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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杂合的译文具有异质性和本土性的双重基因,既是文化姻缘结合之下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得以不断延续的保证。本文通过分析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杂合现象,说明事实上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只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体现出的杂合度不同而已。
关键词: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杂合
一、引言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被认为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不存在调和或妥协。但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其实都是人类的文化建构,它们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因为,很显然,真实的世界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界限明确的。[4]一旦用“意译”或“归化”来概括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风尚,论者必然会着力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文本,而忽视杂合文本的存在。如果深入清末民初的译本内核就会发现,受到时代的局限与客观条件的制约,译者翻译时多用汉语语言文化中固有的成分去替代原文中的成分。但即便如此,译文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上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些异质性成分。
二、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杂合”是一个从生物学中借用的概念,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3]随着多学科的交流与发展,“杂合”一词被广泛运用到自然科学、语言学、社会学及人文学等不同的领域。翻译研究中的杂合是指源语与译语的语言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碰撞、影响而形成的混合体,具有双重文化基因。从构成论上看,由于源语文本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母体,其异域性特征在异语语境中便无法整体保全,其间必有信息丧失或意义失真,而另一方面,由于异语文本进入了新的阐释语境,异语文化的民族特征便必然会由语言本身裹挟而入,这样,在源语文本的信息部分丧失的同时,译本又部分地增加了信息含蕴。[5]新质与旧质有机地杂合在译文中,使得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别于原文,又与译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因而表现出杂合的特点。
三、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杂合现象
(一)语言上的杂合
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则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文化的缺项造成语言词汇的缺项,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和对世界映像的不同感受也在语言单位的划分、句法结构的形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造成了翻译活动中‘对应单位’的缺项,结构的错位。”[8]当译者力图把原文中的异质因素翻译到目的语中时,由于目的语中缺乏对等成分,就只好把源语文化中的词汇、概念、句法结构移植进来,于是形成两种语言之间的杂合。
例1:Columns,arches,pyramids,what are they but heaps of sand,and their epitaphs but characters written in the dust?What is the security of a tomb or the perpetuity of an embalmment?The remai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ave been scattered to the wind,and his empty sarcophagus is now the mere curiosity of a museum.[2]
译文:无论华表、穹门、金字塔,后此均一堆沙石耳!纵使坟台坚固,亦复何济?而亚力山大之尸灰已扬归乌有,仅留空椁,置诸博物院中。[6]
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最为直接迅速的反映。清末民初的许多小说译者常用独具汉语特色的文言、白话和浅近文言替换充满异国情调的字眼。但当在文言语汇中找不到现成的词语,可直接准确地表述异质文化的新奇事物时,词汇上的杂合便应运而生。例文中音译的人名“亚力山大”就显示了西方命名的特点,而“金字塔”和“博物院”这些意译过来的物质名词,在今天看来早已司空见惯,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却相当陌生。
例2:She was withal a little of a coquette,as might be perceived even in her dress,which was a 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fashions,as most suited to set of her charms.She wore the ornaments of pure yellow gold,which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had brought over from Saar dam...[2]
译文:而女郎尤娇饰媚人,盖从其服饰中见之。女衣并合新旧二式,幻为时世之妆,以衬托其风貌之美。所御黄金之饰,即其曾祖母氏自荷兰购归者,因以赐之。[6]
在英语中,条件从句、状语从句往往后置,主句在前;汉语则恰恰相反。林纾将“盖从其服饰中见之”译成原因状语从句,放在“而女郎尤娇饰媚人”后,显然是仿效了英文原句的句式。此外,汉语以短句居多,定语也很短,而英语中的定语则很长,逻辑严谨。“即其曾祖母氏自荷兰购归者”作为非限定性定于从句放在“所御黄金之饰”后面翻译出来,显然与地道的汉语不同。虽然翻译小说中句法上的杂合不占多数,但即使译者有意拒绝,外文句法也总能在译文中留下一丝痕迹。
(二)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文学上的杂合
