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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幾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62岁的金锦寿有着190cm的个头，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步行街上像一根瘦长的竹竿。2014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宣布“犯罪嫌疑人金锦寿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之前，他是一名已经逃亡海外5333天的通缉犯。在一封日期显示为2013年11月28日的通缉令上，金锦寿一米九的身高被描述为“中等体型”。
作为温州第一批投入市场经济热潮的商人，金锦寿很早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他曾创立温州双鲸箱包公司，1997年又和温州顺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龙湾顺生箱包厂。根据当时温州市审计事务所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该箱包厂的评估值为三百六十多万元。
2000年3月27日，金锦寿与妻子带着申请签证必须的公安局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前往意大利客户处考察。4月2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安区分局签署特大经济案件立案报告表，称金锦寿利用职务之便向银行贷款90万后，携带其中的40万潜逃出国。
金锦寿得知被国内警方通缉，担心自己的安全，迟迟不敢回国。
他从意大利辗转到西班牙，并利用西班牙“大赦”的机会取得了合法居留权。
在马德里的15年，他利用仅剩的3000美元和“温州商人”的头脑，再次建构起自己的生意网络。他化名金树，当上马德里温州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金锦寿藏身西班牙，几乎断了与国内的联系。曾经估值三百多万的经营性资产以188万的价格被拍卖。
他的人生因一纸通缉令而改变，也因一纸撤销令而改变。
2014年7月22日，中国公安部部署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当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撤销了金锦寿职务侵占案，办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认为，金锦寿案系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归民事法律调整，不应纳入刑事法律范畴，所谓的“携款”、“潜逃”均证据不足，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其有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因此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2月19日，金锦寿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入境。几天以后，《温州都市报》以“海外躲藏十五年终自首”这样的标题报道了“金某”的回国。
这三年多，金锦寿将西班牙的生意交给了妻儿，自己留在国内申请国家赔偿。
2016年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公安局并未有实际羁押为由驳回了金锦寿的申诉。2017年9月15日，金锦寿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赔偿，截至2018年1月25日尚未有回复。
他从借住的岳父岳母家搬出，目前独居于五马步行街附近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公寓。房间朴素，除一张两米宽的大床，摆不下多余的家具。外出时，金锦寿依然对时尚，一身皮衣皮裤，高帮皮鞋上沿都镶着金色金属。他也努力重建五湖四海的社交，中年政府官员、青年酒店厨师，都能聚在一起吃饭。他的钱包里依然有少量的欧元，他还是更习惯说“到中国去”。
对金锦寿的采访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温州市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另一次是在他租住的公寓内。关于这个15年的流亡故事，他有自己的版本。以下为金锦寿自述。
2000年以前，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好的，就是做企业，然后一直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我一直领先别人。1980年代初我在国有企业人事科工作，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下海时，我就下海了。当时箱包生意做得很好，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品牌甚至成为过组委会指定产品。
