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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载在宋代以“尊礼”著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教育哲学和教学实践的宗旨。程颐最早使用“以礼为教”概括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意识及教学思想特征，也正是基于此而展现的。本文首先考察作为张载教育哲学形成背景的北宋重教兴学运动，然后探究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最后论析张载礼教“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的实践功能。
关键词：张载 “以礼为教” 教育哲学主题 “以礼成德” “用礼成俗”
作者林乐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儒家学者历来关心“为学之方”与“教人之法”的问题。儒学的这一传统特征，至宋代尤著。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卷二题为“论学”，卷十一题为“教人”，恰好与儒学的这一传统相呼应。在儒家传统的“教”与“学”这两类活动中，“教”尤其是儒学原型的基本要素，而且是传递“学”的必要途径。考察宋明理学各派的教学活动可知，其“教人之法”互不相同，例如宋代程朱学教人专讲“涵养居敬”“格物穷理”，陆学教人专讲“发明本心”，而明代王学教人则专讲“致良知”，等等。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逝世两年后（元丰二年，1079），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在总结张载教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时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作为与张载往来密切的洛学代表人物，程颐的就近观察是相当真切的。程颐对张载教学宗旨的这一评语，后来在宋、元、明、清学者的广泛征引中被浓缩为“以礼为教”四字，以更简明的语句彰显张载教学实践的基本特质。宋代学者吕本中、吕祖谦、朱熹、真德秀，元代学者胡炳文，明代学者吕柟，清代学者顾炎武、颜元等，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张载“以礼为教”的教育哲学宗旨。
胡适是20世纪率先创制“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形态的学者。在所著《中国哲学大纲》卷上开篇，他将哲学分为六个门类，其中就包括“教育哲学”。由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教育”和“教学”这两个术语多交互并用，故儒家之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教育学说或教学思想。对于张载的教育哲学，我们不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本质理解为有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次序和教学方法的原理。然而就学术界对张载教育哲学或教育思想这一课题的研究来看，在一些相关论著中，很少论及张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旨，更谈不到进行专题研究；或仅仅将张载礼学归结为“工夫论”，未能准确理解此课题的基本性质。因而，本文首先认为应当将“以礼为教”定性为“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才比较确切。张载在宋代以“尊礼”著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教学实践和教育哲学的宗旨。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意识及教学思想特征，也正是基于此而展现的。本文拟首先考察作为张载教育哲学形成背景的北宋重教兴学运动，然后探究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最后论析张载礼教“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的实践功能。
一、北宋重教兴学运动：张载教育哲学形成的背景 [见英文版第69页，下同]
北宋政治具有明显的“文治”取向特征，并将“以儒立国”作为基本国策。这一政治取向的选择和基本国策的确立，自太祖朝肇始，后来被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各朝保持下来，而这恰恰为北宋历次重教兴学运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政策环境。
北宋初、中期的文教政策，作为“文治”政策的具体化，直接促成了几次大的兴学运动。咸平四年（1001），真宗下诏，在向州、县官学颁赐《九经》的同时，将《九经》同样颁发给民间聚徒讲学的书院。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在回顾“三代之隆，学统于上”，孔子时代“上无学而教在下”之后，指出，“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这是对真宗旨在使民间教育和私家讲学合法化的文教政策的高度评价。庆历四年（1044），仁宗诏令诸路州、府、军、监立学，促使全国各地兴办学校的盛况空前。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主持变法，并领导熙宁教育改革，其主要成就是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使官方的最高学府得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校网络。
