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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运。翌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要求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精华装箱储置，准备南运。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当时些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鲁迅等，也纷纷表示反对文物南迁。鲁迅曾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洁”的讽刺诗句。而有意思的是，正当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人。金石学家，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4年11月，人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工作。1933年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彦祥(1907—1988)原名马履，马衡之子，戏剧家。
马彦祥在天津《益事报》自己主编的“语林”副刊上，载文《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这样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9现在为了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7要抵抗么7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后来马彦祥又化名“尼一“，发表了《禁娼与古物南运》、《为古董建一议》、《乌盆说话》、《古物八医院有感》等文，对故宫文物南迁一事，进行批评和讥讽，可谓言辞激烈且十分难听。而他的父亲马衡先生和当时主张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则认为：“国土沦丧将来有收复之日，文物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旦被毁，将永不复存。”马彦祥把文物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以币值论价，而忽略了文物为国之瑰宝的价值。今日看来马彦祥当年也是依仗年轻气盛，而妄加评论矣。其时，马衡先生正在和故宫同人忙于文物清点装箱，他主持的古物馆装箱难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古物馆同仁集思广益，并请来有经验的古董商，向他们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任务。
集中装箱的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n箱石鼓(含l箱石碑)，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 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宇之处，糊之以纸，纵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集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榆查，都没有新的伤损。
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终于分五批次踏上了惊天地泣鬼神，历时十六年的万里大迁移的征途。
这次中国史上的国宝大迁移，习惯上统称“南迁”，实际是分南迁和西迁两个阶段。第阶段南迁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长主持下进行的，准备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装车，6日起运，至5月15日分五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l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五批文物押运主要负责人依次为：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1933年2月6日起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1933年3月l5日起运)，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3月28日起运)，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f1933年4月l9日起运)，总务处长俞星枢(1933年5月l5日起运)。由于当时的战火主要限于东三省境内，每次押运又有军队护卫，因此南迁可以说是在和平环境中较为顺利完成的。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辞职，马衡任代院长，1934年4月马衡实授院长。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存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院长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三批运往西南大后方。
在押运人员名单中，非故宫职员的戏剧家马彦祥之名赫然名列其中，此又系故宫文物南迁中的又一段佳话。1933年，还在天津《益事报》“语林”副刊上，连篇累牍卖力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四年，却神差鬼使地让他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传奇性的一笔，成为马彦祥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他在“文革”中写历史交待材料时，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
我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计划到上海把我的女儿接出来。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这时除吴松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而吴凇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化装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转船到南京。我七月间离开南京时，全部书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宫”驻京办事处，想尽可能到南京去拿点走。谁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过时的情况，下关一带，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人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北去的火车就更不必说了。我估计我已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看再说。这时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办事处。这时“故宫”职员几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勃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自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T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7这个任务。当晚上火车前，黄念劬告诉我：“一切都联系好7，这列车的古物押运的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营’：由他们女责安置保管。火车到西安时，‘西北行营’会有人到车上来和你联系的。”于是当夜我就带着“故宫”的两个职自押了这列火车由南京出发。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禾停留(连兵车都让路)，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 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的总务处长(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这列火车目标太大，停在这里太危险，主任(指蒋鼎文)的意思、今晚就开到宝鸡去。”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到宝鸡时，这个“总务处长”已乘汽车先我们到了宝鸡。并已调集了十几辆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搬运古物。大概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就安顿完毕了。我把清点和移交工作办完后，就没有等黄念劬运的那列车来就由宝鸡回到武汉。故宫老人那志良先生在其遗著《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也谈到了马彦祥这桩为故宫博物院押运国宝的轶事：
这时，在南京浦口所装的第一批火车已经出发了，押车人临时请马院长的公子马彦祥担任，车到西安时，我还没有到，马先生想，文物总要找个地方安置，他也决定去找西安行营。到了西安行营的副官室，大多数副官都是江浙人，与马先生是同乡，谈起事来便容易了。他们告诉马先生说，这件事，蒋鼎文主任已有指示，叫我们全力协助了，并派定两位副官女责。又告诉他说，他们打算把这些文物运送到宝鸡去，那里有两个庙宇：一个是关帝庙，现在是军火库；另一个是城隍庙，现在是公路局的工程处。这两个机构，已然由行营通知他们限在三天内迁移，所有搬迁费由行营女担。等到他们搬走7，我们的文物就可搬进去。
