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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甲午战争中，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和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宁死不屈、战败自杀，其事迹可歌可泣，更发人深省。从他们成长经历和战斗事略，不难洞悉其自杀原因在于传统的忠君思想和荣辱观以及脆弱的国民性格。中国军人特别是各级将领应当知耻而后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甲午战争高级将领 自杀原因荣辱观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56－5
在甲午战争中，许多中国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以身报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兵们的鲜血没能改变战争失败的命运。一些高级将领如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等倍感耻辱，无力回天，自杀殉国，令人扼腕叹息，发人深思。
一、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年时聪颖好学，还曾向西方人士学过算术。成年后入水师学堂，学业成绩优异，尤其擅长驾驶、测量。
1875年以后，邓世昌先后在“东云”舰、“振威”舰任职，由千总升至守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识他的才能，将他调到北洋水师。后来，邓世昌奉命随丁汝昌赴英国接收清朝政府订购的铁甲舰，经远洋航行，进一步掌握了军舰的性能，演练了海战战术。
1882年，邓世昌参与平定朝鲜内乱，因功升为游击，被赐予“勃勇巴图鲁”的称号。任“扬威”快舰管带期间，邓世昌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因此，他深受上司信任，1882年冬，升任“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四舰营务处，并兼任“致远”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副将职务随同丁汝昌平定台湾少数民族叛乱，因功升为总兵。当时，海军衙门奏定官制，邓世昌被任命为海军中军副将。
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战争。日本海军于9月17日中午在大东沟以东的黄海海面突然袭击中国的北洋舰队。于是，双方激战。“致远”舰在邓世昌指挥下纵横海上，予敌以较大打击。可惜“致远”舰自己也中弹累累，受伤欹侧，炮弹所剩无几。这时，恰与日寇主力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速快炮速快而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他果断地下令猛撞“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以保北洋舰队能胜，不幸途中被“吉野”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虽未实现目的，但这种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弘扬。
邓世昌坠海后，他的随从刘忠用救生圈使他浮出海面。丁汝昌和别的将领也下令部下救他，但邓世昌下定与军舰共存亡决心，不愿求生，将救生圈丢开。就在他即将沉入水时，他养的狗游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不让他沉没淹死，邓世昌甩开手臂，狗就咬住他的辫子使他浮出海面。最终，邓世昌将狗按入水中一起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结束了年仅46岁的生命。邓世昌的事迹上报朝廷后，邓世昌被授予“壮节”这个谥号，
与在平壤保卫战中殉国的左宝贵并称“双忠”。
邓世昌在不会被俘而战友尽力救捞的情况下，执意沉海自尽，原因在于：只有中古时代赳赳武夫的匹夫之勇，没有近代军人能屈能伸、知耻而后勇的胆识，以为打了败仗便自尽才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曾多次表露心迹：“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激战中以与敌同归于尽的方式都未能沉重打击敌人，自己的军舰却被敌击沉，战友没几个能活着。他受不了这个沉重打击，自以为无脸再活在人世；对北洋舰队绝望。舰队内派性严重，他为增强舰队战斗力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都受到闽籍官兵的嫉妒甚至阻挠。身为北洋舰队四副将之一的中将副将，“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平时尚且如此，军舰被日寇击沉后，任管带的邓世昌却活着回去，岂不更加活受罪?从他的身上，我们可看到虽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近代新式军人仍不能脱离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的双重性格。其实，英国海军亦有舰长随船同亡的先例，邓世昌这种自杀行为本可以避免，这种不该死而死的做法对国家是一种损失。
二、林泰曾、刘步蟾