后来我就开始做出口生意。1999年7月，意大利华人客户说现在那里流行化妆箱，我就去了一趟欧洲。考察回来后我开始做这个产品，以牛皮、猪皮为材料，外面再用中国古典的花布包起来，出口到国外一个能卖22美金。那时候经常供不应求，光化妆箱一个品类，我一个月就能卖一千两百多只。
2000年3月，我就想去意大利再买一些好看的样品，工厂生产后能送到广交会上给其他客户看。那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几万去广交会的，但我不同，我很注重市场。所以3月底，我和爱人每人带了2000美元，又去意大利米兰拜访客户，看看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关系。之后没多久，厂里就经常来警察。我当时没考虑别的情况，就想要不早点回去。到4月底，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朋友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是通缉犯，现在要通缉你了！”
我觉得通缉犯是仅次于杀人犯的罪名，吓得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当时法律又不健全，我特大刑事犯罪的罪名，抓住被枪毙了怎么办？我觉得大难临头，要崩溃了。那天我就和爱人说：“现在咱们可能回不了国了。”我爱人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我父亲1976年去世，母亲1997年去世，但她父母都还健在。儿子也在国内。其实理智想想，我企业经营得好好的，儿子还在国内读高中，怎么会为了四十万潜逃呢？
到了第三天，我和一个朋友的朋友吃饭，正好有一个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在，我就问：“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个身份，来去方便一些。”后来我们就去警察局问情况，其实我心里怕死了，这是在自找麻烦啊，万一护照一扫，就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幸好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对方还告诉我，现在西班牙在大赦，提供护照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能办身份。于是5月4日，我就从米兰坐火车去了巴塞罗那。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对策。你的国家想通缉你，你还有什么力量去想对策？
到巴塞罗那的第一站，我们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第一晚我爱人洗碗时还看见了米、油、盐，第二天早上起来想煮粥，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就明白这是赶客，亲戚怕我们滞留在那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外面租房子了。
我那时候好像得了神经病一样，不敢在路上走，怕遇到中国人，怕被中国人认出来我是通缉犯，所以到商场买东西都叫爱人去。我在家窝了三个月，眼泪没少流。后来钱快没了，我就叫爱人去卖鞋。她一个月赚三千多人民币，扣掉房租，吃穿用度省一点，勉强维持生活。 后來西班牙居留申请递上去，我就收到了一张回执。在街上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给他看那张回执基本上就不会被遣送回国，我胆子慢慢就大起来了。我在一个办身份的律师楼里认识了一个跑政府关系的外国朋友，一开始她很好奇：“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跑来欧洲？”她怀疑我护照是假的，就偷偷拿到巴塞罗那领事馆去问，结果查出来护照没问题。我是后来看见护照里夹着领事馆的资料才发现的。她的行为反而让我心安了很多，这说明我在外国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和爱人在她家借居了八九个月，开始去外国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
我认命了，打算就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了。
我出国的时候，儿子才18岁，还在读高中。以前家里条件好，突然之间父亲变成了通缉犯，家里的财产都没了，他受的打击很大。周围肯定有很多人说他是逃犯的儿子，所以没几个月他就辍学去肯德基打工了。
2001年5月份，我胆子大了一些，就让我爱人通过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出了第一个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买了一张电话卡，我爱人没说几句话我就在旁边提醒她不要多说。我怕电话太长会被国内追踪到。当时主要是想让我儿子把护照材料弄出来，所以还是得谨慎一些。八九个月后，我们一家在巴塞罗那团聚，没多久又搬到马德里。
因为我很懂箱包批发，所以就帮一个私企华人老板做管理。做了五个月，就出来想自己做事。当时中国贸易不能做，中国电话不能打，我就想能做什么呢？
我观察到华人圈子这么大，连个通讯录都没有，就开始做电话本。那时候我没有交通工具，就靠走路挨家挨户地找中国人要名字和电话号码。有一天晚上鞋一脱，脚底有20个泡，挑完第二天照样走。我当时主要是靠卖封面和内页广告赚钱，一个广告2000欧。第一本黄页时赚钱就很厉害，有八万多欧，我准备了八个多月，总算印出来了。我又把黄页本送到中国货行里卖，一本卖八欧，就这样赚了第一桶金。
