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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常常给人距离感，不仅跟媒体划定距离，极少接受访问，他对朋友也是如此。
正因为有距离，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远远地看着他。这位老派演员与当下娱乐圈的氛围格格不入，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浑身透着清高气。当然，也很“难搞”。
“我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的”
作为中国影视圈最贵、最难请的男星之一，陈道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实在推不掉，陈道明通常也会跟记者“约法三章”：
一是不喜欢概念性的采访。“咱们找感兴趣的东西聊，我可以说No，你也可以说不。”
二是不能像审问。“比如，你最近在干吗？拍什么戏？多少钱一集”
三是采访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有逼迫感。”
采访中，他还常常纠正记者：“我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的。”
倒不是说陈道明多么严肃、不近人情，相反，他只是先讲原则，但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你会发现，他甚至有点儿可爱。
冯小刚曾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绘声绘色描述过陈道明做人的直接、不会拐弯。他举过一个例子：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也可想而知。
陈道明认为，这只是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情况。大多数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有多大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悔改。
在资深媒体人何东眼中，陈道明是国内顶级男演员中一个大异数，如果仅用“另类”形容，都委屈了他那一身特色和毛病。“无论演戏还是处事，他永远内心纠葛无数，脸上却常常一派理智与冰冷。偶尔，你也能从他的眼神和嘴角边，读出很大的调皮、很大的耍坏。”
与陈道明合作过的袁莉对他的直接有很深的感触。她记得有一年，自己做金鸡奖颁奖嘉宾。当晚，她从颁奖台上下来的时候，遇见陈道明。大家萍水相逢，陈道明却当着一大堆人的面，劈头就说：“你怎么那么肥呀？”
颁奖礼结束，回北京的飞机上都是参加完金鸡奖的电影人，彼此熟识，人声喧哗，只有陈道明一个人捧着一本厚书埋头独看。过了很久，他突然对袁莉说：“下面有部戏，你来演我妹妹怎么样？”这部戏就是管虎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黑洞》。
拍戏时遇到问题，袁莉想请教陈道明，但打电话很难找到他，需要几番周折，才能听到他的声音。袁莉抱怨：“找到你这个‘皇上’真难呀，就差三跪九叩了。”
合作一段时间后，袁莉认为自己已经和陈道明成了朋友，聊起天来，有时就会问问他对自己的看法。结果，陈道明总是一脸严肃，郑重说：“对不起，我对你不太了解。”
“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人扔得远远的了。”袁莉在自传《正午时分》里写道。
冯小刚和陈道明算是老相识，从《一地鸡毛》开始合作，此后的《唐山大地震》《1942》，陈道明都有参演。冯小刚说：“很多年前，陈道明曾跟我说过他不交朋友。他认为关键时刻出卖你的不是陌生人，都是你的朋友。”
陈道明的朋友不多，仅有的几个，却都是至交。著名作家钱钟书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围城》里的方鸿渐，陈道明和钱钟书成了忘年交。老人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度走得很近。很少见人的钱钟书经常在家和他聊天，还允许他把几次有目的的谈话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这可能是老人绝无仅有的影像资料。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公开，理由是“只是两个朋友的私下谈话”。
“当演员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
陈道明常说自己当演员，是入错了行。
他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16岁那年，为躲避上山下乡的热潮，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他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进了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一个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入选了。”
进入剧团后，他并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跑龙套，比如演个匪兵甲，在最后一幕出场，从舞台左边跑到右边，台词就一句——“冲啊！”
但他并不着急，因为那时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主角和龙套都拿2毛5，没什么区别。一个月都拿这么多工资，吃大锅饭，饿不着，也不会下岗。跑了六七年龙套，他也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觉得出名这事离自己比较遥远。
多年后，陈道明认为，正因为起步阶段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思考方式才有所不同。而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
23岁，他考入中戏进修，进入北京影视圈。33岁，他凭借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溥仪一角走红，此后《围城》《我的1919》《康熙王朝》等热门影视剧，奠定了他当红演技派的地位。
