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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应当看到，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历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在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今，对历史名城、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等这类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破坏，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实在令人痛心。
《看历史》：四川省“4.20”芦山强烈地震，再次令举国心痛。您在《怅望山河》108页曾写道：汶川之后，下一个强震会出现在哪里？需要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的，不是龙门山断裂带的东北方向，也可能不是川陕交界处，而恰恰是余震很少发生的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
朱幼棣：雅安7级地震的发生，证实了当初的预测，不幸言中，感到无比悲痛。五年后被锁住的活动构造终于打开了……
《看历史》：根据您的专著和建树，您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的历史地理学者，也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能否简单描述下您的学术研究重点？
朱幼棣：我只是相关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研究者，就真正的专业技术来说，可能有许多方面还未入门。也许正是因为未入门，或者说没有进入到职业和行业层面，我受到业内观点的影响也比较少，才得以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观照这一领域。我作过中学的数学老师，当过矿山的技术员，在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新华社做了十多年的工业记者和编辑，后来又分管过科技文教卫生和政治新闻的采访，这些都是命运的眷顾。如果不是因为一串偶然的机遇，我对许多领域也茫然无知。我是由环境和生态保护、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开始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思考的，在这里又与我曾经从事过的工业经济新闻领域相遇。知识边界可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展并打通了。思想和真实的阐明，实际上比工程技术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现在我关注的仍以这些领域为主，比如资源和能源问题等。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又开始触及佛教文化及其传播路径，为此我在前年还去了一趟印度。
《看历史》：您的几本书都涉及了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的保护，请问您是如何将关注点聚焦在这一领域的？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朱幼棣：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写过一个关于文物破坏和走私的报告文学《五千年流失的迷径》，并在此期间阅读了考古专业和大遗址保护相关的书籍。我在担任新华社国内教科文采编室主任时，联系的部门就包括文化和文物，也参加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元上都遗址的调查等。2004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国务院领导在关于文物古迹的破坏的报告上有过多次批示。此后，我参加了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调查，并参与起草国务院有关文件。就我个人而言，关心的领域比较多，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中之一，但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应当看到，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历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在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今，对历史名城、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等这类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破坏，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实在令人痛心。
《看历史》：您曾经采访过许多本应被保护的历史遗迹，却由于各种原因被毁坏。在您过往的采访中，哪一个是让您最感到痛心疾首的？
朱幼棣：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古潼关城和陕州古城，在三门峡水库建设中，因规划和设计不当，它们不是被水淹没，而是无端地被拆除，但还有不少遗迹。潼关老县城在80年代还存有几条古街道，我2003年再次去看时，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有些该保护的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毁坏严重，离北京很近，成了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一些城市在建设中，不但拆除原有的文化街区，而且大拆大建，搞假古董，搞仿古街、旅游风景区。这其实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
《看历史》：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什么是文化与自然遗产？它有怎样的核心价值？保护的意义何在？
朱幼棣：自然遗产是指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则是人文方面的，这些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在我国也有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比如泰山、峨嵋山、武当山。自然遗产主要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泰山修建多条索道、在黄山北海大量建商店、宾馆，都影响了自然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则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属性，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基因谱序”——它回答和决定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独特性，而文化遗产则属于独特性的部分。
《看历史》：其他国家在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
朱幼棣：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有多种方式。多数做法是原地保护，适度开发利用。因为文化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不仅是古建筑、古街区，还与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所保有的风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如水电煤气等设置，要在不影响古建筑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不能将危房作为借口，成片大拆大建。如果成了危房，政府是有责任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对居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几百年前的老街区、老城堡中的居民，有相应的补助政策，比如在老城中开商店可以免税。这是许多古城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些大遗址主要以保护为主，如果条件不成熟，最好不要轻易去开发挖掘。
《看历史》：您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保护？现在有没有建立一些这方面的标准？