后来我就开始帮华人做名片、广告牌，也租了一个办公室做律师事务所，请一个律师帮忙处理华人在当地的法律问题。我在当地叫金树，护照名字一直还叫金锦寿。
我的公司逐渐做大了，西班牙四通商务公司在马德里也有些名气，那边华人就选我做温州同乡会会长。我肯定不能当的，万一要经常去北京开会呢？我就借口公司的事情太忙。有人会问我：“你怎么十多年都不回国？”我就回答我怕坐飞机。其实我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回国投资有一些优惠政策的，有些人还想花五万欧、十万欧买一个会长当当。我推辞一次之后，他们就知道我肯定有问题，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有事儿，但都不敢挑破。他们怀疑我在国内是做官的，贪了钱逃到了国外。因为这样的人确实也有，比如我碰到过温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原科长，贪污后逃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海边摆摊卖货。
其实国外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在温州做企业时，老板很少的。很多是我出国这十多年发展起来的。那时候贷款很好贷，也不存在资金荒、借高利贷。一直到之后，才传出温州老板跳楼跑路的新闻。
我在西班牙，刚开始真的很恐惧，行业转换不用说，连人格都转换了。在那里不仅是低级，而且是犯罪的，所以只要和别人有一点点意见冲突，我都会依别人的意思办。我没有选择，有些原来可以拒绝的东西，我也不敢拒绝。我也没有很多社交，朋友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谈事。大家都知道我有事，怎么还会走得近呢？
前些年我试图联系过温州的律师，他们要求我先回国。我觉得我不能往火坑里跳。后来慢慢稳定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回到温州，见到了以前的老邻居。可在梦境中稍微清醒一点，就又会想：我的护照是怎么过关的呢？
2013年，我在西班牙待满10年，没有犯罪记录，完全满足入籍条件。当时我很纠结，因为入籍之后，中国就真的很远了，我的事情也不可能再翻案了。2012年时，我岳母来西班牙告诉我：“你岳父很想你，你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我那天眼泪哗哗就流了下来。我和她说：“等60岁吧。2015年如果还不平反，我就入西班牙籍，到时候就能回去看老人了。”
结果2014年，59岁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猎狐”行动，我的档案被重新调了出来。现在法律严谨很多，一查说没罪，就通知我姐姐，让我回温州。我一开始怀疑他们骗我，就要求先撤销案件再回来。
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新闻，网易、搜狐什么都看，也会上公安网搜“金锦寿”这些信息。发现举报我能有500块钱奖励，我就想我怎么这么贱？那通缉令上的照片，还是我二十来岁时候拍的，也不知道我多高，这些信息随便问一下就能知道的。我二十多岁时，东北有两个一米八以上的逃犯逃往温州方向，我骑自行车去上班还被拦住问话，就因为我一米九零。身高是最起码的特征，可公安局好像开玩笑一样，一点也不认真。
因为自己的事情，我也关注一些纠正了的冤假错案，比如浙江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河北的聂树斌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这点上国家是有进步的。所以我就赌一次，要抓就抓吧，反正我没罪，现在法律健全了很多，我还有说话的机会。
2014年12月19日，我经迪拜、香港转机从温州国际机场入境。那天在香港，我又被吓死了。飞机刚一落地，广播里就说所有乘客不要动，然后十来个香港警察哐哐哐就上来了。我赶紧把护照塞给我老婆，说可能警察要来抓我了。就在那几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我手机里有撤销通缉令的证明，但网上还有通缉令。大概六七年前，我妹夫和一个朋友结伴送女儿去无锡上学，警方还把那位朋友当成我错抓了。所以国内有布控，警报还没有解除，我还是害怕。后来警察直接就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这才知道机舱后面有一个扣在椅子上的逃犯，警察其实是来抓他的。 后来顺利回到国内，朋友们都很热情。2015年，同学、同事、朋友，天天喝酒应酬，但我感觉和他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了。他们讲的大都是家庭、子女，这和我的目标不一样，我不会考虑老了以后身体怎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说我运气好，要不然怎么在欧洲生活，还买了房子？几年前我去非洲索马里的时候也想过，如果我当时是去索马里或者埃塞俄比亚考察，那就完了。幸好去的是西班牙，吃得比较卫生，空气也好。我学了西班牙语、开车，也学了电脑。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以前的邻居。他问我：“你国家赔偿的钱怎么样了？”他又说，你命真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你知道我十几年的磨难吗？我说你们的追求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追求全给耽误了，要是那十几年我留在国内的话，说不定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呢？
