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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易卜生笔下的各种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女性的地位与出路不仅仅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还受到宗教信仰、法律、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约束的结论。并指出,女性要想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必须有健全的人格、独立的心态、勇于进取的精神,并且不断地用文化知识和科学理论武装自己。
关键词: 易卜生戏剧 女性形象 独立
易卜生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胡适认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写实主义”。他说:“易卜生的文字,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2]
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中塑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男性形象,如忠于自己理想,不断追求自我并一意孤行,忽视亲情的布朗德牧师;坚持真理,说真话,因此被人们视为“人民公敌”的斯克芒大夫,等等。但是,更引人注目,散发出另外一种光彩的则是易卜生戏剧中的女性,他在《玩偶之家》、《海上夫人》、《社会支柱》等作品中塑造了多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生活结局的女性。她们有的忠于传统思想,疲于奔命在维护家庭的工作中,有的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挣扎;有的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作出了反抗;有的则已经开始影响甚至主宰他人的意志与生活。这些女性形象不论是遵守传统思想还是冲破枷锁,都没有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有的结局悲惨,有的则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然而她们的出路却可想而知。那么,易卜生塑造了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希望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思想呢?面对这些个性鲜明的女性,人们应当予以怎样的评价呢?恐怕我们既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来评判,又不可用今天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解读。那么,影响这些女性命运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我将根据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经济独立决定女性人格独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同样,经济与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没有经济来源,因此,她是丈夫海尔茂的玩物。
传统家庭内部存在性别分工,男性扮演的是养家糊口的角色,这一角色与公共领域发生联系;女性扮演的是生儿育女的家庭角色,与家庭发生关系。“对于女性而言,在这种性别分工中,女性往往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而不是通过自身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联系”。[3]由于娜拉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贵族女性不得参与工作,只用搞好人际关系即可。因此,她们虽然身份显贵,生活优越,但是并无人格可言。通过娜拉我们就可略见一斑。娜拉可以说是其丈夫的私人财产,海尔茂称娜拉是“小鸟儿”“小松鼠”等,看似十分亲密,并且似乎时刻让娜拉在其羽翼的保护下,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海尔茂对娜拉的好与其说是宠爱,毋宁说是靠娜拉跳舞为其自身增加光彩。由于像娜拉那样的女性并无经济来源,并且没有遗产之类的私人财产,又遵从出嫁后从夫的妇道,因此她们的生活犹如一种寄居生活,玩偶一般任丈夫摆布。像娜拉这样的居家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上不能独立,一旦失去了男人的供养,就会陷入生存的困境,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因果链:强化男人对社会的联系,强化女人对男人的经济依赖,从而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从不关心、顾及妻子娜拉的感受,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娜拉。只因为家里的经济来源是他,所以他掌控着一切,甚至连信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而信箱正是这个家庭通往外界的重要渠道。娜拉之所以被丈夫海尔茂当作一个做家务、带孩子的保姆,并且不被容忍有任何的家庭主张,更不被允许做有损于丈夫名誉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娜拉没有独立生存的经济基础,无法靠自己生存在当时的社会中。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至上。”[4]这里的独立包含了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两方面,也指出了男人不是女人的退路,让女性不要对男性有过多的依赖之心。下文将对人格独立作进一步解释,而经济独立首先是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上的前提,经济地位的确立是人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独立可谓作为一名女性获得人格独立与社会地位的基础。
二、社会的公平才能使男女地位平衡
女性向来被社会各界视为弱势群体。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单社会这一层面就包含了多方面原因,例如传统思想观念、宗教、法律、政治等。本部分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传统思想和宗教对女性的禁锢
