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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详细辨析古今“杂文”概念，则会发现，现代意义的杂文并非出自鲁迅。鲁迅杂感出现的条件是产生于近代的、快速感应社会生活的报刊。我们从近代报刊及“时评”栏目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报刊“时评”是杂文的滥觞。中国国内首创“时评”栏目的报纸是《时报》。陈冷（陈景韩）主持的《时报》“时评”栏目及其发表的大量时事评论，对杂文文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冷发表的“冷血的文章”开启了时政批判的幅度、格局，其写作范式及嬉笑怒骂、雄健畅达的风格，均对鲁迅杂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杂文源流史视角看，陈冷的时事评论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关键词：陈冷；时事评论；现代杂文；先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58—08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杂文产生的标志是1918年4月《新青年》“随感录”专栏的开启。自9月（《新青年》5卷3号）始，鲁迅以“唐俟”的署名发表“随感”。之后，他又在《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等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杂文，分别收在《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中。迄今为止，鲁迅杂文因其针砭时弊的深刻性和洞察历史的纵深感，依然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是，这座高峰是承延哪一脉山系而异峰突起的，这种文体是怎么形成的，却众说不一。长期较为流行的观点大体有三种。其一，认为是从魏晋文章汲取了灵感与营养。①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也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其二，猜测是受英国随笔的影响。1931年张若谷就提出鲁迅的《华盖集》“据作者自道，是杂感，是短评，其实就是‘随笔’而已”②。鲁迅谈五四运动时“散文小品的成功”，也曾说：“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③其三，强调杂文是鲁迅的“发明”、“创造”④。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冯雪峰的结论：“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⑤
1989年，王飚先生在《近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面貌》一文中，针对前述诸论，提出新的观点：
大凡论及鲁迅杂文出现的文学史基础者，或者横涉重洋，到西欧“随笔”中寻其种因；或远逾千年，从魏晋晚唐求其渊源。其实鲁迅杂文是近代散文演变的结果。
他认为，龚自珍的散文“讥切时政”而又“文不中律，便于放言”，已经形成了特异的杂文风格；至王韬“报章文体”，讥时议政的及时性、针对性更加鲜明；到梁启超“新文体”，更具浓烈的文学色彩。“嗣后政论文章又渐分两途，一路向长篇大论发展，另一路则向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发展。”《饮冰室自由书》就是一部精彩的杂文集。“辛亥前后，报刊上已普遍出现‘时评’、‘杂文’、‘随感录’等专栏，《浙江潮》、《民意报》专栏刊头就叫‘杂文’。《中国日报》的‘鼓吹录’、《平民报》的‘冷评’、《国民报》的‘拉杂谈’、《天铎报》的‘悱言’、‘痛言’等皆属此类。出现了如于右任、徐血儿、陈冷血、林白水等一批杂文作家。”王飚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当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时，这种形式并未像他的小说那样惊世骇俗，因为它早为人们习见。理清了这条线索，才能真正切实地说明鲁迅杂文的成因。⑥
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是在主要论述应当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揭示中国文学近代化历程”时举杂文为例，并非专论杂文，因而只是提示了线索却未充分展开论证。而从那时起，至今已经过了24年，似乎也未见有人沿着这一思路推进拓展，深入开掘。杂文文体从近代散文演变、分化而来“这条线索”的轨迹还不能说十分清晰，“鲁迅杂文的成因”也需要进一步具体论证才能真正切实地说明。
本文从梳理古今“杂文”概念的异同入手，辨明现代杂文与古代杂文虽有联系但性质不同。鲁迅杂感这种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是快速感应社会生活的报刊；离开了报纸杂志，我们不可能想象它的出现并进而考察近代报刊文章的发展脉络，指出报刊“时评”是杂文的滥觞。据笔者研究，国内出版的报刊首创“时评”栏目的是《时报》。因此，本文着重论述陈冷（陈景韩、冷血）主持《时报》“时评”专栏及其后来在《申报》等发表的大量时评对杂文文体形成的贡献，以及“冷血的文章”对鲁迅的影响，从而确定陈冷的时评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一、杂文文体是否“古已有之”
关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的关系，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该文指出，虽然两者在“文理”即创作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但是“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之间，的确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象梁实秋、林语堂、尤其是梁遇春的散文那样，受到英国随笔的明显影响”，因此“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⑧。鲁迅杂文是否源自英国随笔，这个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有结论了。
而对于鲁迅杂文与古代散文的关系，多数论者往往仍然强调“杂文古已有之”。古已有之的“杂文”与现代“杂文”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相同？现代杂文是古代杂文的继承与延续，还是两者虽有联系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杂文”概念追宗溯源，梳理其内涵演变的线索。
“杂文”这个词确实“古已有之”。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已将“杂文”列为一类，但此书已佚。在现存文献中，“杂文”一词较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里。范晔列举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有“杂文”一项。最早对“杂文”做出论释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专有一章《杂文》，在略论“对问”、“七”体、“连珠”三种文体之后，总结称：“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据此，刘勰所谓“杂文”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根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解释，《文心雕龙》上篇二十五章，按“有韵者文”、“无韵者笔”两大类分论各体，而“杂文”置于这两大类之间，就是“笔、文杂用”（无韵、有韵混用）的文章，包括多种体裁。《文苑英华》承接了《文心雕龙》的分法，将文分为37体，“杂文”处于赋、诗、歌行等韵文与“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等应用文体之间，也是指在语言运用方面杂用文、笔的各种文体。第二层，可从结集的角度来界定“杂文”。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前言》指出：“杂文，文体之散杂者，不足以分立个体，总称杂文。”这层意义为后世总集、别集编纂者所承继，在分类或分体编集之后，把无法归入各类的文章，“杂编”在一起，“总括其名”称作“杂文”。例如清人俞樾《春在堂全书》中有《春在堂杂文》43卷，他在序文中解释说“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的文章，统统归入“杂文”。1935年出版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名、杨殿珣主编）收清三百年以来学者别集428种、总集12种，其中最小分类单位“杂文”的归类办法就是按照“杂编”的分类思想而操作的。 此外，古代另有“杂著”一词与“杂文”意近。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中有“杂著”一类，其云：“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故，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这类“杂文”在内容上的显在特征是“评议古今”和“论政”。不过，它仍然具有前述“杂编”的意思：“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著虽杂，然必择其理之弗杂者则录焉，盖作文必以理为之主也。”亦即辑录以说“理”为主却在体制上无法归入规范文体的文章编纂而成。
