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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媒体人，我却并不喜欢八卦，尤其不喜欢名人的八卦。此外，我也不喜欢许多同行擅长的“报告文学体”：给采访对象戴高帽子，煽情，宏大叙事，等等。尽管如此，我有兴趣为《财富堂》杂志的封面人物专题来写一写国际拍卖业巨头之一的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用一种接近采访札记的文体。因为在我把程寿康作为采访对象认识与交往的8年里，他成功地引领了苏富比这家百年老店在亚洲完成了企业转型，获得了辉煌的业绩；因为翻开历年来我对他的采访记录，他们所经历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历历在目。
职业经理人平易近人
说到苏富比的转型，并不是由程寿康才开始的。记得他的前任叫司徒何伟，是一个专家出身的高管。当时他聘请了一位“海归”担任媒体公关主任，到上海预展时让媒体记者参加一场极富仪式性的发布会，让一众上海本地媒体人大开眼界。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跨国公司，在圈外人看来，这两家专家治理型的公司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无论是它们所推出的那些罕见而珍贵的古董字画，还是那些莫测高深正襟危坐的专家，都在有意无意地营造那种神秘的氛围。
苏富比当年在巡展现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看起来似乎是锦上添花，无意中却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其实，这正是所谓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苏富比也好、佳士得也好，都将告别那种靠少数客户口耳相传、把专家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催眠式的商业模式，转而借助大众文化传播来推广其拍卖业务。
程寿康就是在这种转型已经启动的时刻进入苏富比，担任亚洲区的执行长。那是2005年，中国艺术市场已经进入了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二个繁荣周期。当他2006年春天随着春拍巡展出现在内地媒体前时，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掌门人角色：一个律师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一副随时准备和媒体聊天摆龙门阵的身段。最有趣的是在接待媒体的工作餐上，他谈笑风生，总是在答记者问的同时身兼主持人的角色，抛出各种话题和趣闻，从时事政治、股市财经直到国情民俗无所不及，也不避讳私人的话题。他不仅三教九流都能见招拆招，而且让你感觉是一个热心的朋友。
一晃已过去了8年，不只是掌门人的姿态，苏富比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转变对这个百年老店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程寿康将原因归结为买家群体的变化。前不久他与笔者在其上海巡展现场谈起苏富比的转型，认为这几年刚刚跨入财富阶层的内地新买家持续涌入艺术市场，改变了亚洲乃至全球艺术市场的格局。他以苏富比在亚洲的传统强项中国瓷器工艺品拍卖为例，指出在2004年内地买家只占整个买家群体的3%到4%，到了中国艺术市场进入第三个繁荣周期的2011年，则占到50%或者更高。中国书画的拍卖也是如此。他说：“正是因为内地客户越来越重要，在国际拍卖行中就需要让比较懂得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思路的人，去推动公司的拍卖业务。”
“这种变化对苏富比影响十分深远：整个苏富比包括市场推广、媒体公关、客户服务乃至企业文化，都因此经历了最大变化。”程寿康表示，2004年之前，苏富比在亚洲都是香港、台湾与东南亚的客户，英文都很普及，客户服务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内地买家涌入后，拍卖图录、公司的门户网站等都不能只用英文了，客户服务也不一样了，苏富比对员工的要求也变了：招聘员工要中英文都流利，能说普通话；要增加在内地聘用的员工，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客户的品位和想法。业务布局也变了：随着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北京，增设了北京代表处；春秋两季大拍的内地巡展也加强了，还为开发西部市场增加了成都作为新的巡展地点。
“这8年来，苏富比的运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最近3年，变得在管理上更专业。” 程寿康指出，转型前亚洲艺术市场很小，拍卖业就苏富比与佳士得两家，盛行绅士作风，几个专家与经理在一起商量一下就能做拍卖了。现在市场做大了（见附表一），还要面对内地的拍卖行，竞争变得更激烈了。与客户洽谈业务时，财务条件要有更多创意，比如提供担保等手段；要有更详细的合同；要有更详细的市场分析。于是，需要设置市场分析研究、推广与开发的各种岗位；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需要人力资源部门来统筹公司的职位与薪酬；行政系统还要在财务部门之外增设IT、保安乃至物流等岗位。不过，在程寿康看来这种专业化管理的引入是必然的，不仅在拍卖业是这样，许多行业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香港许多著名的家族企业变身为房地产、金融大集团。它们之前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家长制，没有完整的制度，管理不科学、情绪化。但生意做大了，就需要转型。”
