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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空城计”的由来及完善
刘晓霞
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计”，无疑是《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因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怀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因此化险为夷。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评。
作者：成都理工大学德阳分校讲师
“子午谷奇谋”纵横探
李殿元
在探讨诸葛亮北伐为何未能成功时，许多人都会惋惜他未能使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那么，“子午谷奇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有这么一段资料：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这段资料下作了详细引注：
《魏略》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日：“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成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这便是关于著名的“子午谷奇谋”的全部记载资料。
一、“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可信吗?
关于“子午谷奇谋”的记载，以《魏略》最为详尽。但是，《魏略》这部书，却是在魏晋之际，由魏郎中鱼豢秉承统治中原的司马氏集团旨意而著述史事的(类似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王沈的《魏书》等)。在他们所保存或加工过的中原传说里，诸葛亮是受到了严重的诬罔和歪曲的。
诸葛亮在世时，“声烈震于遐迩”[1]，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地区的人民对他深切怀念，形成了许多故事传说。陈寿在诸葛亮去世40年后的《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2]。表明这些传说都是 歌颂性的。而在司马氏集团统治的中原地区，则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利用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来笼络蜀人；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宣传上，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魏略》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魏略》中，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以游说而求进身的策士，他自行往樊城求见刘备。[3]故事十分荒诞，毫无史实根据，所以裴松之驳斥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魏略》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异闻，都经不住史实考证。如说：刘备败于小沛，其子刘禅失散窜入汉中，卖为刘括养子，娶妇生子，后来简舍人使汉中，刘禅往见，遂由张鲁送诣益州，立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4]这哪里是事实呢!不过是贬诬刘禅卑贱而以炫耀魏晋之主，描写后主甘作傀儡而诸葛亮则为独揽朝政的专制权臣。
关于诸葛亮针对魏国的北伐，魏人当然是不愉快的，所幸诸葛亮没有成功，这就为他们嘲讽诸葛亮提供了可能。《魏略》就讥斥诸葛亮的北伐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5]。 那么，这种“史书”所记的“子午谷奇谋”又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记载：“初，太祖(曹操)以女妻(夏侯)术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也说：“林字子林，悖中子也。文帝(曹丕)少与桶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与曹操之子曹丕一并长大，又为曹操女婿的夏侯楙，到曹操孙子曹叡为帝时，还能说是“少”吗!何况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上《出师表》后，即率军北驻汉中，又怎会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让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呢!即使有此会，魏延有此议，必然也是军事机密，又怎会泄露于外人知之呢!
虽然《三国志》魏延本传记载有魏延请兵与诸葛亮会于潼关之事，但这是“每随亮出”，即经常提出的建议，并不明确表示为“子午谷奇谋”。倘若没有注引《魏略》的资料，是不会将其理解为“子午谷奇谋”的。因此，《魏略》的记载是孤证，不足以证明有“子午谷奇谋”；加之《魏略》关于蜀汉的记载多不可信，“子午谷奇谋”的历史真实性也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二、“子午谷奇谋"是如何产生的?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公推由蜀入晋的史学家陈寿的评论较为公允。他既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同时又公正地指出其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陈寿经过广泛搜集和系统研究诸葛亮著作及有关资料后，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又说：“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军政才能长短得失的权衡结果是：政治优于军事；而在军事上也不是无所可取，只不过是用谋打仗不如军务管理与建设。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可谓历史之公论。
以所取得的业绩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何况诸葛亮所主持的军事活动又主要是针对魏国的，而且是长期与被尊为晋宣王的司马懿相对峙。由魏入晋又征服了蜀汉的晋朝包括陈寿在内的史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必然有所忌讳，不能贬低司马氏，不能过分宣扬诸葛亮，甚至有意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贬低，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书籍的特点。
秉承司马氏旨意著述史书，对诸葛亮进行严重诬罔和歪曲的史书，除鱼豢的《魏略》外，突出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和王沈的《魏书》。王沈在《魏书》中，写诸葛亮之死：“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6]裴松之在引注后就指出，所谓军败欧血而死之说，完全是“因亮自亡而自夸大”的“虚记”。当时，诸葛亮在渭滨，司马懿“蹑迹”，胜败未定；又诸葛亮亦非入谷而卒，乃是蜀人入谷发其丧。裴松之因此说：“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可见，魏人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伺等地不可信。
《魏略》之所以要记载下“子午谷奇谋”这条虚有的资料，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宣传上去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看，诸葛亮的北伐，本来就是以小国之弱兵而征大国强兵，取胜的惟一可能就是“子午谷奇谋”，可是“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呢?他因为“怯”，所以认为此计“悬危”，不敢采纳，坚持从坦道渐进的方式。他的军事活动当然也就只有以失败告终了。
可以肯定，类似“子午谷奇谋”这样贬低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传说，在魏国一定还有，不然，被称为“良史”的陈寿也不会在《三国志》中写下魏延欲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的记载。只是，陈寿的记载并非特指“子午谷奇谋”，而是魏延多次建议分兵合围；而经裴松之加注《魏略》的资料后，就必然理解为对“子午谷奇谋”的特指了。