中国封建时代,夫妻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夫妻关系的准则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社会对妻子角色所确立的规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娴静有礼,言辞温婉,性情柔顺,同时还要勤劳能干。
西方传统思想也有类似于“三从四德”的观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中明确规定:“你们做妻子的,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天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妇女的屈从地位也由此披上了宗教的圣衣”。[5]《圣经》是为西方多数国家所信仰的,而其对女性的统治与束缚绝不亚于传统思想,而传统思想的来源往往是《圣经》故事。在传统社会中,等级制度森严,女性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主要是靠婚姻,然而从本质来看,这种流动并无新意可言,因为受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妇女走到哪里,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政治天平中的不平衡导致法律对女性的不公
西方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女性不适合参政,认为女性参政是一种越权行为。而其理由则是因女性天生缺乏理性,尤其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只有具备理性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和享受人权。女性在本质上是直觉的、情绪化的、缺乏理性,是一种感情动物,“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6]因此,女性不能同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尤其是参政权。因为政治是由理性来运行的,而女性被判定为缺乏理性的动物,不具有理性的判断力,所以被拒在政治的大门之外。正是有了政治的男权化,从而导致了男性在制定法律时将天平倾斜,可以说在“娜拉”时代的东西方,妇女都遭受着同等不公正的待遇。如汉纳·莫尔所言,妇女“不善于像男人那样归纳他们的思想,妇女们的头脑也不具备男人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7]这种思想使得女性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法律中都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能立足于社会
男女性别差异的存在,社会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女性的依赖心理一般要重于男性。具有依赖心理的女性缺乏思维的独立性,很难对事物有独特的想法,因此缺乏创造力,从而丧失了追求成功的原动力。可以说依赖心理是女性对自我迈向成功的束缚。造成女性依赖性的因素有两方面,不仅仅是女性柔弱的性格这个先天因素,更重要的则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外界施加于她的种种压力和为其设下的模式等外在因素。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由于生理上的不同而分两种——男性和女性,人们赋予这两种人以不同的行为期望,为他们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当一个人认同社会给予他(她)的角色分派与定位时,就会按照社会的期望与规范来行动,以表明他(她)是社会认可的“男人”或“女人”。因此,女性的天性使其温顺地接受那些准则的约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使得女性几乎毫无人格。例如出走前的娜拉对于海尔茂不许自己吃甜饼干的命令言听计从;《群鬼》中的海伦不得不强制自己与一个放荡、意志薄弱、不值得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陪他喝酒,听他讲不堪入耳的话,耐着性子看丈夫寻欢作乐;《布朗德》的阿格尼斯放弃了原来的生活理想,随丈夫到了艰苦的北方,她完全彻底地按丈夫的信条去做,那就是要摆脱一切俗物的约束以求得心灵净化,她把自己娇弱的生命和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祭献在丈夫供奉的圣坛上。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女人都无人格可言,因此,娜拉发出了“我是一个人”“我要努力做一个人”的呼喊。人们的传统观念已经习惯了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服从男性的现象,只注重男人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往往忽视了女性在一个家庭中发挥的作用,再加上外界各种舆论与其他因素的压力和束缚,使得柔顺的女性往往服从强硬的男性,这种服从久而久之转换成一种依赖;又由于掌权的往往是男性,他们使用自己对女性的压迫思想束缚世人的手脚,使得女性的地位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在20世纪美国作家克莱尔·路丝的《玩偶之家》中那位丈夫沃尔德则公然声称:“婚姻是这个世界提供给女人的最好交易。”广大世人意识不到除了漂亮的住宅、孩子、丈夫,一个女人还有别的需要,那就是自我意识,而这一点甚至连大多女性都未认识到。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对婚姻的看法是:“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的。爱人们应该去体味彼此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因为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应该一起去认清在这世界里追求的价值和目的。爱情要彼此给予然后去丰富两个共享的世界。”要保持男女天平的平衡,首先女性必须将自己同男性同等看待,其次要对外界的不公作出坚决的反抗,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的观念有所扭转,使女性的地位得到抬升。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也有具有独立、反叛精神的女性。她们自尊自强,有理想,要求个性解放。例如《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社会支柱》中的楼纳、隶纳,《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等等。她们都热爱生活,热爱自由,容易接受新思想,有自己的抱负,有勇敢坚强的意志,有独立精神,敢于思想,敢于行动,敢于反抗旧礼教,而且她们中有不少是独立地从社会上闯荡过来的。