我们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知，古代杂文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韵文、散文杂用的笔体；二是指将无法归入主要文类的各体文章杂编而成的文集；三是指分体编集之外，辑录文杂而理不乱、以评议社会现实或总结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各体文章。
第一层涵义主要是六朝“文笔之辨”时期的观念，后来就已不再通行，与现代杂文无关。而后两层涵义则与现代杂文有一定联系。鲁迅的杂文集“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且介亭杂文》序言），“杂”编而成，与古代杂文在结集方式上相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说杂文“古已有之”。同时，现代杂文继承了古代杂著类文章议论古今和批判时政的现实关怀精神。鲁迅杂文并非一无依傍、横空出世，在精神指向和社会功用上与古代评议性杂文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冯雪峰1937年以武定河的笔名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一文的附记中特别说明：“将先生的杂感散文，看成为先生的独创，即在西欧文学上亦少见，并且它和中国的散文有着很深刻的渊源，先生亦认为是对的。”⑨
然而，如果从“文体学”的角度比较，两者却有重大区别。古代所谓“杂文”，无论自贬“体格卑下”，还是声称“其理弗杂”，都不属于正宗文体，而且“不足以分立个体”即并非单独的一种文体，只是在“文之有体者随体裒集”之后，把剩下的“无一定之体”的文章，辑录编纂，“总括其名”而已。
而现代杂文自鲁迅奠基之后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立文体，指的是“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即有文学色彩的讥议时政的短评、杂感。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伪自由书〉前记》），是“释愤抒情”的“对于时弊的攻击”（《〈热风〉题记》），兼具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功能；其次，“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三闲集〉序言》），不拘一体，纵横自如；更显著的是具有及时性，“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样一种能够迅速对国内政治乃至世界时事以及社会百态做出反应、内容广泛、形式自如的文体，其产生和存在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古代所不具备的，这就是随近代印刷出版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信息和文化传播载体——报刊。更准确地说，真正成为现代杂文滥觞的，是近代报刊上“时事评论”等栏目崛起后出现的“时评”。
二、杂文胚胎——时评的缘起及陈冷的贡献
1939年，孔另境《论文艺杂感》一文曾说：“文艺杂感的泉源，稍远我们可以追迹康梁的政论，略近则五四以来的‘杂感’，实为其胎。”⑩这句话需要做些补充和修正。孔另境将现代杂文萌生的历史机缘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的报刊政论，很有见地，不过，杂文之“源”并非浩浩汤汤的长篇政论，而是作为报刊政论分支的时政短评。同时，“五四以来的‘杂感’”已经不是胚胎，而是茁壮成长的新苗；“实为其胎”的是“五四”之前、国内自1904年起由《时报》开创的抨击时政、简短隽利而一针见血的“时评”。
现代杂文是凭借着报刊这种媒体出现的。那么我们在追溯它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渊源时，不能不回溯到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经南洋和加拿大游历，视野扩大，同时受日本新闻界的影响，政治思想与报业思想均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根本的手段在于“新民”，而“新民”的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报纸，报纸的使命就是“广民智、振民气”。为此目的，他的政论文章渐分两途，“一路向长篇大论发展，另一路则向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发展”B11。前者渐渐演化发展成条理繁复、论证缜密的逻辑文，由章士钊集大成；后者则成为“东鳞西爪，竹头木屑”式的“随感录”——《饮冰室自由书》及“谈言微中，闻者足戒”的“时事批评”B12。
在中文报刊上首设“时评”类栏目的是梁启超。1899年9月5日《清议报》第26册第一次有了“国闻短评”栏目。此后，28册、29册、100册又不定期出现此栏目，共发表“国闻短评”17篇，每篇篇幅简短，有的仅100余字，呈现出时事加上简单的评论或感慨模式。随后，《新民丛报》发刊伊始就设置“国闻短评”，“择中国外国近事之切要者，略加绪论，谈言微中，闻者足戒”B13。自25号起，改“国闻短评”为“批评门”，下设“政界时评、教育时评、学界时评、雅俗时评、杂评、评论之评论”等多个子栏目，对于政府和时局的批评也愈加锐利。梁启超在1904年《新民丛报》“政界时评”一栏中陈述缘起：“今以此部冠批评门，非为腐败政府上条陈，实欲为沉睡国民施棒喝而已。”再次表明“时评”栏目启蒙民众的立场与宗旨。
“时评”作为一种新闻文体，是外来品种，但并非源于英国随笔。启发梁启超的是日本新闻界领袖德富苏峰。苏峰在日本《国民新闻》上的短评，被其门人汇辑成小册数十卷，号称“国民小丛书”。冯自由指出其“与中国文学之革新大有关系”：“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主编之《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此苏峰文学所以间接予我国文学之革新影响至巨，而亦《新民丛报》初期大博社会欢迎之一原因也。”B14梁启超掠美苏峰“雄奇畅达”之国民新闻的批评文字，虽被上海新《大陆》杂志批斥指摘，但是他所模仿袭用，借之指摘时弊、迅速释愤的时评，依然对国内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于是，“谈言微中”的“时评”形式，迅速为东京留学生界与国内维新派、革命派人士所办报刊所接受仿效。自《新民丛报》登高一呼，1903年起，在日本创刊的留学生杂志纷纷设置“时评”栏目：《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27日）、《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游学译编》第12册（1903年11月3日）等开模仿之先，《江苏》1903年4月创刊时亦设有“时评”，样式完全仿效《新民丛报》。其后，1904年、1905年在东京创刊的留学生刊物无一例外地有了“时评”栏目。不过，上述报刊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而且大多为时不久即停刊，生存较长的如《新民丛报》也只办到1907年。时评进一步发展主要在国内。
国内报刊上最先有“时评”的当属《时报》，亦出于梁启超的策划。1904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授意下，罗孝高、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发刊词和体例都是梁氏撰写。《时报》发刊词第十条明确标明“时评”栏目的设置动机和风格特色：“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对“每日出现之事实”加以“评论”，“简短”而“隽利”，带有“趣味”性和“常识”性。可以说，现代杂文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包含在梁启超对“时评”的设想中。
但是，真正将时评分版设置，使之成为报纸的固定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持之以恒书写并且风格多样的却是当时《时报》的主笔陈冷。
陈冷（1878—1965），原名陈景韩，笔名冷、冷血等。陈景韩为文学史学者所熟知，可能主要因为他是小说家和翻译家。他在侠客小说《刀余生传》（1904年）中以极端决绝的姿态开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谱”，列出28类可杀的人。范伯群先生称《刀余生传》是清末的“狂人日记”。其实他更主要的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陈冷1899年至1902年留学日本，1902年回国任革命党人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月刊编辑。1904年，上海《时报》创刊，陈冷被聘为该报主笔。他独树一帜、锐意革新，努力进行业务改革，奠定了现代报纸的基本版面形式；他又首创“时评”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陈冷使时评充分发挥了文体效益。他配合时事抒发议论，使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不遗余力揭露与鞭挞社会上一切黑暗、丑恶面，包括对当时权贵的讽刺与批判，都毫不留情面。他言简意赅、尖锐泼辣的文风，使当时的新闻界受到不小的影响。由于陈冷关注时事“聚精会神”，分析时敢“大胆说话”，风格“冷隽明利”，所以能“引起许多人注意”，故而“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影响”B15。可见，陈冷那短峭犀利、活泼隽永的时评对于当时长篇大论、陈词滥调的“报馆八股”，是多么尖锐的反讽和冲击，必然能带给读者干脆利落、一语中的的阅读快感。可以说，其新鲜、俏小、活泼的时评开辟了时事评论类文体的新纪元。