我到T西安，也是去西安行营。行营的人告诉我，已经替我们找好7仓库，地，置在宝鸡，有一批文物已经运进去7。我到7关帝庙之后，看他们正忙着收第=批运到的箱件。三批文物运到后，知道不会再有箱件来T，我们统计7一下，这里的箱件共是7286箱，包括有：故宫博物院文物6664箱，是古物馆文物1750箱、图书馆文物252箱、文献馆文物956箱、秘书处文物572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622箱，其中，古物陈列所571箱、颐和园文物40箱、国子监文物--11箱。我们清理完毕之后，留吴玉璋(他是押运第-二批文物来的)、梁廷炜、曾湛瑶三位先生在宝鸡，典守这+b文物，我与马彦祥先生一同回汉口。
故宫的文物不能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而是国之瑰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无法以币值论价。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论，使人们对它的国宝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物南迁十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始终为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诵，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九千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十二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七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抗战胜利后，全部西迁文物安全东返南乐。故宫文物回迁南京的准备工作是从1946年1月开始的，待到分散各地的文物在重庆集中完毕。马衡向国民政府呼吁，争取西迁故宫文物直接复员迁回北平，但遭到行政院拒绝未能如愿。开始起运东归已是1947年5月。马衡把回迁文物重担托付给他十分信任的文物西迂三员大将，他们是尸县办事处丰仟庄尚严，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欧阳邦华)和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到1947年8月底，回迁南京任务基本完成。此时，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天秤已从“内战”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马衡院长看到故宫南迁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复员已无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由徐森玉副院长主持，庄尚严、欧阳道达、那志良、吴玉璋等参加南迁、西迁的工作人员也大都留在了南京分院，自己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复员工作。
1947年9月，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讲演，曾这样暗示，”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员工作，这就要看今后的交通情形了。“马衡此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故宫文物分藏南北两地，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于两难之中舍其轻了。此后马衡院长再也没有去过南京，那里留下了他内心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后来朱家渚先生曾回忆说，“马先生对文物南迁这件事，认为当时为了抗战，把文物南迁，这个措施是正确的。虽然日本占领期间，除搜刮了些铜缸之外，故宫无其他损失。但在事先怎能这样预测呢7遗憾的是古物没有全部北返， 部分被运到台湾，长此以往，故宫藏品分居两地，是可叹之事。”
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南京动荡不安，11月lO日，行政院长兼故宫理事长翁之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乇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在马衡院长缺席的情况下，理事会作出了从南京分院所藏西迁文物中择选精品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负责筹划。
1948年底，身在北平的马衡听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将挑选南迁文物精品迁运台湾，而深感焦虑不安。他当即写信给他的学生庄尚严先生，力劝其不要参加押运文物去台湾。
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把故宫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远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听说运台文物途中遇雨，心急如焚，他于1月14日给南京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向他说明自己因“患心脏动脉紧缩症”，不能南飞，同时对运往台湾的三批文物表示关注，最后向杭立武提出要求其对留下之文物进行妥善处置，书云：
立武先生大鉴：
弟于十一月间惠a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固电复当遵照理事会决议办理，许邀鉴谅。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运台文物已有三批菁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者已达=十一箱，不急晒晾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新竹，叉由新竹运台中。既未获定所，晒晾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_二星期，几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晾晒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叉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其留存京库者想不能尽量运清，拟与中博物院存品度藏一处，取同一步骤。敬请先生分神照顾，盖 森老(徐森玉)在沪时须就医，未必能常常驻京应万一之变也。叼在知已故敢直陈，未知先生以为然否?欧阳邦华兄对保管文物有十余年经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先生如委以库务当可为忠实之助手也。
同舟共济幸先生有以采纳之。总杂陈词不觉词费，幸赐裁答至盼至祷。弟马衡上言，一月十四日灯下。
当故宫常务理事决定文物运台之后，行政院又电令马衡院长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安排疏散运台。此时，已在华北人民政府任职的马彦祥，通过北平城工部地下党与其父马衡院长取得联系，更坚定了早有思想准备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的马衡院长的决心， 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作准备文物南迂状，另 方面对文物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仁“古物馆是要费事的。先把精品选出来，造清册，交总务处报院，这个工作要求快，至于包装， 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你们都是有经验的，只要求稳重妥当，千万别求快i安全第 ，绝不能损伤文物。记住l不要求快。先准备板箱、木丝、棉花、纸等，用多少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装箱进度乃趋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1948年12月14日马院长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箱件件都未运出。在马衡和故宫博物院进步员工警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故宫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将北平故宫文物迁台的企图。
据杭立武所著《中华文物播迂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九干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次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抢运，手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2972箱，虽只占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多为精挑细选的精品。