《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被认为是易卜胜戏剧中第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赛尔玛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她的婚姻被看作是美满婚姻的样板,但是当她的丈夫经商遇到危机,提出要她一同承担的时候,她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感情爆发了:“一块儿担当?你看我配不配?……我跟你们过日子像个要饭的。”“配不配”三个字问得好。这里并非赛尔玛对自己身份的贬低,而是一种讽刺性的反问,是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宣言,因此她说出了“让我走!”和《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则被评论家们评为“是易卜生塑造得最伟大、最令人赞美的人物之一”。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在追求自我的同时,有着与社会妥协的一面。例如《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为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虽然她后来在娜拉的帮助下谋得一个职位,但是她仍然说需要一个孩子来养。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林丹太太虽然有着顽强的独立自主的一面,但是她还是被传统思想所束缚。还有《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对陌生人的思念之情。其实陌生人是自由的象征,他代表着漂泊和一无所有,而艾梨达在丈夫和陌生人之间的徘徊正象征了她内心的挣扎。到底是选择安定富足的生活,还是抛开一切追寻自己向往的自由;到底是要别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还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艾梨达犹豫了,她对稳固婚姻的依赖心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艾梨达意识到“自行选择—自行负责”的含义时,她说:“自行负责!这么一来,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蒙上责任的压力。
由易卜生剧作中的各类女性形象,我们应该总结出,作为一名真正女性,一名正常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素质,首先,要有良好的自我意识,良好的自我认识是健康人格的核心。只有心理健康的女性,才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自己,不会一味地自我否定、妄自菲薄,也不会狂妄自大、骄傲自满。其次,要有独立的人格。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才能自立自强,立足社会,不再做男性的附庸。最后,还要有健全的意志,强烈的成就动机,能够过有效的生活,等等。只有具备这些,女性才能适应社会,立足社会,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以自信的步伐勇敢地跨越重重阻碍女性前进的门槛。
参考文献:
[1][2]http://novel.0235.org/bookdata/954/33889/10034
15.html.
[3][6]骆晓戈.女性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6,第二版.
[4]http://www.mybetter.cn/wisdom/hunyin_8.htm.
[5]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以弗所书.1998.
[7]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第一版.
关键词: 易卜生戏剧 女性形象 独立
易卜生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胡适认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写实主义”。他说:“易卜生的文字,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2]
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中塑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男性形象,如忠于自己理想,不断追求自我并一意孤行,忽视亲情的布朗德牧师;坚持真理,说真话,因此被人们视为“人民公敌”的斯克芒大夫,等等。但是,更引人注目,散发出另外一种光彩的则是易卜生戏剧中的女性,他在《玩偶之家》、《海上夫人》、《社会支柱》等作品中塑造了多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生活结局的女性。她们有的忠于传统思想,疲于奔命在维护家庭的工作中,有的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挣扎;有的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作出了反抗;有的则已经开始影响甚至主宰他人的意志与生活。这些女性形象不论是遵守传统思想还是冲破枷锁,都没有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有的结局悲惨,有的则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然而她们的出路却可想而知。那么,易卜生塑造了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希望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思想呢?面对这些个性鲜明的女性,人们应当予以怎样的评价呢?恐怕我们既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来评判,又不可用今天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解读。那么,影响这些女性命运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我将根据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经济独立决定女性人格独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同样,经济与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没有经济来源,因此,她是丈夫海尔茂的玩物。