林泰曾(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的孙子，船政学堂的毕业生。1871年在校时与林永升等登上“建威”练习舰，巡历南北洋。1877年3月，赴英学习驾驶，为船政学堂首届出洋留学生。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海军制度，林泰曾任北洋舰队左翼总兵兼主力舰“镇远”的管带。在黄海之战中，他指挥得力，作战英勇，被授予“霍春助巴图鲁”的称号。1894年12月18日，北洋舰队从登州驶回威海卫军港时，正值中午落潮，“镇远”舰进港途中为避开已方布设的水雷不幸触礁重伤。作为管带，林泰曾的确难辞其咎，应当负一定的责任。他羞愤已极，跳海自杀。就这样，北洋舰队总兵便死了一个，舰队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林泰曾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一时羞愤已极失去理智。他是流芳百世的爱国人士林文忠公的孙子、船政学堂的高材生，又赴英国受过训练，是黄海海战中的功臣。因此，他可谓是历史光荣、技术纯熟、经验丰富的海军骁将。不幸的是，他指挥军舰进港，竟然使军舰触礁重伤。这个过失，按理讲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的，可偏偏出现了。他无法正视这残酷的现实，不能忍受这种过失可能带来的耻辱。除了死，别无选择。黄海之战北洋舰队损失较大。因自己的过失，使威振敌胆的二艘主力铁甲舰之一触礁重伤，无疑进一步削弱了舰队的战斗力，他误认为只有一死才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刘步蟾(1852—1895)，福建侯官人，字子香，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材生。1872年参加闽、广驾驶生会考，名列前茅。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奉派出国考察海军。1875年赴欧洲学习枪炝、水雷诸技，任中国留学生领队。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苦读三年，毕业后在英国北海舰队实习，一度担任见习船副。他因刻苦钻研，不但成绩优异，而且能通晓英、法、德三国语言，实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归国后，经丁宝桢、李鸿章推荐，被提拔为游击，会办北洋水师操防。没几年时间，逐渐升为三品参将。1885年，刘步蟾奉命赴德国监造“镇远”、“定远”二舰，出色完成任务，并将二舰领驶回国。1886年，升为“定远”舰管带。1888年，又从德国接收快艇归国，被授予“强勇巴图鲁”称号。同年，北洋舰队正式建立，刘步蟾因技艺精熟、任职勤勉被李鸿章奏请破格提拔，任正二品右翼总兵，其地位仅次于丁汝昌。为北洋舰队，他奉献自己的才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同乡观念重，恃才傲物。《清史稿》载：“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同乡，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
1894年9月17日中午黄海海战爆发。激战中，刘步蟾代替负伤的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定远”以重炮轰击敌旗舰“松岛”，给敌以重大杀伤，使之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北洋舰队在他的指挥下，奋勇作战，给日本舰队以较大的打击，迫使它首先退出战场。
1895年2月上旬，困守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弹尽援绝，完全陷入绝境。洋员和部分怕死的将领勾结起来，共同胁迫于汝昌投降。刘步蟾坚决支持丁汝昌以稳定军心。2月10日，他与丁汝昌下令炸毁遭敌袭 而重伤搁浅的“定远”舰，以免资敌。当夜，他悲愤难禁，服毒自杀殉国。在没到非死不可的时刻便匆匆自杀，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刘步蟾作为杰出的海军人才，在身处绝境的情况下，炸毁自己的军舰后便自杀，其原因值得剖析。他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丧父。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毅然入船政学堂，勤奋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谋求国家富强，为北洋舰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凭真本领官至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可以说是国之栋梁、家之门楣。在北洋舰队完全陷入日寇水陆夹攻的绝境后，迫于形势，下令炸毁自己的座舰。此时此刻，他感到于国于家都万念俱灰，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避免被俘，只有选择自杀，以自我解脱来弥补过失。二人都接受过西洋的新式海军教育，但他们无法超越当时中国人脆弱的个性，这种性格一旦遇到挫折就易于自责以及自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脆弱的国民性格是他们自杀的原因。
三、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在长江水师任职期间，因围剿捻军有功，逐渐升为参将以至提督，还获得“协勇巴图鲁”的称号。1875年他被调入北洋水师，奉命赴英国购买军舰，赴法国、德国的军营、堡垒和军工厂参观，归国后综理北洋水师。1882年，丁汝昌赴朝鲜监视朝美签约，不久又率军舰配合中国陆军平息朝鲜内乱。1883年，他被任命为天津镇总兵。在中法战争中，因功被赏给黄马褂。1888年，北洋舰队建立，他任海军提督。1894年，丁汝昌受赏加封尚书衔。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激战五小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胜且损失较大，但还是给敌人以较大的打击。此役后，鉴于邓世昌执意自杀身亡，丁汝昌担心海军将领动辄把轻生自杀当作壮烈殉国，便制定《海军惩劝章程》。此章程由李鸿章上奏朝廷后实行。北洋舰队则按李鸿章的命令全部躲进威海卫，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
