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法国当代著名后现代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宗教观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借鉴精神分析、宗教史等研究成果，提倡塑造普通母亲般的圣母形象、双性同体的上帝形象，走向多元包容的基督教应该成为治愈当代人心灵创伤的良药。她的宗教观不仅丰富其理论体系，还使基督教走下了神坛，从而为当代基督教研究乃至跨学科文艺思潮增添克里斯特瓦开放多元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圣母形象；上帝形象；偶像崇拜；人性之爱
[中图分类号]J1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43-06
宗教研究，古已有之。公元4世纪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写下经典力作《教会史》，其中记载的史料翔实，令人惊叹不已，他因此被誉为“基督教的希罗多德”。其后，基督教经历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东西方教会分裂、中世纪经院神学发展、异端教派兴起、欧洲宗教改革、新教兴起乃至20世纪基督教全球化，宗教研究仍然欣欣向荣。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带着她丰富多彩的理论成果，切入当代宗教研究。无论是其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理论还是后来的新精神分析学及后来更广阔的理论研究，都赋予宗教研究鲜明而独特的多元异质色彩，这也是本文试图要剖析的克里斯特瓦宗教观的核心思想，它与全球化视野下的当代跨学科文艺思潮的跨时空性、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相契合，反映当代文艺思潮的总体特征。
当代批评家认为，传统的圣经研究倡导“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是行不通的。“圣经学者若非与他人一同寻求的平等人权，为无论性别、种族、国籍的全人类争取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与世界上那些不人道的压制人的、奉行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势力沆瀣一气”。近年来，克里斯特瓦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在《爱情传奇》（I-Iistoires d’amour，1983）一书中，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基督教中的“爱”的主题：她注意到“爱”对成功地进入象征的个人主体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假使置身于一种宗教情境，我们会容易地看清上帝、圣母作为宗教中爱的载体在主体形成中所行使的功能，作为基督教最高形象的两个象征成为平凡之人，通过宗教心理分析有助于彻底地揭示人类精神和生命奥秘。
一、圣母形象研究
《圣经》记载，玛利亚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木匠约瑟订有婚约，未出嫁便“感受圣灵”怀孕，生子耶稣。她在《玛窦福音》中，耶稣诞生故事中不是主角，因为圣婴按摩西律法被带到耶路撒冷献给上帝。12岁时，耶稣在圣殿中与人论道而未和家人同归，耶稣的童年时代就此结束，而玛利亚的身影也随之淡出。《新约》对玛利亚的记载只为证明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玛利亚一旦生下救世主，就完成其使命。根据正统教义，耶稣虽由玛利亚所生，但同时她是自己儿子的造物，应该是她服从于基督，在救赎中更要依赖他。女性和母亲的玛利亚作为一种神学象征意义直到基督教确立国教地位之后，才得到充分认识，圣母崇拜走过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
从基督教诞生到5世纪是圣母崇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玛利亚从《圣经》中一个次要角色发展到教父时代的“上帝之母”，当时人们认为，玛利亚死后被耶稣带入天堂。欧洲各地纷纷以她的名义兴建教堂，10世纪时，英格兰出现过一个圣母崇拜的小高潮。中世纪盛期是圣母神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原罪观是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石，经院哲学之父安瑟尔姆坚持认为，玛利亚是“人类赎罪的圣坛，是世界和解的原因，是所有生命和救赎之所”。耶稣是唯一免除原罪的人，圣母不但免除分娩的苦痛，而且在生育时，保持童贞。在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圣母在崇拜仪式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有关圣母显灵的记载急剧增多，献给圣母的艺术品大量增加。圣母在中世纪西欧文学中的突出地位日益明显，但丁的《神曲》也是一首圣母的赞歌。12世纪兴起的骑士文学也表现出对传统不平等婚姻观的反叛，认为“爱情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结合，而不是两个家族、两份财产、两个利益集团的结合”。诗中的骑士经常向圣母祈祷，使用“玫瑰”“珍珠”“凤凰”等语言来赞美她。“圣母玛利亚是哥特式时期文学和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任何宗教人物甚至基督都无法超越她”。圣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既高高在上又可亲可爱，圣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女性状况的改善：女性自主婚姻权、财产权和采邑权得以保障，还更积极地参与宗教和社会活动。从基督教神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基督教通过不断抬高圣母地位来弥补上帝是单一男性的不足。米歇尔·P·卡罗尔认为：“在基督教中引入圣母这一女性形象可以缓解由于‘俄狄浦斯情结’所造成的精神紧张从而使人类社会可以正常延续。”无论玛利亚怎样受崇敬，基督教会一方面大力宣扬她的谦卑和贞洁，另一方面，迫害一切以圣母为崇拜对象和给予妇女领导地位的“异端”派别。
基督教的根本隐喻是神人关系，其实质是“建立一套以神为主、以人为辅，以男性为主、以女性为辅的秩序”。女性反对以男性称谓称呼神是因为妇女们发现语言的力量，语言以符号、形象、声音、姿势和表情来传递思想，“语言往往接近事物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说话的方法，还是一种存有、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为认识靠着形象和象征来生存的”。人类始祖最初生活的“乐园”是对前自我意识无我、无知状态的美化，人类自我意识尚处于孕育阶段，人类始祖与外部世界的分离感尚未浮现。人成为人的标志是人类始祖从与世界的混沌一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形成物我之别。《圣经》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产生智慧，人被逐出伊甸的过程，即脱离无我无知、理性和自我意识开始的过程。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孤寂的“我”，再也不能返回原初前意识的无忧无虑状态，从原来纯洁与母体一体的状态沦落到孤立受诅咒的处境。人与外部世界的对峙，以及伴随而来的分裂孤独，成为人性的基本标志。克里斯特瓦的创新之处。在于扩大语言的外延，将前象征语言的语言（克里斯特瓦称之为“符号”）引入语言观中，是象征语言产生前的各种不具有意义的“前语言形态”。在主体形成之前，以母亲为主导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符号先于象征出现。