“不想演的片子，你给再多钱，我也不演”
虽然身在娱乐圈，但陈道明一直保持着娱乐圈人少有的习惯——他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读小说，弹一手好钢琴，写一手好书法，通绘画，读古籍。对于接戏，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我永远看片论酬，不想演的片子，你给再多钱，我也不演。”
《围城》之后，他几乎保持着拍一部歇两年的节奏。他从不串戏、赶工。接一部戏，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待几个月。他拍戏从不迟到，也从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拍不过的情况。“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他说。
冯小刚说：“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当初拍《一地鸡毛》时，陈道明在里面饰演小职员小林，这是个需要左右逢源、处处讨好别人的角色，冯小刚起初担心这个“皇帝”不肯放下架子。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进了剧组后，陈道明就像变了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还帮助收拾东西。但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是角色需要。”陈道明说。进组就变成角色，他这套演戏方法，几十年都没变过。在近期热播的《楚汉传奇》里，陈道明演草根开国皇帝刘邦。拍戏的6个月里，刘邦的那几套戏服，他一直穿在身上。拍完戏回到家，跟朋友在一起，他照旧穿着刘邦的裤子、上衣。事实上，这期间他就没穿过别的衣服。
他的理由是，衣服是有神韵的，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把戏服变成自己的衣服。“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是服装，因为这衣服没有长在演员身上，永远都像是借来的。拍古装戏，穿古代的衣服，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化身’的过程，就是这个衣服要化在你身上，怎么看都是你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给你的一件戏装。所以，我会把这个衣服附在我身上，拍6个月，我就附6个月。”戏一拍完，脱掉这些衣服，陈道明又立马做回了自己。
《楚汉传奇》的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有个癖好——他没有自己的椅子，就老站着。确切说，陈道明在片场从来都不带工作椅，他也不觉得自己在现场有坐下的机会。每天拍戏，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天。他觉得站着，自己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一种亢奋。要是往那里一坐，太阳晒舒服了，就开始犯困，到该起来演戏的时候，怎么演？“为了不让自己犯懒，我干脆就不给自己这种机会。”陈道明说。
实在站累了，他就索性席地而坐。哪里有台阶，哪里有箱子，他就坐哪里，“我的屁股没那么金贵”。
“这并不说明我就有多么伟大，我也不是非逼着人家不要坐椅子这只是我的工作习惯。”讲完了自己的工作原则，他还要一再解释，这并非是挤对别的演员。
即便如此，《楚汉传奇》基本就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高希希说：“大牌艺术家陈道明都站着，我们谁还敢坐下？大家就集体陪站。”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
2012年11月，他零片酬出演话剧《喜剧的忧伤》，回到自己最初的舞台。过去在天津人艺，他从没有在一部戏里担任主角；现在他回来，与何冰两人完成了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嬉笑怒骂。该戏在北京首演，提前一周18场票全部卖光；而在天津，票房更创下当地纪录，家乡人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他回家。
《喜剧的忧伤》因为陈道明的加入，成为北京人艺近几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陈道明却说，他做这事情不是回炉，也没什么初衷，甚至没人看都没关系。“我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或者要达到某种成功，才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成与败对我都不重要。”
接这部话剧也是机缘巧合。起初，陈道明和何冰准备出演冯小刚导演的话剧《特务》，因为剧本出了问题，上不了，档期、剧场都空出来了。北京人艺的青年导演徐昂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拿着《喜剧的忧伤》的剧本，打动了陈道明。
收到剧本两天后，陈道明就给徐昂打电话说：“剧本还不错，但我希望何冰和我一起演，我演审查官，何冰就演总不能过审的小编剧。
徐昂说，多年后站在话剧的舞台上，其实陈道明也紧张。演出前他就不断检查自己的道具、服装，背台词，生怕出错。
在徐昂看来，陈道明是比赛型的演员，在比赛时成长得特别快。第一场，他的音量有点儿低，后来很快解决了，并不像一个多年没上舞台的人；等演到第五、第六场的时候，就是飞速在进步。戏中有一段像赵本山附体的表演，是他自己设计的，当众献丑，让观众很意外。“明星一般都怕出丑，他愿意设计这么一场戏，摆明了去出丑，引大家笑，对于一个成名演员是需要勇气的，但他不怕丢人。”徐昂说。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陈道明最无愧于心的是他对职业的认真。
对于走红，他则归功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合适我演就接；不合适，我就这么歇着。”
陈道明解读演艺生涯诸多角色
