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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周作人一直高举着文学无用的大旗，在文学走向政治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他始终坚守“文学自主论”[1]9的阵地，作为其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代表性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自出版以来便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坚守文学园地的一道篱笆，目的是坚持文学书写上的自由，无论是文本呈现的片面性论述，还是后来研究者论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隐含动机都是周作人努力坚守自身文学园地的表现，这种努力在20年代便可见于周作人的散文中，其文学的坚守具有一种顺承性，本文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自身的文本片面性、隐含动机下的最终目的以及对文学思想的顺承三个方面，来论述周作人对文学园地的坚守。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文本片面性；隐含动机；思想顺承性
引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自发表以来，以其独特的文学史观广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角度繁多。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囊括到言志与载道此消彼长的历史循环轨道里，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见解，但在肯定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贡献的同时，研究者们也指出了文本呈现出来的片面性，周作人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将文学复杂的变化现象简单地归于循环论的范畴中，从而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变化，论述前后的自我矛盾、追溯根源的不彻底、相关文论概念的借用不准等也常为研究者所诟病；在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如果能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弊端，我们便会看到周作人在维护自身文学观念时所做出的努力。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家危亡之际，文学作为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迅速成为政治家侵占的领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成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竞技场，他们以拯救民族危亡作为一切文艺的最终目的，轻视或无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妄图以文学为工具，成为政治救亡的一把利刃，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出现，带有抵抗文学大众化、文学工具化的意味，研究者们也大多意识到这一点，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背后所暗藏的隐含意义便在于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反抗载道文学、文学工具化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正是周作人对自身文学园地的坚守，反抗之力愈大，对文学园地的坚守越决绝。
一、文本自身的片面性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就有过这样的陈述：“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都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學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2]2从一开始，周作人便承认自身文章具有片面性，话语背后暗示着原为演讲稿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只要能支撑起自己所要谈论的问题即可，并不以其为专业的论著。而片面性的论述也深受研究者的批评。
首先引起非议的便是周作人对于文学无用论的论述，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说：“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2]15随后他以《水浒》为例子作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水浒》能够减少社会上许多的危险，因为《水浒》具有一种情绪的拔除力量，仿佛所有郁结在心中的闷气都借助于文学中的人物宣泄出来，从而可以起到平定人心的作用。细心的研究者会有所发现，周作人的观点和所举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组矛盾，一方面他宣称文学的无用，但另一方面又说文学具有消解愁郁、缓解社会矛盾的效力。
其次惹人非议的便是周作人以言志派和载道派两种潮流的起伏，构筑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曾峰在《轮回对历史叙述的支配》一文中，指明周作人在不顾晚明精神与新文学精神根本不同的事实的前提下，把晚明文学与新文学扭结在一起，是受着轮回情结模式的制约，晚明与新文学必须完全相同，才能构成轮回的变迁；任天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一书中，认为文学的最根本区别不在于言志和载道的区别，其真正的区别在于言的什么志，载的什么道，其次他指出周作人只是以循环论作为文学演变的推动力，其实仍有文学自身力量的消减导致文学发展的变化，周却并未提出；通观以上的论述，周作人将文学的发展归入历史循环的轨道里，的确有失偏颇，为了达到立论的合理性，他有意地规避不利于论述的因子，简化文学自身发展的复杂化，超越言志与载道本身具有的文体限制。
除此之外，在讲述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所代表的具体作家时，也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证，只是一笔带过；不符合自身言说的人物，则选择远而避之的态度，对于郭沫若、成仿吾等新文学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没有涉及。正是这样的言说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说的片面性，而这些片面性论说的背后，也昭示着周作人坚守自己文学园地的急迫，其目的正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言：“其目的在于维护自由表达的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坚持文学是作家自己的园地。”[4]35
