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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政党生态理论，为适应社会环境即“外生态”变迁，基层党组织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等即“内生态”需要协同进化，建构创新型党组织。其发展路径是：组织设置方式创新：融合型与专业型组织并举；领导方式创新：领导核心与社会核心并重；运行模式创新：淡化行政色彩与彰显非权力性影响并重；协调机制创新：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一体；成员成长机制创新：先进性与纯洁性并举。
[关键词]政党生态；创新型党组织；新型城镇化；“村改居”社区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2-0045-0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在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城乡一体化的过渡形式，社区党组织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下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实现党组织的功能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构建创新型基层党组织是实现党组织功能转型的必要选择。创新型党组织主要包括思想理念、制度、组织设置方式、工作机制、工作载体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构建过程中应把握三个关节点：第一，明确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合理性。第二，找出限制党组织发展进步的各种壁垒。第三，突破是关键，创新实质上就是突破。
二、 政党生态分析范式
用生态学理论、观点与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始于美国学者J·高斯，在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则是F·W·雷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研究，在于揭示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探讨行政系统如何应对环境挑战，适应外部环境。把西方生态学方法引进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以王沪宁、王邦佐最为著名。王沪宁提出：“政治生态学是指借用生态学研究生态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王邦佐则主张“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1]
依据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生物群落）和环境系统（无机环境）在特定空间组成的有机复合体，实现系统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目标。
借鉴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笔者把政党生态定义为：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称“内生态”），以及它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总体状态（称“外生态”）。政党生态系统分析强调政党共同体与外在政党生态系统之间的共存和共享关系，注重政党共同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这种作用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必须从政党生态环境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系统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其次，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组织方式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从政党生态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改造政党生态环境。
从政党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政党组织确立之后，就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生存于特定的政党生态系统之中，从中获取自身需要的各种资源；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组织实体，政党组织也向政党生态系统输出自身活动的产物——路线、方针、政策，以便不断改造周围环境，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这个过程就是政党发挥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也是政党功能产生的过程。随着政党生态环境的变迁，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创新型党组织构建就是适应这种变迁的产物或结果。
三、政党生态变迁：基层党组织的现实考量
政党生态系统分为“内生态”与“外生态”两个层次。“内生态”是政党生态系统的关键与核心点，“外生态”则是政党“内生态”赖以运转和影响的直接环境圈层。“内生态”与“外生态”的统一和协同进化，促进政党或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由于“村改居”社区本身的过渡性质及其所蕴含的诸多现实特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外围生态和内在动力，既给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实现创造了新的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路径、方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即政党“外生态”变化对政党“内生态”形成冲击。
（一）城镇化带来的组织结构及管理复杂化，给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新考验。“村改居”社区改制后，其内部的组织结构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态，逐步演化成为开放、多元、交叉的形态。基层党组织如何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渗透到各类社区组织，提升其在社区内的影响力和调控力，增强其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环节。
（二）城镇化形成的利益群体多元化，给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提出新考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纠纷考验基层党组织的利益整合能力。一是土地征占的补偿问题。二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是社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典型的多元特征催生了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离心力，使其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三）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出新考验。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一体化推进，社区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急切渴望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待遇。社区党组织要满足“村改居”社区日益扩大和多元的社会需求，显然难度更大、困难更多。
（四）城镇化导致的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考验。随着社区治理理念的深化，对集体资产处置、运行的高度关注，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希望通过更为广泛的民主途径体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民主的实现载体更为多元。面对日趋显性的社区民主，基层党组织如何积极有效地引导其发展进程，并充分整合各种民主力量，使其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参与社区事务，已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 四、适调与突破：创新型基层党组织发展路径
