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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评介《贵阳邮政史》一书在贵州史学著作中地位，对作者在叙述了贵阳邮政百年发展史和运用历史资料中的方式方法以及蝙纂中的得与失，客观地指出不足和失误。并适当地进行介绍、推荐作者及其书。
关键词：贵阳 邮政 发展 历史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8)02-100-3
贵州地方史志的编纂，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至本世纪初，方兴未艾，并出现很多优秀成果。继《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之后，合全省史学界之力而编纂的宏篇巨著《贵州通史》，也于本世纪初付梓问世。贵州各专门史的编纂，也在同时期进行。20余年来，陆续出版了《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青年运动史》、《贵州古代教育史》、《贵州佛教史》、《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戏剧文学批评史》、《贵州土司史》、《贵州教育史》等。以上专门史著作，除《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外，均属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有关贵州地方经济建设的专门史研究和成果，寥寥无几，可以说是贵州史学研究的一个缺憾。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贵州学人对专门史研究也没有放弃，尤其是一些年青的学者，在这方面努力着，默默地进行他们的研究。贵州省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吴晓秋，便是一个在地方史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耕耘者。翻阅到她近期编著出版的《贵阳邮政史》(以下简称《邮政史》)，一方面为贵州地方史研究又添新成果而高兴，一方面也为吴晓秋执着的研究精神所感动。
吴晓秋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文博系统工作，长期从事贵州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展览陈列，同时也对贵州民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并随时到省内各地指导博物展览的具体事宜。按理说工作繁忙，也没有多少专门的时间坐下来进行地方史的研究。但事情并非如此，毕竟事在人为。工作之余，吴晓秋没有停止她所学历史专业的进修，积极地参加省内外各种有关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交流，同时搜集、积累很多原始资料，丰富了知识见解，在史学领域里的不断的钻研和创作。现在她所向人们展示的《贵阳邮政史》专著，就是她不断追求的硕果，但也不是她自己所说的“偶尔之作”。如果没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以及她执着的、创作精神，近30万言的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面世的。正如吴晓秋自己所言，为弥补贵州史志研究上的空白，她在已经出版的贵州省、贵阳市两本《邮电志》的基础上，“先后到中国邮电博物馆、中国邮票博物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省市图书馆，省市博物馆，省市档案馆，省市党史办，省市地方志办，省市邮电档案馆，以及机要通信相关部门和单位，不遗余力挖掘整理”，经过历时3年的心血构造。也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帮助，才终于完成。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
《邮政史》一书，作者采用用章节体形式，全面叙述了贵阳邮政通信发展历史，并用适当的篇幅追溯和简述贵州全省的邮政通信，上自远古，下至当代，向人们展示了贵阳邮政通信历史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让人们看到了贵阳与中国同步，官方邮驿通信与民间传递通信共存的历史。这种情况并未因贵阳的行政区划变更而改变，全书始终确定了贵阳邮政在全省的地位和在全国邮政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邮政史》一书，共分七章，另有一大事记。从结构上来说，内容的分配较为合理，作者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以第一章叙述贵州及贵阳古代原始通信到宋元明清邮驿通信，第二、三章叙述了贵阳近代邮政通信到现代邮政通信的形成和发展，后四章则重点叙述了上世纪40年代前后至世纪末贵阳邮政的发展、兴衰、挫折、变革，并在现代电子通讯飞快出现、壮大的情况下进行的变革并适应和接受了新的市场竞争大量史事，全方位地确定了贵阳邮政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全书有史有论，有理有节，叙述清楚。本书较大出色点是作者搜集引用了一些较为珍贵历史资料照片，以佐证史料的叙述，并证明其真实性和可读性，使读者在阅读时增强视觉效果，加大对史料的认识。照片的编排也较为合理，与文字相得益彰。
《邮政史》第一章《贵州古代邮传通信概述》，作者站在全省角度，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考古、出土文物及文献典籍，简而精到地叙述贵州远古原始人类通信到战国以降邮驿通信发展脉络。全章条理清楚、史料详实、论据恰当、观点鲜明，读后便自然地了解到贵州自有人类活动起，就有了初期的信息传递。在大规模的开发后，贵州因驿道的修建，并利用其传递信息，延续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即各朝各代，同时形成了以贵阳为轴心、向周边四方传送信息的邮驿中心，有了联系湘、滇、川、桂四省的主要驿道及数十个驿、站、所，构现了一幅古代贵州贵阳的邮传路线图。贵州在清代中叶以前，承袭明制，贵阳通向四方的驿道又有大的发展，故邮传的驿、站、递、铺相互交错，形成更大的通信网络，已经覆盖、贯通全省，通至全国各地。有清一代驿道邮路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贵州与邻省和中央政权的联系交往，并带动了诸多产业、行业的产生和城镇建设、文化教育的兴起。