二、隐含动机后的目的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直被研究者视为是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刊载于《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上，主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他就说：“对于郭沫若成仿吾，在首章虽然叙及，但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底作者，始终没有提及。也许‘普罗’和写实的文学，对于周先生不合脾味，所以不说了罢！”[3]170；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他的《周作人——思想与文章》中，指明：“他一面观望着远景上的正统派‘卫道文学’和近景上的左翼‘革命文学’乃至‘普罗文学’，指出赋得式的‘载道’之反动——即兴式的言志态度才是新文学的本质。”[5]9对照当时的具体社会情景，从开始的革命文学到随后左翼的成立，文学政治化的倾向有燎原之势，而从1930年周作人回黎锦明的半封回信开始，左翼文学的代表们便和周作人以文字为武器，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坚搏斗，这更加重了周作人对于文学自由的担忧，强大的攻势、独霸的话语形式以风卷残云的姿态席卷文坛，为了捍卫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葆有深意也在情理之中，而最根本的目的所在便在于坚守自己的园地。 也有的评论者论述周作人书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目的在于是为新文学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历史的皈依，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曾这样论述：“现在周作人则把他的主要兴趣、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五四的历史渊源，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发现某种历史联系，从而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寻求历史的根据，周作人实际上是在寻根。”[6]34而这一观点在汪成法所编的《在言志与载道之间——论周作人的文学选择》一书中有明确的解释，他分别以胡适、周作人在1922年、1923年发表的专篇文章为例说明现代文学早在20年代便已经确立自身地位，随后分别举学衡派的吴宓和张荫麟对于新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等事实证明新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未出版以前，其合法性已經得到文学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而这直接的原因早就体现在周作人20年代《自己的园地》等集子中的一些散文作品之中，在这些作品里，周作人早已表明自己的心迹。
三、过往观点的顺承
自从周作人于1920年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论述了自己关于个性文学的观点之后，直到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表，其关于文学的立场便有着一贯的顺承性，而能够较全面体现其文学思想的集子便是《自己的园地》。
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周作人便有着这样的论述：“我們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8]1由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认为文学只是自己的表现而已，随后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以蔷薇地丁和果蔬药材相比较，认为社会既需要果蔬药材，也需要蔷薇地丁，从而给自己的“蔷薇地丁”文学以合理性，此时的周作人文艺思想存有着为人生的意味，以个人为归属，以现情思为艺术，文学指向自己的本心，而其他人因接触了这艺术，从中得到快感与宣泄；在感受到自己的文学自由受到强大外力的压制时，周作人起初并未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强调文学上的宽容，他认为所谓的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在文艺上已成势力的流派，不应该以决绝的勇力压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流派，要知道社会既需要果蔬药材、也需要蔷薇地丁，所以正确对待文艺的态度应该是彼此依存，相互宽容；强调文艺的宽容后，周作人毅然反对文艺的统一，首先文艺的统一在本质上就不应该存在，因为世人皆异，其表现情思及其方式都有着千差万别，若以强力以求统一，这有碍于文艺上的自由；其次文艺的统一在操作过程中也是不可能的，当所有的文艺都趋向于同一时，这也便意味着文艺的结局只能是消亡；那么对待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兼而有之，是给予文艺充分的自由；
在这些陈述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文学自主论”的影子，文学是自我表现的艺术，文学没有宏大的目的，其目的只是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达到心灵的满足而已。他反对文艺的统一，提倡文艺的宽容，只为了在自己的文艺园地中能有栽种蔷薇地丁的一块自留地，但在文艺领域愈发剑拔弩张的情境下，周作人感受到情况的窘迫，于是便将自己所推崇的文学观回溯到历史当中，企图从历史的轮回里，寻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现的原因之一。周作人坚守自己文学园地的努力早在20年代便以开始，关于文学自主论的思想也多散现于其散文著作中，其思想在20年代到30年代是有着一定的顺承关系，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捍卫自己写作自由的权力。
结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一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论著，论著的背后凝聚的是周作人个人对于文学独特的理解，他的文学自主论，虽然过于追求作家本身和文学自身的趣味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势必得不到时代的认可，但是对于文学大众化、工具化的倾向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拨作用；他的文学史观，因为要成为文学自主论的论据，自然避免不了有悖常识的偏颇和论述的片面，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周作人坚守文学独立性的努力，正是这份坚持促使周作人坚持自己文学园地的耕耘，在现代文坛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印记。
参考文献：
[1]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J].新月.1932（4）.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陶明志编.周作人论[M].上海：北新书局，1934.