1984年，《末代皇帝》中饰演溥仪。这部戏我们拍了4年。那时每天骑个自行车就从东城跑西城排戏去了，像上班一样，偶尔摄制组用汽车接一次，特高兴。当时伙食补助一天好像是10块钱，结果最后我们伙食补助费比片酬拿得多得多。这个角色让我获得第九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
1990年，《围城》中饰演方鸿渐。我靠这个角色拿了很多奖。拍《围城》过程特别愉快，时间长，很从容，大家在创作上有来往，很有空间，也有余地，没有现在拍电视剧这么仓促和匆忙。
2000年，《康熙王朝》中饰演康熙。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说别这么拘着，撒开手来演。康熙的重点就在两点，一是政治化，二是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这一块我不太重视，我更注重于人物心理的转换和对政治事件的敏锐。对群臣和对手，他有那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儿，对于后宫，他又有很多无奈，我的着力点在这上面。
2002年，《大汉天子》中饰演东方朔。这是我演的第一部片酬比较高的电视剧。现在来看，东方朔演得有点儿紧，不放松。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亦正亦邪式的角色，带有一点儿智慧的坏。如果现在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
2003年，《无间道3：终极无间》中饰演沈澄。这是个没有多少戏份的角色。因为林建岳（《无间道》投资人）一直对我挺好的，所以答应接演，但电影出来后我并不喜欢。所以在新加坡宣传期间，我就跟林建岳说，以后这种片子别找我，因为我在里面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10年，《唐山大地震》中饰演王德清。电影最后只保留了我1/3的戏份，所以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在情节上有点儿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儿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这么点儿，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可能全盘的铺排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2010年，电视剧版《手机》中饰演费墨。原来导演想让我演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但我觉得费墨这个人更有得可演。他有一个好的指向性，现在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囊括在他身上，但是剧本里这个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没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真正功能性的作用，有点儿浅尝辄止。哪怕你把费墨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都比现在要好。（据《外滩画报》《新民周刊》相关资料整理）
正因为有距离，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远远地看着他。这位老派演员与当下娱乐圈的氛围格格不入，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浑身透着清高气。当然，也很“难搞”。
“我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的”
作为中国影视圈最贵、最难请的男星之一，陈道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实在推不掉，陈道明通常也会跟记者“约法三章”：
一是不喜欢概念性的采访。“咱们找感兴趣的东西聊，我可以说No，你也可以说不。”
二是不能像审问。“比如，你最近在干吗？拍什么戏？多少钱一集”
三是采访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有逼迫感。”
采访中，他还常常纠正记者：“我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的。”
倒不是说陈道明多么严肃、不近人情，相反，他只是先讲原则，但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你会发现，他甚至有点儿可爱。
冯小刚曾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绘声绘色描述过陈道明做人的直接、不会拐弯。他举过一个例子：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也可想而知。
陈道明认为，这只是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情况。大多数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有多大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悔改。
在资深媒体人何东眼中，陈道明是国内顶级男演员中一个大异数，如果仅用“另类”形容，都委屈了他那一身特色和毛病。“无论演戏还是处事，他永远内心纠葛无数，脸上却常常一派理智与冰冷。偶尔，你也能从他的眼神和嘴角边，读出很大的调皮、很大的耍坏。”
与陈道明合作过的袁莉对他的直接有很深的感触。她记得有一年，自己做金鸡奖颁奖嘉宾。当晚，她从颁奖台上下来的时候，遇见陈道明。大家萍水相逢，陈道明却当着一大堆人的面，劈头就说：“你怎么那么肥呀？”
颁奖礼结束，回北京的飞机上都是参加完金鸡奖的电影人，彼此熟识，人声喧哗，只有陈道明一个人捧着一本厚书埋头独看。过了很久，他突然对袁莉说：“下面有部戏，你来演我妹妹怎么样？”这部戏就是管虎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黑洞》。
拍戏时遇到问题，袁莉想请教陈道明，但打电话很难找到他，需要几番周折，才能听到他的声音。袁莉抱怨：“找到你这个‘皇上’真难呀，就差三跪九叩了。”
合作一段时间后，袁莉认为自己已经和陈道明成了朋友，聊起天来，有时就会问问他对自己的看法。结果，陈道明总是一脸严肃，郑重说：“对不起，我对你不太了解。”
