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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争取社会中间力量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争取中间力量的一系列统一战线策略，对于今天我们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关 键 词]抗战时期统一战线；中间力量；策略思想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十四年，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阶段性总目标，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逐步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中，争取社会中间力量是一个重要思想。在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这一思想，对做好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对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顺利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任务，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所谓中间力量，就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力量而言。在中国革命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包含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力量之一，但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
叛变革命队伍，总体来说，整个中间势力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争取和团结的革命力量。
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思想。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行径不能不驱使很多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这些思想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并阐明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伟大意义和基本途径
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1]
关于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从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出发，提出共产党在已经建立起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基础上，还要广交朋友，特别是要努力争取社会上广大的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更多的同盟者，这不仅是对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能否坚持团结抗日，夺取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1937年11月12日召开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我们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就是共产党率领的人民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体。“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痛斥和打击民族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2]。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地、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
在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发生逆转，特别是在他们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把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提高到非常重要的高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3]
关于怎样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路是，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起坚固的基础，才能有争取中间势力的基本条件和真正孤立顽固势力；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果，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可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中间派的利益，三是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三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积极争取中间势力，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
这就把争取中间势力的步骤建立在充分稳妥和现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找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基本途径。
二、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重要位置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抓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对敌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对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在人员分配上，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3月6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就是在我们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则在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顽固派。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时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采取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这种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4]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三三制”政权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行“三三制”原则，提高了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保证了中间势力的政治权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实践证明，“三三制”原则，对于争取中间势力，以至于对于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实行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的、恰当的经济政策，保证社会中间势力的物质利益
中间势力虽然一般都与旧的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员都拥护抗日，属于抗日进步势力团结争取的对象。因而，对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基础还不能采取完全消灭的政策，对于中间势力既得的物质利益还必须给予适当的尊重。由于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因而，尊重和照顾中间阶级的经济物质利益，对于团结他们一同参加抗日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照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利益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5]于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仅顾及一切抗日阶级，而且特别地顾及广大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
照顾和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要靠正确的政策来保证，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为党内起草了在劳资关系上坚持发展实业的政策，这样就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中提出了重要一条就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6]；并且在所有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制定，为争取和团结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中间势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
四、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初期的社会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我们党在领导抗日军民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里面，在中间势力的对象的范围中增加了“地方实力派”的成分，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科学地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由于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都培植自己的走狗，这就造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隶属于不同帝国主义集团，形成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们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7]地方实力派的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因素，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就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1940年4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作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的范围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杂牌军、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各小党派，共七种”。[8]两个月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把中间势力的范围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杂牌军等等。毛泽东同志在谈及这个变化时说：“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9]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国民党中央军的黄埔生也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围。
五、采取团结忍让的军事政策，对中间势力力避冲突
中间势力中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实力或掌握有一定的地盘，在抗日问题上与进步势力有一定共同的地方，但也存在严重的矛盾，有时甚至激烈到要靠武装斗争来解决。同时，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势力也有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从这一特点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对这部分中间势力“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的态度的。”[10]对地方实力派中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较好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力主对其团结。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后，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有些附和或参加了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张对其采取团结忍让的政策，力避冲突。以便尽可能多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1年间，我们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概念的内涵，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上层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的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以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己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1]这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自此以后，由于我们党坚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中间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得以日趋活跃，逐渐成为一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政治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对祖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新世纪新阶段，让我们牢牢记住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牢牢记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1][2][3][4][8][9][10][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4、387、615、741、753、759、762、781
[5][6][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1、278、142
[关 键 词]抗战时期统一战线；中间力量；策略思想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十四年，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阶段性总目标，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逐步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中，争取社会中间力量是一个重要思想。在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这一思想，对做好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对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顺利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任务，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所谓中间力量，就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力量而言。在中国革命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包含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力量之一，但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
叛变革命队伍，总体来说，整个中间势力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争取和团结的革命力量。
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思想。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行径不能不驱使很多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这些思想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并阐明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伟大意义和基本途径
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1]
关于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从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出发，提出共产党在已经建立起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基础上，还要广交朋友，特别是要努力争取社会上广大的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更多的同盟者，这不仅是对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能否坚持团结抗日，夺取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1937年11月12日召开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我们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就是共产党率领的人民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体。“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痛斥和打击民族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2]。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地、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
在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发生逆转，特别是在他们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把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提高到非常重要的高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3]
关于怎样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路是，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起坚固的基础，才能有争取中间势力的基本条件和真正孤立顽固势力；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果，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可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中间派的利益，三是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三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积极争取中间势力，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
这就把争取中间势力的步骤建立在充分稳妥和现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找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基本途径。
二、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重要位置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抓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对敌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对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在人员分配上，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3月6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就是在我们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则在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顽固派。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时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采取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这种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4]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三三制”政权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行“三三制”原则，提高了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保证了中间势力的政治权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实践证明，“三三制”原则，对于争取中间势力，以至于对于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实行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的、恰当的经济政策，保证社会中间势力的物质利益
中间势力虽然一般都与旧的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员都拥护抗日，属于抗日进步势力团结争取的对象。因而，对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基础还不能采取完全消灭的政策，对于中间势力既得的物质利益还必须给予适当的尊重。由于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因而，尊重和照顾中间阶级的经济物质利益，对于团结他们一同参加抗日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照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利益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5]于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仅顾及一切抗日阶级，而且特别地顾及广大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
照顾和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要靠正确的政策来保证，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为党内起草了在劳资关系上坚持发展实业的政策，这样就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中提出了重要一条就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6]；并且在所有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制定，为争取和团结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中间势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
四、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初期的社会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我们党在领导抗日军民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里面，在中间势力的对象的范围中增加了“地方实力派”的成分，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科学地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由于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都培植自己的走狗，这就造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隶属于不同帝国主义集团，形成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们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7]地方实力派的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因素，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就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1940年4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作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的范围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杂牌军、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各小党派，共七种”。[8]两个月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把中间势力的范围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杂牌军等等。毛泽东同志在谈及这个变化时说：“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9]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国民党中央军的黄埔生也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围。
五、采取团结忍让的军事政策，对中间势力力避冲突
中间势力中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实力或掌握有一定的地盘，在抗日问题上与进步势力有一定共同的地方，但也存在严重的矛盾，有时甚至激烈到要靠武装斗争来解决。同时，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势力也有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从这一特点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对这部分中间势力“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的态度的。”[10]对地方实力派中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较好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力主对其团结。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后，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有些附和或参加了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张对其采取团结忍让的政策，力避冲突。以便尽可能多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1年间，我们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概念的内涵，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上层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的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以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己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1]这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自此以后，由于我们党坚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中间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得以日趋活跃，逐渐成为一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政治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对祖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新世纪新阶段，让我们牢牢记住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牢牢记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1][2][3][4][8][9][10][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4、387、615、741、753、759、762、781
[5][6][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1、27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