“全球寻珍，集中拍卖”
转型是无形的，但在行业竞争的角斗场上所展开的争夺则是有声有色的。作为苏富比亚洲区掌门人，程寿康说：从专家治理型到职业经理人治理，很容易在转型过程中忽略专家的意见，大公司过于专业化，往往会陷入文山会海，使决策变得困难，可能会陷入平庸。他说：“我宁可靠直觉做一个担当：一旦做不好就承担后果。我比较喜欢听专家的意见。专家每天在市场上打拼，积累了很多经验，比较敏感，如果作为CEO不能给他们全力支持，不向他们投放资源，如何在市场上攻城掠地？如何同他们一起推动业务发展？”
早在2006年3月，苏富比就在纽约吃螃蟹，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吹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场行情狂飙突进的冲锋号。在当时，这场拍卖可谓一炮惊醒梦中人，吸引了全球拍卖场上许多买家的目光，也吸引了中国内地许多新买家与准买家的眼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纽约的专场拍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面旗帜。
但是，时隔两年半后的2008年秋季，苏富比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业务表现时好时坏的纽约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合并到香港。记得在2008年9月笔者就此采访程寿康，他透露最早提动议的出合并就是他。他说：“我上任后就认为当代艺术的市场重点在亚洲、在中国，因为当代艺术的市场热潮虽然出自老外，但老外毕竟是老外，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度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不应该在美国做。”而他的根据，则是苏富比在2006年确定的“全球寻珍，集中拍卖”的战略。这意味着苏富比将瞄准高端拍卖市场而舍弃中低端拍品，也意味着征集拍品要充分发挥全球网络优势，但选择拍卖地点则应强调地域性，有针对性地集中拍卖。他还透露，为了实现合并，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四处游说，直到在公司的统计数据里中国及亚洲的买家已经占了当代艺术买家群体的一半。 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来得正是时候：2008年苏富比香港秋拍前夕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当代艺术市场，使中国当代艺术高涨的市场行情迅速退潮。2009年初，苏富比宣布了裁员、裁撤部门以及削减开支的计划，声明裁员将涉及所有部门与各级员工，而程寿康却在当时就明确告诉笔者，苏富比亚洲区不裁员，因为“亚洲人做事能省则省，苏富比的亚洲团队即使在金融海啸前也是很精干的”，所以避免了危机爆发时被裁员。
好在市场很快在2009年秋季再度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而苏富比则坚持精品策略，专注于当代艺术高端拍品的拍卖，继2008年推出“仕丹莱珍藏”专场拍卖后，又在2011年推出“尤伦斯珍藏”专场拍卖，尤其是2011年春季的第一场，拍出了单场成交总额、众多艺术家作品成交价等一连串拍卖纪录，把当代艺术的行情推演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苏富比能如此及时地调整业务布局，对香港以及全球的艺术市场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早在1973年，朱汤生为苏富比开发亚洲市场而抢滩香港，当时他就与苏富比高层达成了共识：在香港先推瓷杂拍卖，侧重于元代及以后的作品，而纽约、伦敦则继续拍高古瓷。这称得上是“全球寻珍，集中拍卖”战略的1970年代版。到了2008年，这个战略在程寿康的脑海里已经升级为同老冤家佳士得在香港“摆擂台”的想法：围绕中国书画、瓷器杂件与油画雕塑三大传统板块以及洋酒、珠宝、手表三大“新收藏”品种，两大拍卖巨头“在一个战场上面对面（程寿康语）”。这有点像足球场上“贴身紧逼”式的攻防。
结果，苏富比在亚洲4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结出了硕果：在2011年，不仅在当代艺术领域推出“尤伦斯珍藏”专拍，而且在瓷杂板块推出了全球闻名的“玫茵堂珍藏”专拍，在书画板块则推出了行家久闻其名的“梅云堂珍藏”专拍，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与此同时，香港在全球艺术市场中已然崛起，成长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第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