“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人扔得远远的了。”袁莉在自传《正午时分》里写道。
冯小刚和陈道明算是老相识，从《一地鸡毛》开始合作，此后的《唐山大地震》《1942》，陈道明都有参演。冯小刚说：“很多年前，陈道明曾跟我说过他不交朋友。他认为关键时刻出卖你的不是陌生人，都是你的朋友。”
陈道明的朋友不多，仅有的几个，却都是至交。著名作家钱钟书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围城》里的方鸿渐，陈道明和钱钟书成了忘年交。老人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度走得很近。很少见人的钱钟书经常在家和他聊天，还允许他把几次有目的的谈话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这可能是老人绝无仅有的影像资料。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公开，理由是“只是两个朋友的私下谈话”。
“当演员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
陈道明常说自己当演员，是入错了行。
他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16岁那年，为躲避上山下乡的热潮，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他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进了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一个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入选了。”
进入剧团后，他并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跑龙套，比如演个匪兵甲，在最后一幕出场，从舞台左边跑到右边，台词就一句——“冲啊！”
但他并不着急，因为那时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主角和龙套都拿2毛5，没什么区别。一个月都拿这么多工资，吃大锅饭，饿不着，也不会下岗。跑了六七年龙套，他也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觉得出名这事离自己比较遥远。
多年后，陈道明认为，正因为起步阶段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思考方式才有所不同。而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
23岁，他考入中戏进修，进入北京影视圈。33岁，他凭借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溥仪一角走红，此后《围城》《我的1919》《康熙王朝》等热门影视剧，奠定了他当红演技派的地位。
“不想演的片子，你给再多钱，我也不演”
虽然身在娱乐圈，但陈道明一直保持着娱乐圈人少有的习惯——他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读小说，弹一手好钢琴，写一手好书法，通绘画，读古籍。对于接戏，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我永远看片论酬，不想演的片子，你给再多钱，我也不演。”
《围城》之后，他几乎保持着拍一部歇两年的节奏。他从不串戏、赶工。接一部戏，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待几个月。他拍戏从不迟到，也从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拍不过的情况。“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他说。
冯小刚说：“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当初拍《一地鸡毛》时，陈道明在里面饰演小职员小林，这是个需要左右逢源、处处讨好别人的角色，冯小刚起初担心这个“皇帝”不肯放下架子。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进了剧组后，陈道明就像变了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还帮助收拾东西。但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是角色需要。”陈道明说。进组就变成角色，他这套演戏方法，几十年都没变过。在近期热播的《楚汉传奇》里，陈道明演草根开国皇帝刘邦。拍戏的6个月里，刘邦的那几套戏服，他一直穿在身上。拍完戏回到家，跟朋友在一起，他照旧穿着刘邦的裤子、上衣。事实上，这期间他就没穿过别的衣服。
他的理由是，衣服是有神韵的，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把戏服变成自己的衣服。“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是服装，因为这衣服没有长在演员身上，永远都像是借来的。拍古装戏，穿古代的衣服，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化身’的过程，就是这个衣服要化在你身上，怎么看都是你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给你的一件戏装。所以，我会把这个衣服附在我身上，拍6个月，我就附6个月。”戏一拍完，脱掉这些衣服，陈道明又立马做回了自己。
《楚汉传奇》的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有个癖好——他没有自己的椅子，就老站着。确切说，陈道明在片场从来都不带工作椅，他也不觉得自己在现场有坐下的机会。每天拍戏，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天。他觉得站着，自己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一种亢奋。要是往那里一坐，太阳晒舒服了，就开始犯困，到该起来演戏的时候，怎么演？“为了不让自己犯懒，我干脆就不给自己这种机会。”陈道明说。