[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M].2004.
[6]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7]汪成法.在言志和载道之间——论周作人的文学选择[M].2013.
[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文本片面性；隐含动机；思想顺承性
引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自发表以来，以其独特的文学史观广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角度繁多。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囊括到言志与载道此消彼长的历史循环轨道里，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见解，但在肯定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贡献的同时，研究者们也指出了文本呈现出来的片面性，周作人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将文学复杂的变化现象简单地归于循环论的范畴中，从而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变化，论述前后的自我矛盾、追溯根源的不彻底、相关文论概念的借用不准等也常为研究者所诟病；在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如果能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弊端，我们便会看到周作人在维护自身文学观念时所做出的努力。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家危亡之际，文学作为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迅速成为政治家侵占的领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成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竞技场，他们以拯救民族危亡作为一切文艺的最终目的，轻视或无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妄图以文学为工具，成为政治救亡的一把利刃，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出现，带有抵抗文学大众化、文学工具化的意味，研究者们也大多意识到这一点，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背后所暗藏的隐含意义便在于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反抗载道文学、文学工具化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正是周作人对自身文学园地的坚守，反抗之力愈大，对文学园地的坚守越决绝。
一、文本自身的片面性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就有过这样的陈述：“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都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學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2]2从一开始，周作人便承认自身文章具有片面性，话语背后暗示着原为演讲稿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只要能支撑起自己所要谈论的问题即可，并不以其为专业的论著。而片面性的论述也深受研究者的批评。
首先引起非议的便是周作人对于文学无用论的论述，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说：“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2]15随后他以《水浒》为例子作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水浒》能够减少社会上许多的危险，因为《水浒》具有一种情绪的拔除力量，仿佛所有郁结在心中的闷气都借助于文学中的人物宣泄出来，从而可以起到平定人心的作用。细心的研究者会有所发现，周作人的观点和所举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组矛盾，一方面他宣称文学的无用，但另一方面又说文学具有消解愁郁、缓解社会矛盾的效力。
其次惹人非议的便是周作人以言志派和载道派两种潮流的起伏，构筑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曾峰在《轮回对历史叙述的支配》一文中，指明周作人在不顾晚明精神与新文学精神根本不同的事实的前提下，把晚明文学与新文学扭结在一起，是受着轮回情结模式的制约，晚明与新文学必须完全相同，才能构成轮回的变迁；任天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一书中，认为文学的最根本区别不在于言志和载道的区别，其真正的区别在于言的什么志，载的什么道，其次他指出周作人只是以循环论作为文学演变的推动力，其实仍有文学自身力量的消减导致文学发展的变化，周却并未提出；通观以上的论述，周作人将文学的发展归入历史循环的轨道里，的确有失偏颇，为了达到立论的合理性，他有意地规避不利于论述的因子，简化文学自身发展的复杂化，超越言志与载道本身具有的文体限制。
除此之外，在讲述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所代表的具体作家时，也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证，只是一笔带过；不符合自身言说的人物，则选择远而避之的态度，对于郭沫若、成仿吾等新文学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没有涉及。正是这样的言说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说的片面性，而这些片面性论说的背后，也昭示着周作人坚守自己文学园地的急迫，其目的正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言：“其目的在于维护自由表达的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坚持文学是作家自己的园地。”[4]35
