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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共收入小说二十五篇,其中有十一篇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作品中有“我”这个人物。小说创作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本来是作家创作时自由选择来完成作品的一种手段。但是,有人却认定鲁迅作品中的“我”是作者的化身,或者干脆说“我”就是鲁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提出管见共同商榷。
《故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篇小说。多少年来,人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城镇少年的童年生活,看到了“我”与农村少年闰土的纯洁友谊,看到了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隔阂了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到作者童年生活的影子,并且知道短篇小说中人物闰土的原型是章运水,了解到短篇与作者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但是,有一种意见硬是要把作品中的“我”说成是作者自己。这种意见的理由是:鲁迅曾于1919年12月回浙江绍兴接母亲与三弟等人来京,《故乡》则写于1921年1月;《故乡》中的闰土正是鲁迅回乡后遇到的少年时代的朋友章运水;《故乡》中“我”的思想感情与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一致,而且,《故乡》中的母亲要闰土称“我”为“迅哥儿”等。如果据此就断定“我”就是作者,那么《故乡》中还有许多情节与作者又完全不相符合。作品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事实上,鲁迅故乡绍兴距北京有三千余里,不是二千余里,此其不同者一;鲁迅是1921年2月离开家乡赴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1919年12月回到绍兴接母亲等人去北京,中间相隔只有7年时间,不是相隔二十余年,此其不同者二;《故乡》中的“我”在家呆了13天的样子,而鲁迅是12月4日到家,24日离开绍兴,整整呆了20天,此其不同者三。因此,根据某些情况肯定“我”就是作者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当然,我们也认为《故乡》中的某些情节来源于作者的生活,作品中的情调和“我”的思想与作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恰到好处,如若再向前跨一步,硬要把“我”与作者等同起来,那就失之于武断了。
《社戏》是一篇描绘“我”在童年时代和农村青年的交往以及彼此之间深厚友谊的作品。通过《社戏》,可以看到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文学作品中,某些地方反映出作者生活的某一侧面,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有一种意见却把作品中的“我”说成是作者自己。理由是:“我”的外祖母家住在平桥村,作者外祖母的老家在安桥头,这不是作者巧妙地变换村名吗?作者在其他文章里,以及作者的至亲好友在一些文章里也曾写到与《社戏》中相类似的作者童年生活。据此推测,一些人就认定“我”就是作者,并在些基础上提出:“我”既然是作者,就可以从这一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戏剧的厌恶态度。这不是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戏剧艺术吗?原来,某些人硬要肯定“我”就是作者,其真正目的是要给作者加上否定民族传统戏剧遗产的罪名,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作者在《社戏》中,通过“我”确实是对城市舞台上的京戏的缺点提出看法,但这仅是指出京戏的打击乐器不适合城市剧院的环境,并非全面论述和评价京戏。诚然,“我”对京戏的态度与作者对京戏的看法有其相似之处,“我”的童年生活与作者的童年有许多情调相似的地方,但并不能据以肯定“我”就是作者。因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要比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与作者的生活等同起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
《祝福》是鲁迅第一人称小说中在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都比较理想的一篇。小说中的“我”是与鲁四老爷相对立的人物。鲁四老爷是一个封建势力的典型人物,他不仅在经济上剥削祥林嫂,而且在精神上摧残祥林嫂,直至最后迫害其致死。“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与鲁四老爷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但有人却据此认为“我”就是作者自己。其实,只要对我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我”与作者的思想意识、道德品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我”绝不是鲁迅本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是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封建老朽鲁四老爷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这是“我”这个人物好的一面,应肯定。这一面,也许可以勉强说与作者有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当祥林嫂问“我”人死了以后有没有魂灵的时候,“我”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罢——我想。”祥林嫂接着又问有没有地狱,“我”吃惊而支吾地回答:“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事。”祥林嫂紧接着又问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时,“我”胆怯地回答:“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说完,急匆匆地逃走了事。这种圆滑世故,不负责任的处世哲学,与作者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鲁迅一生对那种圆滑世故,不负责任,“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处世哲学是深恶痛绝的。《祝福》中的“我”不仅不是作者,而且鲁迅还通过“我”有力地批判了某些思想浅薄、夸口人道主义,逃避矛盾的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鲁迅小说中的“我”就是“我”,绝非鲁迅自己。
