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去的道路山高水长，那些行走的足迹，串起一个个地名，在深情的民歌里反复吟唱，浸透了血泪和心酸。在歧道地，人们把鞋一脱一扔，落地后鞋尖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府谷县的古城有一座庙，穿过它，从此故乡就是远方；杀虎口是许多人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但过往者“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在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河曲县，365盏河灯年复一年发出“魂兮归来”的呼唤，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在黄河的涛声里回荡……几百年后，当我们去重新拾起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碎片，我们对“西口”的定义又当如何？
　　在轰轰烈烈的走西口大潮中，无数民众都是带着对未知地域和新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出发的。
　　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仍能看到，那条西行路上人头攒动，影影绰绰。北方的烈风在呼啸，大漠中黄沙飞扬，盗匪的刀光剑影在闪烁，苍凉的歌声道不尽寂寥和迷茫，但许多人还是毅然出发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有人从山西、陕北等地走到了蒙古草原，甚至走到了新疆边陲和更遥远的俄罗斯……
　　西去的道路山高水长，那些行走的足迹，串起一个个地名，在深情的民歌里反复吟唱，浸透了血泪和心酸。
　　从雁门关到府谷县走西口回望故乡的地方
　　当年，大多数走西口的山西人都要先经过雁门关。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长途跋涉。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如此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这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如果走了杀虎口方向，就是常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前往大同、张家口方向。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虽然这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究竟选择往哪里走更好——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遥远的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至于到了那里究竟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
　　但对于走西口的移民大军来说，这道税卡的繁荣，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繁重的关税，让许多希望做小买卖发家的人断绝了希望，而一些外出谋生的农民，往往因交不起过关的税费铤而走险，选择从荒凉的沙漠、高山地带绕行，路途的危险大大增加。 　　归化城：另一个“西口”河曲：“水西口”的招魂灯
　　多年来，虽然人们普遍把杀虎口当做“西口”，但关于西口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真正确定。许多人认为，“西口”并非单指长城的某个口，而是“山西长城诸口”的统称。因为当年走西口的人群非常庞大，且持续了几个世纪，事实上形成了很多条路线，正如“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地方的民众，也有不同的路径越过长城，走向那未知的远方。只是随着民谣《走西口》的流行，人们把前往塞外的行为都统称为“走西口”。
　　还有人提出，归化城才是真正的“西口”。在清代《乌里雅苏台志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归化城，俗曰西口”。另外，今人在呼和浩特市南郊，陆续发现了很多印有“西口”字样的砖瓦，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在明朝以前，塞外草原上并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据《明史》记载，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蒙古土默特部的重要首领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共同主持，模仿元大都，在大青山之下建成了一座雄伟美丽的城池，后被朝廷赐名为“归化城”。当时的归化城由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蒙古人民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库库和屯”，又译为“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这就是如今呼和浩特市的旧城。
　　随着人们开始走西口，归化城也逐渐成为塞外贸易中枢。商人们把中原的茶叶、布匹运到这里，再转运到草原和大漠深处，换回皮、毛等畜牧产品。无数商人队伍与骆驼为伴，悠悠驼铃传遍草原。到清乾隆年间，归化城被设为继杀虎口之后的第二个税关。就这样，归化城逐渐替代了杀虎口，成为“西口”的另一种定义。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歌，正是当年河曲地瘠民贫，人民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河曲县位于黄河之滨，是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处，与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隔河相望，历来是走西口最流行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前后因走西口而在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多达20万，从1875年至1945年间，就有10万河曲人走西口，而2016年的河曲县，也不过15万人口。
　　这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县，也是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地方，从清代开始至今，当地人都传承着这样一种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要在黄河上放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来祭奠在走西口的历史中死难的亡灵。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365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365天，每一盏灯还代表着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魂兮归来”的呼唤，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在黄河的涛声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