此外，陈冷还设置了一些变异的“时评”栏目。如1906年的“小言”，1907年的“报余”，下分几个小版块，有“释画”（滑稽画）、“闲评”等子栏目。他一般习惯写系列性的“闲评”，如“不可解”系列（100多篇）、“疑问”系列、“近事评”系列等（1907年），内容接近后来鲁迅所谈到的“小品文”B16。后来《新青年》“随感”和《申报》“自由谈”栏目颇承袭了此类文章的特色。
因陈冷时评大受欢迎，此后各报纷纷效仿，“时评”迅速风行全国，也深深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胡适即为其中一员。他在《十七年的回顾》中说：
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B17
《时报》时评“当日是一种创体”，胡适这句论断清楚地指明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
在《时报》的影响带动下，在日报上设立短评专栏，且有固定作者，很快成为报业的通例。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报刊上已普遍出现了“时评”、“杂文”专栏，如《神州日报》的“时事小言”、《国民报》的“拉杂谈”、《民意报》的“天津之话”、《民立报》的“天声人语”和“大陆春秋”、《天铎报》的“俳言”、“痛言”、“遒职”、《帝国日报》的“是是非非”，等等。推其先导，自然归功于陈冷文艺性时评的先锋示范作用。所以，我们说陈冷对于“时评”有开山之功，亦不为过分。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聘请陈冷做主笔。此后《时报》的时评渐行衰落，而1913年的《申报》首次开设了“时评”栏目，这必然是陈冷的主张。进入《申报》后，陈冷逐渐放弃了文学创作和翻译，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新闻事业中。陈冷是近代报业和文坛上的激进派，一直以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为终身职责。关于此点，笔者曾有专文论及B18，不再赘述。若翻开自1904年至1912年的《时报》和1912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申报》，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陈冷那犀利峻冷、短峭活泼的时评，猛烈抨击社会丑恶势力和国民性痼疾。他被时人比做伦敦《泰晤士报》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B19。其中，《时报》时期（1904—1912年）及《申报》早期（1912—1915年）的时评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功效，给国人思想上的冲击也最大。同仁们曾高度赞誉陈冷，《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22）、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1932）、《上海时人志》（1947）等都对其赞叹、感佩不已。 “时评”经过十几年热烈的发展，突然在1916年以后呈现出衰颓之象，与政论一起处于真空状态。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中对此非常诧异：“民国五年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B20历史把机遇交给了受其熏染、有才华、有准备的人。1918年，鲁迅的“随感录”及短评在此空当脱颖而出。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在1904年至1915年“时评”体迅速发展期间，有一位时事评论家对鲁迅产生过影响，并对现代杂文的形成有突出的贡献，他就是陈冷。
三、陈冷时评的特色及对鲁迅杂文的影响
周作人回忆年轻时代的鲁迅对陈冷之文有过积极的关注，其云：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B21
他这里所谈到的“冷血的文章”，指陈冷的时评和短篇小说。陈冷《时报》上的短篇小说大多聚焦于某个特定场景，或截取某个时空片段，从而反讽、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某些病态或政府弊端，简洁老辣、十分“有趣”，也可以说是以小说形式进行的“时评”。清末最流行的是李伯元（南亭亭长）等人的谴责小说，包天笑则是1912年后接替陈冷的《时报》主笔，他们却都没有引起鲁迅的注意，都“不曾发生关系”。这样一对照，就可以看出鲁迅对陈冷的关注，那些“有趣”的时评，也在鲁迅年轻的心灵上留下潜意识的印记。
如若没有特别事宜耽搁，陈冷在26年间（1904—1930）坚持每天写一篇时评，约略算来，至少有9000篇。以每篇200字估计（《时报》时评字数每篇约在150字左右，《申报》上的时评每篇大都在200字以上，有的甚至400—500字），大致180万字。每天一支“冷箭”，生动、泼辣、有益，对于腐朽的社会恶疾，进行“排毒”，作用算是相当大的。申报馆在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B22后所加“编者按”中这样描述陈冷：“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新闻事业以外一切谢绝。二十年殆如一日，虽体偶不适，亦仍从事。”可见“时评”之于陈冷，正如“杂文”之于鲁迅，是其文化事业后期的心血所在。
陈冷“时评”的贡献，首先在于在国内开启、并奠定了现代杂文批判的幅度和格局。
“时评”创设的本意是配合时事有闻必评。因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陈冷时评自是无一遗漏。正像鲁迅称自己的杂文一样，陈冷时评亦“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倘若要了解清末至民国初之历史，看陈冷不间断的时评可算是简捷之途径。鲁迅曾借鉴厨川白村的说法，将杂文定性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若按“指点向导一世”的精神来分，陈冷在政治、经济、军事、实业、文化、教育、伦理等领域广泛涉猎的时评也可归为此两类。笔者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B23一文中，曾专门分析过他1904年至1915年所写时评的思想内容，并总结了陈冷时评对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的四类，即：申达民情、监督政府、批评腐败时政类，占总量1/3；批判国民性、重塑民格、提倡文化救国类，占总量1/3；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伪舆论、维护报业尊严类；时事评论、画出时代、提出救国策略类。鲁迅亦将人生最后十几年的精力用在写作短评、杂感上，内容与陈冷时评相埒。尤其是在关注国民地位和国民性批判方面，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从鲁迅杂感中确实可以寻到他受陈冷的时评影响的痕迹。如在系列讨论兵与匪的时评中，陈冷揭示袁世凯政府的所谓“报捷”：
所谓杀者乃土民而非匪也。呜呼！土民既杀于匪，复杀于兵，然则兵匪之后，土民尚有遗子耶？我民方以兵与匪为一类，以其皆来杀我民也，而兵亦以民与匪为一类，以其可以杀之代匪也。夫中国之人类可分为三，曰民曰兵曰匪，而彼此相视均若一类，岂不异哉！……所谓捷者，捷于民也，非捷于匪也。（《报捷》）B24
鲁迅《灯下漫笔》的核心思想可谓与此一致，是对此篇时评的一个最好的阐发：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再如陈冷对中国人特性的剖析：
中国人之特性，其动也如狂犬，其静也如死蛇，何谓狂犬？不问尧跖，而吠之以为雄也；何谓死蛇？既无生气又极柔顺，任人玩弄而无所不可也。阅者疑我言乎？试息心以观之，死蛇之后狂犬，狂犬之后死蛇而矣，安有他哉？（《中国人之特性》）B25
某种程度上，鲁迅用阿Q为这则时评做了注脚。国人见了弱者立即变脸成为老子，但见了赵老太爷、假洋鬼子等权贵人士又立时装成孙子。此评中讥刺“狂犬”虽耀武扬威，然而仅限于“吠”而已，叫嚣之后便偃旗息鼓，变为“死蛇”，“任人玩弄”，于是天下依旧太平。鲁迅杂文亦深刻批判过此种“特性”，或许他曾在陈冷时评中产生过共鸣或得到过启发吧。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两人都对“瞒和骗”的国民性毫不留情地大加鞭笞。
不仅在思想内容上鲁迅杂文与陈冷时评有着近亲关系，在具体的写法上，陈冷时评对鲁迅杂文（短评）也起着开辟者的引路作用。一些由陈冷开创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嬉笑怒骂的风格业已成为现代杂文的写作范式，至今仍被沿用。关于陈冷时评的艺术特色，笔者曾有专文探讨B26，在此只谈其对鲁迅杂感的影响。
