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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梁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关键词：新学 西学 中学传统现代传播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4—90—5
“新学”的传播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引起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巨大震荡和自我调整，而且在不同的区域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相与特征。问题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需要结合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地域族群，作多方面的研究。何幼兰的新著《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尝试性地以贵州为个案展开了讨论。顺着她论述的理路认真阅读，即不难发现此一题域的研究空间的确颇为广阔。
近代以来“新学”的广泛传播自然与“西学”的引进有关，或者说“西学”与“中学”的碰撞即是“新学”产生的重要前提。中国人之所以能经历各种文化转型的阵痛而最终走出中世纪，“西学”的冲击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但“西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系谱，如果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仍必须与传统固有的知识资源或文化体系结合——既要以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与理解习惯的方式展开言说，又要调动固有的传统资源来作接引和传播的媒介。这实际即是外来文化不断本土化的消化吸收过程，必然离不开主体性所酝酿出来的积极力量的配合，依赖于文化受容者自身改革求变的内在动因，决不是单一的外在刺激因素或挑战回应模式所能解释的。所以顺此理路观察近代历史，即不难发现：一方面儒家传统固有的变革维新思想不断高涨蔓延，获得了时代赋予的新的表现形式，甚至蔚成鼓荡社会风气的文化思潮。譬如王国维便曾概括当时的情形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他所谓的“新”便是指今文经思想抬头后，经世致用的学风开始兴起与盛行，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世界已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新气象。易言之，即由于今文经实为儒学内部古文经的反动，所以它与乾嘉朴学传统相较，便显得是以略异于往昔的新的价值诉求来开辟自己的学术路径，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接引“西学”的重要思想桥梁，代表了文化机制内部自身损益调整的一种新发展。这一新发展的刺激因素并不能简约化地将其限于域外，更重要的仍是内在的学术理路暗中发挥了规约的作用。龚自珍当时就说：“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矣。”(《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四》)这就便足以说明：内部的弊端极大地刺激或引发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而儒家传统恰好正是他们寻找变革出路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传统资源由于问题领域的转换也不断获得了新的解释，并通过解释者的解释汇成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潮流。今文经的复兴实即依托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正是解读所获取的“新义”强化了他们的世俗关怀热情，并演化为以经术为体政治为用的改革呼声，推动了西学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与此同时，诸子学也通过重新诠释进入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不仅《荀子》、《墨子》等非正统经典开始渗入中心话语，而且佛教的义理系统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这固然与回应西方挑战的民族危机意识密切相关，但本质上仍是传统文化一贯具有的救世精神的重新焕发。传统的思想资源可以通过重新解释与当下的生命接通，并获得现代性的新形态和新意义，从“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流，以及同时包容了二者的“新学”的迅速传播，尤其是它的历史发展的前后脉络理路，也可清晰地看到。离开了传统知识体系或思想资源的凭借或支撑，任何新的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吸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困难。
“新学”的酝酿、形成、扩大与发展，当肇始于道咸之际的龚自珍和魏源。以后则经历了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阶段——从“言技”、“言政”到“言教”，由最初的文化认同危机到最终的全面否定传统，其间的复杂变化和艰难曲折，当然是龚、魏等人所始料不及的。历史的吊跪和偶然总是充满了神秘，它随时都在考量史家的认知智慧与理性能力。
社会变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发展场景，决不是简单的实证决定论的片面因素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激进主义的西化派或保守主义的国粹派，它们都无不希望通过“求变”、“求新”的方式，达致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只是在是否否定或推翻自己的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或差距而已。西化派的理论主张已为大家所熟稔，固不必赘言。至于国粹派的思想言说，则不妨试举邓实的看法为例：“吾欲赠东洋文明之花，供养于欧土；吾欲移西洋文明之花，孳殖于东亚；吾欲结东西文明并蒂之花，亭亭树立于天表。吾为之预祝曰：二十世纪以后，大地上，唯一文明焉。其文明云何?则日世界文明也，无东西文明也”(邓实《东西二大文明》，《政艺通报》壬寅第23期)。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保守主义的国粹派只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不赞成文化主体性的自我丧失，并非反对外来学说之输入，也不拒绝西方文明之吸收。他们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两边都同时肯定，希望双方能平等地交流与对话，并催生出一种兼容了共同之优长、不存在地域性鸿沟的未来世界新文明。