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被调入泰和县委宣传部任小学理论教员，与我同时调去的还有县城的两名教师。我们拿着介绍信到宣传部报到后，第二天就奔赴冠朝公社社下大队蹲点。
　　那时蹲点，自带被子、蚊帐，住在大队部或农户家里，在生产队的各家各户轮流吃派饭（戏称百家饭）。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凡是家庭成分不好、“现实表现”不好和有“历史污点”的人家均不安排派饭，因此当时能够安排派饭的人家都有点光荣感，有些人家该派饭而未派上的还有意见。
　　吃派饭，都要按规定给派饭的人家付粮票和饭钱，一般是每餐4两粮票1角钱（后来逐渐增至5角）。社员群众大都热情好客，每当工作队来用餐，往往都要把屋内屋外打扫干净，设法弄点鱼虾、鸡蛋，买点豆腐，个别户甚至还买点肉，尽可能盛情款待。而我们则坚持以素为主，荤菜点到为止；有些人家劳力少、小孩多、负担重，我们还自己动手帮搞卫生，煮饭、炒菜帮烧火。用餐时，我们拉家常，搞调研，同商量，相互关系非常密切。虽然那时工作比较劳累，生活比较清苦，但心情是愉快的，干事业是一鼓作气的。
　　1964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安福、永新、莲花等县搞“社教”，吃派饭有了更明确的规定：一不准喝酒，二不准吃荤，三不准不给粮票和钱。记得当时有个工作队员因牙痛需要吃点瘦肉清热，自己掏钱买肉在社员家里炖汤，不知是谁反映到公社“社教”工作队队部，结果被点名批评。长期不吃荤菜，营养不良怎么办呢？工作队队部规定：每隔半个月全体队员集中到公社开会、学习和加餐，加餐的钱按成本核算，各自掏腰包。这种艰苦廉洁的作风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无怨无悔。
　　年年青草绿，岁岁雁南飞。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当年吃派饭的规定似乎太严格、太苛刻，但细细想来，当时这样做对于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发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对今天各级干部下乡扶贫也是可资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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