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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一向被公认为是一个浪漫的民族,而德国人则被公认为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民族。的确,德国人极其注重秩序、条理,过于严肃,近乎刻板,似乎缺少了一份浪漫情怀。在德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严肃”占有重要的一席,乃至许多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太钟情于他们的“small talk”(英国式的闲聊、谈天),简直无法同他们进行严肃的谈话。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工作中,德国人的确极其严肃,“德国制造”正是借此获得美誉。
然而从根本上说,法国人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创造出唯理主义哲学。尽管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是法国社会中较少出现极端的狂热行为,民主制度在法国也极为巩固,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恰恰是被公认为理性化身的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眼中,却还有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身份,他们被视为一个浪漫的民族,是浮士德博士的子孙;而且他们浪漫得让人不可捉摸,甚至不可理喻。的确,仅仅从外观看,德国的确就可以让人陶醉在浪漫中。许多法国人一踏入德国,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传统桁架房屋窗台和阳台上摆满的鲜花;乘船游览从科布伦茨至宾根—吕德斯海姆这段最著名的莱茵河谷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两岸无穷无尽的苍翠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葡萄藤、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古堡;游船经过圣戈阿斯豪森附近的岩“罗列来”时,游船上必定播放起著名而感伤的世界名曲《罗列来》,游客们大有可能会禁不住发出“真浪漫啊,请停一下”的感叹。
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一个跟踪考察,就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绝不仅仅是这层浪漫的面纱,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的哲人认为理想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世界与理想不相一致时,他们便致力于把一个理想世界搬到现实中来。从这个意义来看,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运动在德国才真正找到了故乡。正是扎根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土壤和价值层面上的浪漫精神,民族社会主义才会有生存和崛起的基础。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对此,德国思想界的左翼与右翼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人对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对“浪漫德国”的理解却又不总是为他们自己所警觉。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感叹道:“但使人无法相信的是,浪漫主义竟然诞生在一个以严肃(严肃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著称的民族。浪漫是严谨的反义词,是通向情感的路口。这首先与我们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性情是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懂德国人。”(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话说欧洲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页)
德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到底是同一文明中的个体差异,还是竟可构成德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明证?随着战后德国之重返西方大家庭,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拨云见日。而“二战”爆发前及战争进行期间,西方对于德国人的浪漫气质有多少了解,大可值得怀疑,西方国家对于纳粹领导层的精神世界的认知之匮乏,并且在与德国的关系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没有应对方法,则是无可置疑的。直到硝烟散去、一个个集中营被打开之后,面对用西方文明的规范无法解释的野蛮,西方才真正明白德国人的确“与众不同”,才发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误读”了德国,终于酿成大祸。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uhrkamp, F/M, 1990,以下简称《德国人研究》)的第四章里对此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研究,剖析了西方对于纳粹德国的误读。
埃利亚斯认为,“二战”前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德国最大的误读,是用西方国家所为之自豪的理性来审视世界、透过这副理性的眼镜来看待德国。西方人笃信理性;秉承这种理性,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其因,人们做事情也必须有一个合乎理性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必然源自现实,必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根源,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赤裸裸的利益。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基于这种利益驱动的逻辑,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要维护国家利益,因此都是透过利益的眼镜来看待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信仰、信念等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不可能超越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丘吉尔曾有名言曰: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如果魔鬼可以拯救大英帝国,他也愿意同魔鬼打交道,云云。究其根本,利益原则的根基还是理性及其象征“常识”。人际关系中,双方即便不能占点便宜,也必须“公平交易”。同样,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中,西方国家仍然奉行利益至上的原则。西方的功利思维、工具理性始终未能看透纳粹领导层的心态,即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为实现“德意志民族使命”而怀抱的使命感。纳粹德国的政治与这种宗教精神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表现为“信仰”。但是西方国家不理解这种“浪漫”情怀,只能用“常识”来看待之,必然要犯错误。因此丘吉尔们没有料到,歌德故里竟然会有希特勒们这样一帮半开化的小市民,他们并未真正受过文明的洗礼,完全不按文明世界的规则出牌。而当这帮“浪子”的行为与他们的思维定式相悖时,他们便无所适从,手足无措。纳粹之所以得以肆虐,部分原因也在于西方对于纳粹的误读。