在进入象征界后，符号作为象征不能捕捉的剩余物而对象征进行破坏，符号模式生产出无意识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主体越远离符号带来的生命原始冲动，其精神空间的萎缩就越导致主体失去内心宁静，这种母性气质亦称为符号气质，从母体混乱无序的力比多流动发展而来，形成于母婴共存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利用语言和主体性内部固有的女性符号性生命力量，颠覆象征界父权专制统治，具有情感、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母婴关系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深刻和最强烈的关系……它是我们人类的绝对的体现，是镌刻在我们身体组织上的一个真理……本能驱动一个孩子依恋自己的母亲，这种关系具有非凡的强度……这是固有的”。幼年母亲怀抱的记忆不会因为个体的独立而消失，一旦陷于无能为力之时，个体会从母体那里获取心理慰藉。这种无助依赖感是人类最为广泛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圣母，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是一个活跃于母婴共生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散发着母性气质的符号。圣母时刻吸引着圣子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圣母原型因此具有不受时间、地域、民族等限制的超越性。 如果婴儿在主体形成之前，突然失去母亲，婴儿的语言仅有符号而无象征模式，无法建立主客体之分。出于生理上的贱斥感，婴儿开始排斥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体。这种以暴力方式被排斥出去的异己的东西隐喻属于无意识领域而永远无法被带人象征界的剩余物。贱斥隐藏于欲望之下，是形成独立自我的必经过程，同时表现成年人对返祖现象存在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是由主客体间的区别消失所带来的。克里斯特瓦把宗教和艺术看作两种贱斥的方式：“一种不纯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保护只有通过沉浸于贱斥之中才能得到。”可见，克里斯特瓦更侧重主体形成即由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认为象征是对卑贱的威胁和母体的禁阻，既可以是拉康对母亲欲望的禁阻，又可以是克里斯特瓦对“符号”的禁阻。克里斯特瓦进而强调爱、基督教和艺术的主体仅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相关。通过爱母亲，“自我”产生，爱欲生产主体、语言、符号和文化。据此，克里斯特瓦对圣母形象的分析颇为透彻——通过扩展处女受孕的主题消除原罪，圣母获得新生；进而，圣母排除其他女人，成为女性权威；由此，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象征体系中，圣母不仅成为理想爱情的象征，还使自我牺牲精神和他人的享乐相统一。
圣母崇拜是大女神崇拜传统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之一——母亲原型二者基督教化的表现。神话中的女神是大地母亲原型的形象表现。大地上的生命处于永恒的转化之中：成长、死亡、自我复原。在旧石器时代，创造生命的力量仅来自大女神；在基督教时代，生命赐予者和大地母亲与圣母玛利亚融为一体。女神文化建造雄伟的陵墓神庙，还制造精美的雕像陶器。这是一段有着旺盛创造力的和平时期，女神文化是艺术文化。在人类由母系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过渡中，神圣的大女神遭到废黜，大女神所代表的浑圆完整的生命之环被打碎。父权制社会及基督教压制对大女神的崇拜，使玛利亚无法成为基督教的女神，却不能消除母亲原型所体现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但克里斯特瓦强调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力，指出：“女性的丰富多产性及妊娠期至今仍然是想象的极有魅力的对象，而且还是一个神圣的隐居所。对当代宗教信仰来说，所谓‘彼岸’不再是超越我们头顶的异处，而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因此，成为一个母亲，在今天就意味着真正的宗教情感的幸存者。”总之，一方面玛利亚再现远古大女神的特征，如仁慈、慷慨、宽容等；另一方面，玛利亚超越大女神作为地母的象征，被教会称为连接天地的长梯。基督教女性主义在自然一生态方面达成共识：在父权制支配下的人类社会中，对自然的宰制与对女性的压迫间相互关联；在人论上，人类所独有的意识正在统治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传统神学只关注上帝与人构成的双边世界，当代神学家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在圣经生态批评基础上，重识“上帝-人-自然”间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两性友好相处，将生态神学向纵深推进。女性最关心人与人相互联系，而非等级和权利，现实生活中的信教是女性共享的社会生活。克里斯特瓦所提倡的理论并不只是为女性话语所辩护的理论，在语言符号的背后，人们发现一种根植于全人类的“合声符号学”的空间，就是人类不同性别与种族的大合唱。
尽管女性有对冲突侵犯的恐惧，但女性仍然渴望他者进入其空间扶持她。这种他者空间隐喻需要母性身份的自我确认和文化肯定。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是一个兼具菲勒斯创造性和专属于女性的母性的共同体，“我们除了把小孩带到世上，还生产了爱、欲望、语言、艺术、社会、政治、宗教等”。但是，社会通过母亲身份造就她们性格的分裂，即使玛利亚都是以圣母形象而非以具有女性特征的独立形象而流传后世的。“我们生存的社会没有女性文化可言：没有女性哲学、女性语言学，也没有女性宗教或女性政治”。《圣经》中的人物95%左右为男性，在极少数被记载的女性人物中，负面的形象占据很大比例，少数的女性正面人物的名字往往被湮没。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继承前者女神崇拜缺乏的传统。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极力鼓吹圣母“谦逊”的克制形象。中世纪初期，圣母子图像内，母子间的亲情比早期绘画里的淡化许多，严格对称的程式化构图强调神圣的宗教意味。圣母表情严肃、动作僵硬呆板，这种自我抑制的宣扬无情地削减玛利亚的人性，加重女性形象被异化的程度，加速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克里斯特瓦曾谈及《圣经》中两种典范的女性处境：一种是贤妻良母，另一种杀敌立功，但不过是冒充男性进入社会秩序辅助男性建功立业。克里斯特瓦的结论是父权制社会中的女人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母亲，就像生养大卫王的路得。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圣母子形象更具人性化色彩：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眉宇间洋溢着母亲的慈爱。尽管工业文明带来物质的空前繁荣，本能的对母亲一女神的爱，以及受机器的异化而产生的孤独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回归母亲的心态。圣母的广受尊奉表明：她具有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蕴含不受时间、地域、民族、社会制度等因素限制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克里斯特瓦定义的“圣母”不是仅仅行使生育功能的母亲，而是全身散发着爱与母性的光芒、温暖人们冷漠心灵的母亲形象，是一个唤醒人性之爱的玛利亚。
二、上帝形象研究