法律与服务两手都要硬
当然，苏富比和亚洲市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春拍的“玫茵堂珍藏”专场拍卖就遭遇了“滑铁卢”。玫茵堂是一对瑞士兄弟的收藏，400多件珍藏囊括了14世纪至18世纪各重要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瓷器，尤其是御制瓷器更是举世闻名。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认为，那是历时50年的收藏，形成于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也是苏富比近30年来最重要的瓷器专场拍卖。为此，苏富比在2011年香港春拍上特地为其设置了“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的晚间拍卖，近80件稀世珍宝总估价高达6.3亿至9.4亿港元，为同类专场之最。
然而，专场拍卖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流拍，据现场统计，整个专场的总成交额仅为3.99亿港元，远低于拍前估价。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拍品有问题，比如当时流拍的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拍卖会后经私人洽购以2亿港元售出。原来苏富比在拍前采取了特别保证金的临时措施，要求参与专拍的竞投者预付高达800万港元的保证金，还要承诺在30天内付款。仇国仕在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大面积流拍的原因盖出于此。
这个案例让中国艺术市场在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出来。作为新兴市场，中国艺术市场涌入的是新买家，为他们服务的是新拍卖公司，遵循的是新的市场规则，有许多不规范的做法，如内地拍卖公司允许大买家延期支付拍卖款，在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繁荣周期中成为市场的潜规则。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2010年度成交额超过千万元的作品共有408件，但截止到2011年4月30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交割，结算率仅为58.09%。更有甚者，一些大买家把拖延付款的恶习带到了国际市场，2010年11月，中国内地的买家以相当于人民币5.5亿元的天价在伦敦一家小拍卖行买入了一件清代乾隆粉彩镂空瓷瓶，却拒不付款。此事引起了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也是苏富比在“玫茵堂珍藏”专拍时出台高额保证金的直接原因。
程寿康在拍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他宁可不要天价拍卖纪录，也要保证及时收到拍卖款。因为保护委托人的权益，保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是苏富比的责任。其实，程寿康早在2007年就出台了保证金制度。他还为此动用法律手段，把那些拖欠拍卖款的客户告上了法庭。笔者之前就报道过类似的案例，如2011年12月，香港苏富比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向其客户任春霞追讨拍卖款，金额连利息高达7000万港元。原来这位买家2011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上分别以2624万港元和1858万港元拍得吴冠中的《漓江新篁》、《凡尔赛一角》，以6890万港元拍得赵无极的《10.1.68》，但其中赵无极的作品却一直未付款。对于逾期拖欠拍卖款、没有付款诚意的客户，苏富比决不手软，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就是程寿康的态度。而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却很有效果，有的内地买家在内地拍卖行前是拖款大户，但在苏富比却能及时结账。
与此同时，在拍品征集与客户服务上，苏富比则不断创新。程寿康在2011年初就曾向笔者透露过，苏富比美国等地的高管在香港聚会，商讨如何针对亚洲市场进行全球合作，因为根据2010年苏富比的数据，平均成交额1000万港元以上的苏富比全球新买家百人排行榜上，来自中国的买家人数比北美及欧洲大陆分别多出1倍，成交金额则分别高出3倍。峰会的主要议题是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他还透露了突破的方向：2010年苏富比在香港做了印象派拍卖的预展，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尝试，如增加西方家具、雕塑等品类的展览。果然，2012年苏富比正式拉开了架势，在香港总部办公楼里开设了类似画廊的展厅，取名叫苏富比艺术空间。这个空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其中分量最重也最令人瞩目的，是当年11月举办的“花样年华：19世纪欧洲油画、家具及工艺品”展售会，以相当于一个专拍的规模向其亚洲客户介绍这个新的市场品类。多年来香港拍卖场每年举办春秋两季大拍的业务格局，也许会随着香港的崛起而被打破：将引入更多的交易品种、更多的交易方式，如小型拍卖会、专题展售会以及私人洽购等。当然，在多种探索中，苏富比会始终坚持精品策略，瞄准高端市场。