时评的写法一开始是无规范的、开放式的。梁启超最初的“时事批评”之所以突然将文章写短了，那是模仿和借鉴德富苏峰，而他的个性更适合写排山倒海的“笔锋常带情感”的中长篇政论的。真正把个性与文体结合得相得益彰的是陈冷。一种文体之所以会渐渐显现某种格式化的特征，一定是有一位或几位有鲜明个性的作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逐渐使自己的风格之体成为某类文体之体的。陈冷在创作中既凭借时评这种新闻文体，又因“古怪而突兀”的“魏晋风度”与“冷”而狷介的个性的缘故B27，逐渐地形成或改变着时评的文体风格，在快意恩仇的情感、酣畅的气势开合中行文，贯穿短评的已不是事实的简单评论，而是作者“冷血热心肠”的诗性的情感流动。 从上引胡适的回忆中可知，当时人之所以爱看陈冷的时评，既因其内容深刻有力，又因其形式灵活、张弛有度。陈冷《时报》上的时事评论一律短小精悍、寥寥数语却一针见血，针砭时弊与反动人物，格外大快人心。时人把他“简短”、“冷隽明利”的时评称之为“冷血体”，以与气势充沛、“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相对称。在时评的外在形态上，他屡屡尝试带给读者更多的新意。当然，他也不是刻意翻新花样，而是根据所评内容量体裁文、随体赋形，以最恰当的形式承载独特的观点、看法、建议与情感。往往“任是无情也动人”，简短的“评”比报纸头版中一板一眼的“论”更震撼人心，读者读完后往往会有得鱼忘筌的顿悟感。不拘一格的时评形式与风格，既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才气，亦佩服他对世事的了然，因为只有观察深刻、认知清晰才会带来表达的洒脱，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笔者曾将陈冷一些超出常规的时评形式作了大致的分类B28，有社论式、速写式、小说体式、故事式、无“评”式、“天问”式、哲理思索式等等，这些非常规的写法对鲁迅杂文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下面请看一些例证。
如用事实说话、白描速写式的时评：
死、病、假、参劾、放逐、哭、持刀、药弹箱、恐慌、缉捕、秘密、拐逃、严拿，此今日京中近状也。（《京中近状一》）B29
或曰否，昨所云特京外人所见之京中近状耳，正确之京中近状则为考试、谋差、运动、选举、借款回扣、军装回扣、宴客、狎妓、奔走迎送而已。（《京中近状二》）B30
《舆论报》，上海，归并《时事》；
《大同报》，北京，归并《中央》；
《民呼报》，上海，勒闭；
《国报》，北京，封禁；
《中央大同报》，北京，封禁；
《吉林日报》，吉林，封禁。
不及几月中，报界之被摧残者，已落花流水如此矣，此亦预备立宪第二年应有事耶？呜呼！（《今年中消灭之报纸》）B31
鲁迅的许多杂感、短评都继承了此种“社会相”写法，一些长篇幅的杂文中亦夹杂此种笔墨，即摆出事实后，略加“掂斤簸两”的评点来“立此存照”。例如：《随感录三十八》、《有无相通》、《事实胜于雄辩》、《儿歌的“反动”》（以上收入《热风》）；《评心雕龙》、《论辩的魂灵》（收入《华盖集》）；《拟预言》（《而已集》）；《匪笔三篇》、《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吊与贺》（收入《三闲集》）；《文摊秘诀十条》（《集外集拾遗补编》）；《观斗》（《伪自由书》）；《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等。
又如小说体式的时评：
有两车夫相对谈曰：“我辈今日所出之力与昔日等，所做之事与昔日等，所索之价与昔日等，所得之钱与昔日等，然而昔日虽非有余，尚不至不足，今日每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妻子不能养者，何欤？”
一车夫曰：“是因物价贵。”
旁人晓之曰：“非物价贵，铜元贱耳。”
车夫曰：“一铜元作十文，何得谓贱？”
旁人曰：“汝亦知须有一百三十五铜元，才得换一小洋乎？”
车夫曰：“我何知，我辈未曾有洋。”（《铜元谈》之一）B32
鲁迅杂文中含有小说因子的篇章颇多，尤以长篇幅的为著。如：《说胡须》（《坟》）、《智识即罪恶》、《为“俄国歌剧团”》、《无题》（以上收入《热风》）；《牺牲谟》（《华盖集》）、《再谈香港》（《而已集》），等等。
再如哲理思索式时评：
有挥霍之积极，有放纵之进步，有欺骗之改良，有钻谋之新法，有借债之经济，有揖盗之参谋，有挂名之侦探，有无人之会议，有钱财之运动，有声势之扩张，有做官之发明，有自吹之名誉，有意气之尚武，有谈吐之文明。（《新语杂解一》）B33
文中哲理意味的显现，正在于给每一个新名词前都添加了负面的、反讽的修饰词，以之解释词义，并最终解构该词的进步性。所谓的“积极”体现在“挥霍”方面，所谓的“进步”实质是“放纵”，所谓的“改良”无非是“欺骗”，所谓的“新法”是为了某些人“钻谋”，所谓“经济”形态是“借债”……由此可见，一切的社会改良都是名不副实，政府所推进的一切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鲁迅也借鉴了此种词语组合，如“跪着的造反”、“名誉的伤痕”、“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公理的把戏”、“文人无文”等，于用词之滑稽和手法之荒诞中透显着批判思维的深刻。另外，整篇都有哲理抒情意味的，在鲁迅杂感中亦不少，如《生命的路》（《热风》）、《杂感》（《华盖集》）、《小杂感》（《而已集》），等等。
至于具体的写作手法，吴中杰先生对于鲁迅杂文的概括亦可用在陈冷身上：“尖锐、曲笔和讽刺。”B34此外，通篇象征、比喻、起兴、留白的时评非常之多。
类似的写作风格在一个时代会显现出传承的痕迹，在时评写作方面，梁启超“新民体”启发了陈冷，而陈冷的“冷血体”显然又启发了鲁迅。“文笔以峻简见长，议论波谲翻腾”B35，“笔苛如剑”等对陈冷时评风格的评价也可移植描述鲁迅的杂文风格。其实，鲁迅对于时评栏目的关注可能起始于更早的日本留学期间。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1903年鲁迅寄给他的一包书中便有《清议报》8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3册。然而，鲁迅并没有走梁启超“国闻短评”的路子，他的杂感、短评写法更接近陈冷收放自如、冷峻犀利、机智幽默的风格。可以说，鲁迅的杂文继承和光大了陈冷时评“匕首和投枪”的风格，更凸显、深化了“出于对时代的刺激”的时评之社会价值。
陈冷离开报界后，渐被时评界所遗忘。但倘若我们想要理顺杂文历史发展的脉络，就不得不正视陈冷。他独特的时评对于现代杂文，或者说鲁迅杂文是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和影响的，一些具体的手法在鲁迅笔下已被运用得炉火纯青了。鲁迅的杂文不仅全面继承了由陈冷开启的时评批判的幅度与格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陈冷时评的写作范式和嬉笑怒骂、雄健畅达的风格。从杂文源流史的视角看，可以说，陈冷开创的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时事短评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注释
①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②张若谷：《鲁迅的〈华盖集〉》，《新时代》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1日。
③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5页。
④茅盾：《研究和学习鲁迅》，《文学》第7卷第6期，1936年12月1日。
⑤冯雪峰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后发表在《文艺阵地》第5卷第2期，1940年8月1日。
⑥B11王飚：《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
⑦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25页。
⑧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⑨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工作与学习丛刊》1937年第2期。
⑩孔另境：《论文艺杂感》，《横眉集》，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第7页。
B12B13《新民丛报章程》第二章“门类”，第十五条“国闻短评”。
B14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252页。
B15B17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时报》1921年10月10日。
B16鲁迅：《杂谈小品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他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B18笔者有系列文章阐述陈冷（陈景韩）在报业、小说界、翻译界的开拓与贡献，均涉及此点。有关报业贡献的有：《陈冷的新闻事业及对梁启超报业思想的继承》，《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B19B35曹聚仁：《陈冷血的时评》，《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新闻出版》，上海书店，1999年，第23页。
B20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新潮》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
B21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B22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872—1922），申报馆，1922年。
B23刘霞：《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陈冷〈时报〉和〈申报〉早期时评的思想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B24《报捷》，《申报》1914年4月26日。