实在站累了，他就索性席地而坐。哪里有台阶，哪里有箱子，他就坐哪里，“我的屁股没那么金贵”。
“这并不说明我就有多么伟大，我也不是非逼着人家不要坐椅子这只是我的工作习惯。”讲完了自己的工作原则，他还要一再解释，这并非是挤对别的演员。
即便如此，《楚汉传奇》基本就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高希希说：“大牌艺术家陈道明都站着，我们谁还敢坐下？大家就集体陪站。”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
2012年11月，他零片酬出演话剧《喜剧的忧伤》，回到自己最初的舞台。过去在天津人艺，他从没有在一部戏里担任主角；现在他回来，与何冰两人完成了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嬉笑怒骂。该戏在北京首演，提前一周18场票全部卖光；而在天津，票房更创下当地纪录，家乡人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他回家。
《喜剧的忧伤》因为陈道明的加入，成为北京人艺近几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陈道明却说，他做这事情不是回炉，也没什么初衷，甚至没人看都没关系。“我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或者要达到某种成功，才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成与败对我都不重要。”
接这部话剧也是机缘巧合。起初，陈道明和何冰准备出演冯小刚导演的话剧《特务》，因为剧本出了问题，上不了，档期、剧场都空出来了。北京人艺的青年导演徐昂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拿着《喜剧的忧伤》的剧本，打动了陈道明。
收到剧本两天后，陈道明就给徐昂打电话说：“剧本还不错，但我希望何冰和我一起演，我演审查官，何冰就演总不能过审的小编剧。
徐昂说，多年后站在话剧的舞台上，其实陈道明也紧张。演出前他就不断检查自己的道具、服装，背台词，生怕出错。
在徐昂看来，陈道明是比赛型的演员，在比赛时成长得特别快。第一场，他的音量有点儿低，后来很快解决了，并不像一个多年没上舞台的人；等演到第五、第六场的时候，就是飞速在进步。戏中有一段像赵本山附体的表演，是他自己设计的，当众献丑，让观众很意外。“明星一般都怕出丑，他愿意设计这么一场戏，摆明了去出丑，引大家笑，对于一个成名演员是需要勇气的，但他不怕丢人。”徐昂说。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陈道明最无愧于心的是他对职业的认真。
对于走红，他则归功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合适我演就接；不合适，我就这么歇着。”
陈道明解读演艺生涯诸多角色
1984年，《末代皇帝》中饰演溥仪。这部戏我们拍了4年。那时每天骑个自行车就从东城跑西城排戏去了，像上班一样，偶尔摄制组用汽车接一次，特高兴。当时伙食补助一天好像是10块钱，结果最后我们伙食补助费比片酬拿得多得多。这个角色让我获得第九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
1990年，《围城》中饰演方鸿渐。我靠这个角色拿了很多奖。拍《围城》过程特别愉快，时间长，很从容，大家在创作上有来往，很有空间，也有余地，没有现在拍电视剧这么仓促和匆忙。
2000年，《康熙王朝》中饰演康熙。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说别这么拘着，撒开手来演。康熙的重点就在两点，一是政治化，二是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这一块我不太重视，我更注重于人物心理的转换和对政治事件的敏锐。对群臣和对手，他有那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儿，对于后宫，他又有很多无奈，我的着力点在这上面。
2002年，《大汉天子》中饰演东方朔。这是我演的第一部片酬比较高的电视剧。现在来看，东方朔演得有点儿紧，不放松。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亦正亦邪式的角色，带有一点儿智慧的坏。如果现在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
2003年，《无间道3：终极无间》中饰演沈澄。这是个没有多少戏份的角色。因为林建岳（《无间道》投资人）一直对我挺好的，所以答应接演，但电影出来后我并不喜欢。所以在新加坡宣传期间，我就跟林建岳说，以后这种片子别找我，因为我在里面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10年，《唐山大地震》中饰演王德清。电影最后只保留了我1/3的戏份，所以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在情节上有点儿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儿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这么点儿，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可能全盘的铺排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2010年，电视剧版《手机》中饰演费墨。原来导演想让我演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但我觉得费墨这个人更有得可演。他有一个好的指向性，现在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囊括在他身上，但是剧本里这个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没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真正功能性的作用，有点儿浅尝辄止。哪怕你把费墨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都比现在要好。（据《外滩画报》《新民周刊》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