《邮政史》第二章《20世纪初贵阳近代邮政的起步与发展》，叙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前近代邮政通信在贵阳的出现和发展。作者以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为题，在交代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之后，从近代邮政的雏形开始分别对上述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展开叙述，再次确立贵阳邮政在省内的地位，并定论该段历史是贵阳乃至贵州邮政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规律的，本章应是该书之重点章节，是读者了解贵阳近代邮政发展的主要内容。贵阳邮政局，最早的名称出现于1901年，是贵州第一个官办邮政机构(原址在今贵阳市中山西路与市府路交叉路口)，同时开始办理收寄信件(包括快信)、递送包裹、邮政汇兑、发行报纸等业务。在简要介绍近代邮政必然取代传统邮驿之后，作者用两节的篇幅叙述清代后叶与民国前期贵阳近代邮政的确立、发展，重点展示邮政机构的扩大和邮路的拓展、邮政业务的范围也有较大增加，官邮基本取代民间传信。
先是，贵阳民间传信始于清末，最早由四川进入的民信局，即四川人创办的“麻乡约”，业务与官办邮政基本相同。现能知道的较早的民间信局原址，在贵阳青岩，当时主要为教堂与贵阳之间通信联系服务，称之为“民办信局”。该信局原址保存很好，其牌匾已为中国邮政博物馆收藏。
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史实，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邮政，全由外国人控村和管理，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充满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贵阳邮政也是如此。但作者对此没有作详细的评论，仅仅用史实进行说明，当时就是这样。上自中国总邮政司(后改为邮传部邮政总局)，下至各省及各通商口岸所设的邮政总局、副邮政总局(后改为邮政局)，均由外国人任职管理，中国人只能在其中打工。《邮政史》作者在书中，详细记叙了贵阳邮政局的沿革、人员配置、业务开展等，没有对之进行评论，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分析、评说，不引导读者，不说教。这种以史喻理的写法，可谓史家笔法。
在第三章、第四章，作者分别就抗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贵阳邮政的发展作了叙述。特别是抗战阶段，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转移西南，贵阳成为大后方，为适应需要，现代邮政发展速度加快，开设了汽车邮 路、航空邮路，省际间邮政业务量增大；另外，有关邮政机构如军邮、邮政储金相继建立等，构成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国民党统治时期贵阳邮政受到政治时局影响，较之战时呈衰落景象，虽然经过当局的所谓改良，仍不见有多大的变化，中华邮政也到结束之时了。两章所记内容及作者对此段历史的评述较为准确、适当，文字也是简约、清晰的。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时期，有关民族存亡和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之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持续了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在战争的夹缝里顽强的、曲折的发展。贵阳乃至贵州的经济发展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其中邮政事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下缓慢的改变。本书这两章没有对之异化，而是用史家笔法如实的记录了这一时期贵阳邮政的发展，并特别的对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阳邮政交通活动进行叙述，以此说明了同为中国人、同为贵州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相同的事业也在奋斗和努力。在这两章中，作者用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叙了贵阳邮政职工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的劳动创造的，贵阳邮政事业的发展与众多的邮政职工分不开的。在后面的几章中，作者也继续叙述了这个问题。