基督教时常论及人的心理特征。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其影响还涉及宗教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这种理论对人的主体历史和人格进行重构，对人的精神历史进行梳理。从弗洛伊德、荣格开始的心理学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圣经》中的人物、故事做出详尽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的宗教观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宗教领域的产物——宗教起源于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而基督教仪式类似于精神病人的下意识行为。由于原初的发自本性的欲望受到压抑而产生，“宗教是实现人们最古老、最强烈和最急迫的愿望的幻觉”，“神经症、宗教、社会、艺术和道德均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童年时无助的印象使人产生受保护的需要——这种保护由父亲提供：“由于认识到这种无助将贯穿整个生命，就有必要依靠一位父亲的存在，但这次是一位更强大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主要是对于幼时的父亲之依赖的复活。“在客观上形成宗教的软弱，引起一种在外部世界面前寻求保护和指导的需要。这种软弱恢复了儿童对于父亲的依赖，因为在童年，父亲给予儿童所需要的保护和指导”。但是，子女渴望拥有父亲的特权，联合起来反叛杀害了父亲，产生一种负罪感。图腾动物就是父亲的替身，而这种动物宰杀后仍受哀悼，标志着我们童年时的恋父情结还延续到成人生活中。作为幻觉的宗教在心理上调整人的罪恶，“调和个体与那些不可避免的放弃之间的关系；为那些牺牲提供满足的补偿”。显然，“宗教的‘隐蔽’意义是渴望父亲的永久重复”。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以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为核心概念，《圣经》中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是男性，对上帝所做的各种比喻皆为主、父亲、君王等。根据犹太一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作为天父的上帝不过是人类父亲形象的“投射”。人类对父亲的依赖，被投射到彼岸世界，赋予到上帝身上，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形象就产生了。从弗洛伊德的犹太家庭背景来看，《圣经》的记载中上帝确实以男性的形象出现，就像人孤独无依时的父亲，弗氏试图将上帝观念的孕生解释成人类幼年的精神病所致，认为上帝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中对父亲形象的一种扭曲性记忆和反映。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圣经》中的女性要绝对服从于男性，异性恋的男人建立《圣经》中的人类秩序。从《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的律法，以及对《圣经》中乱伦故事的解释来看，对乱伦与否的判断取决于男性。男性通过误称和置换性经验等，使象征着男性特征的父亲的权威得以确立。弗洛伊德理论从父亲形象的投射中，追溯上帝观念的历史，诠释“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的偏爱，不能用于对非一神教的解释。心理分析只注重性的因素，把宗教简化为其他东西，事物原本最核心的内容如社会因素被忽略了。弗氏将宗教作为个体的心理疾病，放大人类的阴暗面。《圣经》中的人物关系并非我们想象般的单纯，凡人或上帝都有“阴暗面”存在：约瑟的哥哥们联合谋害约瑟，上帝与魔鬼打赌使义人约伯受难，可窥见人类无意识中最原始的一面。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精神现象的研究成为他精神分析学的出发点之一。人的意识表层之后有强大的无意识活动：它与深层次的性欲有关，由本能和童年时代被遗忘的有关祖先的回忆构成，是作为意识的对抗物存在。它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无时间性、不可知性、反社会性。作为一种原始冲动，性本能被压抑，是形成人格、创造文明的重要驱动力。性的后面有一种类似力比多的潜力，驱使人寻求快感。荣格将力比多看作普遍的生命力，性欲只是所有生命机能的本能之一，他扩大力比多的范围。 沿着近代哲学和弗洛伊德这两条道路，拉康认为，理论主宰下的主体的思维、言说不过是他者操控下的无意识表演，主体即空无。拉康以理性方式，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解释为个体意识与生命冲动的关系。拉康的无意识指人们的言说、行为的过程被不可知的语言文化所钳制，而主体却不知道自己的言说乃是他者的言说。实际上，也只有在拉康的存在论研究层面，我们才发现无论多么严谨的理论，在实践上都会带来混乱。
克里斯特瓦带着她作为女人、母亲的感受，循着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路线画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轨迹。弗洛伊德把个体无意识置于俄狄浦斯场景之中，拉康将语言无意识放在俄狄浦斯机制所启动的象征秩序，克里斯特瓦却把它移置到母性、母婴关系占主导的前俄狄浦斯域。在克里斯特瓦看来，弗洛伊德回避个体心理上的混沌状态，而这种状态与母性和母婴关系相似，也是人保持自我所必需的心理状态。弗氏还通过确立阳具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支配作用，促进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女性的主体性自然地沉入“黑暗大陆”之中。精神分析学无力揭示母性、女性意识混沌的关系以及感受。克里斯特瓦不时运用诠释《圣经》的结论，证实其主体性理论、身体批评理论等。克里斯特瓦主张以一个新的内在的上帝取代那个旧的超验的上帝：超验的上帝与世间万物呈现出“自我一他者”的关系，使男女对立两极化；内在的上帝与万物融会贯通，男女都超越“我”“他”形式，成为双性同体的人。“双性同体”原指同一身体具有雌雄两性的特征。双性同体观念被用来论证上帝除了父亲形象还具有母亲形象，即母性的善良、柔和、自我牺牲也存在于其本性里。《圣经》内有不少关于上帝的母亲形象等女性化的描写：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上帝被比拟为哺乳婴孩的母亲。面对濒临毁灭的耶路撒冷，耶稣哀叹道：“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圣经》中有关智慧的描述反映上帝的母性特征，智慧神学的语言证明上帝博大的母系社会之爱。神圣的索菲亚用女性的语言表现上帝，之所以用索菲亚阐释耶稣，是因为研究者一再发现耶稣对待妇女的平等态度，发现耶稣在物质的、肉体的……甚至是性爱的范围内都偏爱女性。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妇女经常受到排斥，耶稣坚持女性享有平等的传教权，热衷于同女性们讨论神学问题，激励她们有所因应。一个外邦妇女因对耶稣的回应而受到表扬，一个寡妇被挑选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寻找作为母亲的上帝意味着寻找尚未受到男权制篡改过的原初母亲概念，寻找超越父权制限制的整个生命。所以，“当耶稣为弥赛亚或圣言与男性形象的神话被除去后，附类福音的耶稣便可被视为一个与女性主义相亲的人物”。总之，克里斯特瓦接受并修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批评弗氏提出建设文明的任务主要由男性承担的论点，女人被逼人和文明相对立的处境。针对弗洛伊德更关注人类破坏本能的危害而忽视父亲爱欲的功能，克里斯特瓦设立一位“想象之父”——由母爱所塑造的慈父为中介，在其牵引下，主体重新获得意义的象征生产模式。因此，克里斯特瓦的双性同体的上帝始终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其形象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地进步，顺应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主流。
三、反偶像崇拜的人道主义宗教观