B25B29B30B31B32B33《时报》1910年8月31日、1910年4月12日、1910年4月13日、1909年9月30日、1909年6月3日、1910年1月3日。
B26B28刘霞：《风格多样，随事赋形——陈冷〈时报〉时评的艺术特色与写作手法》，《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B27刘霞：《报界耆宿，文坛侠客——陈冷（陈景韩）其人其事》，《人物》2009年第1期。
B34吴中杰：《鲁迅杂文的艺术笔法》，《鲁迅的艺术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责任编辑：行健
关键词：陈冷；时事评论；现代杂文；先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58—08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杂文产生的标志是1918年4月《新青年》“随感录”专栏的开启。自9月（《新青年》5卷3号）始，鲁迅以“唐俟”的署名发表“随感”。之后，他又在《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等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杂文，分别收在《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中。迄今为止，鲁迅杂文因其针砭时弊的深刻性和洞察历史的纵深感，依然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是，这座高峰是承延哪一脉山系而异峰突起的，这种文体是怎么形成的，却众说不一。长期较为流行的观点大体有三种。其一，认为是从魏晋文章汲取了灵感与营养。①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也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其二，猜测是受英国随笔的影响。1931年张若谷就提出鲁迅的《华盖集》“据作者自道，是杂感，是短评，其实就是‘随笔’而已”②。鲁迅谈五四运动时“散文小品的成功”，也曾说：“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③其三，强调杂文是鲁迅的“发明”、“创造”④。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冯雪峰的结论：“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⑤
1989年，王飚先生在《近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面貌》一文中，针对前述诸论，提出新的观点：
大凡论及鲁迅杂文出现的文学史基础者，或者横涉重洋，到西欧“随笔”中寻其种因；或远逾千年，从魏晋晚唐求其渊源。其实鲁迅杂文是近代散文演变的结果。
他认为，龚自珍的散文“讥切时政”而又“文不中律，便于放言”，已经形成了特异的杂文风格；至王韬“报章文体”，讥时议政的及时性、针对性更加鲜明；到梁启超“新文体”，更具浓烈的文学色彩。“嗣后政论文章又渐分两途，一路向长篇大论发展，另一路则向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发展。”《饮冰室自由书》就是一部精彩的杂文集。“辛亥前后，报刊上已普遍出现‘时评’、‘杂文’、‘随感录’等专栏，《浙江潮》、《民意报》专栏刊头就叫‘杂文’。《中国日报》的‘鼓吹录’、《平民报》的‘冷评’、《国民报》的‘拉杂谈’、《天铎报》的‘悱言’、‘痛言’等皆属此类。出现了如于右任、徐血儿、陈冷血、林白水等一批杂文作家。”王飚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当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时，这种形式并未像他的小说那样惊世骇俗，因为它早为人们习见。理清了这条线索，才能真正切实地说明鲁迅杂文的成因。⑥
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是在主要论述应当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揭示中国文学近代化历程”时举杂文为例，并非专论杂文，因而只是提示了线索却未充分展开论证。而从那时起，至今已经过了24年，似乎也未见有人沿着这一思路推进拓展，深入开掘。杂文文体从近代散文演变、分化而来“这条线索”的轨迹还不能说十分清晰，“鲁迅杂文的成因”也需要进一步具体论证才能真正切实地说明。
本文从梳理古今“杂文”概念的异同入手，辨明现代杂文与古代杂文虽有联系但性质不同。鲁迅杂感这种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是快速感应社会生活的报刊；离开了报纸杂志，我们不可能想象它的出现并进而考察近代报刊文章的发展脉络，指出报刊“时评”是杂文的滥觞。据笔者研究，国内出版的报刊首创“时评”栏目的是《时报》。因此，本文着重论述陈冷（陈景韩、冷血）主持《时报》“时评”专栏及其后来在《申报》等发表的大量时评对杂文文体形成的贡献，以及“冷血的文章”对鲁迅的影响，从而确定陈冷的时评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一、杂文文体是否“古已有之”
关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的关系，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该文指出，虽然两者在“文理”即创作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但是“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之间，的确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象梁实秋、林语堂、尤其是梁遇春的散文那样，受到英国随笔的明显影响”，因此“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⑧。鲁迅杂文是否源自英国随笔，这个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有结论了。
而对于鲁迅杂文与古代散文的关系，多数论者往往仍然强调“杂文古已有之”。古已有之的“杂文”与现代“杂文”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相同？现代杂文是古代杂文的继承与延续，还是两者虽有联系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杂文”概念追宗溯源，梳理其内涵演变的线索。
“杂文”这个词确实“古已有之”。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已将“杂文”列为一类，但此书已佚。在现存文献中，“杂文”一词较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里。范晔列举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有“杂文”一项。最早对“杂文”做出论释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专有一章《杂文》，在略论“对问”、“七”体、“连珠”三种文体之后，总结称：“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据此，刘勰所谓“杂文”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根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解释，《文心雕龙》上篇二十五章，按“有韵者文”、“无韵者笔”两大类分论各体，而“杂文”置于这两大类之间，就是“笔、文杂用”（无韵、有韵混用）的文章，包括多种体裁。《文苑英华》承接了《文心雕龙》的分法，将文分为37体，“杂文”处于赋、诗、歌行等韵文与“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等应用文体之间，也是指在语言运用方面杂用文、笔的各种文体。第二层，可从结集的角度来界定“杂文”。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前言》指出：“杂文，文体之散杂者，不足以分立个体，总称杂文。”这层意义为后世总集、别集编纂者所承继，在分类或分体编集之后，把无法归入各类的文章，“杂编”在一起，“总括其名”称作“杂文”。例如清人俞樾《春在堂全书》中有《春在堂杂文》43卷，他在序文中解释说“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的文章，统统归入“杂文”。1935年出版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名、杨殿珣主编）收清三百年以来学者别集428种、总集12种，其中最小分类单位“杂文”的归类办法就是按照“杂编”的分类思想而操作的。 此外，古代另有“杂著”一词与“杂文”意近。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中有“杂著”一类，其云：“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故，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这类“杂文”在内容上的显在特征是“评议古今”和“论政”。不过，它仍然具有前述“杂编”的意思：“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著虽杂，然必择其理之弗杂者则录焉，盖作文必以理为之主也。”亦即辑录以说“理”为主却在体制上无法归入规范文体的文章编纂而成。
