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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张扬?疯狂?曾经有人试图用这样的字眼去定义邓荣斌这位热情似火、浑身上下都在传递着力量的深圳本土画家。笔者认为并不尽然。看邓荣斌的画作,怪诞、诡异、神秘,却能从看似灰暗的格调中感受到一种让人振奋的生命的张力,那是一种破茧而出的冲动,那是一种自我升华的修行。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邓荣斌并不容易被刻板的词语所定义,也无需被定义,他的作品亦是如此。在邓荣斌的画里,既有中国水墨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既有古朴雍容的铜钱币,又有现代轻快的麦当劳;既有一目了然的具象事物,又有耐人寻味的抽象思绪。看似不搭调的东西在邓荣斌的笔下活灵活现地统一了起来。邓荣斌说,在作画的时候自己从来都不会预设主题,只抓住偶尔闪现的一点灵感,任由思想飞到九霄云外,徜徉于天马行空的幻象之中,而后星星点点地流露于笔尖,形成对现实的思考和呐喊。看邓荣斌,不仅要看他画的是什么,更要看他在画里诉说的那种情绪。而这情绪的源头则是他生命里挥之不去的——不安。
生命里有一种不安
1972年出生的邓荣斌是土生土长的宝安福永塘尾村的本地仔,生于斯、长于斯、创作于斯的他亲眼见证了这个中国南海的小渔村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屹立于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现代都市。如果说,这场魔术般的历史巨变是他后来在画里绘就城市幻景的线索,儿时刻骨铭心的回忆则是他一切创作的本源。
小时候的邓荣斌一直体弱多病,甚至一度让父母萌生了抛弃他的想法,只因为自己是长子,才得以幸免。照邓荣斌的说法,那时候别的小孩都在吃糖果,而他只能吃大蜜丸(一种中成药),“光大蜜丸吃了都有一箩筐”。百般宠爱孙子的奶奶心疼不已,按照旧有的观念请神婆来给邓荣斌看看。神婆竟给算出邓荣斌是撞了邪,必须举行仪式驱邪扶正,否则小荣斌的身子板估计很难健康起来。很快,熊熊的炭火在火盆里舞动着慑人的身姿,噼啪作响。虚弱的邓荣斌任由神婆摆布。幼小的灵魂拖着行将麻木的身躯,他被神婆牢牢地捆绑在了火盆跟前的椅子上,这一刻内心深处关于生死的呐喊一下子迸发了出来,邓荣斌心慌意乱地挣扎起来。然而,在封建的“仪式”面前,这孱弱的扭动哪里能唤起大人的觉醒,反倒成了撞邪的佐证。神婆眉头深锁,口中念念有词,寒夜里的冷风更平添了几分恐怖的色彩。那一夜,神婆的咒语、家人的嘶喊、鬼魅的火光幻化成无尽悠远的恐惧钻入小荣斌的心底,他明亮的双眸第一次闪现出了一丝无助。
如果说,上面的事件是邓荣斌对于生命感悟的开端,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则让邓荣斌深刻感受到了命里绕不开,也逃脱不了的无奈。在邓荣斌六七岁的光景,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珠三角发生逃港潮,他随父母偷渡香港而未成功。当一家人从海上飘摇上岸不久,因为父亲脚受伤行动不便而被港警发现,随后被港警扣留一夜之后被遣送了回来。难挨的一夜,父母双手戴着手铐,年岁尚浅的邓荣斌躲藏在妈妈的怀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香港警察的发落。年幼无知的他并不知道天亮以后会发生什么,即使会发生什么,他也无力阻止哪怕一丝一毫。那一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在邓荣斌内心深处驻扎了下来,久久不能散去。
被遣送回来的邓荣斌很快又恢复了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放鹅成了他每天除了功课以外最重要的消遣和任务。然而,正是这个本来给他带来快乐的活计却也成为他的不安记忆之一。有一天,天刚擦黑,邓荣斌照旧去把外面放养的鹅群赶回家。前脚刚一出门,后脚弟弟就跟了上来:“哥哥、哥哥,我要和你一起去赶鹅。”拗不过弟弟的一再央求,邓荣斌只好带着弟弟一块去赶鹅。然而,那个傍晚的微风仿佛把鹅群的心也给吹躁动了,它们根本就不听邓荣斌指挥,自顾自地四散乱跑。忙着追赶鹅群的兄弟俩完全没有意识到在鹅群的牵引下,他们已经进入了离家不远的山林坟场。当他们意识到身处墓地之时,天色早已黑得让人认不清来时的路,这可如何了得。村里老人口中魑魅魍魉的形象一下子涌上了邓荣斌兄弟俩的心头。加之瓢泼大雨倾泻而至,两岁多弟弟不能自控地大哭了起来,紧接着邓荣斌也恐惧地哭喊起来,兄弟俩的哭声响彻山林。那一夜,雨声、风声、嚎叫声交织着成为一曲难以名状的悲怆奏鸣曲,嗡嗡嗡地敲打着邓荣斌的耳膜,生命里的无望占据了他的心灵。