借用他们自己的表述，便是“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国粹学报》第19期)。这正是“求新”而不肯“弃旧”的作法，足证他们的“旧学”也包涵了不少的“新知”，而“新知”则必须以“旧学”为吸收体或附着物，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或许正是他们学问取向的最好概括。《新学入黔》认为“新学”的出现代表了学术文化的新时代，是社会转型时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尽管“新学”的形成过程始终离不开深刻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但如果简单化约地将“新学”等同于“西学”，则必然无法涵盖近代“新学”所指称的全部内容或范围。通盘检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作者的看法无疑是符合具体的历史实际的。
“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既有地方开明士绅倡导力行的功劳，也有国家权力话语规约推动的成绩，情形亦极为错综复杂。《新学入黔》一书着重介绍了四位人物——严修、李端菜、张之洞、梁启超，他们都一度具有国家权力的身份，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接近过权力中心，并受到中西文化冲突困局的影响，积极地参予了与改革活动有关的各种“新政”活动，对贵州“新学”的传播或多或少发挥了人格化的影响力。严修(1860—1929年)曾在光绪二十年入黔主持学政，他一到贵州即向朝廷上奏，要以“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 以祛诸弊”的方式整肃地方秩序。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国家权力话语身份，而且也传达了改革地方弊政的自觉心愿。他的《蝉香馆日记》至今尚有保存，从中不难窥见他推动贵州教育事业的苦心孤诣。他评价地方青年后进人才唐桂声“文笔敏捷，书法亦佳”；周恭寿“气宇轩昂，颇不寒俭”；刘显治作文“心思刻入，气骨峻削”；欧阳朝相“治算能知其理而达于辞，将来终有成就”；黄禄贞“尝以己意造正弘表，又以纸为地球，界画如法，其于格致学，性尤近也”。诸如此类的赞语，均可见他对人才已有了多重性的评价标准，新的知识系谱已进入了时人的观察视域。所谓“不通中学而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即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实际已落实为人才培养的模式化具体要求。严修在贵州刊刻了诸如《算法须知》、《书算》、《代数术》、《代数启蒙》、《数理精蕴》、《几何原理》一类的“新学”书籍，对学生的规约性箴劝则是“礼仪之学，孔孟程朱；辞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他传播“新学”的凭借物显然仍是传统的“旧学”。“西学”是作为“体”(中体)之“用”(西用)来参与文化组合，并一步一步地从外部表层深入到核心价值内部的。这正是文化交流史上常见的现象。佛教进入中国的初期“格义”阶段便是如此。贵州乃至其他“西学东渐”更为快捷方便的省区，知识与思想的世界都仍笼罩在传统的学术格局之中，但兼容“异说”的发展趋向也越来越明显。“西学”已不再是文化心理上的漂浮掠影，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渗入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譬如严修不但是贵州现代教育曙光初露的重要开启者，而且也是“西学”入华史上颇有眼光识见的敏锐人物。他对学术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令人感到印象深刻，黔人“二百年无此文宗”的赞辞的确并非过誉之言。
李端菜(1833—1907年)与张之洞均出生于黔省筑城，他们在“新学”的传播史上都显得地位极为重要。李氏是严修人黔的保举人，曾为清流派“松筠十君子”之一，历官云南学政、礼部尚书等，实为朝廷权力核心大员。康、梁之所以能酝酿出戊戌维新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或多或少与他的举荐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冠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贬谪边地新疆，由地方官严加管束，即可证实这一点。其实他本人即是维新新政的直接参与者——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遍设新式学堂的举措，就出自他的奏请并得到了权力核心的允准和推行。他的“远得三代庠序之意，近采西方厂院之法”的教育设计(《东华录》卷四，“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甲”条)，也足以表明他始终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愿意放弃“旧”又想追求“新”，但无论如何新式学堂尤其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至今看来仍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有象征性的转捩性事件。论其倡议肇始之功，自然当溯源于李氏的奏请，影响泽惠后世，则不可谓不大矣。他的诗句“学派何分旧与新，纷纷聚讼究何因?绝无思想皆顽觉，略得皮毛作解人”(《苾园诗存·感时》)；“天地巨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政治思想》)；都可见传统的淑世精神与近代的政治眼光，儒家固有的道德理想和西学挑激引发出来的“求变”精神，在他的身上都有复杂的交织与汇聚，而传统自身在新的语境中的继续发展和危机，透过他的各种话语表达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流放地获得赦免返归故里后，受巡抚邓华熙之邀主讲经世学堂，授课内容竟然已有了“民权自由真理”，日课的主题则为“培根、卢梭诸学说”，至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是他讲学时经常涉及的内容。他的《普通学说》同时强调“文学”与“质学”的重要，所谓“质学”，用李氏的话来说，实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他认为“凡人类应有之智识”，均属此范畴，是为学者必须掌握的入门功课。他的作法自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一部分人甚至诬为“大逆不道”。当时街头流行的一首讥讽性打油诗说：“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以孔孟比卢梭”。具见西方的价值与学说的刺激已渗入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经过他们头脑的过滤性解释，“比附”的情况自然是随处可见。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士绅群体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之中，“西学”的传播遭遇到了来自传统的相当大的阻力。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开始显得紊乱，并产生了二元性的对立。这不仅意味着原先统一的思想世界出现了分裂，话语空间差序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且表征了各种思想主张与社会力量的相激相荡正在迅速加剧，传统政治秩序已面临着解体或崩溃的危机。