(责任编辑 刘宇帆)
《故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篇小说。多少年来,人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城镇少年的童年生活,看到了“我”与农村少年闰土的纯洁友谊,看到了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隔阂了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到作者童年生活的影子,并且知道短篇小说中人物闰土的原型是章运水,了解到短篇与作者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但是,有一种意见硬是要把作品中的“我”说成是作者自己。这种意见的理由是:鲁迅曾于1919年12月回浙江绍兴接母亲与三弟等人来京,《故乡》则写于1921年1月;《故乡》中的闰土正是鲁迅回乡后遇到的少年时代的朋友章运水;《故乡》中“我”的思想感情与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一致,而且,《故乡》中的母亲要闰土称“我”为“迅哥儿”等。如果据此就断定“我”就是作者,那么《故乡》中还有许多情节与作者又完全不相符合。作品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事实上,鲁迅故乡绍兴距北京有三千余里,不是二千余里,此其不同者一;鲁迅是1921年2月离开家乡赴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1919年12月回到绍兴接母亲等人去北京,中间相隔只有7年时间,不是相隔二十余年,此其不同者二;《故乡》中的“我”在家呆了13天的样子,而鲁迅是12月4日到家,24日离开绍兴,整整呆了20天,此其不同者三。因此,根据某些情况肯定“我”就是作者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当然,我们也认为《故乡》中的某些情节来源于作者的生活,作品中的情调和“我”的思想与作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恰到好处,如若再向前跨一步,硬要把“我”与作者等同起来,那就失之于武断了。
《社戏》是一篇描绘“我”在童年时代和农村青年的交往以及彼此之间深厚友谊的作品。通过《社戏》,可以看到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文学作品中,某些地方反映出作者生活的某一侧面,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有一种意见却把作品中的“我”说成是作者自己。理由是:“我”的外祖母家住在平桥村,作者外祖母的老家在安桥头,这不是作者巧妙地变换村名吗?作者在其他文章里,以及作者的至亲好友在一些文章里也曾写到与《社戏》中相类似的作者童年生活。据此推测,一些人就认定“我”就是作者,并在些基础上提出:“我”既然是作者,就可以从这一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戏剧的厌恶态度。这不是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戏剧艺术吗?原来,某些人硬要肯定“我”就是作者,其真正目的是要给作者加上否定民族传统戏剧遗产的罪名,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作者在《社戏》中,通过“我”确实是对城市舞台上的京戏的缺点提出看法,但这仅是指出京戏的打击乐器不适合城市剧院的环境,并非全面论述和评价京戏。诚然,“我”对京戏的态度与作者对京戏的看法有其相似之处,“我”的童年生活与作者的童年有许多情调相似的地方,但并不能据以肯定“我”就是作者。因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要比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与作者的生活等同起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
《祝福》是鲁迅第一人称小说中在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都比较理想的一篇。小说中的“我”是与鲁四老爷相对立的人物。鲁四老爷是一个封建势力的典型人物,他不仅在经济上剥削祥林嫂,而且在精神上摧残祥林嫂,直至最后迫害其致死。“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与鲁四老爷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但有人却据此认为“我”就是作者自己。其实,只要对我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我”与作者的思想意识、道德品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我”绝不是鲁迅本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是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封建老朽鲁四老爷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这是“我”这个人物好的一面,应肯定。这一面,也许可以勉强说与作者有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当祥林嫂问“我”人死了以后有没有魂灵的时候,“我”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罢——我想。”祥林嫂接着又问有没有地狱,“我”吃惊而支吾地回答:“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事。”祥林嫂紧接着又问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时,“我”胆怯地回答:“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说完,急匆匆地逃走了事。这种圆滑世故,不负责任的处世哲学,与作者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鲁迅一生对那种圆滑世故,不负责任,“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处世哲学是深恶痛绝的。《祝福》中的“我”不仅不是作者,而且鲁迅还通过“我”有力地批判了某些思想浅薄、夸口人道主义,逃避矛盾的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鲁迅小说中的“我”就是“我”,绝非鲁迅自己。
(责任编辑 刘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