本书的后三章，作者本着详今略古、详今略远原则，用近一半的篇幅，叙述了贵阳邮政在上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末50年贵阳邮政的艰难发展，这是本书的重点。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和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及经济转型这两个特别时期，贵阳邮政事业艰辛、调整、改革、创新再发展的过程，看到了贵阳邮政职工的辛苦、热情、困惑、奋斗、努力、喜悦，看到了贵阳邮政在现代电子通讯飞速发展的形式下的竞争、拼搏、成功……。可以说本书不仅记录了贵阳邮政百年历史，而且也讲述了贵阳邮政人的奋斗史。作者在书中，以事系人，对贵阳邮政战线上职工的所作所为，进行积极叙述，使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贵阳数代邮政人的辛劳和付出。这是本书一个闪亮点。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专家们，不仅仅是在研究历史，传承历史，也要承担宣传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人们、普通的人们的责任和义务，让这些平凡的人随着他们所从事、热爱的事业走进读者的视线，走进历史。本书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部专门史，《邮政史》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一些叙述不清、较为模糊的地方，也有一些明显的史料错处和撰写方法上的失误，特别是在整个书的体例和编写上。地方史志，记载的必定是一地之史志，可以说不能越雷池一部，绝不可以带有任何不属于史志叙述范围的人和事。《邮政史》不经意地违反了这样的原则，有较多的部门史的痕迹。我们知道，编写地方史志，切忌把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叙成一个部门的历史。虽然记叙一件事务，脱离不了从事或承担这项事业的单位和个人，但作者或编者在编写中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和原则，尽量不要把“部门”这个概念与“地方”的概念混淆，这样才能做到地方就是地方，不是部门。《邮政史》在后三章及大事记中，则有部门史的表述，特别是大事记，基本是部门的大事，与贵阳百年邮政史联系不是很密切，缺少贵阳乃至贵州前50年的邮政发展大事。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具体的部门，出现“局如何如何”等的记述。还有较为严重的是，有的章节直接记叙了与贵阳邮政发展无关的事。如第五章第五节中设有“党团组织的重新建立”专目，第六章第一节中有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他政治运动的内容，第三节列有“开展端正局风活动”专目等等，明显的、与邮政发展无关的材料。可以说在编写中会出现一些客观原因，不能为作者所左右，但是如果要从严格的史学著作来说是应不允许的，作者应该明白这一点。
回过头来说，任何著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瑕不掩玉。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把这样一部专门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贵州史学努力了，其精神是可贵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愿作者继续在史学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成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责任编辑 张翔
关键词：贵阳 邮政 发展 历史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8)02-100-3
贵州地方史志的编纂，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至本世纪初，方兴未艾，并出现很多优秀成果。继《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之后，合全省史学界之力而编纂的宏篇巨著《贵州通史》，也于本世纪初付梓问世。贵州各专门史的编纂，也在同时期进行。20余年来，陆续出版了《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青年运动史》、《贵州古代教育史》、《贵州佛教史》、《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戏剧文学批评史》、《贵州土司史》、《贵州教育史》等。以上专门史著作，除《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外，均属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有关贵州地方经济建设的专门史研究和成果，寥寥无几，可以说是贵州史学研究的一个缺憾。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贵州学人对专门史研究也没有放弃，尤其是一些年青的学者，在这方面努力着，默默地进行他们的研究。贵州省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吴晓秋，便是一个在地方史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耕耘者。翻阅到她近期编著出版的《贵阳邮政史》(以下简称《邮政史》)，一方面为贵州地方史研究又添新成果而高兴，一方面也为吴晓秋执着的研究精神所感动。
吴晓秋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文博系统工作，长期从事贵州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展览陈列，同时也对贵州民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并随时到省内各地指导博物展览的具体事宜。按理说工作繁忙，也没有多少专门的时间坐下来进行地方史的研究。但事情并非如此，毕竟事在人为。工作之余，吴晓秋没有停止她所学历史专业的进修，积极地参加省内外各种有关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交流，同时搜集、积累很多原始资料，丰富了知识见解，在史学领域里的不断的钻研和创作。现在她所向人们展示的《贵阳邮政史》专著，就是她不断追求的硕果，但也不是她自己所说的“偶尔之作”。如果没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以及她执着的、创作精神，近30万言的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面世的。正如吴晓秋自己所言，为弥补贵州史志研究上的空白，她在已经出版的贵州省、贵阳市两本《邮电志》的基础上，“先后到中国邮电博物馆、中国邮票博物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省市图书馆，省市博物馆，省市档案馆，省市党史办，省市地方志办，省市邮电档案馆，以及机要通信相关部门和单位，不遗余力挖掘整理”，经过历时3年的心血构造。也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帮助，才终于完成。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
