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开始流行，由于文本自身的独立性，导致文字与影像成为两种不同的文学经典。其主要是对余华与张艺谋改编电影两个《活着》从故事主题、叙事话语和意象选择三方面加以比较，从而探讨文字与影像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张艺谋电影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这种由文字到影像的转变过程，也是对原著进行重读的过程，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影片能够完全照搬文本作品，对文本进行完全合乎作者写作意图的诠释，即便是经典作品。
文本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为了独立于作者本人的个体，需要接受来自不同读者的重读。而电影的改编过程，则是导演与编剧对文本的重读和认知过程。文字与影像，承载的是两个形同实异的文化经典，这也是我把标题定为两个《活着》的原因。
文本的无限延展性使作者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大量的笔墨来刻画人物心理、描绘历史的巨大变革，电影则不然。电影播放时间的限制，大大削弱了文本的表现力度，如何在一两个小时内表现几十乃至上百万字的内容？唯一的做法就是删改，而删改的结果往往是切断了文本本身的故事流，使电影场景总有支离破碎之感。再加上人们习惯于先入为主，在读过文本之后再去看改编的电影，总觉得是对文本的异化和亵渎。
在这种情況下，张艺谋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却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称赞，实属不易，下面我想就张艺谋的改编电影与余华小说进行对比，寻找电影与文本的差异性。
一、反映的主题。文字与影像，承载的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经典，同一个故事，往往具有不同的诠释角度，作家和导演可以根据不同的解读方式表现不同的主题。
余华的小说作品《活着》，主要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状态进行探索的一部作品。通过故事的主人公福贵讲述自己既不幸又幸运的人生经历来揭示人性的坚韧，世事的无常以及生活的不易。《活着》不仅是讲述福贵以及他周遭人的命运，更是千百年来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他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如何承受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部作品其实反映了余华本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从最原始的人性出发揭示生命存在的意义。
而张艺谋意在借这个故事诠释另一个更为宏观的主题，那就是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变化在普通民众中的反映，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惨痛遭遇，展示荒谬现实给底层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既而追求对既往历史的反思和质疑，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两个主题没有好坏之分，相反更加体现了文本的多重解读视角，丰富了读者和观众对文本的阅读视角。
二、叙事话语。故事叙事者的选择往往能形成不同的叙事距离，通过故意拉近或疏远与读者的距离来达到不同的叙事目的。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这是余华《活着》中开篇第一句话，在余华的故事里，采用的是双重叙事结构。给我们讲故事的人是小说中的"我"，而这个故事中嵌套的另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是福贵讲给"我"听的，也就是两个故事，两个叙事者，我们听到的有关福贵的故事是通过小说中的"我"间接得到的，而且是十年前的故事，叙事时间和空间上的故意疏离使该故事的讲述变得冷峻、舒缓、客观，在冷静的叙事中引发读者理性的思考，就可以避免掉很多感性层面的东西。
电影《活着》一开头，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福贵在赌场赌钱的场面，整个故事剥离了文本中"我"的存在，还原成为一个单一的故事。单层的叙事话语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接触到故事人物本身，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心酸悲苦，对人事的无奈，生存的苟且，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整体的无意识生存状态。
叙事话语的选择与叙事媒介有很大关系。就文本文字而言，双层叙事结构的选择可以产生与读者的疏离感，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增强文本的新颖度，迎合现代读者的需要。而影像本来就追求一种直观效应和很强的感染力，再加上时间的限制，如果过分停留于多层叙事结构的建造，反而让观众感觉繁琐无用，重点不突出。这也是改编文学著作的影视作品应该注意的一点。
三、意象的选择。不同的意象选择往往代表了不同叙事主题的选择。因为这些意象归根到底是为主题服务的。
在余华的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就是"土地"，故事的一开始，就是"我"在土地旁边遇到了在田间耕作的福贵和他的老牛，在田边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他的一生，也与土地紧密相连。年轻时的他赌钱输掉了一百多亩田地和房产，他的父亲在田地里不幸摔死，然后租种龙二的五亩田地，靠田间劳作养活家人……在以后艰苦的岁月里，都是土地给了福贵活着的希望，直到最后只剩福贵一个人还是和老牛一起在田间劳作，准备死后埋到土地里。小说的结局"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选择"土地"这一意像，与中国数千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有关，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之于百姓，就像母亲之于儿女，哺育生命，创造文明。同时土地也是一个人的终极归属，人生于斯死于斯，数千年来的土葬传统使更多的哲学家倾向于在土地中寻找生命的存在。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于土地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以"土地"这个意象贯穿始终给人带来更多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也与作家探讨生命存在的主题相契合。
"土地"在影片中被置换为了"皮影"也自有道理。影片中皮影曾经作为福贵养家糊口的工具，大跃进中皮影成了为大炼钢铁鼓舞士气的手段，也是那个年代普通民众唯一的娱乐和精神追求。文革中，皮影作为封建时代的"遗毒"，在熊熊大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皮影被焚毁也正象征着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中精神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张艺谋选择皮影这个意象也正是基于他的叙事主题考虑，那就是对于历史的质疑和反思，"皮影"无疑帮他达到了这一目的。
由此看来，文本和影像，载体不同，对故事的解读方式不同，使得故事主题、叙事话语和意象选择都产生了巨大差异，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文本和观看影片应该注意的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4.2页
[2]戴锦华：《电影批评与理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8页
[3]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2
[4]王挺：《叙事：在语言与影像之间的行走--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考察》[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4）
