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季，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在间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西南和东南部的唐代地层中，出土了两件形制接近、大小相次的深灰色山峦形陶砚。
　　第一件陶砚通高12.5厘米，周长61厘米，砚面径13.5厘米。其总体造型为山峦形，三足、十二峰，带盂，砚面星箕形。十二峰峻峭挺拔，错落有致。如狼牙之锋利，分内外两区环列于陶砚砚首及左右两侧，内区三峰，外区九峰。椭圆形水盂塑在砚首主峰上沿，盂口径2.0厘米、深3.1厘米。两侧峰间底端各有一半环形凹槽，似用以蓄水。三足皆呈扁圆形，作叠石状，前两足略高于后足，使砚面微向后倾，显然系有意而为之。最引人注目的是三足上部和砚首主峰正面各塑有一个高额瞠目、肌肉凸显的作负山状半蹲力士。
　　第二件砚体略小，且有缺损。该砚造型与前者大体相似，但局部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残损的痕迹可以看出，此砚或不止三足，应为多足，砚面略圆，下凹似水池；环于外沿的左侧山峰间还有一圆孔，似作插笔之用；残足正面饰有堆塑的莲花纹样。两件均无款识。
　　上述两件出土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陶砚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但从其明确的地层关系、清晰的唐代力士风格和典型的莲花纹样来看，无疑是唐代的遗存。笔者将这两件陶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相比较，几乎毫无二致。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十二峰陶砚”。但是，该砚的制作年代却没有任何悬念。
　　
　　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年代的三种判断
　　
　　有关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陶峰砚”的基本信息，从《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署名“记者”的《记十二陶峰砚》一文得知，系细灰陶质，中部为不规则圆形，下有叠石状三足，上有十二峰耸列。砚面上窄、下宽、斜面、箕形。沿砚首及左右两侧环以砚池，十二峰夹池并列。池内岸有左、中、右三峰鼎立，外岸有九峰环之。砚面呈箕形，因三面环池列山，而全面组成圆形。周围约65厘米，直径约20厘米，通高约17厘米，由底足至砚面高9厘米、砚面厚约2厘米。砚底部微凸，面平无款。外左三峰原均残缺，系当时持有此砚的北京琉璃厂文物商店请工艺师所补。作者从此砚的“砚形、山形、水滴，特别是人像之塑造和风格”，推测其“似为西汉之物”，并因其“结构之奇特”及“从未见诸任何著录”，誉其为“砚中之孤品，文房之至宝”。随着这一结论的提出，此砚便以汉代文物著称于世。
　　1960年初，该砚即入藏故宫博物院。经过参加专题展览之后，又被收进《砚史资料》，发表于1964年《文物》月刊。此后，这方陶砚一直被作为汉砚相继收录于各种古砚专著中，吸引了学人和藏界文玩爱好者的关注。但在对这一名声显赫的珍品的进一步玩味与研究中，有人对其制作年代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是东汉说。此说主要建立在最初发布的西汉说的基础上，进而根据砚的功能和墨的改进角度提出了“东汉说”。此说见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之《文房四宝·纸砚》一书中。文物界一般多取此说。
　　二是晚唐、五代说。此说主要以宋以来典籍对砚式多有著述，而“未见汉有箕斗形砚池和砚头雕塑山峦的记载”为重要依据，认为从唐代箕斗砚式造型的演变及山峦、人物等堆塑看，“十二峰陶砚”“是唐代以后的风格”，“应当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留物”。此说见于《文房春秋》。收藏界大多首肯这一观点。
　　三是似唐代说。此说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对两汉古砚的认识及兼及误区的商榷》一文。文章对1957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中《记十二峰陶砚》一文支撑其“西汉说”的几点论据(即砚形、山形、水滴、人像)提出了异议，认为该文所述四点“都属于造型和装饰风格”，而这些都不是汉代的艺术风格。作者将这方“十二峰陶砚”与出土的唐代陶砚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相同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此外作者还将“十二峰陶砚”上的人物与唐代雕塑相对照，认为“也可以找到相似的风格”。最后得出结论：“在未见类似汉砚出土之前，把它定为唐代之作是比较妥当的。”
　　上述三种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年代的不同判断，一直是悬在学人和藏界文玩爱好者心上的未解之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种判断各执一说，均有其符合情理的一面，但都建立在“此类实物未见任何著录”、造型也属“砚中之孤品”的基础之上，多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认知作出的比较、推理和判断。虽然言之有理，但却因缺乏实物佐证而断之无据。
　　
　　“十二峰陶砚”为唐代之物
　　
　　笔者认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与大唐西市出土的“十二峰陶砚”同为唐代遗物，不仅有着确切的地层关系和典型的艺术风格为据，还可以半个世纪前唐墓出土的与此砚山池造型极为相似的三彩“假山”为证。
　　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两郊中堡村唐慕清理简报》报道(见《考古》1960年第3期)，1959年6月下旬，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一靡庸墓中出土的诸多器物中，有一套(11件)十分精美的三彩院落模型，其院落中除八座房屋、两座亭子模型外，还有一件由山峦、水池构成的山池雕塑。重叠起伏的山峦虽然体量尺寸较已出陶砚大了许多，但其整体造型与“十二峰陶砚”却非常接近，因此可作为“十二峰陶砚”为唐代之物的一个有力佐证。
　　另外，唐诗中也不乏咏“十二峰”者，如李涉《竹枝词》云：“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聆江上子规啼。”刘禹锡《松滋渡望硖中》诗云：“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十二峰即今重庆市巫山县东巫峡两岸的“巫山十二峰”。战国时楚人宋玉作《高唐赋》，有楚怀王游云梦中高唐之台，曾梦与巫山神女欢会的传奇描写。唐人既能以充满浪漫色彩的巫山十二峰为歌咏题材，以十二峰为雕塑题材自然亦在情理之中。
　　宋人贾似道《悦生随抄》中记述五代十国的南唐李后主曾购有一枚与十二峰陶砚造型极为相似的“砚山”，其砚“前耸三十六峰，皆大犹手指，右侧则因两埠陂陀，而中凿为砚”。此砚虽为石雕，且作三十六峰，但其滥觞无疑为唐时的十二峰陶砚。据载，南唐灭亡后，该砚“因流转数十人”，终为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得，于此足见古人对这种集湖石山景与实用为一体的峰砚，即“砚山”的喜爱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唐诗对十二峰的描述，或是西安中堡村唐墓中发掘的三彩院落模型中那一件由山峦、水池构成的山池雕塑，均从不同的侧面证明，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的这两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十分相似的山峦形陶砚，可毫无辩驳地了断这场长达50余年关于“十二峰陶砚”制作年代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