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些头衔之外，也许有人还记得杨昌济是一中国伦理学的先驱。然而回到一百年前，杨昌济并非因那些头衔而为人熟知。生于1871年的杨昌济，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以湖南屈指可数的儒者——一位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理学家而闻名的。
　　1924年，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梳理光绪以来的湖南学术时曾谈及杨昌济，标举的著述是《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李肖聃以为当时湖南儒家仅存两家：湘乡陈士廉及长沙杨昌济。陈士廉为诗人，且其《黄学庐杂述》虽大要为儒家言，但总体不如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精纯。而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则是标准的理学家日记，注重反躬自省，以期修身养性，锻炼存养工夫。故而有感于湖南学风之颓败、理学一脉之不传的李肖聃，不无深情地揭橥杨昌济在近代湘学史上的价值：
　　昌济始宗程朱，其学本纯于宋，其后主讲大学，乃稍变焉。湘中理学，自宋逮元，风会略同，而船山独宗横渠，刘蓉则攻阳明，曾公笃宗宋儒，左公尤崇朱子。考其所自，则贺长龄、唐鉴功不可没也。士德日荒，学益无本，理学尤蒙世诟。杨君则已逝矣。新学之徒，传其激论，恨不起杨君而正之也。（《最近湘学小史》）
　　在李肖聃笔下，杨昌济似乎是湖南最后的儒者，他恨不能起杨昌济于地下，以拯救彼时“士德日荒、学益无本”的湖南学界。经由李肖聃的学术史笔，我们隐约可见杨昌济那学本程朱的“儒者”面目。而细读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及其平日讲学授徒的行迹，杨昌济的理学面貌则越发具体而微了。
　　儒家向来重视亲情与家族，讲求孝亲之道。当民国知识界群倡“走出家庭”，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自由时，杨昌济乃在日记中写道：“笃亲念故，乃忠厚长者之行；中国习尚亲亲，疏远之宗族仍视若家人。虽有家族压制及起无志者倚赖心之弊，而相生相养，相维相制，实为社会组织之一大要素。余观西洋各国教会之组织，实为统理群众至要之机关。吾国无教会而民不散，实赖有家族主义以维持之。近有人提倡破坏家族主义之说者，窃恐徒长浇薄之风，而社会终不蒙其福利，不可不深加察焉”（1914年3月18日）。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诸领袖，皆以为中国人重视家族乃是“徇私”，不便于培育“公”与“群”的观念。而从日本、英国留学回来的杨昌济，在比照中、西社会组织之后，却肯定了中国家族制度在维系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今日看来，杨昌济的观点实具卓越价值。
　　杨昌济肯定中国的家族制度，对“五伦”关系也极力维护。《达化斋日记》1914年9月28日记载：“叶奂彬二十九岁丧偶，未续弦纳妾，独宿至今。”对叶德辉的人品和学问，杨昌济不以为然，但叶德辉不续弦纳妾的行为，他却深加留意、表示佩服。不止在夫妻关系上，在友朋的交道上，杨昌济也时时怵惕在心。1914年3月18日，在一次友人聚会之后，杨昌济不告而别，归家之后即在日记中反省道：“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这种反躬自省的态度，是一般人所不易办到的。难能可贵的是，杨昌济在维护正常的伦常关系时，还饱含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他认为“仆人年节酒资不可太啬，此等处所费无几，而关于感情颇巨。吕新吾曰：‘后面常余出一分，此之谓裕’，即此等处。”明儒吕坤（字新吾）的言语影响着杨昌济的处世态度，使他如陶渊明一样，具备“此亦人子”的博大情怀。需要指出的是，杨昌济以儒学治家，然而并不迂腐。譬如他不耐繁文缛节，也会果断省却。这见于1914年5月29日日记：“昨日端午节，余对于同居者未往行贺礼。因我往贺则彼必来报，人家太多，颇为烦扰，不如简省虚文，较为率真也。”
　　又不止在家庭生活上笃行儒家五伦之道，杨昌济还把儒家学说当作最高的人生追求。杨昌济内心有成圣成贤的追求，并且深味圣賢乐处。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以能乐者，一则欲望不奢，能安分知足也；二则出言行事悉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也；三则研究有素，事来悉有以应之也；四则有闻道之乐也。”他又说：“必有圣贤之学识，而后可发为忧世悯俗之辞。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节文，使是否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辄诋諆，以其近妄且招怨也。”把儒家圣贤的学识作为处世的最高原则，听其言，笃其行，不轻易舞文弄墨挑起是非之争，杨昌济可谓忠实的儒家门徒。而他这段话也颇得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精髓。杨昌济曾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自然，这也是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的坚守。