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危急时，丁汝昌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被拒绝并被勒令“保船避战”。可是，丁汝昌受到很多人的弹劾，被革职拿问，只因李鸿章为他求情，才被允许以革职留任的名义继续指挥北洋舰队以将功补过。
1895年1月中旬后，北洋舰队被日军从海陆两面围困于威海卫军港，要想突围已十分困难，何况李鸿章又根本不允许。在情况十分不利时，丁汝昌提出“船台相辅”战策，即“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丁汝昌积极布防，尽力实施这个作战方案。他调派各蚊船分布在东西口警戒守卫，并派鱼雷艇夜间巡哨，又于东西口密布水雷。除设法防御威海卫港口外，他还考虑到南岸三座炮台难以守住，一旦失守反而威胁已方的舰队，便派敢死队打算炸毁。但是，“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不久，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炮台相继失守，对刘公岛中国守军和北洋舰队构成极大威胁。
在北洋舰队四面楚歌之际，日联合舰队司令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托英舰给丁汝昌送来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迷惑，将劝降书送给李鸿章以揭露敌人的阴谋，他发誓：“除死守外无别策，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可见，丁汝昌已下定了与北洋舰队共存亡的决心。
由于威海卫附近中国陆军或被击溃或不战而逃，陆路南北岸炮台都失守，北洋舰队被迫依托刘公岛和日岛孤军奋战，丁汝昌的“船台相辅”战策已不可能实现了，北洋舰队完全陷入绝境。日军从海陆两面夹攻北洋舰队。1895年2月4日夜，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被日军鱼雷艇击伤搁浅。次日夜，“来远”、“威远”等舰又被敌击沉，兵员死伤惨重，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处境更加困难，战斗到了最后关头。
从1895年2月2日到9日，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连续同日军激战一周，昼夜苦战，官兵们疲惫不堪，伤亡日益增加，弹药消耗无法补给，援军杳无音信，士气更加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乘机散布失败情绪，图谋投降；大部分擅离战斗岗位，离船上岸，躲到刘公岛，并于2月7日夜在刘公岛俱乐部秘密集会。他们认为：清军斗志全失，士气沮丧，舰队已完全不可能突围，只有投降才能求生。2月8日，泰莱、瑞乃尔、克尔克在刘公岛与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补道牛昶炳、备补海军提标中军参将兼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密谋投降的具体问题。当日深夜，泰莱和瑞乃尔又匆匆去见丁汝昌，并进行游说，以种种理由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义正辞严地斥责他们，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然后，丁汝昌“出示抚众，略谓援兵将至，固守待援。”于是，军心稍定。
1895年2月10日，丁汝昌、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下令将重伤搁浅的“定远”舰自行爆炸以免资敌。也就在这天夜里，刘步蟾悲愤难禁，服毒自杀，做到了“船亡与亡，志节懔然”。享有很高威望的刘步蟾一死，北洋舰队军心更不稳了，丁汝昌也更无助了。
1895年2月10日，敌水陆夹攻更猛。少数丧失民族气节的将领与洋员马格禄、浩威等“密有成议，鼓动一些官兵，威胁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毫不畏惧，召集各管带及洋员议事。德国人瑞乃尔暗中告诉丁汝昌：“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得计。”丁汝昌接受瑞乃尔的建议，命令沉船，但一些将领煸动士兵拒绝执行沉船的命令。
2月11日，北洋舰队处境更艰难，弹药将尽，援军已绝，而日军的攻势更猛烈了。当夜，丁汝昌召开最后一次海军将领会议，主张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率残余舰艇全力突围以免全军覆灭。与会诸将没几个人响应他，反而自动散会。丁汝昌几次下令用鱼雷轰沉“镇远”以免资敌，竟无人执行命令。此时，丁事实上成了光杆司令。更可悲的是，一些士兵竟拿刀威胁他。丁汝昌彻底绝望，为了避免作俘虏，他人船北向望阙叩头后服鸦片自杀殉国。同时自杀殉国的还有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等人。
为了防守威海卫，丁汝昌抱必死的决心，与强敌周旋到底，克尽职守。从表面上看，北洋舰队被困威海卫，弹尽援绝，尚存可免全军覆没的一线希望，但洋员和相当多的将领煽动士兵要挟他投降，丁汝昌只有选择死才能尽忠国家、保住气节，这是他自杀的直接动因；不难发现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有“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美德。丁同样具有这种传统的美德，这是他接受传统文化的一面；落后的制度使军队内部矛盾重重。北洋舰队正式建立后，“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陆军不能与海军协同作战，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军在威海卫附近竟坐视不救，要塞炮垒多因守将逃遁而不战弃守；没落的清王朝不重视北洋舰队，没有坚定的抗敌政策。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建立后，“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中日战争期间，清廷在黄海之役后妥协、求和活动一直在进行，这实在令人寒心；蒙受不白不冤，没有应有的自主指挥权。旅顺失守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衰弱和李鸿章的全面单纯守势战略造成的必然结果，是驻守旅顺的陆军诸统领不战而逃所致。丁汝昌弃守旅 顺海军基地，率北洋舰队移师威海卫是李鸿章决定的，他应当负弃守之责。可是，丁汝昌成了替罪羊，受到“褫职逮问”的处分，虽经李鸿章求情而革职留任，但丁殉国后清廷仍不撤销对他的处分。在威海卫南岸炮台不可能守住的情况下，丁为避免资敌，下令主动放弃并炸毁。李鸿章在听了戴宗骞的一面之词后，斥责了“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并下令：“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炮台失守，果然出现了敌人用缴获的我军大炮轰击我军的可悲局面。战场指挥官，应有的自主指挥权都被剥夺，怎能打胜仗?