经过了2012年的市场调整，程寿康对2013年的市场前景比较乐观。他认为2013年春拍会比2012年秋拍更好。他谈到了两个具体原因：一、去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时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前，艺术市场受到影响，而去年秋拍中在“十八大”召开后的拍卖会，拍卖结果就更好。今年春拍则在“两会”之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明确了，人们的心态也稳定了，艺术市场会转好。二、一些从事房地产、金融业的客户反映，目前的现金流比去年更宽松，因此对市场审慎乐观。不过，他又提到了“国五条”出台，表示也许有一个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也许还有待观察。他还表示，2013年恰逢苏富比亚洲40年，在组织拍品时有意识地作了一些安排，油画雕塑、瓷杂古玩和中国书画三大板块都推出一些特殊的拍品，如20世纪中国艺术专场特地组织了“红色系列”专题，中国书画专场则推出两位画家为40周年专门创作的作品。他有理由期待，拍卖会将有出色的表现。
笔者在苏富比上海巡展现场采访程寿康时，他透露将有苏富比在亚洲业务进展的重大消息要披露。不过他卖了个关子，说详情要等相关方面正式对外公布时才能告知。结果，就在本文截稿前，闻名全球的欧洲艺术和古董博览会“TEFAF马斯特里赫特”宣布，正在与苏富比拍卖行探讨举办“TEFAF北京2014”高端艺术博览会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拍卖行与顶级艺术品及古董博览会的强强合作项目，将透过苏富比与北京歌华美术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来执行。TEFAF执行委员会主席本·简森斯先生（Ben Janssens）表示：“中国是现今世上最重要的艺术市场之一，我们觉得现在正是时候进一步在中国发展我们的业务。TEFAF近年努力研究发展中国市场的路向，现在我们更与苏富比达成共识，独家探讨与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举办‘TEFAF北京’的可能性。”
目前在亚洲，原“艺术香港”博览会已经在前两年被全球顶级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收购，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但顶级古董博览会却付之阙如。这次TEFAF选址北京，自然会吸引全球的眼光，而与苏富比合作，则把程寿康精心布局的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用活了。苏富比将在全力经营香港的同时，开始谱写进军内地市场的新篇章。
职业经理人平易近人
说到苏富比的转型，并不是由程寿康才开始的。记得他的前任叫司徒何伟，是一个专家出身的高管。当时他聘请了一位“海归”担任媒体公关主任，到上海预展时让媒体记者参加一场极富仪式性的发布会，让一众上海本地媒体人大开眼界。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跨国公司，在圈外人看来，这两家专家治理型的公司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无论是它们所推出的那些罕见而珍贵的古董字画，还是那些莫测高深正襟危坐的专家，都在有意无意地营造那种神秘的氛围。
苏富比当年在巡展现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看起来似乎是锦上添花，无意中却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其实，这正是所谓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苏富比也好、佳士得也好，都将告别那种靠少数客户口耳相传、把专家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催眠式的商业模式，转而借助大众文化传播来推广其拍卖业务。
程寿康就是在这种转型已经启动的时刻进入苏富比，担任亚洲区的执行长。那是2005年，中国艺术市场已经进入了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二个繁荣周期。当他2006年春天随着春拍巡展出现在内地媒体前时，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掌门人角色：一个律师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一副随时准备和媒体聊天摆龙门阵的身段。最有趣的是在接待媒体的工作餐上，他谈笑风生，总是在答记者问的同时身兼主持人的角色，抛出各种话题和趣闻，从时事政治、股市财经直到国情民俗无所不及，也不避讳私人的话题。他不仅三教九流都能见招拆招，而且让你感觉是一个热心的朋友。