张之洞是系统阐发“中体西学”思想的历史性人物。他在《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明确说：“两书院分习之大指，皆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畔道之弊”(《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七，《奏议》)。《劝学篇》也反复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是在固守中国文化的价值立场，尤其是维护传统政治秩序义理基础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民族生存危机，才主张有限度地采纳吸收“西学”的。这里所谓“有限度”乃是指必须将“西学”控制在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价值理想作为目的则只能由儒家道德学说来充当，无论“西学”的引进有何等的正当理由，都决不能在“手段”与“目的”的分界上有任何错位。新的知识系统的滋生成长，恰好首先发生在传统价值隐退的外层空间。张之洞既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赞成维新，他对儒家传统“体”的极力维护，正说明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显露端倪，并越来越成为困扰着士大夫阶层的一大历史主题。因此，在他看来，在有条件地赞成康梁变法的同时，又不能不对他们的激进行动有所警惕，以避免整个政治秩序由于义理基础的破坏而遭到解体。“保国”、“保种”之外，“保教”也成了他关心的一大问题。他一只脚已跨进了现代世界的门槛，一只脚则仍留在传统的世界之中。“中体西用”说表面上调和了两个世界的冲突，但实际的结果仍是引发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即使是张之洞本人也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与西方社会经验的鸿沟或距离，不能不在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焦虑中徘徊与挣扎。至于张之洞对贵州“新学”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在黔地度过的，所以无论从理性或情感出发，他都对养育过自己的土地和乡亲有一种特殊的关心，加上他朝廷重臣的权力身份和社会名望，不可能不影响到地方知识精英，故仍值得爬梳史料认真研究，并给予专门的介绍篇幅。我过去整理《书目答问》，便发现张之洞对黔省典籍文献颇为熟稔，典籍人录者既多，撰人有载者亦不少，原因即与此有关。他对贵州教育事业的推动，依作者的分析，约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严修创办经世学堂，积极传播“新学”，并非完全如过去学界所述，主要来自康梁维新思想的启发，其实更多地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与自强运动的关系更深。严修与张之洞有世交之谊，在“中体西用”的观点上两人又颇为一致，他改革学古书院，传播“新学”知识体系，实际都是参照张的作法，可视为四川尊经书院在贵州的翻版。二是张之洞多次通过各种办法帮助留下了他童年记忆的安龙发展教育，传播“新学”，如资助 九名安龙人到两湖师范学堂学习，学成后则返乡继续推动新式教育；将兴义府城书院改建为中学堂，并出资购买日本图书仪器运回当地。这些作法至今尚留有口碑，传为佳话。与他交往的黔藉学者很多，情谊亦颇为笃深，从中不难窥见贵州已与外界声气相通，“新学”则逐渐成为一部分敏感的士大夫群体耳熟能详之物。只是由于时代和社会思潮变化的节奏过于迅猛，掌握了更加新颖的学术范式的新一代知识精英，不久即取代了他们。
梁启超与贵州的关系，主要缘于李端菜对他的知遇之恩。李不仅是他乡试科考的擢拔者，而且还许以堂妹李慧仙，故兼有恩师与姻亲两重关系，梁自己亦曾感慨：“启超以光绪乙丑受学于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二十年”(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李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时即经常宣传介绍梁主编的《新民丛报》，要求学生传阅抄录。维新新政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贵州士大夫精英颇为活跃，一部分人“行动上以李端菜为楷模，思想上则往往以梁启超为指归。”足证梁启超对贵州的影响虽然比较间接，但他的符号性象征影响作用仍不可忽视，他一生“流质善变”，涉猎广博，著作宏富，笔锋犀利，才气纵横，在近代史上发出很大的声光巨响，在思想史上一度占据过支配地位，实乃影响几代知识青年的学人。但他在“变”之中自有其“不变”者——即始终为民族前途而忧患焦虑，为国家富强而奔走呐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才与康有为共同发起了政治秩序改革运动，并卷入了各种派别的纷争之中。虽然如此，他仍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思想活力，广泛采纳吸收各种中外学说，熔铸成自己的新知新解，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尤其是在创立现代型的教育体制，以及推动“新学”的传播上，他更作出了不少的建树，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他同当时多数知识精英一样，也经历了文化认同危机引发的困惑和焦虑。他一生都是改良主义者，儒家今文经“经世”传统始终都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西学”也构成了他的学理体系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从“中学”“西学”兼收并采，到依据“西学”批判“中学”，最后又回归固有的文化传统，他一生经历了各种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正好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回归传统并不能简单化地看成是“倒退”，更不能轻率地断言为是文化排他主义的复活，他是在深入了解西方现代性文明之后，重新主张守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的。这种“回归”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前进，代表了他一生奋斗探索的最高境界。