1950年1月26日，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箱石鼓也同车运抵。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2211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尚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所以准确地说，1933年从北平故宫南迁文物，除运台文物约2972箱外，现仍存留南京2211箱，其余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批南迁文物经过七十年后，现分藏于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人。金石学家，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4年11月，人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工作。1933年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彦祥(1907—1988)原名马履，马衡之子，戏剧家。
马彦祥在天津《益事报》自己主编的“语林”副刊上，载文《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这样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9现在为了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7要抵抗么7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后来马彦祥又化名“尼一“，发表了《禁娼与古物南运》、《为古董建一议》、《乌盆说话》、《古物八医院有感》等文，对故宫文物南迁一事，进行批评和讥讽，可谓言辞激烈且十分难听。而他的父亲马衡先生和当时主张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则认为：“国土沦丧将来有收复之日，文物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旦被毁，将永不复存。”马彦祥把文物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以币值论价，而忽略了文物为国之瑰宝的价值。今日看来马彦祥当年也是依仗年轻气盛，而妄加评论矣。其时，马衡先生正在和故宫同人忙于文物清点装箱，他主持的古物馆装箱难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古物馆同仁集思广益，并请来有经验的古董商，向他们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任务。
集中装箱的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n箱石鼓(含l箱石碑)，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 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宇之处，糊之以纸，纵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集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榆查，都没有新的伤损。
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终于分五批次踏上了惊天地泣鬼神，历时十六年的万里大迁移的征途。
这次中国史上的国宝大迁移，习惯上统称“南迁”，实际是分南迁和西迁两个阶段。第阶段南迁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长主持下进行的，准备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装车，6日起运，至5月15日分五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l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五批文物押运主要负责人依次为：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1933年2月6日起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1933年3月l5日起运)，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3月28日起运)，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f1933年4月l9日起运)，总务处长俞星枢(1933年5月l5日起运)。由于当时的战火主要限于东三省境内，每次押运又有军队护卫，因此南迁可以说是在和平环境中较为顺利完成的。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辞职，马衡任代院长，1934年4月马衡实授院长。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存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院长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三批运往西南大后方。
在押运人员名单中，非故宫职员的戏剧家马彦祥之名赫然名列其中，此又系故宫文物南迁中的又一段佳话。1933年，还在天津《益事报》“语林”副刊上，连篇累牍卖力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四年，却神差鬼使地让他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传奇性的一笔，成为马彦祥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他在“文革”中写历史交待材料时，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
我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计划到上海把我的女儿接出来。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这时除吴松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而吴凇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化装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转船到南京。我七月间离开南京时，全部书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宫”驻京办事处，想尽可能到南京去拿点走。谁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过时的情况，下关一带，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人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北去的火车就更不必说了。我估计我已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看再说。这时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办事处。这时“故宫”职员几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勃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自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T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7这个任务。当晚上火车前，黄念劬告诉我：“一切都联系好7，这列车的古物押运的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营’：由他们女责安置保管。火车到西安时，‘西北行营’会有人到车上来和你联系的。”于是当夜我就带着“故宫”的两个职自押了这列火车由南京出发。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禾停留(连兵车都让路)，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 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的总务处长(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这列火车目标太大，停在这里太危险，主任(指蒋鼎文)的意思、今晚就开到宝鸡去。”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到宝鸡时，这个“总务处长”已乘汽车先我们到了宝鸡。并已调集了十几辆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搬运古物。大概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就安顿完毕了。我把清点和移交工作办完后，就没有等黄念劬运的那列车来就由宝鸡回到武汉。故宫老人那志良先生在其遗著《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也谈到了马彦祥这桩为故宫博物院押运国宝的轶事：
这时，在南京浦口所装的第一批火车已经出发了，押车人临时请马院长的公子马彦祥担任，车到西安时，我还没有到，马先生想，文物总要找个地方安置，他也决定去找西安行营。到了西安行营的副官室，大多数副官都是江浙人，与马先生是同乡，谈起事来便容易了。他们告诉马先生说，这件事，蒋鼎文主任已有指示，叫我们全力协助了，并派定两位副官女责。又告诉他说，他们打算把这些文物运送到宝鸡去，那里有两个庙宇：一个是关帝庙，现在是军火库；另一个是城隍庙，现在是公路局的工程处。这两个机构，已然由行营通知他们限在三天内迁移，所有搬迁费由行营女担。等到他们搬走7，我们的文物就可搬进去。