咸平以来的几次兴学立教运动，尤其是庆历和熙宁的教育改革，都与政治变革有直接的关联。虽然这几次兴教运动均因变法失败而暂歇，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王夫之在总结真、仁朝以来文教政策和兴教运动的影响时说：“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这显然是认为，当时的兴学立教，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北宋理学兴起的背景，学界历来仅关注古文运动和政治改革，而对兴学运动的作用则重视不够。其实，北宋的重教兴学运动对于理学兴起的推动作用，要远远大于古文运动。作为当时积极参与兴学运动的“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教育家，又是经师或理学家。理学家与政治家各自对于兴学立教的着眼点是有所区别的。例如，熙宁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与洛学领袖二程兄弟，对于政治变法与兴教运动的关系，看法便有所不同：王安石重变法甚于教育，而二程重教育则甚于变法。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曾说：“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之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钱穆评价说：“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对于政治与教育关系的看法，不惟洛学领袖二程兄弟如此，关学宗师张载亦然。因此，钱穆指出：“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味重于教育”，而“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味重过政治。”张载自己也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又说：“今日之往来，俱无益，不如闲居，与学者讲论，资养后生，却成得事。”可见，张载把讲学传道、培养学者视作“功及天下”的头等大事。
在北宋理学家及其他儒家学者中，通晓礼学者不乏其人，但明确把“以礼教学者”作为自己教育哲学主题和教学实践宗旨的，则惟张載一人而已。本节所述北宋重教兴学运动，正是张载“以礼为教”教育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 [71]
张载教授学生之礼学，其内容相当广泛，除个体道德修养外，还包括经世致用的实用知识。二程曾对张载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我们可以将张载的礼学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一个层次是：成德践行之礼。此一层次的礼，其主要表现形式和功能是就个体而言的“以礼成德”，亦即张载自己所说的个体“行礼”实践。与此相关，还包括个体的举止得体、行为庄敬等内容。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教化之礼。此一层次的礼，其主要内容是在社群尤其是在家族生活中推行日常礼仪，如冠礼、昏礼、丧礼、祭礼等，其目的是“用礼成俗”，以改良地方社会秩序。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三个层次是：养民治民之礼。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三代之治”的基礎是礼乐制度，因而张载认为治理国事要“以礼乐为急”。他还认为，礼乐制度应当发挥养民和治民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教育哲学原理是以其礼学为基础的，礼学是贯穿于其教育哲学原理之中的。张载的教育哲学思想，其远源出于周、孔之学，其近源则在乎《礼记》。《礼记·曲礼》篇云：“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而《礼记·学记》篇与张载教育哲学思想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诸篇，为《礼记》之精要，且以《学记》在《大学》之前。在北宋理学诸派中，二程教弟子重《礼记》之《大学》篇，张载则较少言及《大学》篇，而是更重《学记》篇。张载有关《学记》的系统解说，今天可见其佚著《礼记说》辑本。当然，《学记》与《大学》也有共同之处，即二者都论及“大学之道”，亦即大学教育的基本原理。因而，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重《大学》，同时也甚重《学记》。他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论《学记》时说，此篇“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业之次序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盖兼大小学而言之。旧注多失其指，今考横渠张氏之说，并附己意，以补其注”。此处“横渠张氏之说”，主要指张载《礼记说》对《学记》诸篇的解说。清代学者陈澧（1678-1882，字兰甫，号东塾）说：“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学》《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学记补注》者矣。”据此可知，张载关于《学记》篇的解说，是朱熹为《学记》补注的主要依据。《学记》是一篇全面论述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纲领。从《张载集》以及集外佚著《礼记说》对《学记》篇的解说可知，“以礼为教”四字大体可以涵盖张载教育哲学或教学思想的精华。
张载作为教育家深感“教人至难”，其一生对于如何达致“善教”之境多所用心，总结出一整套教育哲学原理。概言之，张载的教育哲学原理以“教”与“学”为其两个面向，对“教”之职责、“学”之方向等问题都有很精到的认知。同时，他又以“先正其志”“成德谓之学”的教学目的论，“学礼”“知礼”“行礼”的教学内容论，“学在乎推广”“成不独成”的教学过程论，作为自己教育哲学原理的三条主线。
第一，“先正其志”“成德谓之学”的教学目的论。张载提出，教育的首要职责在于使学者“正其志”，并认为这是“教之大伦”。按照王夫之的解释，“大伦，可以统众事者。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这里所谓“正其志”，是要学者先端正其为学之“志”，而此“志”指向的是“教人使入德”。张载在解说《礼记·学记》篇所谓“继其志”时说：“教者是使学者继其志，循循然善诱，是继志也。”这里的“继志”是指“继学之志也”。由于“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因而如何使学者“能继”，便成为教学的首要任务。教师若能够做到使学者始终保持成德之志，才称得上是“善教者也”。