朱幼棣：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对城市和村镇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的建筑或街区，如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江南水乡、西南少数民族的村寨，甚至梯田，都应该有保护的价值。因此，无论民居、公共建筑，还是寺庙驿站、会馆园林，只要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都应当保护。是连片保护还是单独保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总之要使其具有完整性。现在这些保护管理，分属几个政府部门，文物属文物部门，文化街区属文化部门，风景名胜和公园属住建部，还有寺庙等宗教场所属国家宗教局管理，很多情况下职能交叉，许多应管的事又没有管好。与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相比，历史文化显得相当脆弱和无奈。于是，中国从南到北，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中国几千年城市文化或文明的传承与演变，在当代几乎被彻底打断了。在世界七大古文明中，目前只有中国文明仍然延续不断。因此我特别不希望因为现代化和城镇化，付出中国文明被“全盘西化”的代价。 《看历史》：您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朱幼棣：我想首先在于人们要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意识到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是今人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未能在理性认识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流失和湮没——就像历史上几个古文明消亡一样，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民族最大的失败。
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历史往往有一种疏隔感。一个人能说出爷爷的名字，但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三代也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一些“戏说”之类不是历史，只是娱乐。我们需要与发生过的历史、与日渐被湮没的传统文化重建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其次，需要纠正一些似乎成了真理和革命口号的老生常谈。比如说“破旧立新”，其实立新不必全要破旧，破字当头，立未必在其中。至于说保护和利用，现在世界上有多种方法和路径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参考。
此外，我们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现在社会上的收藏热持久不退，民间各类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但收藏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只是一些“小件”，如果有价值的园林老屋被拆毁了，只抢救出若干家具用品，作用终究有限。
《看历史》：有人评价您好古敏思，谦谦君子，颇有名士风范。您理解名士风范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传统，有一种家国情怀，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进亦忧、退亦忧”。我想自己可能是忧思型的，希望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往往思考和研究一些和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不相干的大事。至于“名士风范”则说不上。我惊异于古代的大师和大家，比如郭守敬，集天文学家、数学家、大地测量工程师、仪器仪表工程师、水利专家/内河航运与港务设计师、城市规划师于一身，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多方面的超越。郭守敬为京航大运河、元大都水系的规划与整治作出过巨大贡献，在西北主持了宁夏灌区的水利修复重建。像郭守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人才“造就”的奇迹，今天的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看历史》：听说，您目前正在撰写《书法风雨》？能否简单说几句？
朱幼棣：这本书从书法的基本笔法入手，谈执笔、运笔、临摹、各种书体的演变、书风的流变，等等。我希望从千年书法的时间与历史的角度，谈名作名家，求学书之正道。
（本采访翟永存女士、赵婕、刘杨亦有贡献。）
《看历史》：四川省“4.20”芦山强烈地震，再次令举国心痛。您在《怅望山河》108页曾写道：汶川之后，下一个强震会出现在哪里？需要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的，不是龙门山断裂带的东北方向，也可能不是川陕交界处，而恰恰是余震很少发生的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
朱幼棣：雅安7级地震的发生，证实了当初的预测，不幸言中，感到无比悲痛。五年后被锁住的活动构造终于打开了……
《看历史》：根据您的专著和建树，您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的历史地理学者，也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能否简单描述下您的学术研究重点？
朱幼棣：我只是相关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研究者，就真正的专业技术来说，可能有许多方面还未入门。也许正是因为未入门，或者说没有进入到职业和行业层面，我受到业内观点的影响也比较少，才得以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观照这一领域。我作过中学的数学老师，当过矿山的技术员，在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新华社做了十多年的工业记者和编辑，后来又分管过科技文教卫生和政治新闻的采访，这些都是命运的眷顾。如果不是因为一串偶然的机遇，我对许多领域也茫然无知。我是由环境和生态保护、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开始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思考的，在这里又与我曾经从事过的工业经济新闻领域相遇。知识边界可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展并打通了。思想和真实的阐明，实际上比工程技术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现在我关注的仍以这些领域为主，比如资源和能源问题等。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又开始触及佛教文化及其传播路径，为此我在前年还去了一趟印度。
《看历史》：您的几本书都涉及了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的保护，请问您是如何将关注点聚焦在这一领域的？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朱幼棣：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写过一个关于文物破坏和走私的报告文学《五千年流失的迷径》，并在此期间阅读了考古专业和大遗址保护相关的书籍。我在担任新华社国内教科文采编室主任时，联系的部门就包括文化和文物，也参加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元上都遗址的调查等。2004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国务院领导在关于文物古迹的破坏的报告上有过多次批示。此后，我参加了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调查，并参与起草国务院有关文件。就我个人而言，关心的领域比较多，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中之一，但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应当看到，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历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在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今，对历史名城、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等这类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破坏，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实在令人痛心。