很多事情都不可挽回了。
我以前目标定得很高，要在温州箱包业做到最好。有个朋友以前在我手下做箱包，我已经成规模出口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现在他已经有十几亿身家了吧。我想如果我在国内的话，也不会比同行差，但有时候也反思，万一在国内自己吃不干净的东西、生活不规律，会不会寿命变短？
我有三个最好的朋友，一个亿万富翁，去年6月癌症死掉了，钱赚了几个亿，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个朋友，被高利贷坑了，又生了尿毒症。另一个颈椎不好，头歪了，走路也不方便。我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比起他们还算幸运。
有些人在中国，钱赚了，命也没了。以前温州搞房地产毁了一批人，他们把企业资金都拿出来炒楼，后来又借高利贷，越借越多后来就死在了这上面。我有几个同学自杀了，也有些跑路了。他们说我要留在国内肯定做房地产、高利贷，我说我不会，因为我父母经常说做高利贷的人会短命的。我在国外，没有语言、没有基础，怎么生存下去？也很容易犯罪、堕落的。虽然我被当成通缉犯，但我做人还是有标准的。
我的家庭也因为这15年的通缉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儿子很恨我，刚到西班牙时他很逆反。我也觉得对不起他，把他一个人留在国内吃了很多苦。他一直以為我是真的携款逃走了，直到平反后态度才有所好转。因为我的事情，他的婚事也黄掉过几次。谈了国内的女朋友，对方要求家长见面，我回不了国，他们就知道了我的情况。
2007年，我已经考虑在西班牙养老，就在距离马德里市区五十多公里的地方花60万欧买了一座庄园，一千平方米左右，有花草虫鱼，有孔雀。后来突然撤销了通缉令，我的人生规划就再一次被打乱了。现在西班牙的生意已交给儿子打理，勉强维持运营。我在温州处理一些法律上的事，花费都靠积蓄。2000年以前，我还有四五笔没有收回的款项，也在尽量追讨。这些都只能靠打听，找街坊邻居问，但十几年人员流动太大，找起来太费劲。
当然也有一些好事。
我从小和姑妈关系很好，表姐来西班牙看我时，我就让她转告姑妈，说我以后一定回去看她。2014年底我回国时，她已经92岁，记不太清事情了。结果那天晚上我去看她，15年没见，我就在门口喊了她一声“小阿姨”（温州部分地区方言中，阿姨是姑妈的称谓），她坐在黑黑的屋子里，马上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上个月她刚刚去世，幸运的是我没有留下遗憾。
62岁的金锦寿有着190cm的个头，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步行街上像一根瘦长的竹竿。2014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宣布“犯罪嫌疑人金锦寿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之前，他是一名已经逃亡海外5333天的通缉犯。在一封日期显示为2013年11月28日的通缉令上，金锦寿一米九的身高被描述为“中等体型”。
作为温州第一批投入市场经济热潮的商人，金锦寿很早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他曾创立温州双鲸箱包公司，1997年又和温州顺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龙湾顺生箱包厂。根据当时温州市审计事务所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该箱包厂的评估值为三百六十多万元。
2000年3月27日，金锦寿与妻子带着申请签证必须的公安局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前往意大利客户处考察。4月2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安区分局签署特大经济案件立案报告表，称金锦寿利用职务之便向银行贷款90万后，携带其中的40万潜逃出国。
金锦寿得知被国内警方通缉，担心自己的安全，迟迟不敢回国。
他从意大利辗转到西班牙，并利用西班牙“大赦”的机会取得了合法居留权。
在马德里的15年，他利用仅剩的3000美元和“温州商人”的头脑，再次建构起自己的生意网络。他化名金树，当上马德里温州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金锦寿藏身西班牙，几乎断了与国内的联系。曾经估值三百多万的经营性资产以188万的价格被拍卖。
他的人生因一纸通缉令而改变，也因一纸撤销令而改变。