张载在解说《礼记·学记》篇时说：“何谓学？成德谓之学。”以“成德”为“学”，是对为学方向的实质性规定，也关乎学者的使命。从历史上看，对“学”之内涵的界定是随时代而演变的。唐代所谓“学”，注重的是学术的文化性、综合性道路；至北宋，在朝廷文教政策的推动下，士人亦即学者的人数剧增，此时的“学”不仅成为确认士人身份的尺度，而且“学”本身的内涵也转变为道德的自我修养。可以说，张载对“学”的界定与“学”的历史转变趋势完全一致。
第二，“学礼”“知礼”“行礼”的教学内容论。在教学内容方面，张载强调学“礼”的优先性。对此，司马光看得相当真切。正如他评价张载教学特点时所说：“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张载指出：“进人之速无如礼。”可以认为，张载教学的多方面内容几乎都是以“礼”为中心的，上述张载礼学结构的多层面展现，也都可以视为张载教授弟子的具体内容。
张载在以礼教弟子的教学活动中，“学礼”“知礼”和“行礼”等都是为张载所看重的方面。
首先，关于“学礼”。张载说：“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因此，张载强调学者必须观礼、学礼。他说：“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他还说：
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
这是张载对学礼优先性的强调。他又说：
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共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朱熹曾说，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因而可以认为，张载教人以礼是对西周官方礼教模式的继承。
其二，关于“知礼”。“知礼成性”，是张载为学者制定的修身工夫基本形态之一。“知礼成性”作为修身工夫的整体，“知礼”是指对礼的本质理解；“成性”则指道德人性的完成的。在此意义上，“知礼成性”也就是张载所谓“以礼成德”。（详下节） 最后，关于“行礼”。所谓“行礼”，就是对礼的遵从。在“行礼”实践中，张载主张从“洒扫应对”等最基本的工夫环节做起。他认为，“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以此为起点，“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前述“变化气质”工夫，从字面上看似乎与“礼”无关，其实不然。张载说：“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可见，“变化气质”与“知礼成性”是可以互相配合的工夫，都有益于学者的“行礼”实践。
第三，“学在乎推广”“成不独成”的教学过程论。张载提出：“学在乎推广，而不可以不思。”张载所谓“学在乎推广”，涉及为学由近及远，亦即由己及人、由己及物的扩充过程。在张载看来，通过教师的努力，使学者“继其志”，成德之心不停息。这时，学者才算得上“可与立也”；而这对于教者而言，则“可以无恨矣”。
张载说：“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张载关于“成不独成”的思想，是对《礼记·学记》中为学“大成”思想的发挥。《学记》篇论述为学“大成”云：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
张载解释为学“大成”思想说：“化民易俗之道，非学则不能至。此学之大成也。”据此可知，张载“成不独成”的思想，着眼于社会民众道德风俗的改良，已经超出了一己成德的范围，体现了孔子的忠恕精神和儒家的经世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张载“强礼然后可与立”的论述是他以“礼”为中心的教育哲学的理论支点。在这一理论支点中，所“立”的目标是主体道德人格的确立，而“立”的根基则在于“礼”。因而，张载反复强调：“人必礼以立”，“立本既正，然后修持。”在张载看来，立于礼是“继志”“入德”的有效方法。他认为：“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捷径，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在张载的学说中，“行礼”实践是人性完成的过程，而人性的成长和提升需要礼仪规则的约束。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在教育中人必须受到规训。规训意味着力求防止动物性对人性造成损害。”人的“天性没有被置于规则之下，这才是恶的原因。”康德对规则在人性教育中重要作用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张载强调“学礼”“行礼”在人性修养中的积極作用。总之，通过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的审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以礼为教”认定为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
三、礼教的实践功能：“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 [75]
张载非常注重礼教的实践功能。其中，他尤其重视“以礼成德”的修身方法，以提高个体的德性；同时，他也很重视“用礼成俗”，以改良地方社会秩序。
第一，“以礼成德”的个体修身作用。程门弟子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学者称上蔡先生）与弟子论学时，这样评论张载“以礼教学者”的方式：
横渠教人以礼为先，大要欲得正容谨节。其意谓世人汗漫无守，便当以礼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困，无所见处，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明道先生则不然，先使学者有知识，却从敬入。