翻译涉及的两种文化的文学传统也反映出各自的差异性。由于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内容,还要尽量使译文具有大致相当的文学性,所以很多时候就必须保留一些来自原文的文学手法。同时,为照顾读者的阅读,译文又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汉语的文学手法,从而使译文在文学方面具有杂合的特点。尽管此时期的翻译小说仍未彻底扫尽旧小说习气,但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描写手法上都出现了一些新质变。
例4:1 first saw the light in the city of Boston in the year 1857.“What?You say eighteenth fifty-seven.That is an odd slip.He means nineteen fifty-seven of course.”I beg pardon,but there is no mistake.It was about four i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the 26th,one day after Christmas,in the year 1857,not 1957,that I first breathed the east wind of Boston,which,I assure the reader,was at that remote period marked by the same penetrating quality characterizing it in the present year of grace,2000.[9]
译文:在下姓威士,美国波十顿人。我的生日,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哈哈,看官不晓得的,必定笑我记错一百年了,不要是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罢。看官,且慢笑,我并没有记错。我的生日的确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钟,那一日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我记得那时候的波士顿城,比现在的波士顿城,论起地势来,却也是差不多。
此例节选自1904年发表在《绣像小说》的翻译小说《回头看》。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线形时序特征来建构小说的内容,而译文却照搬了原文“开局突冗”的叙事时间,在较大程度上传递了原文表达法。倒叙的结构常将小说的结局或者某种议论、场景放在前面,然后再叙述故事的情节,最后作呼应或释疑,以制造悬念和加强故事的戏剧性。译文从主人公在陌生的环境中醒来开始,得知“我”现在身在20世纪,已在地窖中藏身百年,19世纪发生的事却恍如昨日。这样不仅引进了叙事学上的新元素,更使译文具有了明显的异质性。
(三)文化上的杂合
译文杂合虽然分成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但是这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语言是文学、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杂合反映文学、文化的杂合;同时,翻译中文学、文化的杂合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现出来,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共现于译文之中。
例5:...if the eyes of our faith were as open as the eyes of our body,we should see numbers of angels about us for our guard.The notions we have of heaven now,are nothing like what it is,as Drelincourt says;therefore be comforted under your afflictions,and believe that the Almighty has a particular regard to you;...For,I can never believe,(and claps her hand upon her knee with great earnestness,which indeed ran through most of her discourse,)that ever God will suffer you to spend all your days in this afflicted state...[10]
译文:“亲爱之白格莱夫夫人,苟吾辈之信义,亦如吾人之有眼者,则必能见无数之安琪儿,方环立于侧,赐吾辈以福祉。当知天之所以予人以忧患者,正所以练其心志。……既又续曰:“吾殊弗信上帝有此铁心,乃忍消磨吾人-生于忧患之中。”[7]
此例中,译者一方面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心理,做了一些归化的处理,如将“for our guard”译成“福祉”,将“therefore be comforted under your afflictions,and believe that the Almighty has a particular regard to you”译作类似孟子的名言“天之所以予人以忧患者,正所以练其心志”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另一方面,一些带有外国宗教文化的成分被如实地保留下来。如“Angel”译成“安琪儿”,“God”译成“上帝”,使读者很快感受到文化上的异国情调。
(四)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杂合度的演变
自1898年至1919年,二十年间异质文化的走向经历了排斥到认同的过程。在各种历史因素整体互动下,译文的杂合度明显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时段。
1898-1906:由于此时处于现代西洋文学介绍的曙期,对异质文化的认识还很肤浅。译者多半是当时的一些政客及洋行买办,没有正确的文学常识。他们常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模式作为“前理解”,以此寻找与西方小说的契合点。此外,在小说翻译初期的读者构成中,除一部分略知外国情况的知识分子外,大多是趋向变法维新的一般市民。他们虽爱看外国小说,但大都只为怡情遣兴。所以译者要顾及的是中国读者的口味及伦理观,而不是对原作的忠实。与过于生涩的译笔相比,平易畅达的语言,本土化的表达风格,更容易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这样一来,译文就不可能保留多少异质性成分。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最初兴起,并不是出于仿效异域文学建制的考虑。“说读西洋小说可以考其异国风情,鉴其政教得失,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很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1]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有识之士译书无不为了求道取经,救国新民。在“格致政事我不如人,辞章文学人不如我”的观念的影响下,处于悠久文化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很难把域外小说奉若神明,反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框架内加以改造。译界关注的主要是作品的内容,强调作品的教育或政治意义,而忽视对形式、技巧、词汇、句法、文化的输入。异质性成分引入得少,杂合度低自然在所难免。
