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盗版盛行，这是否会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一幕噩梦？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否经得住这种成长之痛呢？
　　Salon 7月
　　
　　遍布的盗版
　　
　　在上海向阳市场里，如果有谁问“要CD或DVD吗？”而有人大声回应说“要”时，他就会偷笑着试探你是不是警察, 然后他一溜烟儿跑掉。但多数时，他会把你带到隐蔽处，让你挑选。
　　我遇到的是一个卖光盘的妇女，她又壮又矮，从圆圆的脸和小心翼翼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从上海郊区过来的。
　　她让我紧跟着她，在她后面保持一米的距离，以免引起怀疑。穿过嘈杂的人群和密密麻麻的货摊，我们走出市场来到一家卖衣摊后的一个小黑屋里,那儿堆满了CD 供我慢慢挑选。一会儿，又一妇女来到我面前，说带我多见几个卖主；一个在日本面馆后面，由两个男人负责看摊；另一个在手表店和时尚灯具店旁边，还有一处在古玩店旁的煤气管道上。这个妇女向我解释，第一个摊是她租下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别人租的，她每出售一张盘就付给这两个店主一定比例的佣金。
　　在第一个摊处那个长得瘦瘦的男人负责发货、出货和整个市场内的巡视，以防止不测，每一个CD摊点都有这么几个放哨的。他们大概以5元人民币买进，经过中间商向供货处拿货，以防止货源头出问题时受连累。这个男子说, 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卖出100张碟，每张碟的售价在8元人民币左右。他在这儿呆了十几年了，蹲过3次班房，每次进去3个月，共计付出1万元罚金，而他每次都顺顺当当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意摊上。
　　“这生意挺难做的，但在中国也只有做这种生意了。其实也不像大多数人想得那么坏。我们的收入比卖劳力好些，更比呆在乡下强，”他得意地耸耸肩，“别指望这样能挣大钱，也算是一个生存之道吧！”
　　现在，在郁郁葱葱的榕树下，装饰高雅的建筑群中，高耸的A级办公楼边，喧嚣的店铺中，都是这些贩卖盗版者伺机做生意的地方。或许你可能刚下公车，或是刚出地铁，在路边得意散步时，不经意间就会遇到年轻人或妇女凑到耳边：请问要CD，或DVD吗？
　　在上海南京路上，这种情况更为常见。你愈走愈停均会引起这帮人的注意，走不出几米，另外卖光盘的人又会向你兜售。在附近的向阳市场中更有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里有Prada，Calvin Klein。所有洋牌货满眼都是，而价格低得让你咋舌。
　　上海有向阳市场，北京有秀水街，如今，贩卖仿制品的市场遍布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之中。在很多城市的人行道、过街天桥、地铁台阶、嘈杂的街道你都会看到：乱蓬蓬的头发的中年人，拎着半开口的箱子，拎着光盘袋到处招揽生意。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协会(IIPA)统计，美洲46%的盗版物来自中国。质量保障协会 (QBPC)是由外资赞助的下属于中国企业协会的反盗版组织，它在报道中称，盗版产品在中国市场影响力有时超过正版产品。盗版的视听资料充斥着中国大城市95%的市场份额，这一比例在二级城市可以达到100%。而在限制盗版方面，尽管官方一直在打击，但法律效力作用并不大。
　　
　　经济暗点
　　
　　盗版成为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一个暗点。由于赝品带来的美元流失不计其数，商业软件联盟(BSA)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一年用于制造盗版软件的成本就超过400万美元，这相对于流失的美元更惊人。跨国巨头在中国利润受到盗版的严重侵蚀，而对于中国本土而言情况更加不妙。盗版严重影响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使本土公司缺乏推动力。
　　而中国知识产权秩序混乱，但并非昏暗无边，盗版虽对商业有害，但消费者从中受益无穷，在某些方面甚至对社会发展都是有好处的。盗版可以为未受教育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下岗人士从盗版中发掘商机，盗版缓解了闲置阶层给社会带来的压力。盗版甚至已成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在盗版作坊里工作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或是迁徙来此的非法劳动力。
　　以往美国和别国的电影大片自制作到地方影院公映或制成DVD发行须经历3年左右的时间；而盗版的好莱坞影碟总是在几个星期内就在大陆能够买到, 有时甚至在发布前就出现盗版影碟。
　　在某些方面, 中国盗版对于美国人简直是噩梦——任何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均可复制，任何商品均可仿制。
　　虽然不能提供权威性评估，但在地摊和廉价店里, 赝品常常超出正品的数量，例如休闲制品或带有迪斯尼及卡通人物的制品。虽然现在耐克对此较乐观, 认为公司的盗版率为15%-20%，但在2000年，某期南方都市报报道说, 耐克公司当时认为中国市场有50%的耐克产品均为赝品。