三、“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即使“子午谷奇谋”真如《魏略》所记载的那样，倘若诸葛亮采纳了，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呢?尤其是由于诸葛亮的北伐毕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后世许多为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惋惜者，更容易感叹诸葛亮为何不试此“奇谋”。
但是，诸葛亮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并非陈寿所说的“奇谋为短”，也不是魏延所说的“怯”，而是认为此计太“悬危”，这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就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打乱了诸葛亮在上庸开辟伐魏东线战线，两路出兵征魏的计划。首次北伐，又因违众错用马谡而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前锋，导致初出祁山的严重失败。诸葛亮本是刘备在政治上的“股肱”，没有指挥过大战，况且又有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必然使他在军事指挥上格外谨慎而考虑再三。
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正因为此，所以司马懿观诸葛亮营垒后，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也”。[7]从蜀汉的实际国力与军力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强大的魏国的军事力量。倘若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后世责难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者，多以为—个军事家不能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进攻，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就可以一试锋芒了。这个道理用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身上，是不起作用的。蜀汉国小民少，兵员不多，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更何况诸葛亮“约己爱民”，对士兵也极其爱惜。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还蜀，来向诸葛亮祝贺时，诸葛亮就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8]由此可见，诸葛亮用兵岂能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品?惜兵慎战，这应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也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邰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9]，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备；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大约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注释：
[1]西晋张辅：《名士优劣论》，《艺文类聚》卷二十二。
[2][3][6][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
[4][9]《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5]《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
[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刘晓霞
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计”，无疑是《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因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怀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因此化险为夷。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评。
作者：成都理工大学德阳分校讲师
“子午谷奇谋”纵横探
李殿元
在探讨诸葛亮北伐为何未能成功时，许多人都会惋惜他未能使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那么，“子午谷奇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有这么一段资料：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这段资料下作了详细引注：
《魏略》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日：“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成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这便是关于著名的“子午谷奇谋”的全部记载资料。
一、“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可信吗?
关于“子午谷奇谋”的记载，以《魏略》最为详尽。但是，《魏略》这部书，却是在魏晋之际，由魏郎中鱼豢秉承统治中原的司马氏集团旨意而著述史事的(类似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王沈的《魏书》等)。在他们所保存或加工过的中原传说里，诸葛亮是受到了严重的诬罔和歪曲的。
诸葛亮在世时，“声烈震于遐迩”[1]，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地区的人民对他深切怀念，形成了许多故事传说。陈寿在诸葛亮去世40年后的《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2]。表明这些传说都是 歌颂性的。而在司马氏集团统治的中原地区，则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利用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来笼络蜀人；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宣传上，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魏略》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魏略》中，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以游说而求进身的策士，他自行往樊城求见刘备。[3]故事十分荒诞，毫无史实根据，所以裴松之驳斥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魏略》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异闻，都经不住史实考证。如说：刘备败于小沛，其子刘禅失散窜入汉中，卖为刘括养子，娶妇生子，后来简舍人使汉中，刘禅往见，遂由张鲁送诣益州，立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4]这哪里是事实呢!不过是贬诬刘禅卑贱而以炫耀魏晋之主，描写后主甘作傀儡而诸葛亮则为独揽朝政的专制权臣。
关于诸葛亮针对魏国的北伐，魏人当然是不愉快的，所幸诸葛亮没有成功，这就为他们嘲讽诸葛亮提供了可能。《魏略》就讥斥诸葛亮的北伐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5]。 那么，这种“史书”所记的“子午谷奇谋”又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记载：“初，太祖(曹操)以女妻(夏侯)术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也说：“林字子林，悖中子也。文帝(曹丕)少与桶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与曹操之子曹丕一并长大，又为曹操女婿的夏侯楙，到曹操孙子曹叡为帝时，还能说是“少”吗!何况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上《出师表》后，即率军北驻汉中，又怎会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让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呢!即使有此会，魏延有此议，必然也是军事机密，又怎会泄露于外人知之呢!