丁汝昌等海陆军将领在无法控制部下的情况下，自杀殉国，爱国之举可嘉。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杀，非但没能报效国家，反而使国家损失一名难得的将才。以死来表示效忠朝廷，是一种盲目愚忠行为，作为军人，是不可取的。
四、余 论
上述几位高级将领自杀殉国，说明他们有强烈的荣辱感，表现了优秀中华儿女誓死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清军众多军官畏敌，贪生怕死，军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军人丧失人格，可耻可恨已极的情况下，这些在战败后自杀身亡者愈显得其精神和人格的难能可贵。笔者无意求全责备，认为邓世昌、林泰曾在完全不会被俘的情况下轻生自杀，实在不值得；刘步蟾自杀的时间也稍早了些。他们自杀，实质上是以个人义气代替军人保卫国家。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一旦打败仗或受重大挫折便寻短见，应该说这不异于逃避责任，也是心理素质不合格的表现。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多次被项羽打败，倘若刘邦打了败仗便自杀，那他永远败了，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个美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耻而后勇是值得称道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的军人才是真英雄；知耻便自尽，这样的人虽有“生当作豪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但缺乏敢于担荷责任的勇气。战争期间，局部的、暂时的失败并不代表一切。一受挫败便选择自杀，怎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如果自杀是为表忠心、赎罪，难道保存实力、总结经验教训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不是表忠心、赎罪的更好方式么?如果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能从整个北洋舰队的生存着想而不去自杀，凭他们的威望和才智协助丁汝昌率威海卫残余的舰船与日寇拼个鱼死网破，那北洋舰队也许有可能免于全军覆没的厄运，至少也不会让日寇缴获那么多完整的舰艇。不过，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在不愿屈膝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殉国，的确是万不得已。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名将领，尤其是一名现代战争中的优秀将军，不但要有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应有百折不挠、知耻而后勇的胆识和良好的综合心理素质。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把个人的生死荣辱与战略大局联系起来考虑，一切为着最终的胜利。既不可以丧失战斗力作为自己投降的借口，也不可轻易放弃斗争，而置战败后的结局于不顾，采取逃避责任的另一种结局——自杀。退却、转移，甚至在不失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妥协、退让，均是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一种可取的方式。这种行为与投降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彻底放弃斗争，苟全性命而后者则是不放弃斗争，重新聚集力量为打倒敌人夺取胜利之举。甲午海战中自杀的上述将领，完善了他们的道德需求，然而中国海军却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不仅表现于舰船大部分被敌人掳去，还因为其精英的基本丧失，在英雄悉数身亡后，侏儒、小人之流大行其道，中国海军的正气之旗无人高扬。中国军人的军事思想(包括军人人格和精神)的落后，造成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另外，这批精英的丧失，也影响了晚清军事现代化。一百一十多年过去了，邓、林、刘、丁等将领自杀的事件仍引人深思：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发扬；但这远远不够：中国军人不仅要有宁死不屈的精神，而且要在继承传统的荣辱观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战争荣辱观，培植知耻而后勇的胆识，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安尊华(1966年—)，男，贵州省思南县人。历史学硕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 俞 菲
关键词：甲午战争高级将领 自杀原因荣辱观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56－5