公元前6世纪末，犹太人形成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当代基督教仍有犹太一神教的无意识印记。公元391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义告诫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来自我们自身的原罪。耶稣既是上帝启示的承载者，又是上帝拯救的代理者，上帝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进入具有时空属性的世界。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的许多主张，如对人类平等友爱的肯定，便渗入犹太教神学中。早期基督教的贡献是“对所有的个体、阶层和民族没有保留；既不像犹太教那样局限于一个民族，也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官方崇拜，只允许城邦自由民参加”。那时的教父们反对偶像崇拜。自4世纪起，圣像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一种聚敛财富的手段，尊卑分明的教阶制度也随之产生。由于教会财产越积越多，以主教为首的教会领导集团生活日趋腐化。奥古斯丁（354-430年）是古代宗教思想的一代宗师，主张“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位上帝”。这种用哲学一元论的眼光来理解上帝的论点奠定西方神学的基础；奥古斯丁的“得救预定论”——只能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救赎，主导着整个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正统教义。9世纪中叶出现的教会《法令集》载明，教权高于政权。12世纪，教皇权势进一步扩大，英诺森三世干预西欧各国内政，对各国人民征收教会的苛捐杂税，出售“赎罪券”，使大量财富流向罗马。同时他成立托钵修会，从精神上清除人民对教会的不满，制定包罗万象的教会法规，教会威信每况愈下，许多统治者对教宗的征税权、司法审判权、圣职任免权极为不满。张力几乎成为常态，11-12世纪的城市异端运动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特权。异端运动打破教皇对教宗一元、垄断的阐释，初步显示基督教义多元化的征象，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准备思想条件。
自15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激烈反对以教会为首的封建割据势力；同时，教会内部争权夺利，存在长期的宗教无政府状态。路德派主张简化罗马教廷的教士等级，树立“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路德声称，中世纪神学出现一些扭曲，原因是中世纪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推理之正确方式的一元论思想过度地使用。为制止异端思想传播，教会禁止路德等人的著作，此时，基督教在欧洲已名存实亡。基督教对神的信仰被天主教异化为对教皇的信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提倡宗教宽容、抨击教条主义，主张建立“爱”的宗教，反映随着社会发展人的宗教观的进步。新教运动成就包括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形成。18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传到北美，促成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人权宣言》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出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上帝存在等观点不是经验现象和先验范畴，而属于迷信。进而，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观点，否定包括基督教伦理在内的传统价值观。
《福音书》记载，耶稣把“爱”作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对穷人的同情来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理念：早期基督徒自愿地建立基金会，用来帮助需要救助者。自罗马帝国衰亡后，重要的艺术由受到耶稣之爱所激励的艺术家来主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体现基督教的价值观：人应当爱自己的邻居如同爱自己。基督教开始是专门为穷人创立的，谁能想象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出身于东欧的克里斯特瓦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是人民的鸦片”，对于克里斯特瓦，宗教是阶级一元论的反映，传统上帝论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个不能动的偶像，这个上帝与世界没有真正的关联。这既与克里斯特瓦的后现代多元主义立场背道而驰，也违背她反偶像崇拜的人道主义宗教观。克里斯特瓦主张，不仅基督，人人皆可成神。据此，克里斯特瓦拒绝基督教声称上帝掌握世界的永恒真理，但不否认基督教表现精密而微妙的人类的心理感受。克里斯特瓦更加反对“基督教的复活可以拯救欧洲主体性危机”的说法，而是坚持“信仰”不能在缺乏世俗政治、理性的状况下充当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宗教”在克里斯特瓦看来，也是与“女性”“符号”一样难以定义，可以等同于广义上的“信仰”。基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不信仰有超验的上帝、真理，但相信非理性信仰的正当性，因为那起源于如闪电般不稳定的母体边界之爱，在克里斯特瓦的心理分析理论中，高于男性赋予生命的理性之爱。基于此，克里斯特瓦认为，信仰者永远会不断地重塑自己，因为母体赋予主体信仰的权利，虽然主体是以处于这变化的边界之上的“他者”形式而出现的。克里斯特瓦的神学主张，属于人的心灵范畴，要揭示想象建构的功能以使个体的主体性保持稳定。克里斯特瓦的宗教文本和实践是为了将一个个体的肉体和心理经验以“爱”的形式转移到另一个个体身上去。宗教，像诗学语言、心理分析一样，给克里斯特瓦提供一个进路，使我们每个人面临的主体消解的危机得以免除并进而获得精神的升华。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国际关系形成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格局。1964年，召开的梵蒂冈会议号召天主教徒与现代世俗世界进行对话，积极开展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克里斯特瓦经常谈论欧洲的宗教冲突，认为宗教作为全球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应有所不同，要尊重不同种族的宗教信仰，“宗教”本应是一个复数概念。真正的危机，在克里斯特瓦看来，不是人们认为，自己信仰基督教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宗教矛盾，而是来自越来越强大的科技的非人化力量，资本也未能产生出激励人民创造力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治愈因理想化缺位所导致的问题。克里斯特瓦感到，基督教的未来在于其自身蕴含的信仰的力量为人类的心理复杂性提供动力，帮助变化的说话的主体不断地消解加于其上的精神磨难和痛苦。克里斯特瓦所倡导的后现代理论对当代宗教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开创跨学科的后现代宗教研究的新局面。
四、结语
除了对圣母形象、上帝形象的分析以及反偶像的观点，克里斯特瓦的人性之爱的宗教观还可以从对圣徒保罗的解读中梳理出来。具有世界主义观念的保罗笃信基督，传教路线广，见证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克里斯特瓦认为，保罗通过对耶稣的死与复活的叙事，从“死亡”进入“老我”，进而过渡到复活的“新我”，治愈心理病态。基督教的革命性在于它将“博爱”作为教义的焦点：“上帝先施以爱，只要人类有信心就可以获得。”克里斯特瓦所关注的“爱”以一个普世的人类集体的新面貌来呈现，从有形的身体进入灵性领域。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灵性非常关注信仰问题。虽然教会上千年来把宗教世俗化为统治工具，宗教实质上还是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圣经》提倡的“大爱”启迪人意识到人类社会需要和解而非对立。对于克里斯特瓦，“爱”是符号激情的特权场所，是符号的凝聚与其多元价值，也是主体性历史的一个最深切的有机部分。宗教的本质是要超越绝对理性所致的人性缺陷，回到曾经纯洁美好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构建充满人性之爱的终极图景。