西方对纳粹领导层的误读,在种族灭绝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清楚。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认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和排犹其实是一个功利行为,是纳粹在用犹太人问题与西方讨价还价,通过犹太人问题来要挟西方,迫使西方做出让步。埃利亚斯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理解纳粹德国的:“究其根本,民族社会主义的首领们与我们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说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些胡言乱语而已。如果一旦事态严重,这些人会像我们一样地行动和思考。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宣传的辞藻,只是为了得到权力。”(《德国人研究》,409页)但究其根本,纳粹的屠犹却是出于一种种族主义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心理和情感基础显然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浪漫情怀”;沿着这条思路,埃利亚斯说道:“渴望一个扑朔迷离的、不寻常的时刻,这样一种潜在的或公开的追求被植入了德国的传统之中。[……]在民族社会主义之前的德国,人们渴望体验超乎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具有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力量,打破个体与个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种潜在的、常常处于半意识状态的渴望,是用来与传统的民族理想与议会制的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尖锐对立相抗衡的。”(《德国人研究》,424页)
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西方国家依然用理性的、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他们认为,屠杀犹太人是第三帝国从经济上永久性地消灭竞争对手的一个手段。当然,在西方国家看来,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有非经济、非利益的原因,例如通过把犹太人妖魔化,可以通过树立这样一个敌人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以緩解甚至消除德国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杀害犹太人,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战争策略,即通过减少敌人的数量来降低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但是“最终人们发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服务于什么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目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们是被他们强烈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所驱使才干下这些事情的”(《德国人研究》,407页)。所以一旦事情出乎他们的预料,一旦用他们习惯的逻辑无法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时,西方领导层便慌了手脚,束手无策,只能指责德国人不可理喻(unberechenbar)。
为什么纳粹要把犹太人彻底灭绝?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这个问题也难以用理性来解释。埃利亚斯分析道,屠杀犹太人并不是战争行为,并不具有军事价值,并不是战争所要求的,因为犹太人的死亡并未给德国的移民腾出“生存空间”,对于巩固和加强纳粹在德国的权力或是德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毫无意义。如果说,纳粹上台前及上台伊始,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还有消弭社会矛盾的作用,那么在战争进行到中后期时,屠犹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功能。在这个时期,继续叫嚷犹太人的威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无益。
战争爆发后,通过一系列排犹、反犹的措施,犹太人已经被彻底控制,所谓“犹太人的阴谋”之说已经丧失说服力。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纳粹领导层决定灭绝犹太民族。所以不能用西方人的“常识”来理解大屠杀的动机。埃利亚斯的解释是,西方始终没有明白纳粹为何要除掉犹太民族。在他看来,纳粹德国之屠犹,其动机是纯精神性的,是出于一种理念、一种信仰,灭绝犹太人是纳粹奉行的信仰高于现实利益的典范,里芬斯塔尔拍摄的电影《信仰的胜利》、《意志的凯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信仰在纳粹德国的意义。纳粹的一个坚定的信仰是,要维护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犹太人作为一个“劣等民族”,不配享有生存权,更不配生活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这个种族洁癖已经成了纳粹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这个信仰,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恰恰是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西方未能理解纳粹德国。西方用其现实的、实际上是功利的思维来看待德国,当然无法理解这个“浪漫民族”的“浪漫情怀”。尽管埃利亚斯并未把非理性的信仰视为纳粹整体行为的终极原因和动力,但是在某些事件如纳粹的屠犹行径中,在他看来这个信仰的确是首要原因;而纳粹德国的高层和精英则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理念,忠于其信仰,为之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可以牺牲现实利益,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从西方与纳粹德国对话的失误中可以看出,西方对纳粹德国的误读出自他们的理念,即一切事物皆有其现实的理由;而埃利亚斯的剖析,给我们理解第三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当然,当今德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就认为,纳粹的屠犹并没有一个通盘的、完整的计划,而是机会主义的,取决于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具体情况。这样说也许比较公道: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曾经)具有一种“浪漫情怀”,而纳粹的极端非理性主义则是这种“浪漫情怀”在特殊时代的极端、变形的表现。
今非昔比,如今的德国似乎“浪漫”不再,德国的政治与外交(至少在默克尔之前)相当务实;德国的“新新人类”崇尚的不再是激情,而是钟情于“酷”文化,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公众人物大多来自娱乐圈或是文化和科技界,政界人物排名相当靠后。但是历史的遗产也不那么容易烟消云散。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蓬勃发展起来的环保意识,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绿党的主張,被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讥讽为“对大地的顶礼膜拜”、浪漫主义的回声;而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民族概念又被部分左翼人士视为前现代的遗物,与现代世界不匹配。德国的“浪漫”到底还在不在?