在甲午战争中，许多中国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以身报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兵们的鲜血没能改变战争失败的命运。一些高级将领如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等倍感耻辱，无力回天，自杀殉国，令人扼腕叹息，发人深思。
一、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年时聪颖好学，还曾向西方人士学过算术。成年后入水师学堂，学业成绩优异，尤其擅长驾驶、测量。
1875年以后，邓世昌先后在“东云”舰、“振威”舰任职，由千总升至守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识他的才能，将他调到北洋水师。后来，邓世昌奉命随丁汝昌赴英国接收清朝政府订购的铁甲舰，经远洋航行，进一步掌握了军舰的性能，演练了海战战术。
1882年，邓世昌参与平定朝鲜内乱，因功升为游击，被赐予“勃勇巴图鲁”的称号。任“扬威”快舰管带期间，邓世昌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因此，他深受上司信任，1882年冬，升任“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四舰营务处，并兼任“致远”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副将职务随同丁汝昌平定台湾少数民族叛乱，因功升为总兵。当时，海军衙门奏定官制，邓世昌被任命为海军中军副将。
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战争。日本海军于9月17日中午在大东沟以东的黄海海面突然袭击中国的北洋舰队。于是，双方激战。“致远”舰在邓世昌指挥下纵横海上，予敌以较大打击。可惜“致远”舰自己也中弹累累，受伤欹侧，炮弹所剩无几。这时，恰与日寇主力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速快炮速快而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他果断地下令猛撞“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以保北洋舰队能胜，不幸途中被“吉野”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虽未实现目的，但这种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弘扬。
邓世昌坠海后，他的随从刘忠用救生圈使他浮出海面。丁汝昌和别的将领也下令部下救他，但邓世昌下定与军舰共存亡决心，不愿求生，将救生圈丢开。就在他即将沉入水时，他养的狗游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不让他沉没淹死，邓世昌甩开手臂，狗就咬住他的辫子使他浮出海面。最终，邓世昌将狗按入水中一起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结束了年仅46岁的生命。邓世昌的事迹上报朝廷后，邓世昌被授予“壮节”这个谥号，
与在平壤保卫战中殉国的左宝贵并称“双忠”。
邓世昌在不会被俘而战友尽力救捞的情况下，执意沉海自尽，原因在于：只有中古时代赳赳武夫的匹夫之勇，没有近代军人能屈能伸、知耻而后勇的胆识，以为打了败仗便自尽才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曾多次表露心迹：“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激战中以与敌同归于尽的方式都未能沉重打击敌人，自己的军舰却被敌击沉，战友没几个能活着。他受不了这个沉重打击，自以为无脸再活在人世；对北洋舰队绝望。舰队内派性严重，他为增强舰队战斗力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都受到闽籍官兵的嫉妒甚至阻挠。身为北洋舰队四副将之一的中将副将，“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平时尚且如此，军舰被日寇击沉后，任管带的邓世昌却活着回去，岂不更加活受罪?从他的身上，我们可看到虽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近代新式军人仍不能脱离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的双重性格。其实，英国海军亦有舰长随船同亡的先例，邓世昌这种自杀行为本可以避免，这种不该死而死的做法对国家是一种损失。
二、林泰曾、刘步蟾
林泰曾(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的孙子，船政学堂的毕业生。1871年在校时与林永升等登上“建威”练习舰，巡历南北洋。1877年3月，赴英学习驾驶，为船政学堂首届出洋留学生。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海军制度，林泰曾任北洋舰队左翼总兵兼主力舰“镇远”的管带。在黄海之战中，他指挥得力，作战英勇，被授予“霍春助巴图鲁”的称号。1894年12月18日，北洋舰队从登州驶回威海卫军港时，正值中午落潮，“镇远”舰进港途中为避开已方布设的水雷不幸触礁重伤。作为管带，林泰曾的确难辞其咎，应当负一定的责任。他羞愤已极，跳海自杀。就这样，北洋舰队总兵便死了一个，舰队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林泰曾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一时羞愤已极失去理智。他是流芳百世的爱国人士林文忠公的孙子、船政学堂的高材生，又赴英国受过训练，是黄海海战中的功臣。因此，他可谓是历史光荣、技术纯熟、经验丰富的海军骁将。不幸的是，他指挥军舰进港，竟然使军舰触礁重伤。这个过失，按理讲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的，可偏偏出现了。他无法正视这残酷的现实，不能忍受这种过失可能带来的耻辱。除了死，别无选择。黄海之战北洋舰队损失较大。