作者简介：张萌萌（1992 - ），女，河南漯河人，本科，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张艺谋电影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这种由文字到影像的转变过程，也是对原著进行重读的过程，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影片能够完全照搬文本作品，对文本进行完全合乎作者写作意图的诠释，即便是经典作品。
文本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为了独立于作者本人的个体，需要接受来自不同读者的重读。而电影的改编过程，则是导演与编剧对文本的重读和认知过程。文字与影像，承载的是两个形同实异的文化经典，这也是我把标题定为两个《活着》的原因。
文本的无限延展性使作者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大量的笔墨来刻画人物心理、描绘历史的巨大变革，电影则不然。电影播放时间的限制，大大削弱了文本的表现力度，如何在一两个小时内表现几十乃至上百万字的内容？唯一的做法就是删改，而删改的结果往往是切断了文本本身的故事流，使电影场景总有支离破碎之感。再加上人们习惯于先入为主，在读过文本之后再去看改编的电影，总觉得是对文本的异化和亵渎。
在这种情況下，张艺谋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却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称赞，实属不易，下面我想就张艺谋的改编电影与余华小说进行对比，寻找电影与文本的差异性。
一、反映的主题。文字与影像，承载的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经典，同一个故事，往往具有不同的诠释角度，作家和导演可以根据不同的解读方式表现不同的主题。
余华的小说作品《活着》，主要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状态进行探索的一部作品。通过故事的主人公福贵讲述自己既不幸又幸运的人生经历来揭示人性的坚韧，世事的无常以及生活的不易。《活着》不仅是讲述福贵以及他周遭人的命运，更是千百年来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他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如何承受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部作品其实反映了余华本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从最原始的人性出发揭示生命存在的意义。
而张艺谋意在借这个故事诠释另一个更为宏观的主题，那就是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变化在普通民众中的反映，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惨痛遭遇，展示荒谬现实给底层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既而追求对既往历史的反思和质疑，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两个主题没有好坏之分，相反更加体现了文本的多重解读视角，丰富了读者和观众对文本的阅读视角。
二、叙事话语。故事叙事者的选择往往能形成不同的叙事距离，通过故意拉近或疏远与读者的距离来达到不同的叙事目的。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这是余华《活着》中开篇第一句话，在余华的故事里，采用的是双重叙事结构。给我们讲故事的人是小说中的"我"，而这个故事中嵌套的另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是福贵讲给"我"听的，也就是两个故事，两个叙事者，我们听到的有关福贵的故事是通过小说中的"我"间接得到的，而且是十年前的故事，叙事时间和空间上的故意疏离使该故事的讲述变得冷峻、舒缓、客观，在冷静的叙事中引发读者理性的思考，就可以避免掉很多感性层面的东西。
电影《活着》一开头，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福贵在赌场赌钱的场面，整个故事剥离了文本中"我"的存在，还原成为一个单一的故事。单层的叙事话语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接触到故事人物本身，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心酸悲苦，对人事的无奈，生存的苟且，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整体的无意识生存状态。
叙事话语的选择与叙事媒介有很大关系。就文本文字而言，双层叙事结构的选择可以产生与读者的疏离感，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增强文本的新颖度，迎合现代读者的需要。而影像本来就追求一种直观效应和很强的感染力，再加上时间的限制，如果过分停留于多层叙事结构的建造，反而让观众感觉繁琐无用，重点不突出。这也是改编文学著作的影视作品应该注意的一点。
三、意象的选择。不同的意象选择往往代表了不同叙事主题的选择。因为这些意象归根到底是为主题服务的。
在余华的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就是"土地"，故事的一开始，就是"我"在土地旁边遇到了在田间耕作的福贵和他的老牛，在田边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他的一生，也与土地紧密相连。年轻时的他赌钱输掉了一百多亩田地和房产，他的父亲在田地里不幸摔死，然后租种龙二的五亩田地，靠田间劳作养活家人……在以后艰苦的岁月里，都是土地给了福贵活着的希望，直到最后只剩福贵一个人还是和老牛一起在田间劳作，准备死后埋到土地里。小说的结局"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选择"土地"这一意像，与中国数千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有关，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之于百姓，就像母亲之于儿女，哺育生命，创造文明。同时土地也是一个人的终极归属，人生于斯死于斯，数千年来的土葬传统使更多的哲学家倾向于在土地中寻找生命的存在。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于土地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以"土地"这个意象贯穿始终给人带来更多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也与作家探讨生命存在的主题相契合。
"土地"在影片中被置换为了"皮影"也自有道理。影片中皮影曾经作为福贵养家糊口的工具，大跃进中皮影成了为大炼钢铁鼓舞士气的手段，也是那个年代普通民众唯一的娱乐和精神追求。文革中，皮影作为封建时代的"遗毒"，在熊熊大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皮影被焚毁也正象征着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中精神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张艺谋选择皮影这个意象也正是基于他的叙事主题考虑，那就是对于历史的质疑和反思，"皮影"无疑帮他达到了这一目的。
由此看来，文本和影像，载体不同，对故事的解读方式不同，使得故事主题、叙事话语和意象选择都产生了巨大差异，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文本和观看影片应该注意的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4.2页
[2]戴锦华：《电影批评与理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8页
[3]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2
[4]王挺：《叙事：在语言与影像之间的行走--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考察》[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4）
作者简介：张萌萌（1992 - ），女，河南漯河人，本科，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