生是死的开始,死又是生的延续,生命在生死之间得到永恒。曾祖母的两次假死让邓荣斌对于人的生命与死亡充满了近乎魔幻的敬畏。“有一天,没有任何疾病的太奶奶突然就失去了生命的体征,家人已准备按照风俗隔天下葬。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她又活了过来。这样又过了五六年。在一个阴雨天,太奶奶再次没有了呼吸和知觉。看着她瘦骨嶙峋的身体被装进冰冷血红色的棺木里,我总有一种错觉,她还会再睁开慈祥的双眼。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太奶奶如期下葬。多年以后,遵照本地风俗‘拣根’——将死者尸骨捡出来按原形排列在太阳下晒干,再殓入特定的容器内。开棺以后,我们才发现太奶奶的整付骨架都是反的,连鞋底都严重变形了。可见她当时真的是假死,后来又在棺内复活挣扎了不知多长时间才断气的。”如今说起这段过往的亲身经历,邓荣斌的眼里还是闪烁着一种难掩的悲伤,他说那是一种难以释怀的压抑。那一天,邓荣斌才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
无助、无奈、无望、无常,正是这四件事让邓荣斌真正感受到了生命里那一抹哀伤的不安,也成就了他未来作画的灵感源泉。
让时间凝固的放鹅娃
邓荣斌的画面有一种凝固性,即一个个凝固的瞬间,没有特指的、具体的时间定位。而他给自己的画册取名“没有时间的艺术”,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觉。邓荣斌坦言,在高中以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接触过绘画,到了高中以后迫于升学的压力才开始学习美术。有一次他在美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套超现实主义的画册,那些图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心里一直记着这些东西”。后来他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西江大学,学平面设计。
在大学毕业那一年,邓荣斌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失意,于是他便借助绘画来拯救自己挫败的内心。一个月的时间,他画出了“迷惑”“狂想曲”兩个系列作品,作品风格带有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及神秘主义色彩,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在毕业前,邓荣斌举办了自己生平第一个画展,展出的作品就是这两个系列,画作一经展出就在肇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邓荣斌说,是命运把他拉到了绘画创作之中。 应该说,论及专业,由于没有受过传统学院派技法的严格训练,邓荣斌可能不是绘画水平最高的那一个。但是,西方技法的短板并没有束缚住邓荣斌的思与行。生性不羁的他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水墨的精髓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画风融合在了一起,形成对水墨传统的颠覆,对超现实主义的延展,他用自己的创作为中国水墨画找到了新的角度和方向。另外,或许因为生于乡野、长于田间,他生来就喜好自然,对于那些常常被现代都市人随意忽略的点滴,他却能了然于胸,清清楚楚地体会到个中滋味。在邓荣斌的作品中,常常会有象征生命的叶子、代表自由的小鸟、传递希望的野草以及诉说衷肠的树枝,这些都让他的画散发着原生态的气息。而大量使用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则更让邓荣斌纵横捭阖的奇幻思维显得如此靈动。这些符号犹如图腾一般,带着明确的语码和无穷的意味给观赏者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也让时间凝固于站在邓荣斌画前的那一刻。
用生命在诉说的艺术家
不仅仅是邓荣斌的画作,邓荣斌本人也一样有着让时间凝固的魔力。与邓荣斌交谈,你总能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存在,仿佛在与他同在的这个空间里,时间早已被他施了魔法,停下前行的脚步,与自然万物共同聆听他的诉说。而他的诉说总能带着那种原始而质朴的力量给人以震撼和感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想起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此刻眼前的邓荣斌就是从书里走来的青年时代的克利斯朵夫。他的语言铿锵有力,他的情绪高昂奋进,他的见解特立独行。然而,他又是真诚的、单纯的、正直的。他哪里会去矫揉造作,哪里会去趋炎附势。他只不过是完整地表达自己,表达情绪,表达态度,不拘泥于艺术的固有形式,也不追逐名家大师的流派手法,更不苛求他人能够完全看懂自己的画作。正如邓荣斌所言,艺术只是思想的媒介,并不该被分门别类,更不该被生硬地赋予某种定义。“看我的画,不要看我画的是什么,也不要看我的画风是什么,而要看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是我文化素养和视觉经验的延续,更是我生命的延续。”
尾声