2014年7月22日，中国公安部部署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当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撤销了金锦寿职务侵占案，办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认为，金锦寿案系经济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归民事法律调整，不应纳入刑事法律范畴，所谓的“携款”、“潜逃”均证据不足，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其有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因此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2月19日，金锦寿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入境。几天以后，《温州都市报》以“海外躲藏十五年终自首”这样的标题报道了“金某”的回国。
这三年多，金锦寿将西班牙的生意交给了妻儿，自己留在国内申请国家赔偿。
2016年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公安局并未有实际羁押为由驳回了金锦寿的申诉。2017年9月15日，金锦寿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赔偿，截至2018年1月25日尚未有回复。
他从借住的岳父岳母家搬出，目前独居于五马步行街附近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公寓。房间朴素，除一张两米宽的大床，摆不下多余的家具。外出时，金锦寿依然对时尚，一身皮衣皮裤，高帮皮鞋上沿都镶着金色金属。他也努力重建五湖四海的社交，中年政府官员、青年酒店厨师，都能聚在一起吃饭。他的钱包里依然有少量的欧元，他还是更习惯说“到中国去”。
对金锦寿的采访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温州市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另一次是在他租住的公寓内。关于这个15年的流亡故事，他有自己的版本。以下为金锦寿自述。
通缉
2000年以前，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好的，就是做企业，然后一直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我一直领先别人。1980年代初我在国有企业人事科工作，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下海时，我就下海了。当时箱包生意做得很好，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品牌甚至成为过组委会指定产品。
后来我就开始做出口生意。1999年7月，意大利华人客户说现在那里流行化妆箱，我就去了一趟欧洲。考察回来后我开始做这个产品，以牛皮、猪皮为材料，外面再用中国古典的花布包起来，出口到国外一个能卖22美金。那时候经常供不应求，光化妆箱一个品类，我一个月就能卖一千两百多只。
2000年3月，我就想去意大利再买一些好看的样品，工厂生产后能送到广交会上给其他客户看。那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几万去广交会的，但我不同，我很注重市场。所以3月底，我和爱人每人带了2000美元，又去意大利米兰拜访客户，看看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关系。之后没多久，厂里就经常来警察。我当时没考虑别的情况，就想要不早点回去。到4月底，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朋友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是通缉犯，现在要通缉你了！”
我觉得通缉犯是仅次于杀人犯的罪名，吓得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当时法律又不健全，我特大刑事犯罪的罪名，抓住被枪毙了怎么办？我觉得大难临头，要崩溃了。那天我就和爱人说：“现在咱们可能回不了国了。”我爱人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我父亲1976年去世，母亲1997年去世，但她父母都还健在。儿子也在国内。其实理智想想，我企业经营得好好的，儿子还在国内读高中，怎么会为了四十万潜逃呢？
到了第三天，我和一个朋友的朋友吃饭，正好有一个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在，我就问：“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个身份，来去方便一些。”后来我们就去警察局问情况，其实我心里怕死了，这是在自找麻烦啊，万一护照一扫，就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幸好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对方还告诉我，现在西班牙在大赦，提供护照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能办身份。于是5月4日，我就从米兰坐火车去了巴塞罗那。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对策。你的国家想通缉你，你还有什么力量去想对策？
到巴塞罗那的第一站，我们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第一晚我爱人洗碗时还看见了米、油、盐，第二天早上起来想煮粥，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就明白这是赶客，亲戚怕我们滞留在那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外面租房子了。