我到T西安，也是去西安行营。行营的人告诉我，已经替我们找好7仓库，地，置在宝鸡，有一批文物已经运进去7。我到7关帝庙之后，看他们正忙着收第=批运到的箱件。三批文物运到后，知道不会再有箱件来T，我们统计7一下，这里的箱件共是7286箱，包括有：故宫博物院文物6664箱，是古物馆文物1750箱、图书馆文物252箱、文献馆文物956箱、秘书处文物572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622箱，其中，古物陈列所571箱、颐和园文物40箱、国子监文物--11箱。我们清理完毕之后，留吴玉璋(他是押运第-二批文物来的)、梁廷炜、曾湛瑶三位先生在宝鸡，典守这+b文物，我与马彦祥先生一同回汉口。
故宫的文物不能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而是国之瑰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无法以币值论价。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论，使人们对它的国宝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物南迁十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始终为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诵，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九千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十二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七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抗战胜利后，全部西迁文物安全东返南乐。故宫文物回迁南京的准备工作是从1946年1月开始的，待到分散各地的文物在重庆集中完毕。马衡向国民政府呼吁，争取西迁故宫文物直接复员迁回北平，但遭到行政院拒绝未能如愿。开始起运东归已是1947年5月。马衡把回迁文物重担托付给他十分信任的文物西迂三员大将，他们是尸县办事处丰仟庄尚严，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欧阳邦华)和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到1947年8月底，回迁南京任务基本完成。此时，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天秤已从“内战”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马衡院长看到故宫南迁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复员已无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由徐森玉副院长主持，庄尚严、欧阳道达、那志良、吴玉璋等参加南迁、西迁的工作人员也大都留在了南京分院，自己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复员工作。
1947年9月，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讲演，曾这样暗示，”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员工作，这就要看今后的交通情形了。“马衡此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故宫文物分藏南北两地，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于两难之中舍其轻了。此后马衡院长再也没有去过南京，那里留下了他内心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后来朱家渚先生曾回忆说，“马先生对文物南迁这件事，认为当时为了抗战，把文物南迁，这个措施是正确的。虽然日本占领期间，除搜刮了些铜缸之外，故宫无其他损失。但在事先怎能这样预测呢7遗憾的是古物没有全部北返， 部分被运到台湾，长此以往，故宫藏品分居两地，是可叹之事。”
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南京动荡不安，11月lO日，行政院长兼故宫理事长翁之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乇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在马衡院长缺席的情况下，理事会作出了从南京分院所藏西迁文物中择选精品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负责筹划。
1948年底，身在北平的马衡听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将挑选南迁文物精品迁运台湾，而深感焦虑不安。他当即写信给他的学生庄尚严先生，力劝其不要参加押运文物去台湾。
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把故宫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远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听说运台文物途中遇雨，心急如焚，他于1月14日给南京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向他说明自己因“患心脏动脉紧缩症”，不能南飞，同时对运往台湾的三批文物表示关注，最后向杭立武提出要求其对留下之文物进行妥善处置，书云：
立武先生大鉴：
弟于十一月间惠a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固电复当遵照理事会决议办理，许邀鉴谅。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运台文物已有三批菁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者已达=十一箱，不急晒晾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新竹，叉由新竹运台中。既未获定所，晒晾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_二星期，几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晾晒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叉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其留存京库者想不能尽量运清，拟与中博物院存品度藏一处，取同一步骤。敬请先生分神照顾，盖 森老(徐森玉)在沪时须就医，未必能常常驻京应万一之变也。叼在知已故敢直陈，未知先生以为然否?欧阳邦华兄对保管文物有十余年经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先生如委以库务当可为忠实之助手也。
同舟共济幸先生有以采纳之。总杂陈词不觉词费，幸赐裁答至盼至祷。弟马衡上言，一月十四日灯下。
当故宫常务理事决定文物运台之后，行政院又电令马衡院长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安排疏散运台。此时，已在华北人民政府任职的马彦祥，通过北平城工部地下党与其父马衡院长取得联系，更坚定了早有思想准备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的马衡院长的决心， 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作准备文物南迂状，另 方面对文物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仁“古物馆是要费事的。先把精品选出来，造清册，交总务处报院，这个工作要求快，至于包装， 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你们都是有经验的，只要求稳重妥当，千万别求快i安全第 ，绝不能损伤文物。记住l不要求快。先准备板箱、木丝、棉花、纸等，用多少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装箱进度乃趋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1948年12月14日马院长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箱件件都未运出。在马衡和故宫博物院进步员工警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故宫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将北平故宫文物迁台的企图。
据杭立武所著《中华文物播迂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九干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次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抢运，手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2972箱，虽只占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多为精挑细选的精品。
1950年1月26日，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箱石鼓也同车运抵。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2211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尚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所以准确地说，1933年从北平故宫南迁文物，除运台文物约2972箱外，现仍存留南京2211箱，其余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批南迁文物经过七十年后，现分藏于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