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年读《吴冠中自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艺专内迁的那段经历让我艳羡。
　　当时，多数学生跟学校乘船坐车走，李霖灿等几位勇敢的学生则效法徐霞客，徒步进入云南，途中还给其他同学寄明信片，叙述当地风土人情，并配有玉龙雪山的钢笔插画。李霖灿后来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其他艺专同学虽没有他的经历传奇，但也被浓郁的生活气息浸染，开启了新的审美观。
　　基于对少年游历的美好印象，今年6月一位朋友说起他在做游学项目时，我立刻兴奋地表示赞同。朋友却犯愁：“你不知道，现在抓安全抓得紧，学校怕出事，连春游都少了，游学风险更大，很多学校都是宁愿保守不愿冒险。”
　　让人欣慰的是，近日看到新闻，山西朔州市某中学的班主任、地理老师兰会云带着11名高中毕业生，从朔州一路骑行到上海。这一壮举被众网友力挺：“这是孩子最好的成年礼。很感动，为老师点赞。”
　　很多学校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兰老师以一己之力却能做到？风险社会学告诉我们：对风险的争论，常常是对风险管理制度的可信度的爭论，而不是对实际风险水平的争论。“公众最想确保的是这些决策都是公平的，是对公共安全以及福利高度负责的。”（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
　　这件事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但这风险并不比平日里孩子自己出游或者父母带孩子出游更大，关键还是“你带我孩子出去要跟我自己带孩子出去一样可靠”。
　　为了这次骑行，兰老师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每逢周末开车勘查线路，给学生买了三份短期意外险，准备了很多应急药，又从网上下载视频，学习骨折急救和心肺复苏术，教孩子们骑行手语……此外，他还与学生家长签订了免责协议。这是一种成熟、负责任的风险分担的做法。
　　与之相对的是，当下中国很多中小学的校领导怕出问题影响前途，干脆以“安全”为名取消学生出游，“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式负责”。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为什么德国投降后日本还负隅顽抗，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界高层没有人愿意对战败负责。
　　当然，兰老师目前也只是获得小部分家长的支持，学校出面组织则要获得绝大部分家长的“免责协议”，无疑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做更多的沟通与合理分担风险的工作。
　　有教师在网上分享了美国学者托宾《重返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书里的观点。这是托宾等在2002年（第一次是1987年）再一次开展的对中国、美国和日本学前教育的跨文化研究。中国教师对日本教师“放任”学生的危险举动和冲突行为感到吃惊，日本教师解释说：教师在避免风险的同时，孩子也失去了在风险、冲突中学习的机会。
　　如何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有效降低风险，而不是一刀切地回避风险，兰老师带学生骑行的示范效应、媒体的报道、公众的讨论正当其时。但愿类似的“风险沟通”越来越多，尤其希望教育管理部门也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