我们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知，古代杂文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韵文、散文杂用的笔体；二是指将无法归入主要文类的各体文章杂编而成的文集；三是指分体编集之外，辑录文杂而理不乱、以评议社会现实或总结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各体文章。
第一层涵义主要是六朝“文笔之辨”时期的观念，后来就已不再通行，与现代杂文无关。而后两层涵义则与现代杂文有一定联系。鲁迅的杂文集“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且介亭杂文》序言），“杂”编而成，与古代杂文在结集方式上相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说杂文“古已有之”。同时，现代杂文继承了古代杂著类文章议论古今和批判时政的现实关怀精神。鲁迅杂文并非一无依傍、横空出世，在精神指向和社会功用上与古代评议性杂文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冯雪峰1937年以武定河的笔名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一文的附记中特别说明：“将先生的杂感散文，看成为先生的独创，即在西欧文学上亦少见，并且它和中国的散文有着很深刻的渊源，先生亦认为是对的。”⑨
然而，如果从“文体学”的角度比较，两者却有重大区别。古代所谓“杂文”，无论自贬“体格卑下”，还是声称“其理弗杂”，都不属于正宗文体，而且“不足以分立个体”即并非单独的一种文体，只是在“文之有体者随体裒集”之后，把剩下的“无一定之体”的文章，辑录编纂，“总括其名”而已。
而现代杂文自鲁迅奠基之后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立文体，指的是“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即有文学色彩的讥议时政的短评、杂感。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伪自由书〉前记》），是“释愤抒情”的“对于时弊的攻击”（《〈热风〉题记》），兼具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功能；其次，“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三闲集〉序言》），不拘一体，纵横自如；更显著的是具有及时性，“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样一种能够迅速对国内政治乃至世界时事以及社会百态做出反应、内容广泛、形式自如的文体，其产生和存在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古代所不具备的，这就是随近代印刷出版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信息和文化传播载体——报刊。更准确地说，真正成为现代杂文滥觞的，是近代报刊上“时事评论”等栏目崛起后出现的“时评”。
二、杂文胚胎——时评的缘起及陈冷的贡献
1939年，孔另境《论文艺杂感》一文曾说：“文艺杂感的泉源，稍远我们可以追迹康梁的政论，略近则五四以来的‘杂感’，实为其胎。”⑩这句话需要做些补充和修正。孔另境将现代杂文萌生的历史机缘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的报刊政论，很有见地，不过，杂文之“源”并非浩浩汤汤的长篇政论，而是作为报刊政论分支的时政短评。同时，“五四以来的‘杂感’”已经不是胚胎，而是茁壮成长的新苗；“实为其胎”的是“五四”之前、国内自1904年起由《时报》开创的抨击时政、简短隽利而一针见血的“时评”。
现代杂文是凭借着报刊这种媒体出现的。那么我们在追溯它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渊源时，不能不回溯到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经南洋和加拿大游历，视野扩大，同时受日本新闻界的影响，政治思想与报业思想均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根本的手段在于“新民”，而“新民”的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报纸，报纸的使命就是“广民智、振民气”。为此目的，他的政论文章渐分两途，“一路向长篇大论发展，另一路则向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发展”B11。前者渐渐演化发展成条理繁复、论证缜密的逻辑文，由章士钊集大成；后者则成为“东鳞西爪，竹头木屑”式的“随感录”——《饮冰室自由书》及“谈言微中，闻者足戒”的“时事批评”B12。
在中文报刊上首设“时评”类栏目的是梁启超。1899年9月5日《清议报》第26册第一次有了“国闻短评”栏目。此后，28册、29册、100册又不定期出现此栏目，共发表“国闻短评”17篇，每篇篇幅简短，有的仅100余字，呈现出时事加上简单的评论或感慨模式。随后，《新民丛报》发刊伊始就设置“国闻短评”，“择中国外国近事之切要者，略加绪论，谈言微中，闻者足戒”B13。自25号起，改“国闻短评”为“批评门”，下设“政界时评、教育时评、学界时评、雅俗时评、杂评、评论之评论”等多个子栏目，对于政府和时局的批评也愈加锐利。梁启超在1904年《新民丛报》“政界时评”一栏中陈述缘起：“今以此部冠批评门，非为腐败政府上条陈，实欲为沉睡国民施棒喝而已。”再次表明“时评”栏目启蒙民众的立场与宗旨。
“时评”作为一种新闻文体，是外来品种，但并非源于英国随笔。启发梁启超的是日本新闻界领袖德富苏峰。苏峰在日本《国民新闻》上的短评，被其门人汇辑成小册数十卷，号称“国民小丛书”。冯自由指出其“与中国文学之革新大有关系”：“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主编之《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此苏峰文学所以间接予我国文学之革新影响至巨，而亦《新民丛报》初期大博社会欢迎之一原因也。”B14梁启超掠美苏峰“雄奇畅达”之国民新闻的批评文字，虽被上海新《大陆》杂志批斥指摘，但是他所模仿袭用，借之指摘时弊、迅速释愤的时评，依然对国内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于是，“谈言微中”的“时评”形式，迅速为东京留学生界与国内维新派、革命派人士所办报刊所接受仿效。自《新民丛报》登高一呼，1903年起，在日本创刊的留学生杂志纷纷设置“时评”栏目：《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27日）、《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游学译编》第12册（1903年11月3日）等开模仿之先，《江苏》1903年4月创刊时亦设有“时评”，样式完全仿效《新民丛报》。其后，1904年、1905年在东京创刊的留学生刊物无一例外地有了“时评”栏目。不过，上述报刊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而且大多为时不久即停刊，生存较长的如《新民丛报》也只办到1907年。时评进一步发展主要在国内。
国内报刊上最先有“时评”的当属《时报》，亦出于梁启超的策划。1904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授意下，罗孝高、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发刊词和体例都是梁氏撰写。《时报》发刊词第十条明确标明“时评”栏目的设置动机和风格特色：“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对“每日出现之事实”加以“评论”，“简短”而“隽利”，带有“趣味”性和“常识”性。可以说，现代杂文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包含在梁启超对“时评”的设想中。
但是，真正将时评分版设置，使之成为报纸的固定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持之以恒书写并且风格多样的却是当时《时报》的主笔陈冷。
陈冷（1878—1965），原名陈景韩，笔名冷、冷血等。陈景韩为文学史学者所熟知，可能主要因为他是小说家和翻译家。他在侠客小说《刀余生传》（1904年）中以极端决绝的姿态开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谱”，列出28类可杀的人。范伯群先生称《刀余生传》是清末的“狂人日记”。其实他更主要的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陈冷1899年至1902年留学日本，1902年回国任革命党人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月刊编辑。1904年，上海《时报》创刊，陈冷被聘为该报主笔。他独树一帜、锐意革新，努力进行业务改革，奠定了现代报纸的基本版面形式；他又首创“时评”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陈冷使时评充分发挥了文体效益。他配合时事抒发议论，使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不遗余力揭露与鞭挞社会上一切黑暗、丑恶面，包括对当时权贵的讽刺与批判，都毫不留情面。他言简意赅、尖锐泼辣的文风，使当时的新闻界受到不小的影响。由于陈冷关注时事“聚精会神”，分析时敢“大胆说话”，风格“冷隽明利”，所以能“引起许多人注意”，故而“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影响”B15。可见，陈冷那短峭犀利、活泼隽永的时评对于当时长篇大论、陈词滥调的“报馆八股”，是多么尖锐的反讽和冲击，必然能带给读者干脆利落、一语中的的阅读快感。可以说，其新鲜、俏小、活泼的时评开辟了时事评论类文体的新纪元。