我那时候好像得了神经病一样，不敢在路上走，怕遇到中国人，怕被中国人认出来我是通缉犯，所以到商场买东西都叫爱人去。我在家窝了三个月，眼泪没少流。后来钱快没了，我就叫爱人去卖鞋。她一个月赚三千多人民币，扣掉房租，吃穿用度省一点，勉强维持生活。 后來西班牙居留申请递上去，我就收到了一张回执。在街上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给他看那张回执基本上就不会被遣送回国，我胆子慢慢就大起来了。我在一个办身份的律师楼里认识了一个跑政府关系的外国朋友，一开始她很好奇：“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跑来欧洲？”她怀疑我护照是假的，就偷偷拿到巴塞罗那领事馆去问，结果查出来护照没问题。我是后来看见护照里夹着领事馆的资料才发现的。她的行为反而让我心安了很多，这说明我在外国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和爱人在她家借居了八九个月，开始去外国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
我认命了，打算就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了。
发展
我出国的时候，儿子才18岁，还在读高中。以前家里条件好，突然之间父亲变成了通缉犯，家里的财产都没了，他受的打击很大。周围肯定有很多人说他是逃犯的儿子，所以没几个月他就辍学去肯德基打工了。
2001年5月份，我胆子大了一些，就让我爱人通过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出了第一个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买了一张电话卡，我爱人没说几句话我就在旁边提醒她不要多说。我怕电话太长会被国内追踪到。当时主要是想让我儿子把护照材料弄出来，所以还是得谨慎一些。八九个月后，我们一家在巴塞罗那团聚，没多久又搬到马德里。
因为我很懂箱包批发，所以就帮一个私企华人老板做管理。做了五个月，就出来想自己做事。当时中国贸易不能做，中国电话不能打，我就想能做什么呢？
我观察到华人圈子这么大，连个通讯录都没有，就开始做电话本。那时候我没有交通工具，就靠走路挨家挨户地找中国人要名字和电话号码。有一天晚上鞋一脱，脚底有20个泡，挑完第二天照样走。我当时主要是靠卖封面和内页广告赚钱，一个广告2000欧。第一本黄页时赚钱就很厉害，有八万多欧，我准备了八个多月，总算印出来了。我又把黄页本送到中国货行里卖，一本卖八欧，就这样赚了第一桶金。
后来我就开始帮华人做名片、广告牌，也租了一个办公室做律师事务所，请一个律师帮忙处理华人在当地的法律问题。我在当地叫金树，护照名字一直还叫金锦寿。
我的公司逐渐做大了，西班牙四通商务公司在马德里也有些名气，那边华人就选我做温州同乡会会长。我肯定不能当的，万一要经常去北京开会呢？我就借口公司的事情太忙。有人会问我：“你怎么十多年都不回国？”我就回答我怕坐飞机。其实我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回国投资有一些优惠政策的，有些人还想花五万欧、十万欧买一个会长当当。我推辞一次之后，他们就知道我肯定有问题，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有事儿，但都不敢挑破。他们怀疑我在国内是做官的，贪了钱逃到了国外。因为这样的人确实也有，比如我碰到过温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原科长，贪污后逃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海边摆摊卖货。
其实国外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在温州做企业时，老板很少的。很多是我出国这十多年发展起来的。那时候贷款很好贷，也不存在资金荒、借高利贷。一直到之后，才传出温州老板跳楼跑路的新闻。
我在西班牙，刚开始真的很恐惧，行业转换不用说，连人格都转换了。在那里不仅是低级，而且是犯罪的，所以只要和别人有一点点意见冲突，我都会依别人的意思办。我没有选择，有些原来可以拒绝的东西，我也不敢拒绝。我也没有很多社交，朋友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谈事。大家都知道我有事，怎么还会走得近呢？
前些年我试图联系过温州的律师，他们要求我先回国。我觉得我不能往火坑里跳。后来慢慢稳定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回到温州，见到了以前的老邻居。可在梦境中稍微清醒一点，就又会想：我的护照是怎么过关的呢？
回国
2013年，我在西班牙待满10年，没有犯罪记录，完全满足入籍条件。当时我很纠结，因为入籍之后，中国就真的很远了，我的事情也不可能再翻案了。2012年时，我岳母来西班牙告诉我：“你岳父很想你，你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我那天眼泪哗哗就流了下来。我和她说：“等60岁吧。2015年如果还不平反，我就入西班牙籍，到时候就能回去看老人了。”
结果2014年，59岁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猎狐”行动，我的档案被重新调了出来。现在法律严谨很多，一查说没罪，就通知我姐姐，让我回温州。我一开始怀疑他们骗我，就要求先撤销案件再回来。
