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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塑造的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父子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也是其人生哲学的代言人和践行者。巨人父子有着异于常人的外形和体能，不仅衣着起居需要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制作，有着过量甚至“过度”的饮食需求和发达的新陈代谢系统，他们还对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在印刷革命掀起的新浪潮中勇于探险、勤于思考，在感与知的结合中去认识自身、拥抱世界。可以说，巨人形象是融合了身体、品德和学识的复合物，在感性和理性数倍放大的背后是对平凡人的自然天性和潜在能力的尊重和颂扬，这就是拉伯雷在应对文字符号革命时所怀揣的人文主义理想。
借助拉伯雷的放大镜， 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塞尔（MichelSerres，1930-2019）看到了巨人形象的现代身影，他认为处于信息革命中的现代人面对的是与拉伯雷的人物相同的境遇。高康大父子所在的印刷革命时期是一个集宗教改革、古风盛行、文艺复兴为一体的转型时代，印刷书籍为头脑卸下了繁重的记忆负担，如释重负的大脑能够去从事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而阅读又激发了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体验中去。在塞尔看来，信息技术使知识外化为电子产品的显示器（屏），搜索引擎扫除了知识传输的空间阻碍，使头脑和身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将是孕育新的巨人诞生的摇篮。与此同时，塞尔也提醒到，书架上的典籍、储存器里的资料只是客体化的头脑，只有当信息转化为真正心领神会的东西，当头脑重新回到身体时才能实现主体的身心合一，而拉伯雷的巨人智慧则为我们处理自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在十六世纪的法国，索邦大学的经院哲学家占据了知识界的主导地位，他们在繁复的论证、机敏的应答和雄辩的口才中决定学识的多寡，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所言：“这是比武大会，而非真枪实剑。”身处这一环境中的拉伯雷不得不说是一个特例，他不仅是一个修士，也是医学博士、法律顾问，还在大学里教授天文学，可以说他是一边诵经一边撰写科学论文，与此同时还发明了一些医疗器械。在印刷术盛行的时代，拉伯雷作为一个集知识和实践于一身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像经院学者那样对印刷书籍心怀恐惧而封闭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相反，拉伯雷更愿意让“精神和书在一起就跟干柴碰到烈火一样，难解难分”，这其中产生的兴奋之处就是知识的推动力量，一种由求知欲激发的巨大潜能，而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知识的渊薮”，这是高康大对其子庞大固埃的期望，也是拉伯雷对巨人的思想和身体的生动概括。
在那封著名的家书中，高康大指出了两种知识以及两种不同的习得方式：一种是书面知识，需要勤学苦读才能在精神上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文字以外的知识，包括德行的培育和来自日常经验的判断，这是无法用文字表达但却更为重要的知识，只能通过由内而外的理解和消化才能获得。需要注意的是，拉伯雷借高康大之口提到的“第二种知识”几乎贯穿了《巨人传》的全部五卷本，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身体智慧，其中，“消化”是巨人哲学的关键词，也可以视为拉伯雷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戏仿，它不但是对阅读带来的精神活动的消化和输出，还是生理系统对外来信息的去粗取精甚至消化排泄的过程。拉伯雷把人的自然本性置于首位的做法显然是在反对“人性本恶”的宗教禁欲主义，而对身体需求不厌其烦的夸张描述则是在激烈地反抗经院学者脱离世俗的空洞言辞。
塞尔也因此称赞拉伯雷的勇气，敬佩他能够在索邦大学那些神学家的严苛审查下写出一部专注于描述人的进食、饮酒、消化、睡觉方式的书，他在《拇指一代》中写道：“我倾向于站在拉伯雷这边，而不是索邦大学教授那边。”根据塞尔的分析，从印刷革命到现代信息技术，知识载体由书本上的字母变成屏幕上的图像，认知方式也从阅读书页上的单一符号过渡到浏览屏幕上的信息内容，网络技术特别是信息搜索带来的便利使抽象概念走向了具体的特殊性。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知识，塞尔在二0一八年接受澳大利亚学术专栏《谈话》采访时提到，现代人因对技术盲目自信而忽视了认识论问题，“信息成为交流方式的同时，也是好坏兼备、善恶兼具的事物，我们有大量信息，但我们却没有知识”。如何获得真正的学识，这是塞尔最关心的事，与拉伯雷同处于印刷革命时期的蒙田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宁要一个健全的头脑，不要记忆装得满满。在此，塞尔提出了关于头脑和身体的思考，即实现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需要做到的身心合一。
