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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已过去3/4,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第十个年头,全球经济基本从创伤中恢复。随之改善的,还有曾让人感到绝望的失业率。
2017年,全球失业率降至5.6%,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中国近几年公布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5%左右,每年近千万的失业人口(包括“毕业即失业”的应届大学生),已然成为国民心上的一道疤。
但这道疤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无论是在尽力避免负增长的发达国家还是在闷头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业问题永远是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一起来揭一下几个国外地区的“就业伤疤”。
近几年,欧洲经济疲软,失业率也一直高居不下。
如今,2600万印度人没有正式工作,规模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同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又相当不错,近几年一直维持在7%以上的高增长,力压中国一头。高增长下却没有实现高就业,主要原因是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发展高端服务业来实现的,附加值极高,却不需要太多工作人员。能够制造大量工作岗位的中低端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有17%,而且随时面临产业转移和被国家淘汰的危险。也就是说,当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时,带来的就业岗位数量仍然有限;但经济稍微下滑时,却会有大批人口陷入失业。
但莫迪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现实,上台后反而一直在鼓励初创企业。政府对非正式部门投入了大量贷款和政策扶持,使超过80%的劳动力都挤在非正式部门。但真正拥有巨大就业增长潜力的是公共部门,但印度公共部门目前仅仅容纳了不到10%的劳动力。事实上,初创企业死亡率极高,而且往往不会是重资本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本无法提供稳定的高就业率。
结果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印度政府推出的“创业公司行动计划”,意欲通过扶植初创企业,在2020年以前新增180万个工作岗位。但据统计,现在经政府批准的5300个初创公司只创造了四万个岗位,预期目标根本无法达成。
最后,即使科技型初创企业蓬勃发展,也怕是只会更加恶化印度的高失业率问题。科技的不断发展意味着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加,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缺口会越来越大。但印度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自农村,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中国闯荡城市的农民工一样,出路是低端服务业,而非高附加值服务业。科技发展带来的机械化、AI的广泛应用等,又在低端产业中逐渐剥夺本来依靠人力的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能控制住失业率的典型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那就是日本。
2017年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济体,但相比2010年,经济总量降幅高达14.53%。但令人称奇的是,日本的失业率并不高,在2018年5月甚至达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2.2%。日本的工作求职人数比率(job-to-applicant ration)是1.6,即每100位求职者面临着160个空缺岗位,几乎不担心失业问题。 为什么日本的失业率这么低?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虽然正在瓦解)。在终身雇佣制下,正式全职工人(多是男性)几乎不会体会到失业的滋味。就算在经济困难时期,公司也会尽量避免裁员。在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期和1980年的增长停滞期,数十万的冗余工人仍旧领着薪水,享受着政府的各种补贴,只不过大多被转移到了公司的不同部门。
第二个原因是产业构成。日本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和家庭经营比重较大,只要社区仍在运转,这些提供内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
另外,尽管日本的经济增长迟缓,其经济依然颇具竞争力。近年来,日本很多昔日巨头不断衰微,但最终往往有人来买单,比如富士康收购夏普,美的收购东芝白色家电业务等。这些耄耋之年的企业之所以還有人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仍然具有品牌价值,持有大量珍贵的专利,被外界诟病冗员太多、企业办社会的日本大企业,还有一口老本可以吃。
但是在失业率低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日本就业市场并非没有问题。安倍经济学推出以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着实有限,三个就业问题深深拖累着日本经济。一是兼职员工数量实在太多。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数量为2007万人,占总员工数量比例高达37.64%。在增加企业用工灵活性的同时,这也会造成一系列问题。《金融时报》曾报道,一在咖啡店兼职的学生在连续11天高强度工作后精神失常。还有案例显示,日本许多便利店通过规定营业指标,迫使兼职员工长期加班,激起员工逆反情绪。
依照安倍经济学理论,企业在获利时理应给员工加薪,同时雇佣更多员工以扩大企业规模,进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由于雇佣正式员工需要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为了规避这一笔成本,日本企业倾向于使用大量临时工填充岗位。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个问题:企业打死不给员工加薪。“工资上涨”是安倍经济学成功的重点,只有收入多了或是工资上涨预期增加了,消费意愿才能提升,才能带动内需促进发展。然而日本劳工的薪资总是上不去。
总体来看日本企业不是没钱给员工涨工资。日本企业当下的利润率在14%左右,为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企员工众多,工会应当掌握加薪主动权。但事与愿违的是,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往往是中小企业,他们规模小、工资低、生产效率低下,和能够依靠品牌效应继续维持高生产率的大企业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是没有钱给员工涨工资的,这一点和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
第三个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企业面临巨大用工缺口,不得不将高龄人群视为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中,有10%以上仍在工作。尤其是年轻人人口净流出明显的边远地区,如北海道、南九州等地,从机场员工到拉面师傅,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善于给自己加油鼓劲的日本人,甚至把老而打工变成了一种美德,在全社会宣传。长此以往,日本的劳工稳定性将大大下降,员工创造的附加值也会变低,虽然这也是老龄化环境下的最好选择,但也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了。
某些问题产生的形式或许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问题总是会在那里。就业问题永远不会消失,但如果解决得好,国、民、经济,皆大欢喜。
以上三个地区的失业就业问题,希望能给中国的未来做一个借鉴。(本刊综合整理)(编辑/小文)