谢良佐的评论后来被广泛征引，尽管所论不免含有抬高程门教法的门户之见，但他的确意识到张载门人行礼“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所谓“吃木札”，是形容只知被动和机械循礼的贫乏无味。在这里，谢良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行礼实践过程中怎样才能够避免把礼仪规则当作枯槁、僵化的教条？怎样才能够使“仁”“诚”“敬”等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礼仪规范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关系？
在“礼”与“仁”“诚”“敬”等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张载首先强调的是“礼”的优先作用。张载指出，仁“不得礼则不立”。张载的一句佚诗说的也很明确：“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值得注意的是，张载这里对“礼”的强调似乎超过了作为儒家最高核心价值的“仁”。但仔细分析则可发现，张载对礼的强调，只是从教学步骤的优先性这一特定角度而言的。就是说，若要实现“仁”的价值，则必须通过“学礼”和“行礼”的途径，而这与“仁”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的最高地位并不冲突。对于“诚”或“诚意”与“礼”的关系，其道理也如此。正如张载所说：“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但另一方面，张载强调“礼”的优先地位，并不是要消解“诚”“敬”等内在道德价值的作用。例如，他指出：“‘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就是说，外在的“礼”必须有内在的“敬”作为承载。对此，必须全面地加以理解。张载反对修身实践过程中外在规则与内在精神这两方面的背离，强调行礼实践中必须坚持“合内外之道”。他认为，“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他主张：“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所谓“合内外之道”，是强调修身的途径在于把握内外“兼修”的原则，使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礼仪规范形成共时性的内外互动机制，内与外在行礼实践中得到统一。
后来，元儒许衡（1209-1282，字仲平，号鲁斋）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
横渠教人以礼，使学者有所据守。程氏教人穷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礼之所以然乃可。礼，岂可忽耶？制之于外，以资其内。外面文理都布摆得，是一切整暇身心，安得不泰然？若无所见，如吃木札相似，却是为礼所窘束。
许衡认为，张载“教人以礼”，首先要求学者充分理解“礼”的原理。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内外两方面的关系。若如此，在行礼实践中就能够身心“泰然”，避免出现谢良佐所谓教人以礼“如吃木札相似”的消极结果。许衡的论析，有助于回答谢良佐对张载以礼教弟子的质疑。 第二，“用礼成俗”改良地方秩序的作用。司马光准确地将张载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工作概括为：“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吕大临对乃师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情况有过这样的具体描述：
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必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
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徳。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
由于张载竭力倡导和推行古礼，“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取得了“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的成就。（详下）
在张载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不安于礼”，社会风俗中“礼意犹有所缺”。在这种背景下，张载与程颢之间有过一次对话。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程颢评价说：“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张载补充说：“亦是自家规矩宽大。”可见，张载竭力推行古礼，“用礼成俗”“用礼”“化俗”，而不流于习俗。这在当时是需要一种“刚劲敢为”的勇气的。同时，這也表明张载对自己依托古礼所建构的“宽大”礼仪体系是充满自信的。后来，张门弟子吕大钧兄弟撰写《乡约》，并推行于其乡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正是把张载礼学落实于地方秩序整顿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案例。
张载明确地意识到，他所坚持的儒家礼仪与社会习俗之间是有区别的，他把当时的习俗称作“当世习熟”或“当世习”，主张通过“学礼”而“除去之”。这与司马光区分“礼”与“时俗”的用意相同。张载“善法圣人之遗意”。他所教儒家之礼，是周、孔文化创造的结晶，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据。“礼”作为国家政治的运行机制，以及家族、乡里中调节宗族和社群关系的价值规范系统，具有稳定性和范导性。《说文》解释“俗”字说：“俗，习也。”《说文》段注引《汉书·地理志》云：“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习或俗，是指那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而形成的惯性状态。据此可知，习俗是在现实生活或现实情境中自发形成的，是积淀而成的习惯性的东西，无法有效地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理性指导。风俗有美恶，改恶为良为善，此即所谓“移风易俗”。儒家传统认为，改易风俗的力量在于“礼”。张载坚持儒家传统，明确地把礼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用礼成俗”和“化民易俗之道”，凸显了以礼改造社会习俗的能动性。今人在评析传统儒家之“礼”时，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习俗”混为一谈，将二者合称为“礼俗”，并常用“礼俗主义”这一说法。这是一种误解。混淆“礼”与“俗”二者的区别，容易导致学理上的混乱。如果将“礼俗主义”改称为“习俗主义”，才比较准确。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