因自己的过失，使威振敌胆的二艘主力铁甲舰之一触礁重伤，无疑进一步削弱了舰队的战斗力，他误认为只有一死才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刘步蟾(1852—1895)，福建侯官人，字子香，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材生。1872年参加闽、广驾驶生会考，名列前茅。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奉派出国考察海军。1875年赴欧洲学习枪炝、水雷诸技，任中国留学生领队。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苦读三年，毕业后在英国北海舰队实习，一度担任见习船副。他因刻苦钻研，不但成绩优异，而且能通晓英、法、德三国语言，实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归国后，经丁宝桢、李鸿章推荐，被提拔为游击，会办北洋水师操防。没几年时间，逐渐升为三品参将。1885年，刘步蟾奉命赴德国监造“镇远”、“定远”二舰，出色完成任务，并将二舰领驶回国。1886年，升为“定远”舰管带。1888年，又从德国接收快艇归国，被授予“强勇巴图鲁”称号。同年，北洋舰队正式建立，刘步蟾因技艺精熟、任职勤勉被李鸿章奏请破格提拔，任正二品右翼总兵，其地位仅次于丁汝昌。为北洋舰队，他奉献自己的才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同乡观念重，恃才傲物。《清史稿》载：“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同乡，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
1894年9月17日中午黄海海战爆发。激战中，刘步蟾代替负伤的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定远”以重炮轰击敌旗舰“松岛”，给敌以重大杀伤，使之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北洋舰队在他的指挥下，奋勇作战，给日本舰队以较大的打击，迫使它首先退出战场。
1895年2月上旬，困守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弹尽援绝，完全陷入绝境。洋员和部分怕死的将领勾结起来，共同胁迫于汝昌投降。刘步蟾坚决支持丁汝昌以稳定军心。2月10日，他与丁汝昌下令炸毁遭敌袭 而重伤搁浅的“定远”舰，以免资敌。当夜，他悲愤难禁，服毒自杀殉国。在没到非死不可的时刻便匆匆自杀，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刘步蟾作为杰出的海军人才，在身处绝境的情况下，炸毁自己的军舰后便自杀，其原因值得剖析。他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丧父。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毅然入船政学堂，勤奋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谋求国家富强，为北洋舰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凭真本领官至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可以说是国之栋梁、家之门楣。在北洋舰队完全陷入日寇水陆夹攻的绝境后，迫于形势，下令炸毁自己的座舰。此时此刻，他感到于国于家都万念俱灰，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避免被俘，只有选择自杀，以自我解脱来弥补过失。二人都接受过西洋的新式海军教育，但他们无法超越当时中国人脆弱的个性，这种性格一旦遇到挫折就易于自责以及自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脆弱的国民性格是他们自杀的原因。
三、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在长江水师任职期间，因围剿捻军有功，逐渐升为参将以至提督，还获得“协勇巴图鲁”的称号。1875年他被调入北洋水师，奉命赴英国购买军舰，赴法国、德国的军营、堡垒和军工厂参观，归国后综理北洋水师。1882年，丁汝昌赴朝鲜监视朝美签约，不久又率军舰配合中国陆军平息朝鲜内乱。1883年，他被任命为天津镇总兵。在中法战争中，因功被赏给黄马褂。1888年，北洋舰队建立，他任海军提督。1894年，丁汝昌受赏加封尚书衔。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激战五小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胜且损失较大，但还是给敌人以较大的打击。此役后，鉴于邓世昌执意自杀身亡，丁汝昌担心海军将领动辄把轻生自杀当作壮烈殉国，便制定《海军惩劝章程》。此章程由李鸿章上奏朝廷后实行。北洋舰队则按李鸿章的命令全部躲进威海卫，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
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危急时，丁汝昌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被拒绝并被勒令“保船避战”。可是，丁汝昌受到很多人的弹劾，被革职拿问，只因李鸿章为他求情，才被允许以革职留任的名义继续指挥北洋舰队以将功补过。
1895年1月中旬后，北洋舰队被日军从海陆两面围困于威海卫军港，要想突围已十分困难，何况李鸿章又根本不允许。在情况十分不利时，丁汝昌提出“船台相辅”战策，即“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丁汝昌积极布防，尽力实施这个作战方案。他调派各蚊船分布在东西口警戒守卫，并派鱼雷艇夜间巡哨，又于东西口密布水雷。除设法防御威海卫港口外，他还考虑到南岸三座炮台难以守住，一旦失守反而威胁已方的舰队，便派敢死队打算炸毁。但是，“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不久，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炮台相继失守，对刘公岛中国守军和北洋舰队构成极大威胁。
