绪体验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对助人等许多利他行为有促进作用。McCullough等人发现，犯错者的道歉对受害者宽恕的可能性的影响几乎完全由道歉对受害者向犯错者共情的影响所引起。当冒犯者道歉时，他们含蓄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易犯错误性和脆弱性，使受冒犯者容易产生共情，因而驱使他们宽恕犯错者［17］。
Zechmeister等用叙事法做的研究发现高特质共情的受害者会对侵犯做好的归因和描述，产生情境性共情会使受害者宽恕侵犯者；侵犯者对受害者的共情则可能会导致侵犯者无法宽恕他/她自己的侵犯行为［9］。
4、人际因素
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承担义务的人际关系中的一方会更愿意宽恕对方。 McCullough等的研究发现被描述为满意且承担义务的夫妻关系与宽恕呈显著正相关［18］。这种人际关系对宽恕的影响，可以通过思虑和共情间接影响宽恕，还可以先通过道歉通过共情影响宽恕。
Finkel等对人际关系中的承担义务关系与宽恕做过研究，结果发现承担义务关系中的维持关系的意图而不是长期定向和心理依恋与宽恕有密切的联系［19］。亲密人际关系中的一方较愿意宽恕对方可能是由于这种关定为较低时，人们更易于宽怒。与宽恕相关的，还有冒犯事件发生后的来自亲人的压力、来自权威理论的压力及时间系把受害者和侵犯者的某些利益融合在一起了，从而驱使受害者通过忽略伤害以最大可能来维持此种关系，促使受害者较愿意宽恕对方，并且提出了对事件的解释这一认知因素是两者关系的中介。
5、其他因素
其他影响宽恕的因素包括冒犯事件的的严重性，伤害的疏忽程度，Boon与Sulsky指出冒犯伤害的严重性较低的情境相对于严重性高的情境，被冒犯者更易于产生宽恕。
［参考文献］
［1］Diener，E.，Lucas，R.，&Oishi，S.，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R.Snyder&S.J. Lopez（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463-473.
［2］ Bono，G.，&McCullough，M.E.（2006）.Positive responses to benefit and harm： bring forgiveness and gratitude into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2），147–158.
［3］Denton R T，Martin，M W. Defining forgiveness：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process and ro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1998，26（4）：281～292
［4］Wade，N.G.，Johnson，C.V.，&Meyer，J.E.（2008）.Understanding concerns about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forgiven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Training，45，88–102.
［5］Kearns，J.N.，&Fincham，F.D.（2004）.A prototype analysis of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0，838–855.
［6］Macaskill A .Defining Forgiveness：Christina Clegry and General Population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5，73（5）：1237-1266
［7］Enright R D，the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forgiveness［J］.In：Kurtines W，Gerwitz J（Eds.）.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999，（3）：123-152.
［8］Worthington EL，Sehere M. Forgiveness as an emotion focused coping strategy that can reduce health risks and promote health resilience： Theory review and hypotheses ［J］.Psychology andHealth，2004，19：385-405 ［9］Zechmeister J S，Romero C.Victim and offender account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of unforgiveness and forg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4，82（4）：675～686
［10］马洁，郑全全，由三个宽恕模型看宽恕研究新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10，18（5）：734–740
［11］罗春明，黄希庭，宽恕的心理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08-915，
［12］McCullough M E，Worthington E L，& Rachal K C.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3：321-336.
［13］McCullough M E，& Worthington E L. Religion and the forgiving personal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2，67：1141-1164.
［14］张登浩，罗琴，宽恕性与“大七”人格维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1）：100-102
［15］Eaton，J.，Struthers，C.W.，&Santelli，A.G.（2006）.Dispositional and state forgivenes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need for structure， and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41，371–380.
［16］Fincham F D，Paleari F G，Regalia C .Forgiveness in marriage：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ttribution， and empathy. Personal Relationships，2002，9：27～37
［17］McCullough M E，Fincham F D，Tsang J. Forgiveness， forbearance， and time： The temporal unfolding of 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4（3）：540～557
［18］McCullough，M.E.，Root，L.M.，&Cohen，A.D.（2006）.Writing about the benefits of interpersonal transgression facilitates forgiven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74（5），887–897.