[关键词]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圣母形象；上帝形象；偶像崇拜；人性之爱
[中图分类号]J1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43-06
宗教研究，古已有之。公元4世纪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写下经典力作《教会史》，其中记载的史料翔实，令人惊叹不已，他因此被誉为“基督教的希罗多德”。其后，基督教经历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东西方教会分裂、中世纪经院神学发展、异端教派兴起、欧洲宗教改革、新教兴起乃至20世纪基督教全球化，宗教研究仍然欣欣向荣。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带着她丰富多彩的理论成果，切入当代宗教研究。无论是其互文性理论、解析符号学理论还是后来的新精神分析学及后来更广阔的理论研究，都赋予宗教研究鲜明而独特的多元异质色彩，这也是本文试图要剖析的克里斯特瓦宗教观的核心思想，它与全球化视野下的当代跨学科文艺思潮的跨时空性、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相契合，反映当代文艺思潮的总体特征。
当代批评家认为，传统的圣经研究倡导“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是行不通的。“圣经学者若非与他人一同寻求的平等人权，为无论性别、种族、国籍的全人类争取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与世界上那些不人道的压制人的、奉行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势力沆瀣一气”。近年来，克里斯特瓦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在《爱情传奇》（I-Iistoires d’amour，1983）一书中，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基督教中的“爱”的主题：她注意到“爱”对成功地进入象征的个人主体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假使置身于一种宗教情境，我们会容易地看清上帝、圣母作为宗教中爱的载体在主体形成中所行使的功能，作为基督教最高形象的两个象征成为平凡之人，通过宗教心理分析有助于彻底地揭示人类精神和生命奥秘。
一、圣母形象研究
《圣经》记载，玛利亚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木匠约瑟订有婚约，未出嫁便“感受圣灵”怀孕，生子耶稣。她在《玛窦福音》中，耶稣诞生故事中不是主角，因为圣婴按摩西律法被带到耶路撒冷献给上帝。12岁时，耶稣在圣殿中与人论道而未和家人同归，耶稣的童年时代就此结束，而玛利亚的身影也随之淡出。《新约》对玛利亚的记载只为证明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玛利亚一旦生下救世主，就完成其使命。根据正统教义，耶稣虽由玛利亚所生，但同时她是自己儿子的造物，应该是她服从于基督，在救赎中更要依赖他。女性和母亲的玛利亚作为一种神学象征意义直到基督教确立国教地位之后，才得到充分认识，圣母崇拜走过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
从基督教诞生到5世纪是圣母崇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玛利亚从《圣经》中一个次要角色发展到教父时代的“上帝之母”，当时人们认为，玛利亚死后被耶稣带入天堂。欧洲各地纷纷以她的名义兴建教堂，10世纪时，英格兰出现过一个圣母崇拜的小高潮。中世纪盛期是圣母神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原罪观是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石，经院哲学之父安瑟尔姆坚持认为，玛利亚是“人类赎罪的圣坛，是世界和解的原因，是所有生命和救赎之所”。耶稣是唯一免除原罪的人，圣母不但免除分娩的苦痛，而且在生育时，保持童贞。在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圣母在崇拜仪式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有关圣母显灵的记载急剧增多，献给圣母的艺术品大量增加。圣母在中世纪西欧文学中的突出地位日益明显，但丁的《神曲》也是一首圣母的赞歌。12世纪兴起的骑士文学也表现出对传统不平等婚姻观的反叛，认为“爱情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结合，而不是两个家族、两份财产、两个利益集团的结合”。诗中的骑士经常向圣母祈祷，使用“玫瑰”“珍珠”“凤凰”等语言来赞美她。“圣母玛利亚是哥特式时期文学和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任何宗教人物甚至基督都无法超越她”。圣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既高高在上又可亲可爱，圣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女性状况的改善：女性自主婚姻权、财产权和采邑权得以保障，还更积极地参与宗教和社会活动。从基督教神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基督教通过不断抬高圣母地位来弥补上帝是单一男性的不足。米歇尔·P·卡罗尔认为：“在基督教中引入圣母这一女性形象可以缓解由于‘俄狄浦斯情结’所造成的精神紧张从而使人类社会可以正常延续。”无论玛利亚怎样受崇敬，基督教会一方面大力宣扬她的谦卑和贞洁，另一方面，迫害一切以圣母为崇拜对象和给予妇女领导地位的“异端”派别。
基督教的根本隐喻是神人关系，其实质是“建立一套以神为主、以人为辅，以男性为主、以女性为辅的秩序”。女性反对以男性称谓称呼神是因为妇女们发现语言的力量，语言以符号、形象、声音、姿势和表情来传递思想，“语言往往接近事物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说话的方法，还是一种存有、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为认识靠着形象和象征来生存的”。人类始祖最初生活的“乐园”是对前自我意识无我、无知状态的美化，人类自我意识尚处于孕育阶段，人类始祖与外部世界的分离感尚未浮现。人成为人的标志是人类始祖从与世界的混沌一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形成物我之别。《圣经》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产生智慧，人被逐出伊甸的过程，即脱离无我无知、理性和自我意识开始的过程。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孤寂的“我”，再也不能返回原初前意识的无忧无虑状态，从原来纯洁与母体一体的状态沦落到孤立受诅咒的处境。人与外部世界的对峙，以及伴随而来的分裂孤独，成为人性的基本标志。克里斯特瓦的创新之处。在于扩大语言的外延，将前象征语言的语言（克里斯特瓦称之为“符号”）引入语言观中，是象征语言产生前的各种不具有意义的“前语言形态”。在主体形成之前，以母亲为主导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符号先于象征出现。在进入象征界后，符号作为象征不能捕捉的剩余物而对象征进行破坏，符号模式生产出无意识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主体越远离符号带来的生命原始冲动，其精神空间的萎缩就越导致主体失去内心宁静，这种母性气质亦称为符号气质，从母体混乱无序的力比多流动发展而来，形成于母婴共存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利用语言和主体性内部固有的女性符号性生命力量，颠覆象征界父权专制统治，具有情感、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母婴关系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深刻和最强烈的关系……它是我们人类的绝对的体现，是镌刻在我们身体组织上的一个真理……本能驱动一个孩子依恋自己的母亲，这种关系具有非凡的强度……这是固有的”。