关键词：张载 “以礼为教” 教育哲学主题 “以礼成德” “用礼成俗”
作者林乐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儒家学者历来关心“为学之方”与“教人之法”的问题。儒学的这一传统特征，至宋代尤著。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卷二题为“论学”，卷十一题为“教人”，恰好与儒学的这一传统相呼应。在儒家传统的“教”与“学”这两类活动中，“教”尤其是儒学原型的基本要素，而且是传递“学”的必要途径。考察宋明理学各派的教学活动可知，其“教人之法”互不相同，例如宋代程朱学教人专讲“涵养居敬”“格物穷理”，陆学教人专讲“发明本心”，而明代王学教人则专讲“致良知”，等等。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逝世两年后（元丰二年，1079），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在总结张载教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时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作为与张载往来密切的洛学代表人物，程颐的就近观察是相当真切的。程颐对张载教学宗旨的这一评语，后来在宋、元、明、清学者的广泛征引中被浓缩为“以礼为教”四字，以更简明的语句彰显张载教学实践的基本特质。宋代学者吕本中、吕祖谦、朱熹、真德秀，元代学者胡炳文，明代学者吕柟，清代学者顾炎武、颜元等，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张载“以礼为教”的教育哲学宗旨。
胡适是20世纪率先创制“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形态的学者。在所著《中国哲学大纲》卷上开篇，他将哲学分为六个门类，其中就包括“教育哲学”。由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教育”和“教学”这两个术语多交互并用，故儒家之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教育学说或教学思想。对于张载的教育哲学，我们不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本质理解为有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次序和教学方法的原理。然而就学术界对张载教育哲学或教育思想这一课题的研究来看，在一些相关论著中，很少论及张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旨，更谈不到进行专题研究；或仅仅将张载礼学归结为“工夫论”，未能准确理解此课题的基本性质。因而，本文首先认为应当将“以礼为教”定性为“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才比较确切。张载在宋代以“尊礼”著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教学实践和教育哲学的宗旨。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意识及教学思想特征，也正是基于此而展现的。本文拟首先考察作为张载教育哲学形成背景的北宋重教兴学运动，然后探究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最后论析张载礼教“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的实践功能。
一、北宋重教兴学运动：张载教育哲学形成的背景 [见英文版第69页，下同]
北宋政治具有明显的“文治”取向特征，并将“以儒立国”作为基本国策。这一政治取向的选择和基本国策的确立，自太祖朝肇始，后来被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各朝保持下来，而这恰恰为北宋历次重教兴学运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政策环境。
北宋初、中期的文教政策，作为“文治”政策的具体化，直接促成了几次大的兴学运动。咸平四年（1001），真宗下诏，在向州、县官学颁赐《九经》的同时，将《九经》同样颁发给民间聚徒讲学的书院。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在回顾“三代之隆，学统于上”，孔子时代“上无学而教在下”之后，指出，“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这是对真宗旨在使民间教育和私家讲学合法化的文教政策的高度评价。庆历四年（1044），仁宗诏令诸路州、府、军、监立学，促使全国各地兴办学校的盛况空前。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主持变法，并领导熙宁教育改革，其主要成就是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使官方的最高学府得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校网络。