［19］Finkel E J，Rusbult C E，Kumashiro M，Hannon P A. Dealing with betrayal in close relationships： does commitment promote forg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6）：956～974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关键词：宽恕；影响因素；进展
近年来，积极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应转向人类的积极品质，主张探索人的积极力量和美德，如爱、宽恕、感激、智慧和乐观等，从而帮助人们到达幸福的彼岸。
宽恕（forgiveness）作为一个新兴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宽恕研究与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强调心理疾病和障碍研究不同，更关注人的正性、积极和健康的心理方面［1］。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宽恕有助于受害者消除愤怒、减轻痛苦，维护身心健康［2］。临床心理学家已出版了不少个案研究，表明宽恕的干预在临床上是很有助益的——它能有效地解决人们的抑郁、自责、后悔、内疚、愤怒等情绪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人格障碍、酗酒者家庭、婚姻关系破裂等问题，甚至减轻癌症患者的心理压力［3］。
一、宽恕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对宽恕（forgiveness）特别是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的关注古已有之，宽恕中涉及道德和宗教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将道德和宗教的宽恕、日常生活中的宽恕加以区分。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来说，宽恕被看成是自己所必须遵从的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缺乏宽恕就意味着违背宗教教义或道德的缺失［4］。宗教和道德意义上的宽恕往往是从仁爱的角度出发，不计较冒犯者对自己做出的伤害行为，仁慈地原谅冒犯者。这部分情况下，当人们在谈论宽恕时，他们往往指的是与冒犯者和解或重建关
系［5］。
东西方文化都强调宽恕，但是宽恕的内涵在这两种文化中稍有不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侧重于从修身的角度看待宽恕，即宽恕可以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而西方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则强调宽恕是爱，即基于对他人的关爱而宽恕。
20世纪末，宽恕开始走进心理学家们的视野，但心理学家对宽恕的理解是有限制和具体的［6］，对宽恕的理解至今没能达成一致。
Enright认为宽恕是受害者在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后，其对侵犯者的负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消失，并出现正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过程［7］。Worthington和Berry等人认为宽恕是从自我中心的，消极的情绪到以他人为中心的积极情绪的转变过程［8］，以及Zechmeister等人认为宽恕是从只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的情绪转化过程［9］。这一定义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宽恕的第一次正式定义，将宽怒归属于一种心理过程而非心理状态，强调情绪及认知转变作为宽恕的核心［10］。
有些学者则看到了宽恕在帮助当事双方修复破损的关系上的作用。认为，宽恕有助于受害者对冒犯者真诚地无条件地接纳，进而促使双方关系得以恢复［11］。
McCullough等人则以共情、利他和迁就理论为基础，认为宽恕是促使受害者对冒犯者产生共情的一系列动机变化过程，该过程降低了受害者报复和回避的动机，增强了受害者对侵犯者的仁爱动机，并促使受害者与侵犯者和解，他们同时指出宽恕并不是动机，而是亲社会动机的变化过程［12］。目前心理学界也普遍肯定McCullough等人的观点，认为宽恕的核心概念是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冒犯行为产生之后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过程。
二、宽恕的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对宽恕的影响因素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处仅从被冒犯者自身的人格、社会认知、情感、人际因素及其他因素5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宽恕的因素。
人格因素：
近期的一些研究指出，宽恕倾向与大五人格中的两个因素有高相关：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同时自尊与宽恕倾向也存在联系，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宽恕倾向与宗教性和精神性存在相关。
Brown在一项为探讨自编的宽恕倾向问卷（Tendency to Forgive，TTF）的聚敛效度与区分效度的研究中检验过宽恕倾向与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Inventory，BFI）的各维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宽恕倾向与宜人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与外倾性无显著相关。McCullough等的研究也发现大五模型中的宜人性能直接影响宽恕中的报复、回避和仁慈动机，而神经质则只能通过受害者对侵犯的严重程度的认知间接影响回避和仁慈动机［13］。
我国学者考查大学生宽恕性与大七人格维度之间的关系。选取335名大学生，对宽恕性特质问卷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进行评定，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善良、情绪性以及外向性四个人格维度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宽恕性水平［14］。
Eaton等人研究表明冒犯行为首先伤害个体的自我防御系统，所以个体的自尊敏感性、
自恋程度以及对稳定关系的需求度等影响宽恕过程，自我评价低及自尊敏感个体更加不易产生宽恕［15］。
近期一些研究提出了与宽恕性格倾向可能与宗教性或精神性相关，McCullough和Worthington对七个研究结果作的综述指出：认为自己有高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人往往比认为自己有低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人更倾向于高度评价宽恕，并认为自己更容易宽恕别
人［13］。在宗教与非宗教研究的宽恕的加工模型、认知发展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较大差异。因而，在真实生活中，很可能宗教性和精神性高的人并不比宗教性和精神性低的人更容易宽恕，而仅仅是他们相信（或期望）自己更容易宽恕。关于宗教性和精神性与宽恕的联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认知因素：
社会认知因素是指被侵犯者对侵犯行为和侵犯者的认知。受害者对自身责任的觉察、对侵犯者动机的归因、以及对侵犯事件后果的评价等都会影响受害者的宽恕水平。受害者对事件发生的可避免性的认识不同，宽恕水平也不同。受害者对侵犯动机的推测对宽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责任归因是指受害者对侵犯产生的原因解释。 Fincham等的研究发现责任归因既可以直接影响宽恕也可以经由情境性共情和负面情绪反应而间接影响宽恕，他在对夫妻的研究中发现，倾向于宽恕配偶的人，对于配偶的不良行为，往往对他们（配偶）作出较少的责任归因［16］。McCullough发现高共情者把责任归于自己，并较容易体验到宽恕。也有研究发现对侵犯的思虑会直接影响宽恕［17］，这可能是因为对侵犯的回忆和思虑会使人对侵犯产生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和或寻求报复的动机。