成为知识的“渊薮”而不是“漏斗”，这是巨人智慧给我们的启示。当信息网络为人际交流扫除障碍，在时间上留出更多空余可供自由支配时，我们得到解放的头脑便可以重新回到身体并投入到新的研究和创造之中。这是拉伯雷从一个社会转型中看到的有利于巨人形象诞生的机遇，塞尔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枚抛向空中的硬币还有另一面：那些外化为显示器的头脑是否还能回到身体，或者说，技术再一次把我们推到了身心可能分裂的十字路口—是让技术继续取代文字符号成为观看世界的方式，还是将久被忽略的感性体验重新提上日程，像巨人一般在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同时仍不忘培养自身的所思所感？
塞尔沿着拉伯雷这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发现了技术与身体之间所隐含的世俗化问题。自然科学的高度专门化把人们对精确性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作为知识媒介的技术工具正在取代人自身去认识世界，但是这一幕并不陌生，早在十七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开始使用实验科学方法去定义自然、尋求真理，把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的归入理性和正统，而那些无法言说的模糊之物则被排除在真理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感性就被驱逐出语言的逻辑框架，认知的整体平衡也被破坏，最后还导致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自身遭到忽视。在《五感：一种混合身体的哲学》（The Five Senses： A Philosophy ofMingled Bodies ）中塞尔把这种对技术趋于神学化的崇拜视为“世俗化的失败”（a failure of secularity），而将知识的堆积看作一种“消化系统疾病”（adigestive problem），因为被当作圣物供奉在神龛中的技术产物一旦成为衡量现实的唯一标准，它就失去了与现实相联系的功效，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人的主导者，这使得巨人般的认知主体有可能在技术去世俗化的过程中沦为机器的“精神幽灵”（phantom）。
借助拉伯雷的放大镜， 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塞尔（MichelSerres，1930-2019）看到了巨人形象的现代身影，他认为处于信息革命中的现代人面对的是与拉伯雷的人物相同的境遇。高康大父子所在的印刷革命时期是一个集宗教改革、古风盛行、文艺复兴为一体的转型时代，印刷书籍为头脑卸下了繁重的记忆负担，如释重负的大脑能够去从事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而阅读又激发了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体验中去。在塞尔看来，信息技术使知识外化为电子产品的显示器（屏），搜索引擎扫除了知识传输的空间阻碍，使头脑和身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将是孕育新的巨人诞生的摇篮。与此同时，塞尔也提醒到，书架上的典籍、储存器里的资料只是客体化的头脑，只有当信息转化为真正心领神会的东西，当头脑重新回到身体时才能实现主体的身心合一，而拉伯雷的巨人智慧则为我们处理自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知识的渊薮”
在十六世纪的法国，索邦大学的经院哲学家占据了知识界的主导地位，他们在繁复的论证、机敏的应答和雄辩的口才中决定学识的多寡，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所言：“这是比武大会，而非真枪实剑。”身处这一环境中的拉伯雷不得不说是一个特例，他不仅是一个修士，也是医学博士、法律顾问，还在大学里教授天文学，可以说他是一边诵经一边撰写科学论文，与此同时还发明了一些医疗器械。在印刷术盛行的时代，拉伯雷作为一个集知识和实践于一身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像经院学者那样对印刷书籍心怀恐惧而封闭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相反，拉伯雷更愿意让“精神和书在一起就跟干柴碰到烈火一样，难解难分”，这其中产生的兴奋之处就是知识的推动力量，一种由求知欲激发的巨大潜能，而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知识的渊薮”，这是高康大对其子庞大固埃的期望，也是拉伯雷对巨人的思想和身体的生动概括。