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新闻，网易、搜狐什么都看，也会上公安网搜“金锦寿”这些信息。发现举报我能有500块钱奖励，我就想我怎么这么贱？那通缉令上的照片，还是我二十来岁时候拍的，也不知道我多高，这些信息随便问一下就能知道的。我二十多岁时，东北有两个一米八以上的逃犯逃往温州方向，我骑自行车去上班还被拦住问话，就因为我一米九零。身高是最起码的特征，可公安局好像开玩笑一样，一点也不认真。
因为自己的事情，我也关注一些纠正了的冤假错案，比如浙江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河北的聂树斌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这点上国家是有进步的。所以我就赌一次，要抓就抓吧，反正我没罪，现在法律健全了很多，我还有说话的机会。
2014年12月19日，我经迪拜、香港转机从温州国际机场入境。那天在香港，我又被吓死了。飞机刚一落地，广播里就说所有乘客不要动，然后十来个香港警察哐哐哐就上来了。我赶紧把护照塞给我老婆，说可能警察要来抓我了。就在那几秒，我连怎么说都想好了。他们肯定问我：“你是金锦寿吗？”那我就回答：“是啊，你们要逮捕我吗？”
我手机里有撤销通缉令的证明，但网上还有通缉令。大概六七年前，我妹夫和一个朋友结伴送女儿去无锡上学，警方还把那位朋友当成我错抓了。所以国内有布控，警报还没有解除，我还是害怕。后来警察直接就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这才知道机舱后面有一个扣在椅子上的逃犯，警察其实是来抓他的。 后来顺利回到国内，朋友们都很热情。2015年，同学、同事、朋友，天天喝酒应酬，但我感觉和他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了。他们讲的大都是家庭、子女，这和我的目标不一样，我不会考虑老了以后身体怎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说我运气好，要不然怎么在欧洲生活，还买了房子？几年前我去非洲索马里的时候也想过，如果我当时是去索马里或者埃塞俄比亚考察，那就完了。幸好去的是西班牙，吃得比较卫生，空气也好。我学了西班牙语、开车，也学了电脑。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以前的邻居。他问我：“你国家赔偿的钱怎么样了？”他又说，你命真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你知道我十几年的磨难吗？我说你们的追求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追求全给耽误了，要是那十几年我留在国内的话，说不定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呢？
困局
很多事情都不可挽回了。
我以前目标定得很高，要在温州箱包业做到最好。有个朋友以前在我手下做箱包，我已经成规模出口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现在他已经有十几亿身家了吧。我想如果我在国内的话，也不会比同行差，但有时候也反思，万一在国内自己吃不干净的东西、生活不规律，会不会寿命变短？
我有三个最好的朋友，一个亿万富翁，去年6月癌症死掉了，钱赚了几个亿，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个朋友，被高利贷坑了，又生了尿毒症。另一个颈椎不好，头歪了，走路也不方便。我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比起他们还算幸运。
有些人在中国，钱赚了，命也没了。以前温州搞房地产毁了一批人，他们把企业资金都拿出来炒楼，后来又借高利贷，越借越多后来就死在了这上面。我有几个同学自杀了，也有些跑路了。他们说我要留在国内肯定做房地产、高利贷，我说我不会，因为我父母经常说做高利贷的人会短命的。我在国外，没有语言、没有基础，怎么生存下去？也很容易犯罪、堕落的。虽然我被当成通缉犯，但我做人还是有标准的。
我的家庭也因为这15年的通缉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儿子很恨我，刚到西班牙时他很逆反。我也觉得对不起他，把他一个人留在国内吃了很多苦。他一直以為我是真的携款逃走了，直到平反后态度才有所好转。因为我的事情，他的婚事也黄掉过几次。谈了国内的女朋友，对方要求家长见面，我回不了国，他们就知道了我的情况。
2007年，我已经考虑在西班牙养老，就在距离马德里市区五十多公里的地方花60万欧买了一座庄园，一千平方米左右，有花草虫鱼，有孔雀。后来突然撤销了通缉令，我的人生规划就再一次被打乱了。现在西班牙的生意已交给儿子打理，勉强维持运营。我在温州处理一些法律上的事，花费都靠积蓄。2000年以前，我还有四五笔没有收回的款项，也在尽量追讨。这些都只能靠打听，找街坊邻居问，但十几年人员流动太大，找起来太费劲。
当然也有一些好事。
我从小和姑妈关系很好，表姐来西班牙看我时，我就让她转告姑妈，说我以后一定回去看她。2014年底我回国时，她已经92岁，记不太清事情了。结果那天晚上我去看她，15年没见，我就在门口喊了她一声“小阿姨”（温州部分地区方言中，阿姨是姑妈的称谓），她坐在黑黑的屋子里，马上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上个月她刚刚去世，幸运的是我没有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