1906-1919:此时虽仍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但由于商业社会开始形成,小说逐渐实现了市场化,小说家与翻译家的角色也逐步分离。随着译介事业的不断深入,译者们开始用变化的文学眼光来翻译域外小说,而读者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情节中心”的阅读心理。在西洋文学的潜移默化下,语言文字素质得以不断改造,读者的阅读能力也相应提高。与前一时期较为保守的译文相比,此时的译文在语言、文学和文化上也不再一味偏离原文,杂合度也随之明显升高。
另外,此时更多译者开始以自觉的心态、强烈的动机和综合的眼光从事翻译文化事业。他们的翻译目的不完全是为了社会功用,而是逐渐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为己任,希企“异或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在新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异域的文学艺术形式逐步抛弃了之前的轻蔑和鄙夷,代之以推崇和欣赏的价值判断。这就促使翻译小说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呈现出更多的新变,也为译文保留异质性成分提供了可能。
四、结语
翻译杂合加速了语言、文学、文化的杂合,引进了许多异质性成分,使目的语文化难以保持原有的真本性。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杂合现象,目的不是以原文为中心来衡量译文,作出优劣的品评,而是旨在超越传统思维,对译文中出现的杂合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并从文本表露出的杂合特征去追溯其产生和存在的各种原因。从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有两种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杂合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与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既有规律可循,又因众多因素影响而变动不居。杂合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而言,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费解,苏勇强.见闻札记——英汉对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6]林纾,魏易.拊掌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书社,1967.
[8]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ed.By John L.Thom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0]Walter Scott.The Tapestried Chamber[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1.
关键词: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杂合
一、引言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被认为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不存在调和或妥协。但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其实都是人类的文化建构,它们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因为,很显然,真实的世界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界限明确的。[4]一旦用“意译”或“归化”来概括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风尚,论者必然会着力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文本,而忽视杂合文本的存在。如果深入清末民初的译本内核就会发现,受到时代的局限与客观条件的制约,译者翻译时多用汉语语言文化中固有的成分去替代原文中的成分。但即便如此,译文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上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些异质性成分。
二、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杂合”是一个从生物学中借用的概念,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3]随着多学科的交流与发展,“杂合”一词被广泛运用到自然科学、语言学、社会学及人文学等不同的领域。翻译研究中的杂合是指源语与译语的语言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碰撞、影响而形成的混合体,具有双重文化基因。从构成论上看,由于源语文本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母体,其异域性特征在异语语境中便无法整体保全,其间必有信息丧失或意义失真,而另一方面,由于异语文本进入了新的阐释语境,异语文化的民族特征便必然会由语言本身裹挟而入,这样,在源语文本的信息部分丧失的同时,译本又部分地增加了信息含蕴。[5]新质与旧质有机地杂合在译文中,使得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别于原文,又与译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因而表现出杂合的特点。
三、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杂合现象
(一)语言上的杂合