在那封著名的家书中，高康大指出了两种知识以及两种不同的习得方式：一种是书面知识，需要勤学苦读才能在精神上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文字以外的知识，包括德行的培育和来自日常经验的判断，这是无法用文字表达但却更为重要的知识，只能通过由内而外的理解和消化才能获得。需要注意的是，拉伯雷借高康大之口提到的“第二种知识”几乎贯穿了《巨人传》的全部五卷本，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身体智慧，其中，“消化”是巨人哲学的关键词，也可以视为拉伯雷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戏仿，它不但是对阅读带来的精神活动的消化和输出，还是生理系统对外来信息的去粗取精甚至消化排泄的过程。拉伯雷把人的自然本性置于首位的做法显然是在反对“人性本恶”的宗教禁欲主义，而对身体需求不厌其烦的夸张描述则是在激烈地反抗经院学者脱离世俗的空洞言辞。
塞尔也因此称赞拉伯雷的勇气，敬佩他能够在索邦大学那些神学家的严苛审查下写出一部专注于描述人的进食、饮酒、消化、睡觉方式的书，他在《拇指一代》中写道：“我倾向于站在拉伯雷这边，而不是索邦大学教授那边。”根据塞尔的分析，从印刷革命到现代信息技术，知识载体由书本上的字母变成屏幕上的图像，认知方式也从阅读书页上的单一符号过渡到浏览屏幕上的信息内容，网络技术特别是信息搜索带来的便利使抽象概念走向了具体的特殊性。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知识，塞尔在二0一八年接受澳大利亚学术专栏《谈话》采访时提到，现代人因对技术盲目自信而忽视了认识论问题，“信息成为交流方式的同时，也是好坏兼备、善恶兼具的事物，我们有大量信息，但我们却没有知识”。如何获得真正的学识，这是塞尔最关心的事，与拉伯雷同处于印刷革命时期的蒙田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宁要一个健全的头脑，不要记忆装得满满。在此，塞尔提出了关于头脑和身体的思考，即实现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需要做到的身心合一。
成为知识的“渊薮”而不是“漏斗”，这是巨人智慧给我们的启示。当信息网络为人际交流扫除障碍，在时间上留出更多空余可供自由支配时，我们得到解放的头脑便可以重新回到身体并投入到新的研究和创造之中。这是拉伯雷从一个社会转型中看到的有利于巨人形象诞生的机遇，塞尔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枚抛向空中的硬币还有另一面：那些外化为显示器的头脑是否还能回到身体，或者说，技术再一次把我们推到了身心可能分裂的十字路口—是让技术继续取代文字符号成为观看世界的方式，还是将久被忽略的感性体验重新提上日程，像巨人一般在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同时仍不忘培养自身的所思所感？
“不协调性的集合”
塞尔沿着拉伯雷这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发现了技术与身体之间所隐含的世俗化问题。自然科学的高度专门化把人们对精确性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作为知识媒介的技术工具正在取代人自身去认识世界，但是这一幕并不陌生，早在十七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开始使用实验科学方法去定义自然、尋求真理，把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的归入理性和正统，而那些无法言说的模糊之物则被排除在真理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感性就被驱逐出语言的逻辑框架，认知的整体平衡也被破坏，最后还导致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自身遭到忽视。在《五感：一种混合身体的哲学》（The Five Senses： A Philosophy ofMingled Bodies ）中塞尔把这种对技术趋于神学化的崇拜视为“世俗化的失败”（a failure of secularity），而将知识的堆积看作一种“消化系统疾病”（adigestive problem），因为被当作圣物供奉在神龛中的技术产物一旦成为衡量现实的唯一标准，它就失去了与现实相联系的功效，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人的主导者，这使得巨人般的认知主体有可能在技术去世俗化的过程中沦为机器的“精神幽灵”（phan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