因此，认真解读梁启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学”传播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且也有利于揭示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情形。作者专列一节介绍梁启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除从人物人手探寻“新学”入黔的发展进程外，作者还依据问题本身展开了历史性的叙述。全书涉及的内容颇多，殊难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华之鸿于1909年创办了文通书局。这是一件颇有象征性意义的文化事件，标志着边地知识精英也有了典籍出版的话语权力。华氏为一士绅型商人，通过兴办各种实业，拥有了大量资金，成为崛起于西南的一代富贾，实为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新型资本家。但他赢利所得之经费，却大量用来赈济灾民，疏通航道，作了不少公益事业；同时又关心文化教育，参与襄助和创办过宪群政法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多种学校，希望能走出一条教育立国的路子。他早年曾出任过仁怀厅儒学训导，儒家价值始终蛰伏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处，对他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是他接受和传播各种新知识的重要内在动因。因此，亦可称他为一代“儒商”——一位既浸润在儒家传统之中，又具有现代性眼光的新兴商业代表人物。他有一段颇能反映当时一般“儒商”钱财观的话：“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祸。(华录源等《先府君行述》)。”他之所以创办文通书局，主要目的仍是广泛传播各种有用知识系统，为桑梓文明的赓续进步添一新鲜活力。这说明他已有了一种现代传播学的意识，透晓典籍积累对文化建构的重要。创办书局的费用则由他经营盐业的赢利资金来开支，可说耗去了他一生相当多的积蓄。但文通书局却以其巨大声誉证明了他的实业成就——不仅凭借大量的一流学术出版物赢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凝聚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而且还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出版机构齐名，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这对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张肖梅语)。作者特别强调：“文通书局的经营，既继承了中国士子且商且读、教化兴文的儒学所孕育的人生价值的导引，更蕴涵着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以知识改变民族命运的新要求和新境界。”揆诸文通书局的实际，此语可谓深中肯綮。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无疑也对“新学”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与催化的作用。数量众多的一流学者虽处播迁之地，办学条件十分艰难，但仍弘歌不辍，讲学不断，不仅传播了各种现代型的知识谱系，培养了一批掌握了新型学科分类体系的年青人才，而且还开启了地方现代文明的新风气，改变了地方教育的秩序化结构。贵州教育诸如理、工、农、医等现代性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体系的建立，实际即肇始于内迁高校入黔后的示范性教学与科研活动。这是以现代型学校来陶铸群才、恢弘学术的体制化作法，代表了追求知识真理或学术真谛的教育发展新路向，可谓“新学”传播史上一次“质”的大飞跃。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人心之深，即使人文学科亦不能例外。例如浙江大学张其昀主持编撰的《遵义新志》，即利用了不少现代“地学”知识，涉及地层层序、地质构造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传统史学知识与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巧妙结合的一部新型方志。大夏大学吴泽霖等撰作的《定番乡土调查报告》、《贵州苗彝研究》等著述，则是利用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贵州少数民族社区进行田野作业，依靠集体科研力量完成的大型调研报告，实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在我国发展成熟过程中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幼兰不采取一般教科书的分期标准，而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作为“新学”人黔的叙事学下限，以求完整反映地方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全貌。这是符合贵州历史实际的作法，不能不说是对内在学术理路充分把握的结果。
幼兰出身世家，从小便熟悉地方掌故。她的外祖父任志清(可澄)先生曾出任过清廷内阁中书一职，人民国后虽长期出入政界，却仍不忘传统固有之学问，曾主持编纂民国《贵州通志》、《黔南丛书》等多种大型地方文献，对乡邦文化之阐扬引导，厥功甚伟，又一生好探“新学”与“新知”，创办过多所新式学堂，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幼兰多年搜考外祖父的事迹，原拟撰一部《任可澄评传》，目的则是为了既表彰前辈先贤之事迹，又不急后者之责任。不意接触了大量史料之后，却萌发了探讨“新学”传播史迹的兴趣，步入了地方文化现代性转型历史进程的研究题域。她的新著虽不能说已经毫无缺点——不少地方仍需要勾稽补充史料，一些章节也有待丰富深化——但总算有了一个尝试的良好开端，仍值得为她的成功高兴。继此书之后，我们希望她能不断有撰作问世，并早日完成《任可澄评传》的写作，实现她和学术界同仁多年的夙愿。
我与幼兰相识多年，深知她热情诚恳，正直公道，时常在心中奉为楷模，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世界，却各自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少有见面的机会，偶尔聚会晤谈，总是会为她的快人快语感染，以为人生的归宿其实就是自己的真实天性。我们都认为文化是自身生活的“地基”，只能多方爱护而不能恣肆削弱。她之所以关心“新学”的传播，也有此更深一层的原因我虽然早已预闻她的研究计划，却估计她受制于繁忙的行政工作，加上视力微弱造成的写作困难，认为书稿杀青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不料两周前她兴冲冲地捧着厚厚的一大叠稿子，专程赶到我卜居在乡间的住所，说是书稿已毕役并很快即可出版。我惊叹她的勤奋，也佩服她的毅力，知道这是牺牲了无数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熬夜笔耕换来的成果。故受嘱不敢推辞，谨撰上述文字以为介绍，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
是为序。