依据政党生态理念，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内生态”）必须从政党社会生态环境（“外生态”）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系统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2]基层党组织“内生态”必须适应“外生态”的变革，才能保持政党生态系统的平衡。
（一）组织设置方式创新：融合型与专业型组织并举。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生态变奏过程中，政治社会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各有自己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各自职责和功能。如果政治社会体系中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政治生态失衡，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状态就会被打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受阻或出现停滞。
基层党组织必须探索设置的新模式。建立一种多元化融合型基层党组织，即将党的要素依法融入基层组织的治理结构、业务活动和运行过程之中。一是打破行政村域和城乡地域限制，以村村联合、村企联合、镇直机关站所与村联合、城乡基层党组织联合等多种形式构建联建型党组织。二是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以产业链为纽带建立产业型党组织。三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四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动态性，根据需要设立流动型党组织。五是构建功能型党组织。功能型党组织以党员个人的兴趣、特长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为基础，在群众性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二）领导方式创新：领导核心与社会核心并重。政党生态理论认为，政治资源构成是在竞争与调和中推动政治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政治体系要保持长远稳定和充满活力，能够适时进行自我调适，那么政治体系内部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一定是多元和复杂的，是在多元和分化基础上的统一。[3]
在“村改居”社区除了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产生了新的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包括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志愿团体），以及社区居民都成为治理主体，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对社区发展履行着责任。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具体目标任务、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不尽相同，因而有时难免会有矛盾。这就需要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社区党组织通过政治领导、利益协调和文化导向等服务，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党组织自身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理顺城市社区的治理体制，为其他治理主体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三）运行模式创新：淡化行政色彩与彰显非权力性影响并重。以政党生态系统分析为视角，政党组织的功能是基于自身的基本性质，为实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不断适应和改造特定的政治生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面对政党生态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了一定的“功能障碍”现象。一是功能的缺失。组织原有功能无法应对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即该做的却没做到。二是功能的越位。党组织受传统组织惯性的影响，功能的行使超越了必要的边界，即做了不该做的。三是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使得党组织应有的功能也无法有效实现，即想做的也做不好。从基本的价值取向来看，党组织在功能转型中应该逐步回归政党本身，能真正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承担起党组织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应承担的功能。从功能取向上来看，就是淡化行政色彩，主要依靠非权力性权威来影响和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谐。[4]
要构建一种适合新型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模式。第一，从村级党组织运行的价值导向来看：淡化管理色彩，以推进服务为基本导向。第二，从基层党组织运行的基本方式来看：依靠政党自身活动，通过引导和示范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影响。
（四）协调机制创新：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一体。优良政党生态生成于政党体系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之间以及生态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生态回路，动态链接、协调平衡是优良政治生态的基本标志。反映在政党社会圈层结构中，表现为社会各界的有效沟通和双向互动，即社会不同阶层、团体、个人的要求通过各种参与渠道形成政治输入，作用于政党体系。[5]政党体系通过自身的机理调节作用把政治输入信号转化输出，回应社会各种利益需求，从而构成相互作用、双向联动的生态回路。在平衡有效的生态链接中，政治体系的作用会促进社会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系统的要求与压力又会不断推动政治体系结构功能有序演进，从而构成政治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政党的利益协调功能，“对革命党来说表现为领导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力量，成为利益博弈的代表，对社会实施再整合；而对执政党来说，则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冲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为‘冲突的力量’。”[6]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在于使公共权力用于利益的公正协调。
（五）成员成长机制创新：先进性与纯洁性并举。“村改居”党组织能否顺利适应外生态的变革，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关键性要素。基层党组织成员成长机制创新要注重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的建设，保持其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是创新选拔任用机制。坚持优胜劣汰的标准，选拔素质好、能力强的社会精英进领导班子，特别是通过内选、外聘、下派、回请、跨区任职等形式，选准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同时，采取公开招考、民众推荐等办法，形成高素质、潜力大的后备队伍，为团队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二是创新教育培训机制。以能力和素质为导向，构建成员学习培训常态化机制。一是以基层党校为阵地，对组织成员进行经常性的岗位素质培训。二是以高校为阵地，采取联合办班、脱产学习等多种形式，对组织成员进行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深层次培训。三是依托经济先进社区，对组织成员进行实践锻炼。
三是创新监督约束机制。一是议事决策程序。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尊重公众的意愿。二是民主评估制度。实行年度述职评议，推行民众质询会议制度，强化民主监督。三是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社区账由镇（街道）管，定期公开透明，接受民众的监督，规范成员个人的财务收支行为。
四是创新成员进出口机制。进口不严、质量不优、出口不畅是基层发展和管理党员中的顽疾。严把进口，修改和完善发展党员的标准，在坚持政治合格的同时，把在发展中所涌现出的各种精英，特别是年轻的精英吸纳到党的基层组织中来。疏通出口，保持团队的纯洁性。严格组织的教育管理，及时清理不合格成员，保持团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
[2]林尚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76.