　　杨昌济这些理学化的自省和处世方式，在今天看来，不免略显保守和顽固。留洋多年，且深入研究过西方伦理学的杨昌济，为何要不遗余力发扬理学精神？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回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现场。1901年，锐意维新的梁启超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他在致友人信中，坦言自己仿照曾国藩之法记日记，“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以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弟亦愿诸兄弟鉴于弟之堕落，而亟亟猛醒，思所以进德修业，不胜大望。”他还把日记寄送给友人披阅，让他们“勤攻其过”，以此修身自省。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机埃的格言》中，梁启超感喟：“学者求新知识，固属要事，然于当前陈腐之事物，决不可轻看而吐弃之。吾今日每读中国理学家之书，常觉其于国民教育上有一大部分之关系。”梁启超已清楚地认识到理学于国民教育大有裨益。对此，王汎森敏锐指出：“（梁启超）巧妙地将理学工具化，并将原来宋明儒的价值的部分转换为对现代国家富强的追求。”他的终极目的，是“想养成爱国合群的现代公民”。杨昌济对理学工夫的实践，与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希望发扬理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故杨昌济的为人处世也怀有理学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有次赴宴，杨昌济目睹座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令他震惊不已，毕竟“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仿者，乃腐败恶浊如此”。对这些积习已深的上流阶级，杨昌济认为无可挽救。然而他还怀抱希望，他把新时代道德自新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以为，“惟与青年之天良尚未凿丧者讲明义理，使未入腐败社会以前，即知此等事之为俗恶，庶将来人到社会时不为所动。”尽管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对“不可救药”的老辈，杨昌济有时依旧不免“怒其不争”。如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礼聘为国史馆馆长，湖南各界多规劝王闿运不必出山，但王闿运不听，径行北上。杨昌济在日记中云：“老前辈一举一动，四海瞩目，不可不慎。玩世者世亦玩之，老气横秋固不能禁士大夫之清议也。”显然，杨昌济希望王闿运不要为老不尊，毕竟老前辈的举动关乎风教，岂能不顾惜社会的影响和风评。正因如此，对章太炎叛出老师俞樾门下的名文《谢本师》，杨昌济深表不满。他认为章太炎师事俞樾八年，“不当以一言之斥，遽告绝籍”，章氏所为乃“儇薄之行”。儒家重师道，而章太炎所为败坏师道，自然要受杨昌济责备。而若干年后，章太炎也收到昔日弟子周作人所作的《谢本师》。看来，杨昌济的忧虑不无道理。 　　杨昌济重视师道，与其倾心教育事业关系密切。1913年，杨昌济学成归国，谭延闿请他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他予以拒绝；请他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授，杨昌济方才允诺。杨昌济并非自造身价，而更热心教育远甚做官。须知，儒者向来重视教育，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孔孟的教育理念影响着杨昌济，他自己也有教育改良社会的意图，曾言：“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也曾赋诗明志云：“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慷慨的教育理想，在杨昌济那里并非空谈，如孔子和朱熹一样，杨昌济很注意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去教导学生。他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如云：“余思本学年伦理学之教法，要与上学年不同，不专教一本书，取各伦理学书中之精要者而选授之……又本学年说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又我之心得处，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亦不妨讲与学生听。又可取报章杂志中新思潮而批评之。如斯变更教授之方法，想较与学生有益。”除了注意讲授知识的更新与方法的迭代之外，杨昌济对课堂举止也有明确的反思，如某天他“在教室间有失检之处，为生徒所笑，亦不注意之过也。英国厄北淀大学教育学讲师喀拉喀先生，颇注意于学生之言语，偶有所误，必反诘而改正之。余尝自愧其不精细，以后当于此等处格外留心。”从此不难见出杨昌济反思课堂教学的心思是多么细腻。于教育有宏大的理想抱负，于教学有自觉的方法和省思，无怪乎门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能卓然有成。也无怪乎时人称杨昌济：“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
　　民国时期的湖南动荡不已，学者或忧时愤世，或放浪形骸，或群趋新学，或泥于考据，以至于道南一脉逐步衰歇。此时，杨昌济高标独立，讲求程朱性命之学，砥砺名节，锐意于教育事业以图新民，其儒者气象令人感佩。1920年，杨昌济病逝北京，李肖聃撰《杨怀中先生遗事》，开篇便云：“怀中之死，令人心伤。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求之友辈，遂无此人。”仍是赞叹杨昌济的儒者面目。后来在《星庐笔记》中，李肖聃再以沉痛之笔记其人其事：
　　亡友杨君昌济怀中，慕罗山讲学之风，居岳麓时，即教弟子以理学。年三十，游学日本，仍以师道自居，暇则集故弟子授以旧学。余少于君十岁，怀中以弟畜之。尝召我于东京小石川植物园，坐圆石上，从容语以程朱之书。谓子宜先观日人所述《宋学概论》，知其大要。且曰：“子于书无所不读，胡第泛涉文史而不从事性命之学乎？”余自是稍知读朱子书，自文集、语类及其年谱。怀中又曰：“为学之要，在乎躬行。左文襄所谓无实行不為识字也”……已而君往教北京大学伦理，病居西山，手书责余，谓无为社会负责之大志而徒自了，子有异人之才，幸毋以文人自命……
　　于近世的湖南学术而言，如果说作为教授的杨昌济有其时代的价值，那么，作为理学家的杨昌济则有其永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