　　甚至农民和打工仔也穿耐克，戴斯沃琪表。“在中国，收入差异巨大，这意味着有些品牌能够吸引人的注目已相当不错了。”市场咨询机构CBC这样认为。
　　
　　模仿时代：盗版动力源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一方面，现有法律不可能完全消除盗版，此外，消费者对盗版的需求同样对盗版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众普遍认同加大处罚是可行之举，然而高档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也在选购几块钱一张的盗版DVD。高收入激发了对国外品牌及商品的热情，中国消费者正对名牌和奢侈品变得格外热衷——名牌衣物、饰物，可信或不可信的，只要是国外的，中国人都欢迎——但中国消费者已习惯于廉价的盗版制品，而不愿花太多的钱买正版制品。
　　中国人常常认为法不责众，或者干脆有人说，买盗版盘源自别无选择，如果你花30元买一张盘，一天的工资就没有了，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以每个人习惯于盗版。中国人认为：便宜即好。
　　再者就是传统思想和目前社会思潮对盗版以包容的态度。尽管儒家思想的脉络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在现实的中国, 商业利益、金钱意识远远超出了先前的家族、国家及崇高理念。紧随于70年代后的淘金时代造就了空虚的两代人，如果说他们还懂得伦理道德的话, 那就是简单、低风险地挣钱。
　　另外, 由于对外来文化一味模仿, 忽略自身文化的个性塑造, 中国文化正失去最核心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这使得模仿之风在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地流行。对国外现代建筑、经济发展模式等不假思索的照搬，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上海某公司原样复制了美国国会大厦外形作为办公楼的主格调，这座办公楼坐落在高速公路旁，在一片稻田和一家工厂附近，他们认为仿制的是最好的, 原因就是在当地这称得上第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肯定开始不愿再购买名牌服装、化妆品、食品、香烟的赝品,” CBC 认为，“而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区分正品与赝品的愿望会提高他们的品牌忠诚度，使其有意识拒绝音乐、音像及软件等盗版物。”当然，事情会因人而异，满口英语的上海商人宁可花上千元买Hugo Boss 衬衫，而湖南农民愿意花百元买它的赝品也是很自然的。
　　
　　反盗版苦旅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用户对应用盗版已不加三思，虽然人人皆知盗版违法，但大多数停留在只是不应该使用盗版的层次上，并没有认知到其对经济的损坏。但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盗版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已出台了相关法规反对盗版。1985年，中国颁布第一部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商标法》，中国新近的知识产权法规是在2001年10月中国加入WTO前颁布的，条文中对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法律责任均做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国知识产权仲裁委员会官员的说法，中国新近颁发的法律已经向国际标准靠拢，有些条文甚至领先于台湾和日本。中国法律已明确，仿造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品违法，购买和销售盗版制品同样违法。
　　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目前的社会思潮对盗版无形包容的态度，儒家思想的渗透，加上“天高皇帝远”，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消费者绞尽脑汁从每一个市场空隙中获利。这一切使得中国在现有环境中难以实施反盗版行动。政府倾向于表面而缺乏挖掘本质的力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中国法律的相对性，法律实施完全取决于是否真的抓到证据，或者取决于你是谁。
　　所以，目前问题不在于法规本身，而在于执法力度加强。按照中国政府的职能分工，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处理商标侵权案，文化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国家专利局受理专利侵权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药品侵权案，但他们都只有行政执法权，公安部门则不参与盗版案件，这使得打击总是隔靴挠痒。而且很多时候，盗版业因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而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这使得反盗版的力度常常受到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