传统家庭内部存在性别分工,男性扮演的是养家糊口的角色,这一角色与公共领域发生联系;女性扮演的是生儿育女的家庭角色,与家庭发生关系。“对于女性而言,在这种性别分工中,女性往往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而不是通过自身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联系”。[3]由于娜拉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贵族女性不得参与工作,只用搞好人际关系即可。因此,她们虽然身份显贵,生活优越,但是并无人格可言。通过娜拉我们就可略见一斑。娜拉可以说是其丈夫的私人财产,海尔茂称娜拉是“小鸟儿”“小松鼠”等,看似十分亲密,并且似乎时刻让娜拉在其羽翼的保护下,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海尔茂对娜拉的好与其说是宠爱,毋宁说是靠娜拉跳舞为其自身增加光彩。由于像娜拉那样的女性并无经济来源,并且没有遗产之类的私人财产,又遵从出嫁后从夫的妇道,因此她们的生活犹如一种寄居生活,玩偶一般任丈夫摆布。像娜拉这样的居家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上不能独立,一旦失去了男人的供养,就会陷入生存的困境,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因果链:强化男人对社会的联系,强化女人对男人的经济依赖,从而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从不关心、顾及妻子娜拉的感受,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娜拉。只因为家里的经济来源是他,所以他掌控着一切,甚至连信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而信箱正是这个家庭通往外界的重要渠道。娜拉之所以被丈夫海尔茂当作一个做家务、带孩子的保姆,并且不被容忍有任何的家庭主张,更不被允许做有损于丈夫名誉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娜拉没有独立生存的经济基础,无法靠自己生存在当时的社会中。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至上。”[4]这里的独立包含了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两方面,也指出了男人不是女人的退路,让女性不要对男性有过多的依赖之心。下文将对人格独立作进一步解释,而经济独立首先是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上的前提,经济地位的确立是人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独立可谓作为一名女性获得人格独立与社会地位的基础。
二、社会的公平才能使男女地位平衡
女性向来被社会各界视为弱势群体。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单社会这一层面就包含了多方面原因,例如传统思想观念、宗教、法律、政治等。本部分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传统思想和宗教对女性的禁锢
中国封建时代,夫妻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夫妻关系的准则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社会对妻子角色所确立的规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娴静有礼,言辞温婉,性情柔顺,同时还要勤劳能干。
西方传统思想也有类似于“三从四德”的观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中明确规定:“你们做妻子的,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天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妇女的屈从地位也由此披上了宗教的圣衣”。[5]《圣经》是为西方多数国家所信仰的,而其对女性的统治与束缚绝不亚于传统思想,而传统思想的来源往往是《圣经》故事。在传统社会中,等级制度森严,女性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主要是靠婚姻,然而从本质来看,这种流动并无新意可言,因为受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妇女走到哪里,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政治天平中的不平衡导致法律对女性的不公
西方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女性不适合参政,认为女性参政是一种越权行为。而其理由则是因女性天生缺乏理性,尤其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只有具备理性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和享受人权。女性在本质上是直觉的、情绪化的、缺乏理性,是一种感情动物,“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6]因此,女性不能同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尤其是参政权。因为政治是由理性来运行的,而女性被判定为缺乏理性的动物,不具有理性的判断力,所以被拒在政治的大门之外。正是有了政治的男权化,从而导致了男性在制定法律时将天平倾斜,可以说在“娜拉”时代的东西方,妇女都遭受着同等不公正的待遇。如汉纳·莫尔所言,妇女“不善于像男人那样归纳他们的思想,妇女们的头脑也不具备男人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7]这种思想使得女性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法律中都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能立足于社会
男女性别差异的存在,社会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女性的依赖心理一般要重于男性。具有依赖心理的女性缺乏思维的独立性,很难对事物有独特的想法,因此缺乏创造力,从而丧失了追求成功的原动力。可以说依赖心理是女性对自我迈向成功的束缚。造成女性依赖性的因素有两方面,不仅仅是女性柔弱的性格这个先天因素,更重要的则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外界施加于她的种种压力和为其设下的模式等外在因素。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由于生理上的不同而分两种——男性和女性,人们赋予这两种人以不同的行为期望,为他们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当一个人认同社会给予他(她)的角色分派与定位时,就会按照社会的期望与规范来行动,以表明他(她)是社会认可的“男人”或“女人”。因此,女性的天性使其温顺地接受那些准则的约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使得女性几乎毫无人格。