幼年母亲怀抱的记忆不会因为个体的独立而消失，一旦陷于无能为力之时，个体会从母体那里获取心理慰藉。这种无助依赖感是人类最为广泛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圣母，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是一个活跃于母婴共生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散发着母性气质的符号。圣母时刻吸引着圣子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圣母原型因此具有不受时间、地域、民族等限制的超越性。 如果婴儿在主体形成之前，突然失去母亲，婴儿的语言仅有符号而无象征模式，无法建立主客体之分。出于生理上的贱斥感，婴儿开始排斥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体。这种以暴力方式被排斥出去的异己的东西隐喻属于无意识领域而永远无法被带人象征界的剩余物。贱斥隐藏于欲望之下，是形成独立自我的必经过程，同时表现成年人对返祖现象存在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是由主客体间的区别消失所带来的。克里斯特瓦把宗教和艺术看作两种贱斥的方式：“一种不纯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保护只有通过沉浸于贱斥之中才能得到。”可见，克里斯特瓦更侧重主体形成即由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认为象征是对卑贱的威胁和母体的禁阻，既可以是拉康对母亲欲望的禁阻，又可以是克里斯特瓦对“符号”的禁阻。克里斯特瓦进而强调爱、基督教和艺术的主体仅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相关。通过爱母亲，“自我”产生，爱欲生产主体、语言、符号和文化。据此，克里斯特瓦对圣母形象的分析颇为透彻——通过扩展处女受孕的主题消除原罪，圣母获得新生；进而，圣母排除其他女人，成为女性权威；由此，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象征体系中，圣母不仅成为理想爱情的象征，还使自我牺牲精神和他人的享乐相统一。
圣母崇拜是大女神崇拜传统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之一——母亲原型二者基督教化的表现。神话中的女神是大地母亲原型的形象表现。大地上的生命处于永恒的转化之中：成长、死亡、自我复原。在旧石器时代，创造生命的力量仅来自大女神；在基督教时代，生命赐予者和大地母亲与圣母玛利亚融为一体。女神文化建造雄伟的陵墓神庙，还制造精美的雕像陶器。这是一段有着旺盛创造力的和平时期，女神文化是艺术文化。在人类由母系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过渡中，神圣的大女神遭到废黜，大女神所代表的浑圆完整的生命之环被打碎。父权制社会及基督教压制对大女神的崇拜，使玛利亚无法成为基督教的女神，却不能消除母亲原型所体现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但克里斯特瓦强调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力，指出：“女性的丰富多产性及妊娠期至今仍然是想象的极有魅力的对象，而且还是一个神圣的隐居所。对当代宗教信仰来说，所谓‘彼岸’不再是超越我们头顶的异处，而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因此，成为一个母亲，在今天就意味着真正的宗教情感的幸存者。”总之，一方面玛利亚再现远古大女神的特征，如仁慈、慷慨、宽容等；另一方面，玛利亚超越大女神作为地母的象征，被教会称为连接天地的长梯。基督教女性主义在自然一生态方面达成共识：在父权制支配下的人类社会中，对自然的宰制与对女性的压迫间相互关联；在人论上，人类所独有的意识正在统治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传统神学只关注上帝与人构成的双边世界，当代神学家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在圣经生态批评基础上，重识“上帝-人-自然”间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两性友好相处，将生态神学向纵深推进。女性最关心人与人相互联系，而非等级和权利，现实生活中的信教是女性共享的社会生活。克里斯特瓦所提倡的理论并不只是为女性话语所辩护的理论，在语言符号的背后，人们发现一种根植于全人类的“合声符号学”的空间，就是人类不同性别与种族的大合唱。
尽管女性有对冲突侵犯的恐惧，但女性仍然渴望他者进入其空间扶持她。这种他者空间隐喻需要母性身份的自我确认和文化肯定。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是一个兼具菲勒斯创造性和专属于女性的母性的共同体，“我们除了把小孩带到世上，还生产了爱、欲望、语言、艺术、社会、政治、宗教等”。但是，社会通过母亲身份造就她们性格的分裂，即使玛利亚都是以圣母形象而非以具有女性特征的独立形象而流传后世的。“我们生存的社会没有女性文化可言：没有女性哲学、女性语言学，也没有女性宗教或女性政治”。《圣经》中的人物95%左右为男性，在极少数被记载的女性人物中，负面的形象占据很大比例，少数的女性正面人物的名字往往被湮没。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继承前者女神崇拜缺乏的传统。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极力鼓吹圣母“谦逊”的克制形象。中世纪初期，圣母子图像内，母子间的亲情比早期绘画里的淡化许多，严格对称的程式化构图强调神圣的宗教意味。圣母表情严肃、动作僵硬呆板，这种自我抑制的宣扬无情地削减玛利亚的人性，加重女性形象被异化的程度，加速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克里斯特瓦曾谈及《圣经》中两种典范的女性处境：一种是贤妻良母，另一种杀敌立功，但不过是冒充男性进入社会秩序辅助男性建功立业。克里斯特瓦的结论是父权制社会中的女人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母亲，就像生养大卫王的路得。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圣母子形象更具人性化色彩：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眉宇间洋溢着母亲的慈爱。尽管工业文明带来物质的空前繁荣，本能的对母亲一女神的爱，以及受机器的异化而产生的孤独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回归母亲的心态。圣母的广受尊奉表明：她具有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蕴含不受时间、地域、民族、社会制度等因素限制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克里斯特瓦定义的“圣母”不是仅仅行使生育功能的母亲，而是全身散发着爱与母性的光芒、温暖人们冷漠心灵的母亲形象，是一个唤醒人性之爱的玛利亚。
二、上帝形象研究