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则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文化的缺项造成语言词汇的缺项,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和对世界映像的不同感受也在语言单位的划分、句法结构的形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造成了翻译活动中‘对应单位’的缺项,结构的错位。”[8]当译者力图把原文中的异质因素翻译到目的语中时,由于目的语中缺乏对等成分,就只好把源语文化中的词汇、概念、句法结构移植进来,于是形成两种语言之间的杂合。
例1:Columns,arches,pyramids,what are they but heaps of sand,and their epitaphs but characters written in the dust?What is the security of a tomb or the perpetuity of an embalmment?The remai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ave been scattered to the wind,and his empty sarcophagus is now the mere curiosity of a museum.[2]
译文:无论华表、穹门、金字塔,后此均一堆沙石耳!纵使坟台坚固,亦复何济?而亚力山大之尸灰已扬归乌有,仅留空椁,置诸博物院中。[6]
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最为直接迅速的反映。清末民初的许多小说译者常用独具汉语特色的文言、白话和浅近文言替换充满异国情调的字眼。但当在文言语汇中找不到现成的词语,可直接准确地表述异质文化的新奇事物时,词汇上的杂合便应运而生。例文中音译的人名“亚力山大”就显示了西方命名的特点,而“金字塔”和“博物院”这些意译过来的物质名词,在今天看来早已司空见惯,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却相当陌生。
例2:She was withal a little of a coquette,as might be perceived even in her dress,which was a 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fashions,as most suited to set of her charms.She wore the ornaments of pure yellow gold,which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had brought over from Saar dam...[2]
译文:而女郎尤娇饰媚人,盖从其服饰中见之。女衣并合新旧二式,幻为时世之妆,以衬托其风貌之美。所御黄金之饰,即其曾祖母氏自荷兰购归者,因以赐之。[6]
在英语中,条件从句、状语从句往往后置,主句在前;汉语则恰恰相反。林纾将“盖从其服饰中见之”译成原因状语从句,放在“而女郎尤娇饰媚人”后,显然是仿效了英文原句的句式。此外,汉语以短句居多,定语也很短,而英语中的定语则很长,逻辑严谨。“即其曾祖母氏自荷兰购归者”作为非限定性定于从句放在“所御黄金之饰”后面翻译出来,显然与地道的汉语不同。虽然翻译小说中句法上的杂合不占多数,但即使译者有意拒绝,外文句法也总能在译文中留下一丝痕迹。
(二)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文学上的杂合
翻译涉及的两种文化的文学传统也反映出各自的差异性。由于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内容,还要尽量使译文具有大致相当的文学性,所以很多时候就必须保留一些来自原文的文学手法。同时,为照顾读者的阅读,译文又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汉语的文学手法,从而使译文在文学方面具有杂合的特点。尽管此时期的翻译小说仍未彻底扫尽旧小说习气,但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描写手法上都出现了一些新质变。
例4:1 first saw the light in the city of Boston in the year 1857.“What?You say eighteenth fifty-seven.That is an odd slip.He means nineteen fifty-seven of course.”I beg pardon,but there is no mistake.It was about four i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the 26th,one day after Christmas,in the year 1857,not 1957,that I first breathed the east wind of Boston,which,I assure the reader,was at that remote period marked by the same penetrating quality characterizing it in the present year of grace,2000.[9]
译文:在下姓威士,美国波十顿人。我的生日,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哈哈,看官不晓得的,必定笑我记错一百年了,不要是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罢。看官,且慢笑,我并没有记错。我的生日的确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钟,那一日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我记得那时候的波士顿城,比现在的波士顿城,论起地势来,却也是差不多。
此例节选自1904年发表在《绣像小说》的翻译小说《回头看》。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线形时序特征来建构小说的内容,而译文却照搬了原文“开局突冗”的叙事时间,在较大程度上传递了原文表达法。倒叙的结构常将小说的结局或者某种议论、场景放在前面,然后再叙述故事的情节,最后作呼应或释疑,以制造悬念和加强故事的戏剧性。译文从主人公在陌生的环境中醒来开始,得知“我”现在身在20世纪,已在地窖中藏身百年,19世纪发生的事却恍如昨日。这样不仅引进了叙事学上的新元素,更使译文具有了明显的异质性。
(三)文化上的杂合
译文杂合虽然分成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但是这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语言是文学、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杂合反映文学、文化的杂合;同时,翻译中文学、文化的杂合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现出来,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共现于译文之中。