在北洋舰队四面楚歌之际，日联合舰队司令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托英舰给丁汝昌送来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迷惑，将劝降书送给李鸿章以揭露敌人的阴谋，他发誓：“除死守外无别策，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可见，丁汝昌已下定了与北洋舰队共存亡的决心。
由于威海卫附近中国陆军或被击溃或不战而逃，陆路南北岸炮台都失守，北洋舰队被迫依托刘公岛和日岛孤军奋战，丁汝昌的“船台相辅”战策已不可能实现了，北洋舰队完全陷入绝境。日军从海陆两面夹攻北洋舰队。1895年2月4日夜，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被日军鱼雷艇击伤搁浅。次日夜，“来远”、“威远”等舰又被敌击沉，兵员死伤惨重，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处境更加困难，战斗到了最后关头。
从1895年2月2日到9日，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连续同日军激战一周，昼夜苦战，官兵们疲惫不堪，伤亡日益增加，弹药消耗无法补给，援军杳无音信，士气更加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乘机散布失败情绪，图谋投降；大部分擅离战斗岗位，离船上岸，躲到刘公岛，并于2月7日夜在刘公岛俱乐部秘密集会。他们认为：清军斗志全失，士气沮丧，舰队已完全不可能突围，只有投降才能求生。2月8日，泰莱、瑞乃尔、克尔克在刘公岛与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补道牛昶炳、备补海军提标中军参将兼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密谋投降的具体问题。当日深夜，泰莱和瑞乃尔又匆匆去见丁汝昌，并进行游说，以种种理由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义正辞严地斥责他们，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然后，丁汝昌“出示抚众，略谓援兵将至，固守待援。”于是，军心稍定。
1895年2月10日，丁汝昌、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下令将重伤搁浅的“定远”舰自行爆炸以免资敌。也就在这天夜里，刘步蟾悲愤难禁，服毒自杀，做到了“船亡与亡，志节懔然”。享有很高威望的刘步蟾一死，北洋舰队军心更不稳了，丁汝昌也更无助了。
1895年2月10日，敌水陆夹攻更猛。少数丧失民族气节的将领与洋员马格禄、浩威等“密有成议，鼓动一些官兵，威胁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毫不畏惧，召集各管带及洋员议事。德国人瑞乃尔暗中告诉丁汝昌：“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得计。”丁汝昌接受瑞乃尔的建议，命令沉船，但一些将领煸动士兵拒绝执行沉船的命令。
2月11日，北洋舰队处境更艰难，弹药将尽，援军已绝，而日军的攻势更猛烈了。当夜，丁汝昌召开最后一次海军将领会议，主张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率残余舰艇全力突围以免全军覆灭。与会诸将没几个人响应他，反而自动散会。丁汝昌几次下令用鱼雷轰沉“镇远”以免资敌，竟无人执行命令。此时，丁事实上成了光杆司令。更可悲的是，一些士兵竟拿刀威胁他。丁汝昌彻底绝望，为了避免作俘虏，他人船北向望阙叩头后服鸦片自杀殉国。同时自杀殉国的还有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等人。
为了防守威海卫，丁汝昌抱必死的决心，与强敌周旋到底，克尽职守。从表面上看，北洋舰队被困威海卫，弹尽援绝，尚存可免全军覆没的一线希望，但洋员和相当多的将领煽动士兵要挟他投降，丁汝昌只有选择死才能尽忠国家、保住气节，这是他自杀的直接动因；不难发现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有“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美德。丁同样具有这种传统的美德，这是他接受传统文化的一面；落后的制度使军队内部矛盾重重。北洋舰队正式建立后，“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陆军不能与海军协同作战，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军在威海卫附近竟坐视不救，要塞炮垒多因守将逃遁而不战弃守；没落的清王朝不重视北洋舰队，没有坚定的抗敌政策。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建立后，“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中日战争期间，清廷在黄海之役后妥协、求和活动一直在进行，这实在令人寒心；蒙受不白不冤，没有应有的自主指挥权。旅顺失守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衰弱和李鸿章的全面单纯守势战略造成的必然结果，是驻守旅顺的陆军诸统领不战而逃所致。丁汝昌弃守旅 顺海军基地，率北洋舰队移师威海卫是李鸿章决定的，他应当负弃守之责。可是，丁汝昌成了替罪羊，受到“褫职逮问”的处分，虽经李鸿章求情而革职留任，但丁殉国后清廷仍不撤销对他的处分。在威海卫南岸炮台不可能守住的情况下，丁为避免资敌，下令主动放弃并炸毁。李鸿章在听了戴宗骞的一面之词后，斥责了“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并下令：“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炮台失守，果然出现了敌人用缴获的我军大炮轰击我军的可悲局面。战场指挥官，应有的自主指挥权都被剥夺，怎能打胜仗?