一晃已过去了8年，不只是掌门人的姿态，苏富比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转变对这个百年老店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程寿康将原因归结为买家群体的变化。前不久他与笔者在其上海巡展现场谈起苏富比的转型，认为这几年刚刚跨入财富阶层的内地新买家持续涌入艺术市场，改变了亚洲乃至全球艺术市场的格局。他以苏富比在亚洲的传统强项中国瓷器工艺品拍卖为例，指出在2004年内地买家只占整个买家群体的3%到4%，到了中国艺术市场进入第三个繁荣周期的2011年，则占到50%或者更高。中国书画的拍卖也是如此。他说：“正是因为内地客户越来越重要，在国际拍卖行中就需要让比较懂得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思路的人，去推动公司的拍卖业务。”
“这种变化对苏富比影响十分深远：整个苏富比包括市场推广、媒体公关、客户服务乃至企业文化，都因此经历了最大变化。”程寿康表示，2004年之前，苏富比在亚洲都是香港、台湾与东南亚的客户，英文都很普及，客户服务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内地买家涌入后，拍卖图录、公司的门户网站等都不能只用英文了，客户服务也不一样了，苏富比对员工的要求也变了：招聘员工要中英文都流利，能说普通话；要增加在内地聘用的员工，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客户的品位和想法。业务布局也变了：随着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北京，增设了北京代表处；春秋两季大拍的内地巡展也加强了，还为开发西部市场增加了成都作为新的巡展地点。
“这8年来，苏富比的运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最近3年，变得在管理上更专业。” 程寿康指出，转型前亚洲艺术市场很小，拍卖业就苏富比与佳士得两家，盛行绅士作风，几个专家与经理在一起商量一下就能做拍卖了。现在市场做大了（见附表一），还要面对内地的拍卖行，竞争变得更激烈了。与客户洽谈业务时，财务条件要有更多创意，比如提供担保等手段；要有更详细的合同；要有更详细的市场分析。于是，需要设置市场分析研究、推广与开发的各种岗位；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需要人力资源部门来统筹公司的职位与薪酬；行政系统还要在财务部门之外增设IT、保安乃至物流等岗位。不过，在程寿康看来这种专业化管理的引入是必然的，不仅在拍卖业是这样，许多行业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香港许多著名的家族企业变身为房地产、金融大集团。它们之前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家长制，没有完整的制度，管理不科学、情绪化。但生意做大了，就需要转型。”
“全球寻珍，集中拍卖”
转型是无形的，但在行业竞争的角斗场上所展开的争夺则是有声有色的。作为苏富比亚洲区掌门人，程寿康说：从专家治理型到职业经理人治理，很容易在转型过程中忽略专家的意见，大公司过于专业化，往往会陷入文山会海，使决策变得困难，可能会陷入平庸。他说：“我宁可靠直觉做一个担当：一旦做不好就承担后果。我比较喜欢听专家的意见。专家每天在市场上打拼，积累了很多经验，比较敏感，如果作为CEO不能给他们全力支持，不向他们投放资源，如何在市场上攻城掠地？如何同他们一起推动业务发展？”
早在2006年3月，苏富比就在纽约吃螃蟹，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吹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场行情狂飙突进的冲锋号。在当时，这场拍卖可谓一炮惊醒梦中人，吸引了全球拍卖场上许多买家的目光，也吸引了中国内地许多新买家与准买家的眼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纽约的专场拍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面旗帜。
但是，时隔两年半后的2008年秋季，苏富比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业务表现时好时坏的纽约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合并到香港。记得在2008年9月笔者就此采访程寿康，他透露最早提动议的出合并就是他。他说：“我上任后就认为当代艺术的市场重点在亚洲、在中国，因为当代艺术的市场热潮虽然出自老外，但老外毕竟是老外，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度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不应该在美国做。”而他的根据，则是苏富比在2006年确定的“全球寻珍，集中拍卖”的战略。这意味着苏富比将瞄准高端拍卖市场而舍弃中低端拍品，也意味着征集拍品要充分发挥全球网络优势，但选择拍卖地点则应强调地域性，有针对性地集中拍卖。他还透露，为了实现合并，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四处游说，直到在公司的统计数据里中国及亚洲的买家已经占了当代艺术买家群体的一半。 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来得正是时候：2008年苏富比香港秋拍前夕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当代艺术市场，使中国当代艺术高涨的市场行情迅速退潮。2009年初，苏富比宣布了裁员、裁撤部门以及削减开支的计划，声明裁员将涉及所有部门与各级员工，而程寿康却在当时就明确告诉笔者，苏富比亚洲区不裁员，因为“亚洲人做事能省则省，苏富比的亚洲团队即使在金融海啸前也是很精干的”，所以避免了危机爆发时被裁员。