生活本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艺术家邓荣斌用自己细腻丰富的情感和无拘无束的幻想在感知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灵动的瞬间,在诉说着别人意想不到的情话。为爱而画,为艺术而画。对于邓荣斌来说,绘画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救自修的生理需求。那些扭曲、缠绕、纠结的线条都是这个昔日的放鹅娃对所思所想所愿的一种另类表达。
生命里有一种不安
1972年出生的邓荣斌是土生土长的宝安福永塘尾村的本地仔,生于斯、长于斯、创作于斯的他亲眼见证了这个中国南海的小渔村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屹立于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现代都市。如果说,这场魔术般的历史巨变是他后来在画里绘就城市幻景的线索,儿时刻骨铭心的回忆则是他一切创作的本源。
小时候的邓荣斌一直体弱多病,甚至一度让父母萌生了抛弃他的想法,只因为自己是长子,才得以幸免。照邓荣斌的说法,那时候别的小孩都在吃糖果,而他只能吃大蜜丸(一种中成药),“光大蜜丸吃了都有一箩筐”。百般宠爱孙子的奶奶心疼不已,按照旧有的观念请神婆来给邓荣斌看看。神婆竟给算出邓荣斌是撞了邪,必须举行仪式驱邪扶正,否则小荣斌的身子板估计很难健康起来。很快,熊熊的炭火在火盆里舞动着慑人的身姿,噼啪作响。虚弱的邓荣斌任由神婆摆布。幼小的灵魂拖着行将麻木的身躯,他被神婆牢牢地捆绑在了火盆跟前的椅子上,这一刻内心深处关于生死的呐喊一下子迸发了出来,邓荣斌心慌意乱地挣扎起来。然而,在封建的“仪式”面前,这孱弱的扭动哪里能唤起大人的觉醒,反倒成了撞邪的佐证。神婆眉头深锁,口中念念有词,寒夜里的冷风更平添了几分恐怖的色彩。那一夜,神婆的咒语、家人的嘶喊、鬼魅的火光幻化成无尽悠远的恐惧钻入小荣斌的心底,他明亮的双眸第一次闪现出了一丝无助。
如果说,上面的事件是邓荣斌对于生命感悟的开端,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则让邓荣斌深刻感受到了命里绕不开,也逃脱不了的无奈。在邓荣斌六七岁的光景,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珠三角发生逃港潮,他随父母偷渡香港而未成功。当一家人从海上飘摇上岸不久,因为父亲脚受伤行动不便而被港警发现,随后被港警扣留一夜之后被遣送了回来。难挨的一夜,父母双手戴着手铐,年岁尚浅的邓荣斌躲藏在妈妈的怀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香港警察的发落。年幼无知的他并不知道天亮以后会发生什么,即使会发生什么,他也无力阻止哪怕一丝一毫。那一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在邓荣斌内心深处驻扎了下来,久久不能散去。
被遣送回来的邓荣斌很快又恢复了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放鹅成了他每天除了功课以外最重要的消遣和任务。然而,正是这个本来给他带来快乐的活计却也成为他的不安记忆之一。有一天,天刚擦黑,邓荣斌照旧去把外面放养的鹅群赶回家。前脚刚一出门,后脚弟弟就跟了上来:“哥哥、哥哥,我要和你一起去赶鹅。”拗不过弟弟的一再央求,邓荣斌只好带着弟弟一块去赶鹅。然而,那个傍晚的微风仿佛把鹅群的心也给吹躁动了,它们根本就不听邓荣斌指挥,自顾自地四散乱跑。忙着追赶鹅群的兄弟俩完全没有意识到在鹅群的牵引下,他们已经进入了离家不远的山林坟场。当他们意识到身处墓地之时,天色早已黑得让人认不清来时的路,这可如何了得。村里老人口中魑魅魍魉的形象一下子涌上了邓荣斌兄弟俩的心头。加之瓢泼大雨倾泻而至,两岁多弟弟不能自控地大哭了起来,紧接着邓荣斌也恐惧地哭喊起来,兄弟俩的哭声响彻山林。那一夜,雨声、风声、嚎叫声交织着成为一曲难以名状的悲怆奏鸣曲,嗡嗡嗡地敲打着邓荣斌的耳膜,生命里的无望占据了他的心灵。
生是死的开始,死又是生的延续,生命在生死之间得到永恒。曾祖母的两次假死让邓荣斌对于人的生命与死亡充满了近乎魔幻的敬畏。“有一天,没有任何疾病的太奶奶突然就失去了生命的体征,家人已准备按照风俗隔天下葬。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她又活了过来。这样又过了五六年。在一个阴雨天,太奶奶再次没有了呼吸和知觉。看着她瘦骨嶙峋的身体被装进冰冷血红色的棺木里,我总有一种错觉,她还会再睁开慈祥的双眼。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太奶奶如期下葬。多年以后,遵照本地风俗‘拣根’——将死者尸骨捡出来按原形排列在太阳下晒干,再殓入特定的容器内。开棺以后,我们才发现太奶奶的整付骨架都是反的,连鞋底都严重变形了。可见她当时真的是假死,后来又在棺内复活挣扎了不知多长时间才断气的。”如今说起这段过往的亲身经历,邓荣斌的眼里还是闪烁着一种难掩的悲伤,他说那是一种难以释怀的压抑。那一天,邓荣斌才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