情感因素：
共情是影响宽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宽恕，而且是很多影响宽恕的因素的中介变量。共情是指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当前情绪体验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对助人等许多利他行为有促进作用。McCullough等人发现，犯错者的道歉对受害者宽恕的可能性的影响几乎完全由道歉对受害者向犯错者共情的影响所引起。当冒犯者道歉时，他们含蓄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易犯错误性和脆弱性，使受冒犯者容易产生共情，因而驱使他们宽恕犯错者［17］。
Zechmeister等用叙事法做的研究发现高特质共情的受害者会对侵犯做好的归因和描述，产生情境性共情会使受害者宽恕侵犯者；侵犯者对受害者的共情则可能会导致侵犯者无法宽恕他/她自己的侵犯行为［9］。
4、人际因素
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承担义务的人际关系中的一方会更愿意宽恕对方。 McCullough等的研究发现被描述为满意且承担义务的夫妻关系与宽恕呈显著正相关［18］。这种人际关系对宽恕的影响，可以通过思虑和共情间接影响宽恕，还可以先通过道歉通过共情影响宽恕。
Finkel等对人际关系中的承担义务关系与宽恕做过研究，结果发现承担义务关系中的维持关系的意图而不是长期定向和心理依恋与宽恕有密切的联系［19］。亲密人际关系中的一方较愿意宽恕对方可能是由于这种关定为较低时，人们更易于宽怒。与宽恕相关的，还有冒犯事件发生后的来自亲人的压力、来自权威理论的压力及时间系把受害者和侵犯者的某些利益融合在一起了，从而驱使受害者通过忽略伤害以最大可能来维持此种关系，促使受害者较愿意宽恕对方，并且提出了对事件的解释这一认知因素是两者关系的中介。
5、其他因素
其他影响宽恕的因素包括冒犯事件的的严重性，伤害的疏忽程度，Boon与Sulsky指出冒犯伤害的严重性较低的情境相对于严重性高的情境，被冒犯者更易于产生宽恕。
［参考文献］
［1］Diener，E.，Lucas，R.，&Oishi，S.，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R.Snyder&S.J. Lopez（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463-473.
［2］ Bono，G.，&McCullough，M.E.（2006）.Positive responses to benefit and harm： bring forgiveness and gratitude into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2），147–158.
［3］Denton R T，Martin，M W. Defining forgiveness：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process and ro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1998，26（4）：281～292
［4］Wade，N.G.，Johnson，C.V.，&Meyer，J.E.（2008）.Understanding concerns about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forgiven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Training，45，88–102.
［5］Kearns，J.N.，&Fincham，F.D.（2004）.A prototype analysis of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0，838–855.
［6］Macaskill A .Defining Forgiveness：Christina Clegry and General Population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5，73（5）：1237-1266
［7］Enright R D，the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forgiveness［J］.In：Kurtines W，Gerwitz J（Eds.）.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999，（3）：123-152.
［8］Worthington EL，Sehere M. Forgiveness as an emotion focused coping strategy that can reduce health risks and promote health resilience： Theory review and hypotheses ［J］.Psychology andHealth，2004，19：385-405 ［9］Zechmeister J S，Romero C.Victim and offender account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of unforgiveness and forg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4，82（4）：675～686
［10］马洁，郑全全，由三个宽恕模型看宽恕研究新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10，18（5）：734–740
［11］罗春明，黄希庭，宽恕的心理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08-915，
［12］McCullough M E，Worthington E L，& Rachal K C.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3：321-336.
［13］McCullough M E，& Worthington E L. Religion and the forgiving personal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2，67：1141-1164.
［14］张登浩，罗琴，宽恕性与“大七”人格维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1）：100-102
［15］Eaton，J.，Struthers，C.W.，&Santelli，A.G.（2006）.Dispositional and state forgivenes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need for structure， and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41，371–380.
［16］Fincham F D，Paleari F G，Regalia C .Forgiveness in marriage：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ttribution， and empathy. Personal Relationships，2002，9：27～37
［17］McCullough M E，Fincham F D，Tsang J. Forgiveness， forbearance， and time： The temporal unfolding of 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4（3）：540～557
［18］McCullough，M.E.，Root，L.M.，&Cohen，A.D.（2006）.Writing about the benefits of interpersonal transgression facilitates forgiven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74（5），887–897.
［19］Finkel E J，Rusbult C E，Kumashiro M，Hannon P A. Dealing with betrayal in close relationships： does commitment promote forg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6）：956～974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