虽然《三国志》魏延本传记载有魏延请兵与诸葛亮会于潼关之事，但这是“每随亮出”，即经常提出的建议，并不明确表示为“子午谷奇谋”。倘若没有注引《魏略》的资料，是不会将其理解为“子午谷奇谋”的。因此，《魏略》的记载是孤证，不足以证明有“子午谷奇谋”；加之《魏略》关于蜀汉的记载多不可信，“子午谷奇谋”的历史真实性也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二、“子午谷奇谋"是如何产生的?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公推由蜀入晋的史学家陈寿的评论较为公允。他既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同时又公正地指出其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陈寿经过广泛搜集和系统研究诸葛亮著作及有关资料后，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又说：“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军政才能长短得失的权衡结果是：政治优于军事；而在军事上也不是无所可取，只不过是用谋打仗不如军务管理与建设。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可谓历史之公论。
以所取得的业绩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何况诸葛亮所主持的军事活动又主要是针对魏国的，而且是长期与被尊为晋宣王的司马懿相对峙。由魏入晋又征服了蜀汉的晋朝包括陈寿在内的史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必然有所忌讳，不能贬低司马氏，不能过分宣扬诸葛亮，甚至有意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贬低，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书籍的特点。
秉承司马氏旨意著述史书，对诸葛亮进行严重诬罔和歪曲的史书，除鱼豢的《魏略》外，突出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和王沈的《魏书》。王沈在《魏书》中，写诸葛亮之死：“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6]裴松之在引注后就指出，所谓军败欧血而死之说，完全是“因亮自亡而自夸大”的“虚记”。当时，诸葛亮在渭滨，司马懿“蹑迹”，胜败未定；又诸葛亮亦非入谷而卒，乃是蜀人入谷发其丧。裴松之因此说：“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可见，魏人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伺等地不可信。
《魏略》之所以要记载下“子午谷奇谋”这条虚有的资料，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宣传上去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看，诸葛亮的北伐，本来就是以小国之弱兵而征大国强兵，取胜的惟一可能就是“子午谷奇谋”，可是“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呢?他因为“怯”，所以认为此计“悬危”，不敢采纳，坚持从坦道渐进的方式。他的军事活动当然也就只有以失败告终了。
可以肯定，类似“子午谷奇谋”这样贬低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传说，在魏国一定还有，不然，被称为“良史”的陈寿也不会在《三国志》中写下魏延欲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的记载。只是，陈寿的记载并非特指“子午谷奇谋”，而是魏延多次建议分兵合围；而经裴松之加注《魏略》的资料后，就必然理解为对“子午谷奇谋”的特指了。
三、“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即使“子午谷奇谋”真如《魏略》所记载的那样，倘若诸葛亮采纳了，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呢?尤其是由于诸葛亮的北伐毕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后世许多为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惋惜者，更容易感叹诸葛亮为何不试此“奇谋”。
但是，诸葛亮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并非陈寿所说的“奇谋为短”，也不是魏延所说的“怯”，而是认为此计太“悬危”，这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就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打乱了诸葛亮在上庸开辟伐魏东线战线，两路出兵征魏的计划。首次北伐，又因违众错用马谡而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前锋，导致初出祁山的严重失败。诸葛亮本是刘备在政治上的“股肱”，没有指挥过大战，况且又有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必然使他在军事指挥上格外谨慎而考虑再三。
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正因为此，所以司马懿观诸葛亮营垒后，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也”。[7]从蜀汉的实际国力与军力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强大的魏国的军事力量。倘若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后世责难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者，多以为—个军事家不能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进攻，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就可以一试锋芒了。这个道理用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身上，是不起作用的。蜀汉国小民少，兵员不多，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更何况诸葛亮“约己爱民”，对士兵也极其爱惜。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还蜀，来向诸葛亮祝贺时，诸葛亮就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8]由此可见，诸葛亮用兵岂能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品?惜兵慎战，这应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也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邰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9]，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备；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大约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注释：
[1]西晋张辅：《名士优劣论》，《艺文类聚》卷二十二。
[2][3][6][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
[4][9]《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5]《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
[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