好在市场很快在2009年秋季再度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而苏富比则坚持精品策略，专注于当代艺术高端拍品的拍卖，继2008年推出“仕丹莱珍藏”专场拍卖后，又在2011年推出“尤伦斯珍藏”专场拍卖，尤其是2011年春季的第一场，拍出了单场成交总额、众多艺术家作品成交价等一连串拍卖纪录，把当代艺术的行情推演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苏富比能如此及时地调整业务布局，对香港以及全球的艺术市场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早在1973年，朱汤生为苏富比开发亚洲市场而抢滩香港，当时他就与苏富比高层达成了共识：在香港先推瓷杂拍卖，侧重于元代及以后的作品，而纽约、伦敦则继续拍高古瓷。这称得上是“全球寻珍，集中拍卖”战略的1970年代版。到了2008年，这个战略在程寿康的脑海里已经升级为同老冤家佳士得在香港“摆擂台”的想法：围绕中国书画、瓷器杂件与油画雕塑三大传统板块以及洋酒、珠宝、手表三大“新收藏”品种，两大拍卖巨头“在一个战场上面对面（程寿康语）”。这有点像足球场上“贴身紧逼”式的攻防。
结果，苏富比在亚洲4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结出了硕果：在2011年，不仅在当代艺术领域推出“尤伦斯珍藏”专拍，而且在瓷杂板块推出了全球闻名的“玫茵堂珍藏”专拍，在书画板块则推出了行家久闻其名的“梅云堂珍藏”专拍，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与此同时，香港在全球艺术市场中已然崛起，成长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第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
法律与服务两手都要硬
当然，苏富比和亚洲市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春拍的“玫茵堂珍藏”专场拍卖就遭遇了“滑铁卢”。玫茵堂是一对瑞士兄弟的收藏，400多件珍藏囊括了14世纪至18世纪各重要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瓷器，尤其是御制瓷器更是举世闻名。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认为，那是历时50年的收藏，形成于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也是苏富比近30年来最重要的瓷器专场拍卖。为此，苏富比在2011年香港春拍上特地为其设置了“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的晚间拍卖，近80件稀世珍宝总估价高达6.3亿至9.4亿港元，为同类专场之最。
然而，专场拍卖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流拍，据现场统计，整个专场的总成交额仅为3.99亿港元，远低于拍前估价。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拍品有问题，比如当时流拍的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拍卖会后经私人洽购以2亿港元售出。原来苏富比在拍前采取了特别保证金的临时措施，要求参与专拍的竞投者预付高达800万港元的保证金，还要承诺在30天内付款。仇国仕在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大面积流拍的原因盖出于此。
这个案例让中国艺术市场在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出来。作为新兴市场，中国艺术市场涌入的是新买家，为他们服务的是新拍卖公司，遵循的是新的市场规则，有许多不规范的做法，如内地拍卖公司允许大买家延期支付拍卖款，在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繁荣周期中成为市场的潜规则。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2010年度成交额超过千万元的作品共有408件，但截止到2011年4月30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交割，结算率仅为58.09%。更有甚者，一些大买家把拖延付款的恶习带到了国际市场，2010年11月，中国内地的买家以相当于人民币5.5亿元的天价在伦敦一家小拍卖行买入了一件清代乾隆粉彩镂空瓷瓶，却拒不付款。此事引起了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也是苏富比在“玫茵堂珍藏”专拍时出台高额保证金的直接原因。