例如出走前的娜拉对于海尔茂不许自己吃甜饼干的命令言听计从;《群鬼》中的海伦不得不强制自己与一个放荡、意志薄弱、不值得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陪他喝酒,听他讲不堪入耳的话,耐着性子看丈夫寻欢作乐;《布朗德》的阿格尼斯放弃了原来的生活理想,随丈夫到了艰苦的北方,她完全彻底地按丈夫的信条去做,那就是要摆脱一切俗物的约束以求得心灵净化,她把自己娇弱的生命和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祭献在丈夫供奉的圣坛上。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女人都无人格可言,因此,娜拉发出了“我是一个人”“我要努力做一个人”的呼喊。人们的传统观念已经习惯了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服从男性的现象,只注重男人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往往忽视了女性在一个家庭中发挥的作用,再加上外界各种舆论与其他因素的压力和束缚,使得柔顺的女性往往服从强硬的男性,这种服从久而久之转换成一种依赖;又由于掌权的往往是男性,他们使用自己对女性的压迫思想束缚世人的手脚,使得女性的地位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在20世纪美国作家克莱尔·路丝的《玩偶之家》中那位丈夫沃尔德则公然声称:“婚姻是这个世界提供给女人的最好交易。”广大世人意识不到除了漂亮的住宅、孩子、丈夫,一个女人还有别的需要,那就是自我意识,而这一点甚至连大多女性都未认识到。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对婚姻的看法是:“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的。爱人们应该去体味彼此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因为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应该一起去认清在这世界里追求的价值和目的。爱情要彼此给予然后去丰富两个共享的世界。”要保持男女天平的平衡,首先女性必须将自己同男性同等看待,其次要对外界的不公作出坚决的反抗,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的观念有所扭转,使女性的地位得到抬升。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也有具有独立、反叛精神的女性。她们自尊自强,有理想,要求个性解放。例如《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社会支柱》中的楼纳、隶纳,《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等等。她们都热爱生活,热爱自由,容易接受新思想,有自己的抱负,有勇敢坚强的意志,有独立精神,敢于思想,敢于行动,敢于反抗旧礼教,而且她们中有不少是独立地从社会上闯荡过来的。《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被认为是易卜胜戏剧中第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赛尔玛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她的婚姻被看作是美满婚姻的样板,但是当她的丈夫经商遇到危机,提出要她一同承担的时候,她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感情爆发了:“一块儿担当?你看我配不配?……我跟你们过日子像个要饭的。”“配不配”三个字问得好。这里并非赛尔玛对自己身份的贬低,而是一种讽刺性的反问,是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宣言,因此她说出了“让我走!”和《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则被评论家们评为“是易卜生塑造得最伟大、最令人赞美的人物之一”。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在追求自我的同时,有着与社会妥协的一面。例如《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为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虽然她后来在娜拉的帮助下谋得一个职位,但是她仍然说需要一个孩子来养。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林丹太太虽然有着顽强的独立自主的一面,但是她还是被传统思想所束缚。还有《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对陌生人的思念之情。其实陌生人是自由的象征,他代表着漂泊和一无所有,而艾梨达在丈夫和陌生人之间的徘徊正象征了她内心的挣扎。到底是选择安定富足的生活,还是抛开一切追寻自己向往的自由;到底是要别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还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艾梨达犹豫了,她对稳固婚姻的依赖心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艾梨达意识到“自行选择—自行负责”的含义时,她说:“自行负责!这么一来,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蒙上责任的压力。
由易卜生剧作中的各类女性形象,我们应该总结出,作为一名真正女性,一名正常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素质,首先,要有良好的自我意识,良好的自我认识是健康人格的核心。只有心理健康的女性,才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自己,不会一味地自我否定、妄自菲薄,也不会狂妄自大、骄傲自满。其次,要有独立的人格。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才能自立自强,立足社会,不再做男性的附庸。最后,还要有健全的意志,强烈的成就动机,能够过有效的生活,等等。只有具备这些,女性才能适应社会,立足社会,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以自信的步伐勇敢地跨越重重阻碍女性前进的门槛。
参考文献:
[1][2]http://novel.0235.org/bookdata/954/33889/10034
15.html.
[3][6]骆晓戈.女性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6,第二版.
[4]http://www.mybetter.cn/wisdom/hunyin_8.htm.
[5]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以弗所书.1998.
[7]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