此外，陈冷还设置了一些变异的“时评”栏目。如1906年的“小言”，1907年的“报余”，下分几个小版块，有“释画”（滑稽画）、“闲评”等子栏目。他一般习惯写系列性的“闲评”，如“不可解”系列（100多篇）、“疑问”系列、“近事评”系列等（1907年），内容接近后来鲁迅所谈到的“小品文”B16。后来《新青年》“随感”和《申报》“自由谈”栏目颇承袭了此类文章的特色。
因陈冷时评大受欢迎，此后各报纷纷效仿，“时评”迅速风行全国，也深深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胡适即为其中一员。他在《十七年的回顾》中说：
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B17
《时报》时评“当日是一种创体”，胡适这句论断清楚地指明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
在《时报》的影响带动下，在日报上设立短评专栏，且有固定作者，很快成为报业的通例。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报刊上已普遍出现了“时评”、“杂文”专栏，如《神州日报》的“时事小言”、《国民报》的“拉杂谈”、《民意报》的“天津之话”、《民立报》的“天声人语”和“大陆春秋”、《天铎报》的“俳言”、“痛言”、“遒职”、《帝国日报》的“是是非非”，等等。推其先导，自然归功于陈冷文艺性时评的先锋示范作用。所以，我们说陈冷对于“时评”有开山之功，亦不为过分。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聘请陈冷做主笔。此后《时报》的时评渐行衰落，而1913年的《申报》首次开设了“时评”栏目，这必然是陈冷的主张。进入《申报》后，陈冷逐渐放弃了文学创作和翻译，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新闻事业中。陈冷是近代报业和文坛上的激进派，一直以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为终身职责。关于此点，笔者曾有专文论及B18，不再赘述。若翻开自1904年至1912年的《时报》和1912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申报》，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陈冷那犀利峻冷、短峭活泼的时评，猛烈抨击社会丑恶势力和国民性痼疾。他被时人比做伦敦《泰晤士报》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B19。其中，《时报》时期（1904—1912年）及《申报》早期（1912—1915年）的时评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功效，给国人思想上的冲击也最大。同仁们曾高度赞誉陈冷，《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22）、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1932）、《上海时人志》（1947）等都对其赞叹、感佩不已。 “时评”经过十几年热烈的发展，突然在1916年以后呈现出衰颓之象，与政论一起处于真空状态。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中对此非常诧异：“民国五年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B20历史把机遇交给了受其熏染、有才华、有准备的人。1918年，鲁迅的“随感录”及短评在此空当脱颖而出。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在1904年至1915年“时评”体迅速发展期间，有一位时事评论家对鲁迅产生过影响，并对现代杂文的形成有突出的贡献，他就是陈冷。
三、陈冷时评的特色及对鲁迅杂文的影响
周作人回忆年轻时代的鲁迅对陈冷之文有过积极的关注，其云：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B21
他这里所谈到的“冷血的文章”，指陈冷的时评和短篇小说。陈冷《时报》上的短篇小说大多聚焦于某个特定场景，或截取某个时空片段，从而反讽、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某些病态或政府弊端，简洁老辣、十分“有趣”，也可以说是以小说形式进行的“时评”。清末最流行的是李伯元（南亭亭长）等人的谴责小说，包天笑则是1912年后接替陈冷的《时报》主笔，他们却都没有引起鲁迅的注意，都“不曾发生关系”。这样一对照，就可以看出鲁迅对陈冷的关注，那些“有趣”的时评，也在鲁迅年轻的心灵上留下潜意识的印记。
如若没有特别事宜耽搁，陈冷在26年间（1904—1930）坚持每天写一篇时评，约略算来，至少有9000篇。以每篇200字估计（《时报》时评字数每篇约在150字左右，《申报》上的时评每篇大都在200字以上，有的甚至400—500字），大致180万字。每天一支“冷箭”，生动、泼辣、有益，对于腐朽的社会恶疾，进行“排毒”，作用算是相当大的。申报馆在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B22后所加“编者按”中这样描述陈冷：“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新闻事业以外一切谢绝。二十年殆如一日，虽体偶不适，亦仍从事。”可见“时评”之于陈冷，正如“杂文”之于鲁迅，是其文化事业后期的心血所在。
陈冷“时评”的贡献，首先在于在国内开启、并奠定了现代杂文批判的幅度和格局。
“时评”创设的本意是配合时事有闻必评。因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陈冷时评自是无一遗漏。正像鲁迅称自己的杂文一样，陈冷时评亦“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倘若要了解清末至民国初之历史，看陈冷不间断的时评可算是简捷之途径。鲁迅曾借鉴厨川白村的说法，将杂文定性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若按“指点向导一世”的精神来分，陈冷在政治、经济、军事、实业、文化、教育、伦理等领域广泛涉猎的时评也可归为此两类。笔者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B23一文中，曾专门分析过他1904年至1915年所写时评的思想内容，并总结了陈冷时评对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的四类，即：申达民情、监督政府、批评腐败时政类，占总量1/3；批判国民性、重塑民格、提倡文化救国类，占总量1/3；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伪舆论、维护报业尊严类；时事评论、画出时代、提出救国策略类。鲁迅亦将人生最后十几年的精力用在写作短评、杂感上，内容与陈冷时评相埒。尤其是在关注国民地位和国民性批判方面，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从鲁迅杂感中确实可以寻到他受陈冷的时评影响的痕迹。如在系列讨论兵与匪的时评中，陈冷揭示袁世凯政府的所谓“报捷”：
所谓杀者乃土民而非匪也。呜呼！土民既杀于匪，复杀于兵，然则兵匪之后，土民尚有遗子耶？我民方以兵与匪为一类，以其皆来杀我民也，而兵亦以民与匪为一类，以其可以杀之代匪也。夫中国之人类可分为三，曰民曰兵曰匪，而彼此相视均若一类，岂不异哉！……所谓捷者，捷于民也，非捷于匪也。（《报捷》）B24
鲁迅《灯下漫笔》的核心思想可谓与此一致，是对此篇时评的一个最好的阐发：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再如陈冷对中国人特性的剖析：
中国人之特性，其动也如狂犬，其静也如死蛇，何谓狂犬？不问尧跖，而吠之以为雄也；何谓死蛇？既无生气又极柔顺，任人玩弄而无所不可也。阅者疑我言乎？试息心以观之，死蛇之后狂犬，狂犬之后死蛇而矣，安有他哉？（《中国人之特性》）B25
某种程度上，鲁迅用阿Q为这则时评做了注脚。国人见了弱者立即变脸成为老子，但见了赵老太爷、假洋鬼子等权贵人士又立时装成孙子。此评中讥刺“狂犬”虽耀武扬威，然而仅限于“吠”而已，叫嚣之后便偃旗息鼓，变为“死蛇”，“任人玩弄”，于是天下依旧太平。鲁迅杂文亦深刻批判过此种“特性”，或许他曾在陈冷时评中产生过共鸣或得到过启发吧。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两人都对“瞒和骗”的国民性毫不留情地大加鞭笞。
不仅在思想内容上鲁迅杂文与陈冷时评有着近亲关系，在具体的写法上，陈冷时评对鲁迅杂文（短评）也起着开辟者的引路作用。一些由陈冷开创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嬉笑怒骂的风格业已成为现代杂文的写作范式，至今仍被沿用。关于陈冷时评的艺术特色，笔者曾有专文探讨B26，在此只谈其对鲁迅杂感的影响。