[3]刘京希.政党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
[4]方开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基层党组织的新课题[J].探索与争鸣，2001（5）.
[5]刘京希.政党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4.
[6]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45.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中良
[关键词]政党生态；创新型党组织；新型城镇化；“村改居”社区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2-0045-0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在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城乡一体化的过渡形式，社区党组织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下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实现党组织的功能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构建创新型基层党组织是实现党组织功能转型的必要选择。创新型党组织主要包括思想理念、制度、组织设置方式、工作机制、工作载体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构建过程中应把握三个关节点：第一，明确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合理性。第二，找出限制党组织发展进步的各种壁垒。第三，突破是关键，创新实质上就是突破。
二、 政党生态分析范式
用生态学理论、观点与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始于美国学者J·高斯，在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则是F·W·雷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研究，在于揭示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探讨行政系统如何应对环境挑战，适应外部环境。把西方生态学方法引进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以王沪宁、王邦佐最为著名。王沪宁提出：“政治生态学是指借用生态学研究生态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王邦佐则主张“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1]
依据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生物群落）和环境系统（无机环境）在特定空间组成的有机复合体，实现系统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目标。
借鉴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笔者把政党生态定义为：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称“内生态”），以及它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总体状态（称“外生态”）。政党生态系统分析强调政党共同体与外在政党生态系统之间的共存和共享关系，注重政党共同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这种作用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必须从政党生态环境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系统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其次，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组织方式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从政党生态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改造政党生态环境。
从政党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政党组织确立之后，就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生存于特定的政党生态系统之中，从中获取自身需要的各种资源；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组织实体，政党组织也向政党生态系统输出自身活动的产物——路线、方针、政策，以便不断改造周围环境，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这个过程就是政党发挥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也是政党功能产生的过程。随着政党生态环境的变迁，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创新型党组织构建就是适应这种变迁的产物或结果。
三、政党生态变迁：基层党组织的现实考量
政党生态系统分为“内生态”与“外生态”两个层次。“内生态”是政党生态系统的关键与核心点，“外生态”则是政党“内生态”赖以运转和影响的直接环境圈层。“内生态”与“外生态”的统一和协同进化，促进政党或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由于“村改居”社区本身的过渡性质及其所蕴含的诸多现实特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外围生态和内在动力，既给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实现创造了新的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路径、方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即政党“外生态”变化对政党“内生态”形成冲击。
（一）城镇化带来的组织结构及管理复杂化，给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新考验。“村改居”社区改制后，其内部的组织结构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态，逐步演化成为开放、多元、交叉的形态。基层党组织如何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渗透到各类社区组织，提升其在社区内的影响力和调控力，增强其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环节。
（二）城镇化形成的利益群体多元化，给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提出新考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纠纷考验基层党组织的利益整合能力。一是土地征占的补偿问题。二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是社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典型的多元特征催生了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离心力，使其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三）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出新考验。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一体化推进，社区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急切渴望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待遇。社区党组织要满足“村改居”社区日益扩大和多元的社会需求，显然难度更大、困难更多。
（四）城镇化导致的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考验。随着社区治理理念的深化，对集体资产处置、运行的高度关注，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希望通过更为广泛的民主途径体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民主的实现载体更为多元。面对日趋显性的社区民主，基层党组织如何积极有效地引导其发展进程，并充分整合各种民主力量，使其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参与社区事务，已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 四、适调与突破：创新型基层党组织发展路径
依据政党生态理念，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内生态”）必须从政党社会生态环境（“外生态”）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系统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2]基层党组织“内生态”必须适应“外生态”的变革，才能保持政党生态系统的平衡。