基督教时常论及人的心理特征。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其影响还涉及宗教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这种理论对人的主体历史和人格进行重构，对人的精神历史进行梳理。从弗洛伊德、荣格开始的心理学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圣经》中的人物、故事做出详尽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的宗教观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宗教领域的产物——宗教起源于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而基督教仪式类似于精神病人的下意识行为。由于原初的发自本性的欲望受到压抑而产生，“宗教是实现人们最古老、最强烈和最急迫的愿望的幻觉”，“神经症、宗教、社会、艺术和道德均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童年时无助的印象使人产生受保护的需要——这种保护由父亲提供：“由于认识到这种无助将贯穿整个生命，就有必要依靠一位父亲的存在，但这次是一位更强大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主要是对于幼时的父亲之依赖的复活。“在客观上形成宗教的软弱，引起一种在外部世界面前寻求保护和指导的需要。这种软弱恢复了儿童对于父亲的依赖，因为在童年，父亲给予儿童所需要的保护和指导”。但是，子女渴望拥有父亲的特权，联合起来反叛杀害了父亲，产生一种负罪感。图腾动物就是父亲的替身，而这种动物宰杀后仍受哀悼，标志着我们童年时的恋父情结还延续到成人生活中。作为幻觉的宗教在心理上调整人的罪恶，“调和个体与那些不可避免的放弃之间的关系；为那些牺牲提供满足的补偿”。显然，“宗教的‘隐蔽’意义是渴望父亲的永久重复”。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以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为核心概念，《圣经》中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是男性，对上帝所做的各种比喻皆为主、父亲、君王等。根据犹太一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作为天父的上帝不过是人类父亲形象的“投射”。人类对父亲的依赖，被投射到彼岸世界，赋予到上帝身上，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形象就产生了。从弗洛伊德的犹太家庭背景来看，《圣经》的记载中上帝确实以男性的形象出现，就像人孤独无依时的父亲，弗氏试图将上帝观念的孕生解释成人类幼年的精神病所致，认为上帝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中对父亲形象的一种扭曲性记忆和反映。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圣经》中的女性要绝对服从于男性，异性恋的男人建立《圣经》中的人类秩序。从《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的律法，以及对《圣经》中乱伦故事的解释来看，对乱伦与否的判断取决于男性。男性通过误称和置换性经验等，使象征着男性特征的父亲的权威得以确立。弗洛伊德理论从父亲形象的投射中，追溯上帝观念的历史，诠释“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的偏爱，不能用于对非一神教的解释。心理分析只注重性的因素，把宗教简化为其他东西，事物原本最核心的内容如社会因素被忽略了。弗氏将宗教作为个体的心理疾病，放大人类的阴暗面。《圣经》中的人物关系并非我们想象般的单纯，凡人或上帝都有“阴暗面”存在：约瑟的哥哥们联合谋害约瑟，上帝与魔鬼打赌使义人约伯受难，可窥见人类无意识中最原始的一面。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精神现象的研究成为他精神分析学的出发点之一。人的意识表层之后有强大的无意识活动：它与深层次的性欲有关，由本能和童年时代被遗忘的有关祖先的回忆构成，是作为意识的对抗物存在。它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无时间性、不可知性、反社会性。作为一种原始冲动，性本能被压抑，是形成人格、创造文明的重要驱动力。性的后面有一种类似力比多的潜力，驱使人寻求快感。荣格将力比多看作普遍的生命力，性欲只是所有生命机能的本能之一，他扩大力比多的范围。 沿着近代哲学和弗洛伊德这两条道路，拉康认为，理论主宰下的主体的思维、言说不过是他者操控下的无意识表演，主体即空无。拉康以理性方式，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解释为个体意识与生命冲动的关系。拉康的无意识指人们的言说、行为的过程被不可知的语言文化所钳制，而主体却不知道自己的言说乃是他者的言说。实际上，也只有在拉康的存在论研究层面，我们才发现无论多么严谨的理论，在实践上都会带来混乱。
克里斯特瓦带着她作为女人、母亲的感受，循着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路线画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轨迹。弗洛伊德把个体无意识置于俄狄浦斯场景之中，拉康将语言无意识放在俄狄浦斯机制所启动的象征秩序，克里斯特瓦却把它移置到母性、母婴关系占主导的前俄狄浦斯域。在克里斯特瓦看来，弗洛伊德回避个体心理上的混沌状态，而这种状态与母性和母婴关系相似，也是人保持自我所必需的心理状态。弗氏还通过确立阳具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支配作用，促进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女性的主体性自然地沉入“黑暗大陆”之中。精神分析学无力揭示母性、女性意识混沌的关系以及感受。克里斯特瓦不时运用诠释《圣经》的结论，证实其主体性理论、身体批评理论等。克里斯特瓦主张以一个新的内在的上帝取代那个旧的超验的上帝：超验的上帝与世间万物呈现出“自我一他者”的关系，使男女对立两极化；内在的上帝与万物融会贯通，男女都超越“我”“他”形式，成为双性同体的人。“双性同体”原指同一身体具有雌雄两性的特征。双性同体观念被用来论证上帝除了父亲形象还具有母亲形象，即母性的善良、柔和、自我牺牲也存在于其本性里。《圣经》内有不少关于上帝的母亲形象等女性化的描写：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上帝被比拟为哺乳婴孩的母亲。面对濒临毁灭的耶路撒冷，耶稣哀叹道：“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圣经》中有关智慧的描述反映上帝的母性特征，智慧神学的语言证明上帝博大的母系社会之爱。神圣的索菲亚用女性的语言表现上帝，之所以用索菲亚阐释耶稣，是因为研究者一再发现耶稣对待妇女的平等态度，发现耶稣在物质的、肉体的……甚至是性爱的范围内都偏爱女性。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妇女经常受到排斥，耶稣坚持女性享有平等的传教权，热衷于同女性们讨论神学问题，激励她们有所因应。一个外邦妇女因对耶稣的回应而受到表扬，一个寡妇被挑选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寻找作为母亲的上帝意味着寻找尚未受到男权制篡改过的原初母亲概念，寻找超越父权制限制的整个生命。所以，“当耶稣为弥赛亚或圣言与男性形象的神话被除去后，附类福音的耶稣便可被视为一个与女性主义相亲的人物”。总之，克里斯特瓦接受并修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批评弗氏提出建设文明的任务主要由男性承担的论点，女人被逼人和文明相对立的处境。针对弗洛伊德更关注人类破坏本能的危害而忽视父亲爱欲的功能，克里斯特瓦设立一位“想象之父”——由母爱所塑造的慈父为中介，在其牵引下，主体重新获得意义的象征生产模式。因此，克里斯特瓦的双性同体的上帝始终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其形象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地进步，顺应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主流。
三、反偶像崇拜的人道主义宗教观