时评的写法一开始是无规范的、开放式的。梁启超最初的“时事批评”之所以突然将文章写短了，那是模仿和借鉴德富苏峰，而他的个性更适合写排山倒海的“笔锋常带情感”的中长篇政论的。真正把个性与文体结合得相得益彰的是陈冷。一种文体之所以会渐渐显现某种格式化的特征，一定是有一位或几位有鲜明个性的作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逐渐使自己的风格之体成为某类文体之体的。陈冷在创作中既凭借时评这种新闻文体，又因“古怪而突兀”的“魏晋风度”与“冷”而狷介的个性的缘故B27，逐渐地形成或改变着时评的文体风格，在快意恩仇的情感、酣畅的气势开合中行文，贯穿短评的已不是事实的简单评论，而是作者“冷血热心肠”的诗性的情感流动。 从上引胡适的回忆中可知，当时人之所以爱看陈冷的时评，既因其内容深刻有力，又因其形式灵活、张弛有度。陈冷《时报》上的时事评论一律短小精悍、寥寥数语却一针见血，针砭时弊与反动人物，格外大快人心。时人把他“简短”、“冷隽明利”的时评称之为“冷血体”，以与气势充沛、“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相对称。在时评的外在形态上，他屡屡尝试带给读者更多的新意。当然，他也不是刻意翻新花样，而是根据所评内容量体裁文、随体赋形，以最恰当的形式承载独特的观点、看法、建议与情感。往往“任是无情也动人”，简短的“评”比报纸头版中一板一眼的“论”更震撼人心，读者读完后往往会有得鱼忘筌的顿悟感。不拘一格的时评形式与风格，既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才气，亦佩服他对世事的了然，因为只有观察深刻、认知清晰才会带来表达的洒脱，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笔者曾将陈冷一些超出常规的时评形式作了大致的分类B28，有社论式、速写式、小说体式、故事式、无“评”式、“天问”式、哲理思索式等等，这些非常规的写法对鲁迅杂文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下面请看一些例证。
如用事实说话、白描速写式的时评：
死、病、假、参劾、放逐、哭、持刀、药弹箱、恐慌、缉捕、秘密、拐逃、严拿，此今日京中近状也。（《京中近状一》）B29
或曰否，昨所云特京外人所见之京中近状耳，正确之京中近状则为考试、谋差、运动、选举、借款回扣、军装回扣、宴客、狎妓、奔走迎送而已。（《京中近状二》）B30
《舆论报》，上海，归并《时事》；
《大同报》，北京，归并《中央》；
《民呼报》，上海，勒闭；
《国报》，北京，封禁；
《中央大同报》，北京，封禁；
《吉林日报》，吉林，封禁。
不及几月中，报界之被摧残者，已落花流水如此矣，此亦预备立宪第二年应有事耶？呜呼！（《今年中消灭之报纸》）B31
鲁迅的许多杂感、短评都继承了此种“社会相”写法，一些长篇幅的杂文中亦夹杂此种笔墨，即摆出事实后，略加“掂斤簸两”的评点来“立此存照”。例如：《随感录三十八》、《有无相通》、《事实胜于雄辩》、《儿歌的“反动”》（以上收入《热风》）；《评心雕龙》、《论辩的魂灵》（收入《华盖集》）；《拟预言》（《而已集》）；《匪笔三篇》、《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吊与贺》（收入《三闲集》）；《文摊秘诀十条》（《集外集拾遗补编》）；《观斗》（《伪自由书》）；《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等。
又如小说体式的时评：
有两车夫相对谈曰：“我辈今日所出之力与昔日等，所做之事与昔日等，所索之价与昔日等，所得之钱与昔日等，然而昔日虽非有余，尚不至不足，今日每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妻子不能养者，何欤？”
一车夫曰：“是因物价贵。”
旁人晓之曰：“非物价贵，铜元贱耳。”
车夫曰：“一铜元作十文，何得谓贱？”
旁人曰：“汝亦知须有一百三十五铜元，才得换一小洋乎？”
车夫曰：“我何知，我辈未曾有洋。”（《铜元谈》之一）B32
鲁迅杂文中含有小说因子的篇章颇多，尤以长篇幅的为著。如：《说胡须》（《坟》）、《智识即罪恶》、《为“俄国歌剧团”》、《无题》（以上收入《热风》）；《牺牲谟》（《华盖集》）、《再谈香港》（《而已集》），等等。
再如哲理思索式时评：
有挥霍之积极，有放纵之进步，有欺骗之改良，有钻谋之新法，有借债之经济，有揖盗之参谋，有挂名之侦探，有无人之会议，有钱财之运动，有声势之扩张，有做官之发明，有自吹之名誉，有意气之尚武，有谈吐之文明。（《新语杂解一》）B33
文中哲理意味的显现，正在于给每一个新名词前都添加了负面的、反讽的修饰词，以之解释词义，并最终解构该词的进步性。所谓的“积极”体现在“挥霍”方面，所谓的“进步”实质是“放纵”，所谓的“改良”无非是“欺骗”，所谓的“新法”是为了某些人“钻谋”，所谓“经济”形态是“借债”……由此可见，一切的社会改良都是名不副实，政府所推进的一切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鲁迅也借鉴了此种词语组合，如“跪着的造反”、“名誉的伤痕”、“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公理的把戏”、“文人无文”等，于用词之滑稽和手法之荒诞中透显着批判思维的深刻。另外，整篇都有哲理抒情意味的，在鲁迅杂感中亦不少，如《生命的路》（《热风》）、《杂感》（《华盖集》）、《小杂感》（《而已集》），等等。
至于具体的写作手法，吴中杰先生对于鲁迅杂文的概括亦可用在陈冷身上：“尖锐、曲笔和讽刺。”B34此外，通篇象征、比喻、起兴、留白的时评非常之多。
类似的写作风格在一个时代会显现出传承的痕迹，在时评写作方面，梁启超“新民体”启发了陈冷，而陈冷的“冷血体”显然又启发了鲁迅。“文笔以峻简见长，议论波谲翻腾”B35，“笔苛如剑”等对陈冷时评风格的评价也可移植描述鲁迅的杂文风格。其实，鲁迅对于时评栏目的关注可能起始于更早的日本留学期间。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1903年鲁迅寄给他的一包书中便有《清议报》8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3册。然而，鲁迅并没有走梁启超“国闻短评”的路子，他的杂感、短评写法更接近陈冷收放自如、冷峻犀利、机智幽默的风格。可以说，鲁迅的杂文继承和光大了陈冷时评“匕首和投枪”的风格，更凸显、深化了“出于对时代的刺激”的时评之社会价值。
陈冷离开报界后，渐被时评界所遗忘。但倘若我们想要理顺杂文历史发展的脉络，就不得不正视陈冷。他独特的时评对于现代杂文，或者说鲁迅杂文是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和影响的，一些具体的手法在鲁迅笔下已被运用得炉火纯青了。鲁迅的杂文不仅全面继承了由陈冷开启的时评批判的幅度与格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陈冷时评的写作范式和嬉笑怒骂、雄健畅达的风格。从杂文源流史的视角看，可以说，陈冷开创的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时事短评是现代杂文的先声。 注释
①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②张若谷：《鲁迅的〈华盖集〉》，《新时代》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1日。
③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5页。
④茅盾：《研究和学习鲁迅》，《文学》第7卷第6期，1936年12月1日。
⑤冯雪峰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后发表在《文艺阵地》第5卷第2期，1940年8月1日。
⑥B11王飚：《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
⑦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25页。
⑧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⑨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工作与学习丛刊》1937年第2期。
⑩孔另境：《论文艺杂感》，《横眉集》，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第7页。
B12B13《新民丛报章程》第二章“门类”，第十五条“国闻短评”。
B14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252页。
B15B17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时报》1921年10月10日。
B16鲁迅：《杂谈小品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他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B18笔者有系列文章阐述陈冷（陈景韩）在报业、小说界、翻译界的开拓与贡献，均涉及此点。有关报业贡献的有：《陈冷的新闻事业及对梁启超报业思想的继承》，《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B19B35曹聚仁：《陈冷血的时评》，《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新闻出版》，上海书店，1999年，第23页。
B20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新潮》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
B21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B22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872—1922），申报馆，1922年。
B23刘霞：《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陈冷〈时报〉和〈申报〉早期时评的思想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B24《报捷》，《申报》1914年4月26日。
B25B29B30B31B32B33《时报》1910年8月31日、1910年4月12日、1910年4月13日、1909年9月30日、1909年6月3日、1910年1月3日。
B26B28刘霞：《风格多样，随事赋形——陈冷〈时报〉时评的艺术特色与写作手法》，《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B27刘霞：《报界耆宿，文坛侠客——陈冷（陈景韩）其人其事》，《人物》2009年第1期。
B34吴中杰：《鲁迅杂文的艺术笔法》，《鲁迅的艺术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