无助、无奈、无望、无常,正是这四件事让邓荣斌真正感受到了生命里那一抹哀伤的不安,也成就了他未来作画的灵感源泉。
让时间凝固的放鹅娃
邓荣斌的画面有一种凝固性,即一个个凝固的瞬间,没有特指的、具体的时间定位。而他给自己的画册取名“没有时间的艺术”,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觉。邓荣斌坦言,在高中以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接触过绘画,到了高中以后迫于升学的压力才开始学习美术。有一次他在美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套超现实主义的画册,那些图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心里一直记着这些东西”。后来他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西江大学,学平面设计。
在大学毕业那一年,邓荣斌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失意,于是他便借助绘画来拯救自己挫败的内心。一个月的时间,他画出了“迷惑”“狂想曲”兩个系列作品,作品风格带有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及神秘主义色彩,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在毕业前,邓荣斌举办了自己生平第一个画展,展出的作品就是这两个系列,画作一经展出就在肇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邓荣斌说,是命运把他拉到了绘画创作之中。 应该说,论及专业,由于没有受过传统学院派技法的严格训练,邓荣斌可能不是绘画水平最高的那一个。但是,西方技法的短板并没有束缚住邓荣斌的思与行。生性不羁的他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水墨的精髓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画风融合在了一起,形成对水墨传统的颠覆,对超现实主义的延展,他用自己的创作为中国水墨画找到了新的角度和方向。另外,或许因为生于乡野、长于田间,他生来就喜好自然,对于那些常常被现代都市人随意忽略的点滴,他却能了然于胸,清清楚楚地体会到个中滋味。在邓荣斌的作品中,常常会有象征生命的叶子、代表自由的小鸟、传递希望的野草以及诉说衷肠的树枝,这些都让他的画散发着原生态的气息。而大量使用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则更让邓荣斌纵横捭阖的奇幻思维显得如此靈动。这些符号犹如图腾一般,带着明确的语码和无穷的意味给观赏者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也让时间凝固于站在邓荣斌画前的那一刻。
用生命在诉说的艺术家
不仅仅是邓荣斌的画作,邓荣斌本人也一样有着让时间凝固的魔力。与邓荣斌交谈,你总能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存在,仿佛在与他同在的这个空间里,时间早已被他施了魔法,停下前行的脚步,与自然万物共同聆听他的诉说。而他的诉说总能带着那种原始而质朴的力量给人以震撼和感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想起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此刻眼前的邓荣斌就是从书里走来的青年时代的克利斯朵夫。他的语言铿锵有力,他的情绪高昂奋进,他的见解特立独行。然而,他又是真诚的、单纯的、正直的。他哪里会去矫揉造作,哪里会去趋炎附势。他只不过是完整地表达自己,表达情绪,表达态度,不拘泥于艺术的固有形式,也不追逐名家大师的流派手法,更不苛求他人能够完全看懂自己的画作。正如邓荣斌所言,艺术只是思想的媒介,并不该被分门别类,更不该被生硬地赋予某种定义。“看我的画,不要看我画的是什么,也不要看我的画风是什么,而要看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是我文化素养和视觉经验的延续,更是我生命的延续。”
尾声
生活本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艺术家邓荣斌用自己细腻丰富的情感和无拘无束的幻想在感知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灵动的瞬间,在诉说着别人意想不到的情话。为爱而画,为艺术而画。对于邓荣斌来说,绘画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救自修的生理需求。那些扭曲、缠绕、纠结的线条都是这个昔日的放鹅娃对所思所想所愿的一种另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