（一）组织设置方式创新：融合型与专业型组织并举。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生态变奏过程中，政治社会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各有自己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各自职责和功能。如果政治社会体系中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政治生态失衡，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状态就会被打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受阻或出现停滞。
基层党组织必须探索设置的新模式。建立一种多元化融合型基层党组织，即将党的要素依法融入基层组织的治理结构、业务活动和运行过程之中。一是打破行政村域和城乡地域限制，以村村联合、村企联合、镇直机关站所与村联合、城乡基层党组织联合等多种形式构建联建型党组织。二是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以产业链为纽带建立产业型党组织。三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四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动态性，根据需要设立流动型党组织。五是构建功能型党组织。功能型党组织以党员个人的兴趣、特长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为基础，在群众性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二）领导方式创新：领导核心与社会核心并重。政党生态理论认为，政治资源构成是在竞争与调和中推动政治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政治体系要保持长远稳定和充满活力，能够适时进行自我调适，那么政治体系内部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一定是多元和复杂的，是在多元和分化基础上的统一。[3]
在“村改居”社区除了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产生了新的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包括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志愿团体），以及社区居民都成为治理主体，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对社区发展履行着责任。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具体目标任务、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不尽相同，因而有时难免会有矛盾。这就需要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社区党组织通过政治领导、利益协调和文化导向等服务，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党组织自身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理顺城市社区的治理体制，为其他治理主体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三）运行模式创新：淡化行政色彩与彰显非权力性影响并重。以政党生态系统分析为视角，政党组织的功能是基于自身的基本性质，为实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不断适应和改造特定的政治生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面对政党生态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了一定的“功能障碍”现象。一是功能的缺失。组织原有功能无法应对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即该做的却没做到。二是功能的越位。党组织受传统组织惯性的影响，功能的行使超越了必要的边界，即做了不该做的。三是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使得党组织应有的功能也无法有效实现，即想做的也做不好。从基本的价值取向来看，党组织在功能转型中应该逐步回归政党本身，能真正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承担起党组织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应承担的功能。从功能取向上来看，就是淡化行政色彩，主要依靠非权力性权威来影响和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谐。[4]
要构建一种适合新型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模式。第一，从村级党组织运行的价值导向来看：淡化管理色彩，以推进服务为基本导向。第二，从基层党组织运行的基本方式来看：依靠政党自身活动，通过引导和示范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影响。
（四）协调机制创新：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一体。优良政党生态生成于政党体系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之间以及生态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生态回路，动态链接、协调平衡是优良政治生态的基本标志。反映在政党社会圈层结构中，表现为社会各界的有效沟通和双向互动，即社会不同阶层、团体、个人的要求通过各种参与渠道形成政治输入，作用于政党体系。[5]政党体系通过自身的机理调节作用把政治输入信号转化输出，回应社会各种利益需求，从而构成相互作用、双向联动的生态回路。在平衡有效的生态链接中，政治体系的作用会促进社会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系统的要求与压力又会不断推动政治体系结构功能有序演进，从而构成政治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政党的利益协调功能，“对革命党来说表现为领导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力量，成为利益博弈的代表，对社会实施再整合；而对执政党来说，则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冲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为‘冲突的力量’。”[6]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在于使公共权力用于利益的公正协调。
（五）成员成长机制创新：先进性与纯洁性并举。“村改居”党组织能否顺利适应外生态的变革，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关键性要素。基层党组织成员成长机制创新要注重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的建设，保持其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是创新选拔任用机制。坚持优胜劣汰的标准，选拔素质好、能力强的社会精英进领导班子，特别是通过内选、外聘、下派、回请、跨区任职等形式，选准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同时，采取公开招考、民众推荐等办法，形成高素质、潜力大的后备队伍，为团队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二是创新教育培训机制。以能力和素质为导向，构建成员学习培训常态化机制。一是以基层党校为阵地，对组织成员进行经常性的岗位素质培训。二是以高校为阵地，采取联合办班、脱产学习等多种形式，对组织成员进行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深层次培训。三是依托经济先进社区，对组织成员进行实践锻炼。
三是创新监督约束机制。一是议事决策程序。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尊重公众的意愿。二是民主评估制度。实行年度述职评议，推行民众质询会议制度，强化民主监督。三是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社区账由镇（街道）管，定期公开透明，接受民众的监督，规范成员个人的财务收支行为。
四是创新成员进出口机制。进口不严、质量不优、出口不畅是基层发展和管理党员中的顽疾。严把进口，修改和完善发展党员的标准，在坚持政治合格的同时，把在发展中所涌现出的各种精英，特别是年轻的精英吸纳到党的基层组织中来。疏通出口，保持团队的纯洁性。严格组织的教育管理，及时清理不合格成员，保持团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
[2]林尚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76.
[3]刘京希.政党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
[4]方开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基层党组织的新课题[J].探索与争鸣，2001（5）.
[5]刘京希.政党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4.
[6]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45.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