《邮政史》一书，作者采用用章节体形式，全面叙述了贵阳邮政通信发展历史，并用适当的篇幅追溯和简述贵州全省的邮政通信，上自远古，下至当代，向人们展示了贵阳邮政通信历史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让人们看到了贵阳与中国同步，官方邮驿通信与民间传递通信共存的历史。这种情况并未因贵阳的行政区划变更而改变，全书始终确定了贵阳邮政在全省的地位和在全国邮政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邮政史》一书，共分七章，另有一大事记。从结构上来说，内容的分配较为合理，作者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以第一章叙述贵州及贵阳古代原始通信到宋元明清邮驿通信，第二、三章叙述了贵阳近代邮政通信到现代邮政通信的形成和发展，后四章则重点叙述了上世纪40年代前后至世纪末贵阳邮政的发展、兴衰、挫折、变革，并在现代电子通讯飞快出现、壮大的情况下进行的变革并适应和接受了新的市场竞争大量史事，全方位地确定了贵阳邮政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全书有史有论，有理有节，叙述清楚。本书较大出色点是作者搜集引用了一些较为珍贵历史资料照片，以佐证史料的叙述，并证明其真实性和可读性，使读者在阅读时增强视觉效果，加大对史料的认识。照片的编排也较为合理，与文字相得益彰。
《邮政史》第一章《贵州古代邮传通信概述》，作者站在全省角度，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考古、出土文物及文献典籍，简而精到地叙述贵州远古原始人类通信到战国以降邮驿通信发展脉络。全章条理清楚、史料详实、论据恰当、观点鲜明，读后便自然地了解到贵州自有人类活动起，就有了初期的信息传递。在大规模的开发后，贵州因驿道的修建，并利用其传递信息，延续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即各朝各代，同时形成了以贵阳为轴心、向周边四方传送信息的邮驿中心，有了联系湘、滇、川、桂四省的主要驿道及数十个驿、站、所，构现了一幅古代贵州贵阳的邮传路线图。贵州在清代中叶以前，承袭明制，贵阳通向四方的驿道又有大的发展，故邮传的驿、站、递、铺相互交错，形成更大的通信网络，已经覆盖、贯通全省，通至全国各地。有清一代驿道邮路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贵州与邻省和中央政权的联系交往，并带动了诸多产业、行业的产生和城镇建设、文化教育的兴起。
《邮政史》第二章《20世纪初贵阳近代邮政的起步与发展》，叙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前近代邮政通信在贵阳的出现和发展。作者以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为题，在交代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之后，从近代邮政的雏形开始分别对上述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展开叙述，再次确立贵阳邮政在省内的地位，并定论该段历史是贵阳乃至贵州邮政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规律的，本章应是该书之重点章节，是读者了解贵阳近代邮政发展的主要内容。贵阳邮政局，最早的名称出现于1901年，是贵州第一个官办邮政机构(原址在今贵阳市中山西路与市府路交叉路口)，同时开始办理收寄信件(包括快信)、递送包裹、邮政汇兑、发行报纸等业务。在简要介绍近代邮政必然取代传统邮驿之后，作者用两节的篇幅叙述清代后叶与民国前期贵阳近代邮政的确立、发展，重点展示邮政机构的扩大和邮路的拓展、邮政业务的范围也有较大增加，官邮基本取代民间传信。
先是，贵阳民间传信始于清末，最早由四川进入的民信局，即四川人创办的“麻乡约”，业务与官办邮政基本相同。现能知道的较早的民间信局原址，在贵阳青岩，当时主要为教堂与贵阳之间通信联系服务，称之为“民办信局”。该信局原址保存很好，其牌匾已为中国邮政博物馆收藏。
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史实，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邮政，全由外国人控村和管理，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充满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贵阳邮政也是如此。但作者对此没有作详细的评论，仅仅用史实进行说明，当时就是这样。上自中国总邮政司(后改为邮传部邮政总局)，下至各省及各通商口岸所设的邮政总局、副邮政总局(后改为邮政局)，均由外国人任职管理，中国人只能在其中打工。《邮政史》作者在书中，详细记叙了贵阳邮政局的沿革、人员配置、业务开展等，没有对之进行评论，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分析、评说，不引导读者，不说教。这种以史喻理的写法，可谓史家笔法。