二○○七年四月八日识于贵阳花溪象王岭西麓天一斋之晴山书屋。
责任编辑 王￥勺
关键词：新学 西学 中学传统现代传播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4—90—5
“新学”的传播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引起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巨大震荡和自我调整，而且在不同的区域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相与特征。问题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需要结合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地域族群，作多方面的研究。何幼兰的新著《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尝试性地以贵州为个案展开了讨论。顺着她论述的理路认真阅读，即不难发现此一题域的研究空间的确颇为广阔。
近代以来“新学”的广泛传播自然与“西学”的引进有关，或者说“西学”与“中学”的碰撞即是“新学”产生的重要前提。中国人之所以能经历各种文化转型的阵痛而最终走出中世纪，“西学”的冲击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但“西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系谱，如果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仍必须与传统固有的知识资源或文化体系结合——既要以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与理解习惯的方式展开言说，又要调动固有的传统资源来作接引和传播的媒介。这实际即是外来文化不断本土化的消化吸收过程，必然离不开主体性所酝酿出来的积极力量的配合，依赖于文化受容者自身改革求变的内在动因，决不是单一的外在刺激因素或挑战回应模式所能解释的。所以顺此理路观察近代历史，即不难发现：一方面儒家传统固有的变革维新思想不断高涨蔓延，获得了时代赋予的新的表现形式，甚至蔚成鼓荡社会风气的文化思潮。譬如王国维便曾概括当时的情形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他所谓的“新”便是指今文经思想抬头后，经世致用的学风开始兴起与盛行，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世界已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新气象。易言之，即由于今文经实为儒学内部古文经的反动，所以它与乾嘉朴学传统相较，便显得是以略异于往昔的新的价值诉求来开辟自己的学术路径，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接引“西学”的重要思想桥梁，代表了文化机制内部自身损益调整的一种新发展。这一新发展的刺激因素并不能简约化地将其限于域外，更重要的仍是内在的学术理路暗中发挥了规约的作用。龚自珍当时就说：“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矣。”(《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四》)这就便足以说明：内部的弊端极大地刺激或引发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而儒家传统恰好正是他们寻找变革出路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传统资源由于问题领域的转换也不断获得了新的解释，并通过解释者的解释汇成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潮流。今文经的复兴实即依托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正是解读所获取的“新义”强化了他们的世俗关怀热情，并演化为以经术为体政治为用的改革呼声，推动了西学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与此同时，诸子学也通过重新诠释进入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不仅《荀子》、《墨子》等非正统经典开始渗入中心话语，而且佛教的义理系统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这固然与回应西方挑战的民族危机意识密切相关，但本质上仍是传统文化一贯具有的救世精神的重新焕发。传统的思想资源可以通过重新解释与当下的生命接通，并获得现代性的新形态和新意义，从“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流，以及同时包容了二者的“新学”的迅速传播，尤其是它的历史发展的前后脉络理路，也可清晰地看到。离开了传统知识体系或思想资源的凭借或支撑，任何新的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吸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困难。
“新学”的酝酿、形成、扩大与发展，当肇始于道咸之际的龚自珍和魏源。以后则经历了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阶段——从“言技”、“言政”到“言教”，由最初的文化认同危机到最终的全面否定传统，其间的复杂变化和艰难曲折，当然是龚、魏等人所始料不及的。历史的吊跪和偶然总是充满了神秘，它随时都在考量史家的认知智慧与理性能力。
社会变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发展场景，决不是简单的实证决定论的片面因素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激进主义的西化派或保守主义的国粹派，它们都无不希望通过“求变”、“求新”的方式，达致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只是在是否否定或推翻自己的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或差距而已。西化派的理论主张已为大家所熟稔，固不必赘言。至于国粹派的思想言说，则不妨试举邓实的看法为例：“吾欲赠东洋文明之花，供养于欧土；吾欲移西洋文明之花，孳殖于东亚；吾欲结东西文明并蒂之花，亭亭树立于天表。吾为之预祝曰：二十世纪以后，大地上，唯一文明焉。其文明云何?则日世界文明也，无东西文明也”(邓实《东西二大文明》，《政艺通报》壬寅第23期)。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保守主义的国粹派只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不赞成文化主体性的自我丧失，并非反对外来学说之输入，也不拒绝西方文明之吸收。他们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两边都同时肯定，希望双方能平等地交流与对话，并催生出一种兼容了共同之优长、不存在地域性鸿沟的未来世界新文明。借用他们自己的表述，便是“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国粹学报》第19期)。这正是“求新”而不肯“弃旧”的作法，足证他们的“旧学”也包涵了不少的“新知”，而“新知”则必须以“旧学”为吸收体或附着物，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或许正是他们学问取向的最好概括。《新学入黔》认为“新学”的出现代表了学术文化的新时代，是社会转型时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尽管“新学”的形成过程始终离不开深刻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但如果简单化约地将“新学”等同于“西学”，则必然无法涵盖近代“新学”所指称的全部内容或范围。通盘检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作者的看法无疑是符合具体的历史实际的。