然而从根本上说,法国人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创造出唯理主义哲学。尽管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是法国社会中较少出现极端的狂热行为,民主制度在法国也极为巩固,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恰恰是被公认为理性化身的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眼中,却还有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身份,他们被视为一个浪漫的民族,是浮士德博士的子孙;而且他们浪漫得让人不可捉摸,甚至不可理喻。的确,仅仅从外观看,德国的确就可以让人陶醉在浪漫中。许多法国人一踏入德国,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传统桁架房屋窗台和阳台上摆满的鲜花;乘船游览从科布伦茨至宾根—吕德斯海姆这段最著名的莱茵河谷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两岸无穷无尽的苍翠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葡萄藤、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古堡;游船经过圣戈阿斯豪森附近的岩“罗列来”时,游船上必定播放起著名而感伤的世界名曲《罗列来》,游客们大有可能会禁不住发出“真浪漫啊,请停一下”的感叹。
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一个跟踪考察,就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绝不仅仅是这层浪漫的面纱,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的哲人认为理想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世界与理想不相一致时,他们便致力于把一个理想世界搬到现实中来。从这个意义来看,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运动在德国才真正找到了故乡。正是扎根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土壤和价值层面上的浪漫精神,民族社会主义才会有生存和崛起的基础。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对此,德国思想界的左翼与右翼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人对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对“浪漫德国”的理解却又不总是为他们自己所警觉。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感叹道:“但使人无法相信的是,浪漫主义竟然诞生在一个以严肃(严肃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著称的民族。浪漫是严谨的反义词,是通向情感的路口。这首先与我们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性情是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懂德国人。”(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话说欧洲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页)
德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到底是同一文明中的个体差异,还是竟可构成德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明证?随着战后德国之重返西方大家庭,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拨云见日。而“二战”爆发前及战争进行期间,西方对于德国人的浪漫气质有多少了解,大可值得怀疑,西方国家对于纳粹领导层的精神世界的认知之匮乏,并且在与德国的关系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没有应对方法,则是无可置疑的。直到硝烟散去、一个个集中营被打开之后,面对用西方文明的规范无法解释的野蛮,西方才真正明白德国人的确“与众不同”,才发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误读”了德国,终于酿成大祸。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uhrkamp, F/M, 1990,以下简称《德国人研究》)的第四章里对此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研究,剖析了西方对于纳粹德国的误读。
埃利亚斯认为,“二战”前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德国最大的误读,是用西方国家所为之自豪的理性来审视世界、透过这副理性的眼镜来看待德国。西方人笃信理性;秉承这种理性,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其因,人们做事情也必须有一个合乎理性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必然源自现实,必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根源,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赤裸裸的利益。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基于这种利益驱动的逻辑,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要维护国家利益,因此都是透过利益的眼镜来看待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信仰、信念等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不可能超越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丘吉尔曾有名言曰: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如果魔鬼可以拯救大英帝国,他也愿意同魔鬼打交道,云云。究其根本,利益原则的根基还是理性及其象征“常识”。人际关系中,双方即便不能占点便宜,也必须“公平交易”。同样,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中,西方国家仍然奉行利益至上的原则。西方的功利思维、工具理性始终未能看透纳粹领导层的心态,即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为实现“德意志民族使命”而怀抱的使命感。纳粹德国的政治与这种宗教精神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表现为“信仰”。但是西方国家不理解这种“浪漫”情怀,只能用“常识”来看待之,必然要犯错误。因此丘吉尔们没有料到,歌德故里竟然会有希特勒们这样一帮半开化的小市民,他们并未真正受过文明的洗礼,完全不按文明世界的规则出牌。而当这帮“浪子”的行为与他们的思维定式相悖时,他们便无所适从,手足无措。纳粹之所以得以肆虐,部分原因也在于西方对于纳粹的误读。