公元前6世纪末，犹太人形成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当代基督教仍有犹太一神教的无意识印记。公元391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义告诫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来自我们自身的原罪。耶稣既是上帝启示的承载者，又是上帝拯救的代理者，上帝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进入具有时空属性的世界。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的许多主张，如对人类平等友爱的肯定，便渗入犹太教神学中。早期基督教的贡献是“对所有的个体、阶层和民族没有保留；既不像犹太教那样局限于一个民族，也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官方崇拜，只允许城邦自由民参加”。那时的教父们反对偶像崇拜。自4世纪起，圣像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一种聚敛财富的手段，尊卑分明的教阶制度也随之产生。由于教会财产越积越多，以主教为首的教会领导集团生活日趋腐化。奥古斯丁（354-430年）是古代宗教思想的一代宗师，主张“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位上帝”。这种用哲学一元论的眼光来理解上帝的论点奠定西方神学的基础；奥古斯丁的“得救预定论”——只能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救赎，主导着整个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正统教义。9世纪中叶出现的教会《法令集》载明，教权高于政权。12世纪，教皇权势进一步扩大，英诺森三世干预西欧各国内政，对各国人民征收教会的苛捐杂税，出售“赎罪券”，使大量财富流向罗马。同时他成立托钵修会，从精神上清除人民对教会的不满，制定包罗万象的教会法规，教会威信每况愈下，许多统治者对教宗的征税权、司法审判权、圣职任免权极为不满。张力几乎成为常态，11-12世纪的城市异端运动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特权。异端运动打破教皇对教宗一元、垄断的阐释，初步显示基督教义多元化的征象，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准备思想条件。
自15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激烈反对以教会为首的封建割据势力；同时，教会内部争权夺利，存在长期的宗教无政府状态。路德派主张简化罗马教廷的教士等级，树立“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路德声称，中世纪神学出现一些扭曲，原因是中世纪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推理之正确方式的一元论思想过度地使用。为制止异端思想传播，教会禁止路德等人的著作，此时，基督教在欧洲已名存实亡。基督教对神的信仰被天主教异化为对教皇的信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提倡宗教宽容、抨击教条主义，主张建立“爱”的宗教，反映随着社会发展人的宗教观的进步。新教运动成就包括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形成。18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传到北美，促成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人权宣言》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出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上帝存在等观点不是经验现象和先验范畴，而属于迷信。进而，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观点，否定包括基督教伦理在内的传统价值观。
《福音书》记载，耶稣把“爱”作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对穷人的同情来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理念：早期基督徒自愿地建立基金会，用来帮助需要救助者。自罗马帝国衰亡后，重要的艺术由受到耶稣之爱所激励的艺术家来主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体现基督教的价值观：人应当爱自己的邻居如同爱自己。基督教开始是专门为穷人创立的，谁能想象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出身于东欧的克里斯特瓦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是人民的鸦片”，对于克里斯特瓦，宗教是阶级一元论的反映，传统上帝论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个不能动的偶像，这个上帝与世界没有真正的关联。这既与克里斯特瓦的后现代多元主义立场背道而驰，也违背她反偶像崇拜的人道主义宗教观。克里斯特瓦主张，不仅基督，人人皆可成神。据此，克里斯特瓦拒绝基督教声称上帝掌握世界的永恒真理，但不否认基督教表现精密而微妙的人类的心理感受。克里斯特瓦更加反对“基督教的复活可以拯救欧洲主体性危机”的说法，而是坚持“信仰”不能在缺乏世俗政治、理性的状况下充当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宗教”在克里斯特瓦看来，也是与“女性”“符号”一样难以定义，可以等同于广义上的“信仰”。基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不信仰有超验的上帝、真理，但相信非理性信仰的正当性，因为那起源于如闪电般不稳定的母体边界之爱，在克里斯特瓦的心理分析理论中，高于男性赋予生命的理性之爱。基于此，克里斯特瓦认为，信仰者永远会不断地重塑自己，因为母体赋予主体信仰的权利，虽然主体是以处于这变化的边界之上的“他者”形式而出现的。克里斯特瓦的神学主张，属于人的心灵范畴，要揭示想象建构的功能以使个体的主体性保持稳定。克里斯特瓦的宗教文本和实践是为了将一个个体的肉体和心理经验以“爱”的形式转移到另一个个体身上去。宗教，像诗学语言、心理分析一样，给克里斯特瓦提供一个进路，使我们每个人面临的主体消解的危机得以免除并进而获得精神的升华。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国际关系形成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格局。1964年，召开的梵蒂冈会议号召天主教徒与现代世俗世界进行对话，积极开展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克里斯特瓦经常谈论欧洲的宗教冲突，认为宗教作为全球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应有所不同，要尊重不同种族的宗教信仰，“宗教”本应是一个复数概念。真正的危机，在克里斯特瓦看来，不是人们认为，自己信仰基督教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宗教矛盾，而是来自越来越强大的科技的非人化力量，资本也未能产生出激励人民创造力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治愈因理想化缺位所导致的问题。克里斯特瓦感到，基督教的未来在于其自身蕴含的信仰的力量为人类的心理复杂性提供动力，帮助变化的说话的主体不断地消解加于其上的精神磨难和痛苦。克里斯特瓦所倡导的后现代理论对当代宗教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开创跨学科的后现代宗教研究的新局面。
四、结语
除了对圣母形象、上帝形象的分析以及反偶像的观点，克里斯特瓦的人性之爱的宗教观还可以从对圣徒保罗的解读中梳理出来。具有世界主义观念的保罗笃信基督，传教路线广，见证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克里斯特瓦认为，保罗通过对耶稣的死与复活的叙事，从“死亡”进入“老我”，进而过渡到复活的“新我”，治愈心理病态。基督教的革命性在于它将“博爱”作为教义的焦点：“上帝先施以爱，只要人类有信心就可以获得。”克里斯特瓦所关注的“爱”以一个普世的人类集体的新面貌来呈现，从有形的身体进入灵性领域。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灵性非常关注信仰问题。虽然教会上千年来把宗教世俗化为统治工具，宗教实质上还是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圣经》提倡的“大爱”启迪人意识到人类社会需要和解而非对立。对于克里斯特瓦，“爱”是符号激情的特权场所，是符号的凝聚与其多元价值，也是主体性历史的一个最深切的有机部分。宗教的本质是要超越绝对理性所致的人性缺陷，回到曾经纯洁美好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构建充满人性之爱的终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