“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既有地方开明士绅倡导力行的功劳，也有国家权力话语规约推动的成绩，情形亦极为错综复杂。《新学入黔》一书着重介绍了四位人物——严修、李端菜、张之洞、梁启超，他们都一度具有国家权力的身份，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接近过权力中心，并受到中西文化冲突困局的影响，积极地参予了与改革活动有关的各种“新政”活动，对贵州“新学”的传播或多或少发挥了人格化的影响力。严修(1860—1929年)曾在光绪二十年入黔主持学政，他一到贵州即向朝廷上奏，要以“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 以祛诸弊”的方式整肃地方秩序。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国家权力话语身份，而且也传达了改革地方弊政的自觉心愿。他的《蝉香馆日记》至今尚有保存，从中不难窥见他推动贵州教育事业的苦心孤诣。他评价地方青年后进人才唐桂声“文笔敏捷，书法亦佳”；周恭寿“气宇轩昂，颇不寒俭”；刘显治作文“心思刻入，气骨峻削”；欧阳朝相“治算能知其理而达于辞，将来终有成就”；黄禄贞“尝以己意造正弘表，又以纸为地球，界画如法，其于格致学，性尤近也”。诸如此类的赞语，均可见他对人才已有了多重性的评价标准，新的知识系谱已进入了时人的观察视域。所谓“不通中学而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即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实际已落实为人才培养的模式化具体要求。严修在贵州刊刻了诸如《算法须知》、《书算》、《代数术》、《代数启蒙》、《数理精蕴》、《几何原理》一类的“新学”书籍，对学生的规约性箴劝则是“礼仪之学，孔孟程朱；辞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他传播“新学”的凭借物显然仍是传统的“旧学”。“西学”是作为“体”(中体)之“用”(西用)来参与文化组合，并一步一步地从外部表层深入到核心价值内部的。这正是文化交流史上常见的现象。佛教进入中国的初期“格义”阶段便是如此。贵州乃至其他“西学东渐”更为快捷方便的省区，知识与思想的世界都仍笼罩在传统的学术格局之中，但兼容“异说”的发展趋向也越来越明显。“西学”已不再是文化心理上的漂浮掠影，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渗入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譬如严修不但是贵州现代教育曙光初露的重要开启者，而且也是“西学”入华史上颇有眼光识见的敏锐人物。他对学术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令人感到印象深刻，黔人“二百年无此文宗”的赞辞的确并非过誉之言。
李端菜(1833—1907年)与张之洞均出生于黔省筑城，他们在“新学”的传播史上都显得地位极为重要。李氏是严修人黔的保举人，曾为清流派“松筠十君子”之一，历官云南学政、礼部尚书等，实为朝廷权力核心大员。康、梁之所以能酝酿出戊戌维新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或多或少与他的举荐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冠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贬谪边地新疆，由地方官严加管束，即可证实这一点。其实他本人即是维新新政的直接参与者——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遍设新式学堂的举措，就出自他的奏请并得到了权力核心的允准和推行。他的“远得三代庠序之意，近采西方厂院之法”的教育设计(《东华录》卷四，“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甲”条)，也足以表明他始终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愿意放弃“旧”又想追求“新”，但无论如何新式学堂尤其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至今看来仍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有象征性的转捩性事件。论其倡议肇始之功，自然当溯源于李氏的奏请，影响泽惠后世，则不可谓不大矣。他的诗句“学派何分旧与新，纷纷聚讼究何因?绝无思想皆顽觉，略得皮毛作解人”(《苾园诗存·感时》)；“天地巨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政治思想》)；都可见传统的淑世精神与近代的政治眼光，儒家固有的道德理想和西学挑激引发出来的“求变”精神，在他的身上都有复杂的交织与汇聚，而传统自身在新的语境中的继续发展和危机，透过他的各种话语表达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流放地获得赦免返归故里后，受巡抚邓华熙之邀主讲经世学堂，授课内容竟然已有了“民权自由真理”，日课的主题则为“培根、卢梭诸学说”，至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是他讲学时经常涉及的内容。他的《普通学说》同时强调“文学”与“质学”的重要，所谓“质学”，用李氏的话来说，实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他认为“凡人类应有之智识”，均属此范畴，是为学者必须掌握的入门功课。他的作法自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一部分人甚至诬为“大逆不道”。当时街头流行的一首讥讽性打油诗说：“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以孔孟比卢梭”。具见西方的价值与学说的刺激已渗入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经过他们头脑的过滤性解释，“比附”的情况自然是随处可见。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士绅群体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之中，“西学”的传播遭遇到了来自传统的相当大的阻力。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开始显得紊乱，并产生了二元性的对立。这不仅意味着原先统一的思想世界出现了分裂，话语空间差序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且表征了各种思想主张与社会力量的相激相荡正在迅速加剧，传统政治秩序已面临着解体或崩溃的危机。