丁汝昌等海陆军将领在无法控制部下的情况下，自杀殉国，爱国之举可嘉。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杀，非但没能报效国家，反而使国家损失一名难得的将才。以死来表示效忠朝廷，是一种盲目愚忠行为，作为军人，是不可取的。
四、余 论
上述几位高级将领自杀殉国，说明他们有强烈的荣辱感，表现了优秀中华儿女誓死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清军众多军官畏敌，贪生怕死，军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军人丧失人格，可耻可恨已极的情况下，这些在战败后自杀身亡者愈显得其精神和人格的难能可贵。笔者无意求全责备，认为邓世昌、林泰曾在完全不会被俘的情况下轻生自杀，实在不值得；刘步蟾自杀的时间也稍早了些。他们自杀，实质上是以个人义气代替军人保卫国家。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一旦打败仗或受重大挫折便寻短见，应该说这不异于逃避责任，也是心理素质不合格的表现。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多次被项羽打败，倘若刘邦打了败仗便自杀，那他永远败了，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个美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耻而后勇是值得称道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的军人才是真英雄；知耻便自尽，这样的人虽有“生当作豪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但缺乏敢于担荷责任的勇气。战争期间，局部的、暂时的失败并不代表一切。一受挫败便选择自杀，怎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如果自杀是为表忠心、赎罪，难道保存实力、总结经验教训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不是表忠心、赎罪的更好方式么?如果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能从整个北洋舰队的生存着想而不去自杀，凭他们的威望和才智协助丁汝昌率威海卫残余的舰船与日寇拼个鱼死网破，那北洋舰队也许有可能免于全军覆没的厄运，至少也不会让日寇缴获那么多完整的舰艇。不过，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在不愿屈膝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殉国，的确是万不得已。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名将领，尤其是一名现代战争中的优秀将军，不但要有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应有百折不挠、知耻而后勇的胆识和良好的综合心理素质。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把个人的生死荣辱与战略大局联系起来考虑，一切为着最终的胜利。既不可以丧失战斗力作为自己投降的借口，也不可轻易放弃斗争，而置战败后的结局于不顾，采取逃避责任的另一种结局——自杀。退却、转移，甚至在不失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妥协、退让，均是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一种可取的方式。这种行为与投降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彻底放弃斗争，苟全性命而后者则是不放弃斗争，重新聚集力量为打倒敌人夺取胜利之举。甲午海战中自杀的上述将领，完善了他们的道德需求，然而中国海军却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不仅表现于舰船大部分被敌人掳去，还因为其精英的基本丧失，在英雄悉数身亡后，侏儒、小人之流大行其道，中国海军的正气之旗无人高扬。中国军人的军事思想(包括军人人格和精神)的落后，造成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另外，这批精英的丧失，也影响了晚清军事现代化。一百一十多年过去了，邓、林、刘、丁等将领自杀的事件仍引人深思：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发扬；但这远远不够：中国军人不仅要有宁死不屈的精神，而且要在继承传统的荣辱观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战争荣辱观，培植知耻而后勇的胆识，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安尊华(1966年—)，男，贵州省思南县人。历史学硕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 俞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