咸平以来的几次兴学立教运动，尤其是庆历和熙宁的教育改革，都与政治变革有直接的关联。虽然这几次兴教运动均因变法失败而暂歇，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王夫之在总结真、仁朝以来文教政策和兴教运动的影响时说：“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这显然是认为，当时的兴学立教，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北宋理学兴起的背景，学界历来仅关注古文运动和政治改革，而对兴学运动的作用则重视不够。其实，北宋的重教兴学运动对于理学兴起的推动作用，要远远大于古文运动。作为当时积极参与兴学运动的“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教育家，又是经师或理学家。理学家与政治家各自对于兴学立教的着眼点是有所区别的。例如，熙宁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与洛学领袖二程兄弟，对于政治变法与兴教运动的关系，看法便有所不同：王安石重变法甚于教育，而二程重教育则甚于变法。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曾说：“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之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钱穆评价说：“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对于政治与教育关系的看法，不惟洛学领袖二程兄弟如此，关学宗师张载亦然。因此，钱穆指出：“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味重于教育”，而“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味重过政治。”张载自己也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又说：“今日之往来，俱无益，不如闲居，与学者讲论，资养后生，却成得事。”可见，张载把讲学传道、培养学者视作“功及天下”的头等大事。
在北宋理学家及其他儒家学者中，通晓礼学者不乏其人，但明确把“以礼教学者”作为自己教育哲学主题和教学实践宗旨的，则惟张載一人而已。本节所述北宋重教兴学运动，正是张载“以礼为教”教育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 [71]
张载教授学生之礼学，其内容相当广泛，除个体道德修养外，还包括经世致用的实用知识。二程曾对张载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我们可以将张载的礼学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一个层次是：成德践行之礼。此一层次的礼，其主要表现形式和功能是就个体而言的“以礼成德”，亦即张载自己所说的个体“行礼”实践。与此相关，还包括个体的举止得体、行为庄敬等内容。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教化之礼。此一层次的礼，其主要内容是在社群尤其是在家族生活中推行日常礼仪，如冠礼、昏礼、丧礼、祭礼等，其目的是“用礼成俗”，以改良地方社会秩序。
张载礼学结构的第三个层次是：养民治民之礼。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三代之治”的基礎是礼乐制度，因而张载认为治理国事要“以礼乐为急”。他还认为，礼乐制度应当发挥养民和治民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教育哲学原理是以其礼学为基础的，礼学是贯穿于其教育哲学原理之中的。张载的教育哲学思想，其远源出于周、孔之学，其近源则在乎《礼记》。《礼记·曲礼》篇云：“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而《礼记·学记》篇与张载教育哲学思想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诸篇，为《礼记》之精要，且以《学记》在《大学》之前。在北宋理学诸派中，二程教弟子重《礼记》之《大学》篇，张载则较少言及《大学》篇，而是更重《学记》篇。张载有关《学记》的系统解说，今天可见其佚著《礼记说》辑本。当然，《学记》与《大学》也有共同之处，即二者都论及“大学之道”，亦即大学教育的基本原理。因而，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重《大学》，同时也甚重《学记》。他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论《学记》时说，此篇“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业之次序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盖兼大小学而言之。旧注多失其指，今考横渠张氏之说，并附己意，以补其注”。此处“横渠张氏之说”，主要指张载《礼记说》对《学记》诸篇的解说。清代学者陈澧（1678-1882，字兰甫，号东塾）说：“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学》《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学记补注》者矣。”据此可知，张载关于《学记》篇的解说，是朱熹为《学记》补注的主要依据。《学记》是一篇全面论述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纲领。从《张载集》以及集外佚著《礼记说》对《学记》篇的解说可知，“以礼为教”四字大体可以涵盖张载教育哲学或教学思想的精华。
张载作为教育家深感“教人至难”，其一生对于如何达致“善教”之境多所用心，总结出一整套教育哲学原理。概言之，张载的教育哲学原理以“教”与“学”为其两个面向，对“教”之职责、“学”之方向等问题都有很精到的认知。同时，他又以“先正其志”“成德谓之学”的教学目的论，“学礼”“知礼”“行礼”的教学内容论，“学在乎推广”“成不独成”的教学过程论，作为自己教育哲学原理的三条主线。
第一，“先正其志”“成德谓之学”的教学目的论。张载提出，教育的首要职责在于使学者“正其志”，并认为这是“教之大伦”。按照王夫之的解释，“大伦，可以统众事者。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这里所谓“正其志”，是要学者先端正其为学之“志”，而此“志”指向的是“教人使入德”。张载在解说《礼记·学记》篇所谓“继其志”时说：“教者是使学者继其志，循循然善诱，是继志也。”这里的“继志”是指“继学之志也”。由于“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因而如何使学者“能继”，便成为教学的首要任务。教师若能够做到使学者始终保持成德之志，才称得上是“善教者也”。
张载在解说《礼记·学记》篇时说：“何谓学？成德谓之学。”以“成德”为“学”，是对为学方向的实质性规定，也关乎学者的使命。从历史上看，对“学”之内涵的界定是随时代而演变的。唐代所谓“学”，注重的是学术的文化性、综合性道路；至北宋，在朝廷文教政策的推动下，士人亦即学者的人数剧增，此时的“学”不仅成为确认士人身份的尺度，而且“学”本身的内涵也转变为道德的自我修养。可以说，张载对“学”的界定与“学”的历史转变趋势完全一致。