张之洞是系统阐发“中体西学”思想的历史性人物。他在《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明确说：“两书院分习之大指，皆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畔道之弊”(《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七，《奏议》)。《劝学篇》也反复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是在固守中国文化的价值立场，尤其是维护传统政治秩序义理基础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民族生存危机，才主张有限度地采纳吸收“西学”的。这里所谓“有限度”乃是指必须将“西学”控制在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价值理想作为目的则只能由儒家道德学说来充当，无论“西学”的引进有何等的正当理由，都决不能在“手段”与“目的”的分界上有任何错位。新的知识系统的滋生成长，恰好首先发生在传统价值隐退的外层空间。张之洞既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赞成维新，他对儒家传统“体”的极力维护，正说明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显露端倪，并越来越成为困扰着士大夫阶层的一大历史主题。因此，在他看来，在有条件地赞成康梁变法的同时，又不能不对他们的激进行动有所警惕，以避免整个政治秩序由于义理基础的破坏而遭到解体。“保国”、“保种”之外，“保教”也成了他关心的一大问题。他一只脚已跨进了现代世界的门槛，一只脚则仍留在传统的世界之中。“中体西用”说表面上调和了两个世界的冲突，但实际的结果仍是引发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即使是张之洞本人也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与西方社会经验的鸿沟或距离，不能不在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焦虑中徘徊与挣扎。至于张之洞对贵州“新学”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在黔地度过的，所以无论从理性或情感出发，他都对养育过自己的土地和乡亲有一种特殊的关心，加上他朝廷重臣的权力身份和社会名望，不可能不影响到地方知识精英，故仍值得爬梳史料认真研究，并给予专门的介绍篇幅。我过去整理《书目答问》，便发现张之洞对黔省典籍文献颇为熟稔，典籍人录者既多，撰人有载者亦不少，原因即与此有关。他对贵州教育事业的推动，依作者的分析，约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严修创办经世学堂，积极传播“新学”，并非完全如过去学界所述，主要来自康梁维新思想的启发，其实更多地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与自强运动的关系更深。严修与张之洞有世交之谊，在“中体西用”的观点上两人又颇为一致，他改革学古书院，传播“新学”知识体系，实际都是参照张的作法，可视为四川尊经书院在贵州的翻版。二是张之洞多次通过各种办法帮助留下了他童年记忆的安龙发展教育，传播“新学”，如资助 九名安龙人到两湖师范学堂学习，学成后则返乡继续推动新式教育；将兴义府城书院改建为中学堂，并出资购买日本图书仪器运回当地。这些作法至今尚留有口碑，传为佳话。与他交往的黔藉学者很多，情谊亦颇为笃深，从中不难窥见贵州已与外界声气相通，“新学”则逐渐成为一部分敏感的士大夫群体耳熟能详之物。只是由于时代和社会思潮变化的节奏过于迅猛，掌握了更加新颖的学术范式的新一代知识精英，不久即取代了他们。
梁启超与贵州的关系，主要缘于李端菜对他的知遇之恩。李不仅是他乡试科考的擢拔者，而且还许以堂妹李慧仙，故兼有恩师与姻亲两重关系，梁自己亦曾感慨：“启超以光绪乙丑受学于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二十年”(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李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时即经常宣传介绍梁主编的《新民丛报》，要求学生传阅抄录。维新新政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贵州士大夫精英颇为活跃，一部分人“行动上以李端菜为楷模，思想上则往往以梁启超为指归。”足证梁启超对贵州的影响虽然比较间接，但他的符号性象征影响作用仍不可忽视，他一生“流质善变”，涉猎广博，著作宏富，笔锋犀利，才气纵横，在近代史上发出很大的声光巨响，在思想史上一度占据过支配地位，实乃影响几代知识青年的学人。但他在“变”之中自有其“不变”者——即始终为民族前途而忧患焦虑，为国家富强而奔走呐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才与康有为共同发起了政治秩序改革运动，并卷入了各种派别的纷争之中。虽然如此，他仍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思想活力，广泛采纳吸收各种中外学说，熔铸成自己的新知新解，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尤其是在创立现代型的教育体制，以及推动“新学”的传播上，他更作出了不少的建树，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他同当时多数知识精英一样，也经历了文化认同危机引发的困惑和焦虑。他一生都是改良主义者，儒家今文经“经世”传统始终都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西学”也构成了他的学理体系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从“中学”“西学”兼收并采，到依据“西学”批判“中学”，最后又回归固有的文化传统，他一生经历了各种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正好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回归传统并不能简单化地看成是“倒退”，更不能轻率地断言为是文化排他主义的复活，他是在深入了解西方现代性文明之后，重新主张守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的。这种“回归”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前进，代表了他一生奋斗探索的最高境界。因此，认真解读梁启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学”传播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且也有利于揭示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情形。