2017年,全球失业率降至5.6%,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中国近几年公布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5%左右,每年近千万的失业人口(包括“毕业即失业”的应届大学生),已然成为国民心上的一道疤。
但这道疤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无论是在尽力避免负增长的发达国家还是在闷头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业问题永远是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一起来揭一下几个国外地区的“就业伤疤”。
欧洲:懒人反比勤人富
近几年,欧洲经济疲软,失业率也一直高居不下。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hwxy/hwxy201820/hwxy20182041-2-l.jpg)
如今,2600万印度人没有正式工作,规模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同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又相当不错,近几年一直维持在7%以上的高增长,力压中国一头。高增长下却没有实现高就业,主要原因是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发展高端服务业来实现的,附加值极高,却不需要太多工作人员。能够制造大量工作岗位的中低端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有17%,而且随时面临产业转移和被国家淘汰的危险。也就是说,当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时,带来的就业岗位数量仍然有限;但经济稍微下滑时,却会有大批人口陷入失业。
但莫迪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现实,上台后反而一直在鼓励初创企业。政府对非正式部门投入了大量贷款和政策扶持,使超过80%的劳动力都挤在非正式部门。但真正拥有巨大就业增长潜力的是公共部门,但印度公共部门目前仅仅容纳了不到10%的劳动力。事实上,初创企业死亡率极高,而且往往不会是重资本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本无法提供稳定的高就业率。
结果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印度政府推出的“创业公司行动计划”,意欲通过扶植初创企业,在2020年以前新增180万个工作岗位。但据统计,现在经政府批准的5300个初创公司只创造了四万个岗位,预期目标根本无法达成。
最后,即使科技型初创企业蓬勃发展,也怕是只会更加恶化印度的高失业率问题。科技的不断发展意味着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加,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缺口会越来越大。但印度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自农村,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中国闯荡城市的农民工一样,出路是低端服务业,而非高附加值服务业。科技发展带来的机械化、AI的广泛应用等,又在低端产业中逐渐剥夺本来依靠人力的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日本:老人更应当自强
能控制住失业率的典型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那就是日本。
2017年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济体,但相比2010年,经济总量降幅高达14.53%。但令人称奇的是,日本的失业率并不高,在2018年5月甚至达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2.2%。日本的工作求职人数比率(job-to-applicant ration)是1.6,即每100位求职者面临着160个空缺岗位,几乎不担心失业问题。 为什么日本的失业率这么低?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虽然正在瓦解)。在终身雇佣制下,正式全职工人(多是男性)几乎不会体会到失业的滋味。就算在经济困难时期,公司也会尽量避免裁员。在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期和1980年的增长停滞期,数十万的冗余工人仍旧领着薪水,享受着政府的各种补贴,只不过大多被转移到了公司的不同部门。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hwxy/hwxy201820/hwxy20182041-3-l.jpg)
第二个原因是产业构成。日本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和家庭经营比重较大,只要社区仍在运转,这些提供内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
另外,尽管日本的经济增长迟缓,其经济依然颇具竞争力。近年来,日本很多昔日巨头不断衰微,但最终往往有人来买单,比如富士康收购夏普,美的收购东芝白色家电业务等。这些耄耋之年的企业之所以還有人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仍然具有品牌价值,持有大量珍贵的专利,被外界诟病冗员太多、企业办社会的日本大企业,还有一口老本可以吃。
但是在失业率低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日本就业市场并非没有问题。安倍经济学推出以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着实有限,三个就业问题深深拖累着日本经济。一是兼职员工数量实在太多。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数量为2007万人,占总员工数量比例高达37.64%。在增加企业用工灵活性的同时,这也会造成一系列问题。《金融时报》曾报道,一在咖啡店兼职的学生在连续11天高强度工作后精神失常。还有案例显示,日本许多便利店通过规定营业指标,迫使兼职员工长期加班,激起员工逆反情绪。
依照安倍经济学理论,企业在获利时理应给员工加薪,同时雇佣更多员工以扩大企业规模,进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由于雇佣正式员工需要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为了规避这一笔成本,日本企业倾向于使用大量临时工填充岗位。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个问题:企业打死不给员工加薪。“工资上涨”是安倍经济学成功的重点,只有收入多了或是工资上涨预期增加了,消费意愿才能提升,才能带动内需促进发展。然而日本劳工的薪资总是上不去。
总体来看日本企业不是没钱给员工涨工资。日本企业当下的利润率在14%左右,为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企员工众多,工会应当掌握加薪主动权。但事与愿违的是,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往往是中小企业,他们规模小、工资低、生产效率低下,和能够依靠品牌效应继续维持高生产率的大企业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是没有钱给员工涨工资的,这一点和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
第三个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企业面临巨大用工缺口,不得不将高龄人群视为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中,有10%以上仍在工作。尤其是年轻人人口净流出明显的边远地区,如北海道、南九州等地,从机场员工到拉面师傅,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善于给自己加油鼓劲的日本人,甚至把老而打工变成了一种美德,在全社会宣传。长此以往,日本的劳工稳定性将大大下降,员工创造的附加值也会变低,虽然这也是老龄化环境下的最好选择,但也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了。
某些问题产生的形式或许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问题总是会在那里。就业问题永远不会消失,但如果解决得好,国、民、经济,皆大欢喜。
以上三个地区的失业就业问题,希望能给中国的未来做一个借鉴。(本刊综合整理)(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