程寿康在拍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他宁可不要天价拍卖纪录，也要保证及时收到拍卖款。因为保护委托人的权益，保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是苏富比的责任。其实，程寿康早在2007年就出台了保证金制度。他还为此动用法律手段，把那些拖欠拍卖款的客户告上了法庭。笔者之前就报道过类似的案例，如2011年12月，香港苏富比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向其客户任春霞追讨拍卖款，金额连利息高达7000万港元。原来这位买家2011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上分别以2624万港元和1858万港元拍得吴冠中的《漓江新篁》、《凡尔赛一角》，以6890万港元拍得赵无极的《10.1.68》，但其中赵无极的作品却一直未付款。对于逾期拖欠拍卖款、没有付款诚意的客户，苏富比决不手软，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就是程寿康的态度。而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却很有效果，有的内地买家在内地拍卖行前是拖款大户，但在苏富比却能及时结账。
与此同时，在拍品征集与客户服务上，苏富比则不断创新。程寿康在2011年初就曾向笔者透露过，苏富比美国等地的高管在香港聚会，商讨如何针对亚洲市场进行全球合作，因为根据2010年苏富比的数据，平均成交额1000万港元以上的苏富比全球新买家百人排行榜上，来自中国的买家人数比北美及欧洲大陆分别多出1倍，成交金额则分别高出3倍。峰会的主要议题是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他还透露了突破的方向：2010年苏富比在香港做了印象派拍卖的预展，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尝试，如增加西方家具、雕塑等品类的展览。果然，2012年苏富比正式拉开了架势，在香港总部办公楼里开设了类似画廊的展厅，取名叫苏富比艺术空间。这个空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其中分量最重也最令人瞩目的，是当年11月举办的“花样年华：19世纪欧洲油画、家具及工艺品”展售会，以相当于一个专拍的规模向其亚洲客户介绍这个新的市场品类。多年来香港拍卖场每年举办春秋两季大拍的业务格局，也许会随着香港的崛起而被打破：将引入更多的交易品种、更多的交易方式，如小型拍卖会、专题展售会以及私人洽购等。当然，在多种探索中，苏富比会始终坚持精品策略，瞄准高端市场。
经过了2012年的市场调整，程寿康对2013年的市场前景比较乐观。他认为2013年春拍会比2012年秋拍更好。他谈到了两个具体原因：一、去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时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前，艺术市场受到影响，而去年秋拍中在“十八大”召开后的拍卖会，拍卖结果就更好。今年春拍则在“两会”之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明确了，人们的心态也稳定了，艺术市场会转好。二、一些从事房地产、金融业的客户反映，目前的现金流比去年更宽松，因此对市场审慎乐观。不过，他又提到了“国五条”出台，表示也许有一个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也许还有待观察。他还表示，2013年恰逢苏富比亚洲40年，在组织拍品时有意识地作了一些安排，油画雕塑、瓷杂古玩和中国书画三大板块都推出一些特殊的拍品，如20世纪中国艺术专场特地组织了“红色系列”专题，中国书画专场则推出两位画家为40周年专门创作的作品。他有理由期待，拍卖会将有出色的表现。
笔者在苏富比上海巡展现场采访程寿康时，他透露将有苏富比在亚洲业务进展的重大消息要披露。不过他卖了个关子，说详情要等相关方面正式对外公布时才能告知。结果，就在本文截稿前，闻名全球的欧洲艺术和古董博览会“TEFAF马斯特里赫特”宣布，正在与苏富比拍卖行探讨举办“TEFAF北京2014”高端艺术博览会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拍卖行与顶级艺术品及古董博览会的强强合作项目，将透过苏富比与北京歌华美术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来执行。TEFAF执行委员会主席本·简森斯先生（Ben Janssens）表示：“中国是现今世上最重要的艺术市场之一，我们觉得现在正是时候进一步在中国发展我们的业务。TEFAF近年努力研究发展中国市场的路向，现在我们更与苏富比达成共识，独家探讨与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举办‘TEFAF北京’的可能性。”
目前在亚洲，原“艺术香港”博览会已经在前两年被全球顶级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收购，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但顶级古董博览会却付之阙如。这次TEFAF选址北京，自然会吸引全球的眼光，而与苏富比合作，则把程寿康精心布局的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用活了。苏富比将在全力经营香港的同时，开始谱写进军内地市场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