作者专列一节介绍梁启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除从人物人手探寻“新学”入黔的发展进程外，作者还依据问题本身展开了历史性的叙述。全书涉及的内容颇多，殊难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华之鸿于1909年创办了文通书局。这是一件颇有象征性意义的文化事件，标志着边地知识精英也有了典籍出版的话语权力。华氏为一士绅型商人，通过兴办各种实业，拥有了大量资金，成为崛起于西南的一代富贾，实为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新型资本家。但他赢利所得之经费，却大量用来赈济灾民，疏通航道，作了不少公益事业；同时又关心文化教育，参与襄助和创办过宪群政法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多种学校，希望能走出一条教育立国的路子。他早年曾出任过仁怀厅儒学训导，儒家价值始终蛰伏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处，对他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是他接受和传播各种新知识的重要内在动因。因此，亦可称他为一代“儒商”——一位既浸润在儒家传统之中，又具有现代性眼光的新兴商业代表人物。他有一段颇能反映当时一般“儒商”钱财观的话：“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祸。(华录源等《先府君行述》)。”他之所以创办文通书局，主要目的仍是广泛传播各种有用知识系统，为桑梓文明的赓续进步添一新鲜活力。这说明他已有了一种现代传播学的意识，透晓典籍积累对文化建构的重要。创办书局的费用则由他经营盐业的赢利资金来开支，可说耗去了他一生相当多的积蓄。但文通书局却以其巨大声誉证明了他的实业成就——不仅凭借大量的一流学术出版物赢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凝聚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而且还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出版机构齐名，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这对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张肖梅语)。作者特别强调：“文通书局的经营，既继承了中国士子且商且读、教化兴文的儒学所孕育的人生价值的导引，更蕴涵着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以知识改变民族命运的新要求和新境界。”揆诸文通书局的实际，此语可谓深中肯綮。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无疑也对“新学”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与催化的作用。数量众多的一流学者虽处播迁之地，办学条件十分艰难，但仍弘歌不辍，讲学不断，不仅传播了各种现代型的知识谱系，培养了一批掌握了新型学科分类体系的年青人才，而且还开启了地方现代文明的新风气，改变了地方教育的秩序化结构。贵州教育诸如理、工、农、医等现代性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体系的建立，实际即肇始于内迁高校入黔后的示范性教学与科研活动。这是以现代型学校来陶铸群才、恢弘学术的体制化作法，代表了追求知识真理或学术真谛的教育发展新路向，可谓“新学”传播史上一次“质”的大飞跃。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人心之深，即使人文学科亦不能例外。例如浙江大学张其昀主持编撰的《遵义新志》，即利用了不少现代“地学”知识，涉及地层层序、地质构造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传统史学知识与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巧妙结合的一部新型方志。大夏大学吴泽霖等撰作的《定番乡土调查报告》、《贵州苗彝研究》等著述，则是利用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贵州少数民族社区进行田野作业，依靠集体科研力量完成的大型调研报告，实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在我国发展成熟过程中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幼兰不采取一般教科书的分期标准，而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作为“新学”人黔的叙事学下限，以求完整反映地方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全貌。这是符合贵州历史实际的作法，不能不说是对内在学术理路充分把握的结果。
幼兰出身世家，从小便熟悉地方掌故。她的外祖父任志清(可澄)先生曾出任过清廷内阁中书一职，人民国后虽长期出入政界，却仍不忘传统固有之学问，曾主持编纂民国《贵州通志》、《黔南丛书》等多种大型地方文献，对乡邦文化之阐扬引导，厥功甚伟，又一生好探“新学”与“新知”，创办过多所新式学堂，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幼兰多年搜考外祖父的事迹，原拟撰一部《任可澄评传》，目的则是为了既表彰前辈先贤之事迹，又不急后者之责任。不意接触了大量史料之后，却萌发了探讨“新学”传播史迹的兴趣，步入了地方文化现代性转型历史进程的研究题域。她的新著虽不能说已经毫无缺点——不少地方仍需要勾稽补充史料，一些章节也有待丰富深化——但总算有了一个尝试的良好开端，仍值得为她的成功高兴。继此书之后，我们希望她能不断有撰作问世，并早日完成《任可澄评传》的写作，实现她和学术界同仁多年的夙愿。
我与幼兰相识多年，深知她热情诚恳，正直公道，时常在心中奉为楷模，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世界，却各自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少有见面的机会，偶尔聚会晤谈，总是会为她的快人快语感染，以为人生的归宿其实就是自己的真实天性。我们都认为文化是自身生活的“地基”，只能多方爱护而不能恣肆削弱。她之所以关心“新学”的传播，也有此更深一层的原因我虽然早已预闻她的研究计划，却估计她受制于繁忙的行政工作，加上视力微弱造成的写作困难，认为书稿杀青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不料两周前她兴冲冲地捧着厚厚的一大叠稿子，专程赶到我卜居在乡间的住所，说是书稿已毕役并很快即可出版。我惊叹她的勤奋，也佩服她的毅力，知道这是牺牲了无数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熬夜笔耕换来的成果。故受嘱不敢推辞，谨撰上述文字以为介绍，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
是为序。
二○○七年四月八日识于贵阳花溪象王岭西麓天一斋之晴山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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