西方对纳粹领导层的误读,在种族灭绝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清楚。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认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和排犹其实是一个功利行为,是纳粹在用犹太人问题与西方讨价还价,通过犹太人问题来要挟西方,迫使西方做出让步。埃利亚斯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理解纳粹德国的:“究其根本,民族社会主义的首领们与我们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说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些胡言乱语而已。如果一旦事态严重,这些人会像我们一样地行动和思考。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宣传的辞藻,只是为了得到权力。”(《德国人研究》,409页)但究其根本,纳粹的屠犹却是出于一种种族主义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心理和情感基础显然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浪漫情怀”;沿着这条思路,埃利亚斯说道:“渴望一个扑朔迷离的、不寻常的时刻,这样一种潜在的或公开的追求被植入了德国的传统之中。[……]在民族社会主义之前的德国,人们渴望体验超乎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具有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力量,打破个体与个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种潜在的、常常处于半意识状态的渴望,是用来与传统的民族理想与议会制的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尖锐对立相抗衡的。”(《德国人研究》,424页)
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西方国家依然用理性的、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他们认为,屠杀犹太人是第三帝国从经济上永久性地消灭竞争对手的一个手段。当然,在西方国家看来,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有非经济、非利益的原因,例如通过把犹太人妖魔化,可以通过树立这样一个敌人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以緩解甚至消除德国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杀害犹太人,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战争策略,即通过减少敌人的数量来降低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但是“最终人们发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服务于什么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目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们是被他们强烈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所驱使才干下这些事情的”(《德国人研究》,407页)。所以一旦事情出乎他们的预料,一旦用他们习惯的逻辑无法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时,西方领导层便慌了手脚,束手无策,只能指责德国人不可理喻(unberechenbar)。
为什么纳粹要把犹太人彻底灭绝?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这个问题也难以用理性来解释。埃利亚斯分析道,屠杀犹太人并不是战争行为,并不具有军事价值,并不是战争所要求的,因为犹太人的死亡并未给德国的移民腾出“生存空间”,对于巩固和加强纳粹在德国的权力或是德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毫无意义。如果说,纳粹上台前及上台伊始,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还有消弭社会矛盾的作用,那么在战争进行到中后期时,屠犹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功能。在这个时期,继续叫嚷犹太人的威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无益。
战争爆发后,通过一系列排犹、反犹的措施,犹太人已经被彻底控制,所谓“犹太人的阴谋”之说已经丧失说服力。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纳粹领导层决定灭绝犹太民族。所以不能用西方人的“常识”来理解大屠杀的动机。埃利亚斯的解释是,西方始终没有明白纳粹为何要除掉犹太民族。在他看来,纳粹德国之屠犹,其动机是纯精神性的,是出于一种理念、一种信仰,灭绝犹太人是纳粹奉行的信仰高于现实利益的典范,里芬斯塔尔拍摄的电影《信仰的胜利》、《意志的凯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信仰在纳粹德国的意义。纳粹的一个坚定的信仰是,要维护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犹太人作为一个“劣等民族”,不配享有生存权,更不配生活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这个种族洁癖已经成了纳粹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这个信仰,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恰恰是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西方未能理解纳粹德国。西方用其现实的、实际上是功利的思维来看待德国,当然无法理解这个“浪漫民族”的“浪漫情怀”。尽管埃利亚斯并未把非理性的信仰视为纳粹整体行为的终极原因和动力,但是在某些事件如纳粹的屠犹行径中,在他看来这个信仰的确是首要原因;而纳粹德国的高层和精英则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理念,忠于其信仰,为之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可以牺牲现实利益,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从西方与纳粹德国对话的失误中可以看出,西方对纳粹德国的误读出自他们的理念,即一切事物皆有其现实的理由;而埃利亚斯的剖析,给我们理解第三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当然,当今德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就认为,纳粹的屠犹并没有一个通盘的、完整的计划,而是机会主义的,取决于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具体情况。这样说也许比较公道: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曾经)具有一种“浪漫情怀”,而纳粹的极端非理性主义则是这种“浪漫情怀”在特殊时代的极端、变形的表现。
今非昔比,如今的德国似乎“浪漫”不再,德国的政治与外交(至少在默克尔之前)相当务实;德国的“新新人类”崇尚的不再是激情,而是钟情于“酷”文化,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公众人物大多来自娱乐圈或是文化和科技界,政界人物排名相当靠后。但是历史的遗产也不那么容易烟消云散。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蓬勃发展起来的环保意识,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绿党的主張,被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讥讽为“对大地的顶礼膜拜”、浪漫主义的回声;而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民族概念又被部分左翼人士视为前现代的遗物,与现代世界不匹配。德国的“浪漫”到底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