第二，“学礼”“知礼”“行礼”的教学内容论。在教学内容方面，张载强调学“礼”的优先性。对此，司马光看得相当真切。正如他评价张载教学特点时所说：“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张载指出：“进人之速无如礼。”可以认为，张载教学的多方面内容几乎都是以“礼”为中心的，上述张载礼学结构的多层面展现，也都可以视为张载教授弟子的具体内容。
张载在以礼教弟子的教学活动中，“学礼”“知礼”和“行礼”等都是为张载所看重的方面。
首先，关于“学礼”。张载说：“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因此，张载强调学者必须观礼、学礼。他说：“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他还说：
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
这是张载对学礼优先性的强调。他又说：
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共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朱熹曾说，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因而可以认为，张载教人以礼是对西周官方礼教模式的继承。
其二，关于“知礼”。“知礼成性”，是张载为学者制定的修身工夫基本形态之一。“知礼成性”作为修身工夫的整体，“知礼”是指对礼的本质理解；“成性”则指道德人性的完成的。在此意义上，“知礼成性”也就是张载所谓“以礼成德”。（详下节） 最后，关于“行礼”。所谓“行礼”，就是对礼的遵从。在“行礼”实践中，张载主张从“洒扫应对”等最基本的工夫环节做起。他认为，“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以此为起点，“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前述“变化气质”工夫，从字面上看似乎与“礼”无关，其实不然。张载说：“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可见，“变化气质”与“知礼成性”是可以互相配合的工夫，都有益于学者的“行礼”实践。
第三，“学在乎推广”“成不独成”的教学过程论。张载提出：“学在乎推广，而不可以不思。”张载所谓“学在乎推广”，涉及为学由近及远，亦即由己及人、由己及物的扩充过程。在张载看来，通过教师的努力，使学者“继其志”，成德之心不停息。这时，学者才算得上“可与立也”；而这对于教者而言，则“可以无恨矣”。
张载说：“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张载关于“成不独成”的思想，是对《礼记·学记》中为学“大成”思想的发挥。《学记》篇论述为学“大成”云：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
张载解释为学“大成”思想说：“化民易俗之道，非学则不能至。此学之大成也。”据此可知，张载“成不独成”的思想，着眼于社会民众道德风俗的改良，已经超出了一己成德的范围，体现了孔子的忠恕精神和儒家的经世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张载“强礼然后可与立”的论述是他以“礼”为中心的教育哲学的理论支点。在这一理论支点中，所“立”的目标是主体道德人格的确立，而“立”的根基则在于“礼”。因而，张载反复强调：“人必礼以立”，“立本既正，然后修持。”在张载看来，立于礼是“继志”“入德”的有效方法。他认为：“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捷径，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在张载的学说中，“行礼”实践是人性完成的过程，而人性的成长和提升需要礼仪规则的约束。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在教育中人必须受到规训。规训意味着力求防止动物性对人性造成损害。”人的“天性没有被置于规则之下，这才是恶的原因。”康德对规则在人性教育中重要作用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张载强调“学礼”“行礼”在人性修养中的积極作用。总之，通过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的审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以礼为教”认定为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
三、礼教的实践功能：“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 [75]
张载非常注重礼教的实践功能。其中，他尤其重视“以礼成德”的修身方法，以提高个体的德性；同时，他也很重视“用礼成俗”，以改良地方社会秩序。
第一，“以礼成德”的个体修身作用。程门弟子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学者称上蔡先生）与弟子论学时，这样评论张载“以礼教学者”的方式：
横渠教人以礼为先，大要欲得正容谨节。其意谓世人汗漫无守，便当以礼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困，无所见处，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明道先生则不然，先使学者有知识，却从敬入。
谢良佐的评论后来被广泛征引，尽管所论不免含有抬高程门教法的门户之见，但他的确意识到张载门人行礼“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所谓“吃木札”，是形容只知被动和机械循礼的贫乏无味。在这里，谢良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行礼实践过程中怎样才能够避免把礼仪规则当作枯槁、僵化的教条？怎样才能够使“仁”“诚”“敬”等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礼仪规范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关系？