在第三章、第四章，作者分别就抗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贵阳邮政的发展作了叙述。特别是抗战阶段，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转移西南，贵阳成为大后方，为适应需要，现代邮政发展速度加快，开设了汽车邮 路、航空邮路，省际间邮政业务量增大；另外，有关邮政机构如军邮、邮政储金相继建立等，构成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国民党统治时期贵阳邮政受到政治时局影响，较之战时呈衰落景象，虽然经过当局的所谓改良，仍不见有多大的变化，中华邮政也到结束之时了。两章所记内容及作者对此段历史的评述较为准确、适当，文字也是简约、清晰的。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时期，有关民族存亡和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之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持续了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在战争的夹缝里顽强的、曲折的发展。贵阳乃至贵州的经济发展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其中邮政事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下缓慢的改变。本书这两章没有对之异化，而是用史家笔法如实的记录了这一时期贵阳邮政的发展，并特别的对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阳邮政交通活动进行叙述，以此说明了同为中国人、同为贵州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相同的事业也在奋斗和努力。在这两章中，作者用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叙了贵阳邮政职工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的劳动创造的，贵阳邮政事业的发展与众多的邮政职工分不开的。在后面的几章中，作者也继续叙述了这个问题。
本书的后三章，作者本着详今略古、详今略远原则，用近一半的篇幅，叙述了贵阳邮政在上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末50年贵阳邮政的艰难发展，这是本书的重点。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和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及经济转型这两个特别时期，贵阳邮政事业艰辛、调整、改革、创新再发展的过程，看到了贵阳邮政职工的辛苦、热情、困惑、奋斗、努力、喜悦，看到了贵阳邮政在现代电子通讯飞速发展的形式下的竞争、拼搏、成功……。可以说本书不仅记录了贵阳邮政百年历史，而且也讲述了贵阳邮政人的奋斗史。作者在书中，以事系人，对贵阳邮政战线上职工的所作所为，进行积极叙述，使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贵阳数代邮政人的辛劳和付出。这是本书一个闪亮点。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专家们，不仅仅是在研究历史，传承历史，也要承担宣传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人们、普通的人们的责任和义务，让这些平凡的人随着他们所从事、热爱的事业走进读者的视线，走进历史。本书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部专门史，《邮政史》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一些叙述不清、较为模糊的地方，也有一些明显的史料错处和撰写方法上的失误，特别是在整个书的体例和编写上。地方史志，记载的必定是一地之史志，可以说不能越雷池一部，绝不可以带有任何不属于史志叙述范围的人和事。《邮政史》不经意地违反了这样的原则，有较多的部门史的痕迹。我们知道，编写地方史志，切忌把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叙成一个部门的历史。虽然记叙一件事务，脱离不了从事或承担这项事业的单位和个人，但作者或编者在编写中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和原则，尽量不要把“部门”这个概念与“地方”的概念混淆，这样才能做到地方就是地方，不是部门。《邮政史》在后三章及大事记中，则有部门史的表述，特别是大事记，基本是部门的大事，与贵阳百年邮政史联系不是很密切，缺少贵阳乃至贵州前50年的邮政发展大事。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具体的部门，出现“局如何如何”等的记述。还有较为严重的是，有的章节直接记叙了与贵阳邮政发展无关的事。如第五章第五节中设有“党团组织的重新建立”专目，第六章第一节中有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他政治运动的内容，第三节列有“开展端正局风活动”专目等等，明显的、与邮政发展无关的材料。可以说在编写中会出现一些客观原因，不能为作者所左右，但是如果要从严格的史学著作来说是应不允许的，作者应该明白这一点。
回过头来说，任何著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瑕不掩玉。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把这样一部专门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贵州史学努力了，其精神是可贵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愿作者继续在史学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成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责任编辑 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