二、隐含动机后的目的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直被研究者视为是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刊载于《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上，主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他就说：“对于郭沫若成仿吾，在首章虽然叙及，但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底作者，始终没有提及。也许‘普罗’和写实的文学，对于周先生不合脾味，所以不说了罢！”[3]170；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他的《周作人——思想与文章》中，指明：“他一面观望着远景上的正统派‘卫道文学’和近景上的左翼‘革命文学’乃至‘普罗文学’，指出赋得式的‘载道’之反动——即兴式的言志态度才是新文学的本质。”[5]9对照当时的具体社会情景，从开始的革命文学到随后左翼的成立，文学政治化的倾向有燎原之势，而从1930年周作人回黎锦明的半封回信开始，左翼文学的代表们便和周作人以文字为武器，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坚搏斗，这更加重了周作人对于文学自由的担忧，强大的攻势、独霸的话语形式以风卷残云的姿态席卷文坛，为了捍卫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葆有深意也在情理之中，而最根本的目的所在便在于坚守自己的园地。 也有的评论者论述周作人书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目的在于是为新文学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历史的皈依，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曾这样论述：“现在周作人则把他的主要兴趣、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五四的历史渊源，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发现某种历史联系，从而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寻求历史的根据，周作人实际上是在寻根。”[6]34而这一观点在汪成法所编的《在言志与载道之间——论周作人的文学选择》一书中有明确的解释，他分别以胡适、周作人在1922年、1923年发表的专篇文章为例说明现代文学早在20年代便已经确立自身地位，随后分别举学衡派的吴宓和张荫麟对于新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等事实证明新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未出版以前，其合法性已經得到文学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而这直接的原因早就体现在周作人20年代《自己的园地》等集子中的一些散文作品之中，在这些作品里，周作人早已表明自己的心迹。
三、过往观点的顺承
自从周作人于1920年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论述了自己关于个性文学的观点之后，直到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表，其关于文学的立场便有着一贯的顺承性，而能够较全面体现其文学思想的集子便是《自己的园地》。
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周作人便有着这样的论述：“我們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8]1由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认为文学只是自己的表现而已，随后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以蔷薇地丁和果蔬药材相比较，认为社会既需要果蔬药材，也需要蔷薇地丁，从而给自己的“蔷薇地丁”文学以合理性，此时的周作人文艺思想存有着为人生的意味，以个人为归属，以现情思为艺术，文学指向自己的本心，而其他人因接触了这艺术，从中得到快感与宣泄；在感受到自己的文学自由受到强大外力的压制时，周作人起初并未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强调文学上的宽容，他认为所谓的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在文艺上已成势力的流派，不应该以决绝的勇力压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流派，要知道社会既需要果蔬药材、也需要蔷薇地丁，所以正确对待文艺的态度应该是彼此依存，相互宽容；强调文艺的宽容后，周作人毅然反对文艺的统一，首先文艺的统一在本质上就不应该存在，因为世人皆异，其表现情思及其方式都有着千差万别，若以强力以求统一，这有碍于文艺上的自由；其次文艺的统一在操作过程中也是不可能的，当所有的文艺都趋向于同一时，这也便意味着文艺的结局只能是消亡；那么对待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兼而有之，是给予文艺充分的自由；
在这些陈述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文学自主论”的影子，文学是自我表现的艺术，文学没有宏大的目的，其目的只是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达到心灵的满足而已。他反对文艺的统一，提倡文艺的宽容，只为了在自己的文艺园地中能有栽种蔷薇地丁的一块自留地，但在文艺领域愈发剑拔弩张的情境下，周作人感受到情况的窘迫，于是便将自己所推崇的文学观回溯到历史当中，企图从历史的轮回里，寻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现的原因之一。周作人坚守自己文学园地的努力早在20年代便以开始，关于文学自主论的思想也多散现于其散文著作中，其思想在20年代到30年代是有着一定的顺承关系，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捍卫自己写作自由的权力。
结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一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论著，论著的背后凝聚的是周作人个人对于文学独特的理解，他的文学自主论，虽然过于追求作家本身和文学自身的趣味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势必得不到时代的认可，但是对于文学大众化、工具化的倾向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拨作用；他的文学史观，因为要成为文学自主论的论据，自然避免不了有悖常识的偏颇和论述的片面，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周作人坚守文学独立性的努力，正是这份坚持促使周作人坚持自己文学园地的耕耘，在现代文坛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印记。
参考文献：
[1]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J].新月.1932（4）.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陶明志编.周作人论[M].上海：北新书局，1934.
[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M].2004.
[6]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7]汪成法.在言志和载道之间——论周作人的文学选择[M].2013.
[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