在“礼”与“仁”“诚”“敬”等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张载首先强调的是“礼”的优先作用。张载指出，仁“不得礼则不立”。张载的一句佚诗说的也很明确：“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值得注意的是，张载这里对“礼”的强调似乎超过了作为儒家最高核心价值的“仁”。但仔细分析则可发现，张载对礼的强调，只是从教学步骤的优先性这一特定角度而言的。就是说，若要实现“仁”的价值，则必须通过“学礼”和“行礼”的途径，而这与“仁”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的最高地位并不冲突。对于“诚”或“诚意”与“礼”的关系，其道理也如此。正如张载所说：“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但另一方面，张载强调“礼”的优先地位，并不是要消解“诚”“敬”等内在道德价值的作用。例如，他指出：“‘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就是说，外在的“礼”必须有内在的“敬”作为承载。对此，必须全面地加以理解。张载反对修身实践过程中外在规则与内在精神这两方面的背离，强调行礼实践中必须坚持“合内外之道”。他认为，“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他主张：“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所谓“合内外之道”，是强调修身的途径在于把握内外“兼修”的原则，使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礼仪规范形成共时性的内外互动机制，内与外在行礼实践中得到统一。
后来，元儒许衡（1209-1282，字仲平，号鲁斋）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
横渠教人以礼，使学者有所据守。程氏教人穷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礼之所以然乃可。礼，岂可忽耶？制之于外，以资其内。外面文理都布摆得，是一切整暇身心，安得不泰然？若无所见，如吃木札相似，却是为礼所窘束。
许衡认为，张载“教人以礼”，首先要求学者充分理解“礼”的原理。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内外两方面的关系。若如此，在行礼实践中就能够身心“泰然”，避免出现谢良佐所谓教人以礼“如吃木札相似”的消极结果。许衡的论析，有助于回答谢良佐对张载以礼教弟子的质疑。 第二，“用礼成俗”改良地方秩序的作用。司马光准确地将张载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工作概括为：“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吕大临对乃师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情况有过这样的具体描述：
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必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
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徳。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
由于张载竭力倡导和推行古礼，“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取得了“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的成就。（详下）
在张载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不安于礼”，社会风俗中“礼意犹有所缺”。在这种背景下，张载与程颢之间有过一次对话。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程颢评价说：“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张载补充说：“亦是自家规矩宽大。”可见，张载竭力推行古礼，“用礼成俗”“用礼”“化俗”，而不流于习俗。这在当时是需要一种“刚劲敢为”的勇气的。同时，這也表明张载对自己依托古礼所建构的“宽大”礼仪体系是充满自信的。后来，张门弟子吕大钧兄弟撰写《乡约》，并推行于其乡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正是把张载礼学落实于地方秩序整顿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案例。
张载明确地意识到，他所坚持的儒家礼仪与社会习俗之间是有区别的，他把当时的习俗称作“当世习熟”或“当世习”，主张通过“学礼”而“除去之”。这与司马光区分“礼”与“时俗”的用意相同。张载“善法圣人之遗意”。他所教儒家之礼，是周、孔文化创造的结晶，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据。“礼”作为国家政治的运行机制，以及家族、乡里中调节宗族和社群关系的价值规范系统，具有稳定性和范导性。《说文》解释“俗”字说：“俗，习也。”《说文》段注引《汉书·地理志》云：“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习或俗，是指那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而形成的惯性状态。据此可知，习俗是在现实生活或现实情境中自发形成的，是积淀而成的习惯性的东西，无法有效地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理性指导。风俗有美恶，改恶为良为善，此即所谓“移风易俗”。儒家传统认为，改易风俗的力量在于“礼”。张载坚持儒家传统，明确地把礼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用礼成俗”和“化民易俗之道”，凸显了以礼改造社会习俗的能动性。今人在评析传统儒家之“礼”时，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习俗”混为一谈，将二者合称为“礼俗”，并常用“礼俗主义”这一说法。这是一种误解。混淆“礼”与“俗”二者的区别，容易导致学理上的混乱。如果将“礼俗主义”改称为“习俗主义”，才比较准确。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