《看历史》：您曾经采访过许多本应被保护的历史遗迹，却由于各种原因被毁坏。在您过往的采访中，哪一个是让您最感到痛心疾首的？
朱幼棣：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古潼关城和陕州古城，在三门峡水库建设中，因规划和设计不当，它们不是被水淹没，而是无端地被拆除，但还有不少遗迹。潼关老县城在80年代还存有几条古街道，我2003年再次去看时，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有些该保护的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毁坏严重，离北京很近，成了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一些城市在建设中，不但拆除原有的文化街区，而且大拆大建，搞假古董，搞仿古街、旅游风景区。这其实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
《看历史》：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什么是文化与自然遗产？它有怎样的核心价值？保护的意义何在？
朱幼棣：自然遗产是指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则是人文方面的，这些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在我国也有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比如泰山、峨嵋山、武当山。自然遗产主要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泰山修建多条索道、在黄山北海大量建商店、宾馆，都影响了自然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则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属性，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基因谱序”——它回答和决定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独特性，而文化遗产则属于独特性的部分。
《看历史》：其他国家在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
朱幼棣：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有多种方式。多数做法是原地保护，适度开发利用。因为文化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不仅是古建筑、古街区，还与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所保有的风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如水电煤气等设置，要在不影响古建筑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不能将危房作为借口，成片大拆大建。如果成了危房，政府是有责任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对居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几百年前的老街区、老城堡中的居民，有相应的补助政策，比如在老城中开商店可以免税。这是许多古城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些大遗址主要以保护为主，如果条件不成熟，最好不要轻易去开发挖掘。
《看历史》：您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保护？现在有没有建立一些这方面的标准？
朱幼棣：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对城市和村镇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的建筑或街区，如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江南水乡、西南少数民族的村寨，甚至梯田，都应该有保护的价值。因此，无论民居、公共建筑，还是寺庙驿站、会馆园林，只要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都应当保护。是连片保护还是单独保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总之要使其具有完整性。现在这些保护管理，分属几个政府部门，文物属文物部门，文化街区属文化部门，风景名胜和公园属住建部，还有寺庙等宗教场所属国家宗教局管理，很多情况下职能交叉，许多应管的事又没有管好。与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相比，历史文化显得相当脆弱和无奈。于是，中国从南到北，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中国几千年城市文化或文明的传承与演变，在当代几乎被彻底打断了。在世界七大古文明中，目前只有中国文明仍然延续不断。因此我特别不希望因为现代化和城镇化，付出中国文明被“全盘西化”的代价。 《看历史》：您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朱幼棣：我想首先在于人们要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意识到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是今人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未能在理性认识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流失和湮没——就像历史上几个古文明消亡一样，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民族最大的失败。
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历史往往有一种疏隔感。一个人能说出爷爷的名字，但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三代也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一些“戏说”之类不是历史，只是娱乐。我们需要与发生过的历史、与日渐被湮没的传统文化重建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其次，需要纠正一些似乎成了真理和革命口号的老生常谈。比如说“破旧立新”，其实立新不必全要破旧，破字当头，立未必在其中。至于说保护和利用，现在世界上有多种方法和路径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参考。
此外，我们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现在社会上的收藏热持久不退，民间各类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但收藏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只是一些“小件”，如果有价值的园林老屋被拆毁了，只抢救出若干家具用品，作用终究有限。
《看历史》：有人评价您好古敏思，谦谦君子，颇有名士风范。您理解名士风范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传统，有一种家国情怀，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进亦忧、退亦忧”。我想自己可能是忧思型的，希望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往往思考和研究一些和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不相干的大事。至于“名士风范”则说不上。我惊异于古代的大师和大家，比如郭守敬，集天文学家、数学家、大地测量工程师、仪器仪表工程师、水利专家/内河航运与港务设计师、城市规划师于一身，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多方面的超越。郭守敬为京航大运河、元大都水系的规划与整治作出过巨大贡献，在西北主持了宁夏灌区的水利修复重建。像郭守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人才“造就”的奇迹，今天的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看历史》：听说，您目前正在撰写《书法风雨》？能否简单说几句？
朱幼棣：这本书从书法的基本笔法入手，谈执笔、运笔、临摹、各种书体的演变、书风的流变，等等。我希望从千年书法的时间与历史的角度，谈名作名家，求学书之正道。
（本采访翟永存女士、赵婕、刘杨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