例5:...if the eyes of our faith were as open as the eyes of our body,we should see numbers of angels about us for our guard.The notions we have of heaven now,are nothing like what it is,as Drelincourt says;therefore be comforted under your afflictions,and believe that the Almighty has a particular regard to you;...For,I can never believe,(and claps her hand upon her knee with great earnestness,which indeed ran through most of her discourse,)that ever God will suffer you to spend all your days in this afflicted state...[10]
译文:“亲爱之白格莱夫夫人,苟吾辈之信义,亦如吾人之有眼者,则必能见无数之安琪儿,方环立于侧,赐吾辈以福祉。当知天之所以予人以忧患者,正所以练其心志。……既又续曰:“吾殊弗信上帝有此铁心,乃忍消磨吾人-生于忧患之中。”[7]
此例中,译者一方面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心理,做了一些归化的处理,如将“for our guard”译成“福祉”,将“therefore be comforted under your afflictions,and believe that the Almighty has a particular regard to you”译作类似孟子的名言“天之所以予人以忧患者,正所以练其心志”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另一方面,一些带有外国宗教文化的成分被如实地保留下来。如“Angel”译成“安琪儿”,“God”译成“上帝”,使读者很快感受到文化上的异国情调。
(四)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杂合度的演变
自1898年至1919年,二十年间异质文化的走向经历了排斥到认同的过程。在各种历史因素整体互动下,译文的杂合度明显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时段。
1898-1906:由于此时处于现代西洋文学介绍的曙期,对异质文化的认识还很肤浅。译者多半是当时的一些政客及洋行买办,没有正确的文学常识。他们常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模式作为“前理解”,以此寻找与西方小说的契合点。此外,在小说翻译初期的读者构成中,除一部分略知外国情况的知识分子外,大多是趋向变法维新的一般市民。他们虽爱看外国小说,但大都只为怡情遣兴。所以译者要顾及的是中国读者的口味及伦理观,而不是对原作的忠实。与过于生涩的译笔相比,平易畅达的语言,本土化的表达风格,更容易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这样一来,译文就不可能保留多少异质性成分。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最初兴起,并不是出于仿效异域文学建制的考虑。“说读西洋小说可以考其异国风情,鉴其政教得失,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很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1]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有识之士译书无不为了求道取经,救国新民。在“格致政事我不如人,辞章文学人不如我”的观念的影响下,处于悠久文化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很难把域外小说奉若神明,反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框架内加以改造。译界关注的主要是作品的内容,强调作品的教育或政治意义,而忽视对形式、技巧、词汇、句法、文化的输入。异质性成分引入得少,杂合度低自然在所难免。
1906-1919:此时虽仍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但由于商业社会开始形成,小说逐渐实现了市场化,小说家与翻译家的角色也逐步分离。随着译介事业的不断深入,译者们开始用变化的文学眼光来翻译域外小说,而读者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情节中心”的阅读心理。在西洋文学的潜移默化下,语言文字素质得以不断改造,读者的阅读能力也相应提高。与前一时期较为保守的译文相比,此时的译文在语言、文学和文化上也不再一味偏离原文,杂合度也随之明显升高。
另外,此时更多译者开始以自觉的心态、强烈的动机和综合的眼光从事翻译文化事业。他们的翻译目的不完全是为了社会功用,而是逐渐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为己任,希企“异或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在新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异域的文学艺术形式逐步抛弃了之前的轻蔑和鄙夷,代之以推崇和欣赏的价值判断。这就促使翻译小说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呈现出更多的新变,也为译文保留异质性成分提供了可能。
四、结语
翻译杂合加速了语言、文学、文化的杂合,引进了许多异质性成分,使目的语文化难以保持原有的真本性。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杂合现象,目的不是以原文为中心来衡量译文,作出优劣的品评,而是旨在超越传统思维,对译文中出现的杂合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并从文本表露出的杂合特征去追溯其产生和存在的各种原因。从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有两种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杂合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与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既有规律可循,又因众多因素影响而变动不居。杂合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而言,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费解,苏勇强.见闻札记——英汉对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6]林纾,魏易.拊掌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书社,1967.
[8]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ed.By John L.Thom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0]Walter Scott.The Tapestried Chamber[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