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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是人们合作的基础，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但信任行为总是和风险决策相关联的。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风险博弈、彩票对选择等实验测度人们的信任程度与风险态度，探讨风险态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程度，考察人们在自然风险状态下和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结果发现风险厌恶对信任行为有抑制作用，但二者是情境依赖的；与人际交往风险状态相比人们更喜欢自然风险状态，背叛厌恶心理导致信任程度的降低；不同性别被试的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影响他们的信任程度；利他偏好对信任行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信任；风险态度；背叛厌恶；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3）05-0039-05
1 引言
信任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是人们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社会学家Luhmannt认为信任减少了社会复杂性，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一种功能化的机制，使得社会交往在一个简单而又可信赖的基础上进行。还有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Williamson将信任视为一种基于收益风险的计算行为，当预期对方会采取合作行为时，便采取信任策略。行为经济学家Fehr也认为信任是在缺乏有约束承诺情况下，人们自愿地将自己的权益交给别人处置同时希望获得其回报的行为。无论将信任看作是一种计算行为或是一种愿意接受弱势地位的心理状态，信任行为总是和风险决策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信任是一种冒险行为，但这种冒险的程度与风险态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就需要认真考察，尤其是不同风险状态情景与人们的行为态度。我们关注人们在自然风险状态下和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考察风险态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程度。采用信任博弈实验、独裁者博弈实验（或修正的独裁者博弈实验）、风险决策实验等测度决策者的信任程度、利他偏好、风险态度，识别信任水平与风险态度的关系。
2 文献述评
已有的文献从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家庭富裕程度、父母教育程度等角度考察影响信任行为的相关因素，其中研究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关系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认为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之间负相关的文献理所当然地将信任看作是一种风险行为，这是因为信任是在缺乏有约束承诺的情况下，人们自愿地将自己的权益交给别人处置，同时一厢情愿地希望获得回报的行为。Mayer等的信任模型中包含了风险态度的因素，如果信任程度超过感知风险的阈值，信任者就会愿意承担风险，信任策略包含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Ben-Ner和Putterman将信任看作是一种赌博行为，高风险厌恶会降低信任程度。Cook和Cooper认为是否采取信任策略和序贯囚徒困境下的决策相似，信任者采取投资决策时面临对方背叛的风险。Barr从村庄居民的流动性角度解释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负相关关系，Bohnet和Zeckhause则从背叛厌恶角度解释信任行为存在风险。Karlan在秘鲁的实验发现，经常违约偿还银行贷款的村民在信任博弈中的投资量反而较大，他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经常违约的人喜欢冒风险，因而在信任博弈中表现较高的信任程度。Sapienza和Schechter的实验发现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程度负相关，Fehr利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报告数据（sOEP）的研究也发现类似情况。李涛等从职业变动的视角说明了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关系，频繁的工作变动带来工作稳定感的下降使得居民对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规避倾向更强，从而降低人们的信任程度。
认为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的文献实际上是否定了信任是冒险行为的命题。Eckel和Wilson，Ashraf等分别利用大学生作为样本检验信任程度和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未发现二者的相关关系。Kosfeld等从神经生理机制的角度说明信任不是一种风险决策行为，其研究发现催产素能够促进人们信任水平的提升，但对风险厌恶程度影响不大，影响人们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生理机制是不一致的。Houser等发现人们面对自然状态风险和人际交往风险情景下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风险厌恶程度能够预测风险博弈框架下的行为，但不能预测出信任博弈中的行为，这里的风险博弈和信任博弈的实验结构基本一致，只是风险博弈框架下的投资者收益不是由被信任者决定，而是由自然决定。陈叶烽等在研究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时也未发现信任行为与风险厌恶之间的相关关系。
考察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关系也与测度人们的信任程度和风险厌恶程度的方法有关，目前这方面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实验和问卷两种。信任博弈是测度信任程度实验方法的代表，问卷调查方式主要有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和德国社会经济调查（SOEP）等，调查问卷方式在测度信任时，通常会问人们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别人交往时再小心也不为过”。上述文献除了Feh的研究采用问卷的方法测度信任之外，其余都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度信任程度。
测度风险态度的实验方法主要有彩票对选择实验和风险博弈实验两种，其中彩票对选择实验以Holt和Laury的方法为代表，该实验共设10对彩票，每对彩票包括A、B两个选项。相对于B，A被称为安全选项。风险偏好的被试将从第一对彩票开始一直选择B，风险厌恶者会一直选择安全选项A，Holt和Laury将选择转折点处于第四个之前的人定义为风险偏好的，转折点处于第五或者第六的为风险中性的，在第七个之后转折的为风险厌恶的。Eckel和Wilson，Sapienza和Zingales等采用这种实验原理测度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博弈实验类似信任博弈实验，由自然状态决定人们投资的收益，Eckel和Wilson，Schechter，Houser等的研究采用这一方法。测度风险态度的问卷以量表形式出现，Eckel和Wilson测度风险态度的调查问卷是依据Zuckerman的感觉寻求量表第五版（SSS—V）设计的。Fehr采用SOEP的11级里克特量表测度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其问题是“总体来说，你是一个愿意去冒险的人吗”。 已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文献支持，但尚未涉及到的领域则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第一，人们在信任博弈和自然决定收益（损失）这两种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在同等收益概率分布状态下，人们更倾向选择由对方还是由自然决定其收益（损失），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衡量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二，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获得框架下是风险规避的，在损失框架下是风险偏好的。现有研究中的风险态度都是在获得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但是采取信任策略时委托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弱势状态，是一个损失框架。
3 实验原理及过程
实验包含三个实验设置，实验设置一是风险博弈实验，测度风险厌恶程度；实验设置二包括信任博弈和增值三倍的独裁者博弈两部分，分别测度信任程度与利他偏好等；实验设置三是一个风险态度测度的实验，由获得和损失两个框架下彩票对选择的实验组成。除了上述三个实验设置还采集了参加实验者的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指标。
风险博弈实验结构类似于信任博弈，但被试的收益由自然决定而不是由被信任者决定。该实验遵循Eckel和Wilson的研究范式，但允许被试将初始禀赋的任意一部分进行投资下注。每一个被试进行决策时，可以将其初始禀赋100单位实验币拿出任意一部分m进行投资，但他们有五种可能的收益：1/12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1/12的可能得到0.5m、2/12的可能得到m、6/12的可能得到1.5m、2/12的可能得到2m，期望收益值为1.29m，这些概率的设置是根据事前信任博弈实验中被信任者返还量的分布设计的。
修正的信任博弈实验和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所有的被试都扮演信任者，他们可以从100单位实验币的初始禀赋中拿出任意一部分x进行投资，其投资量x在被信任者那里会变为3x，被信任者可以从这3x之中拿出任意的y，返还给他，要求信任者在决策单上填写其投资量和他认为对方会返还给他的数值；第二部分是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它与标准的独裁者实验不同的是提议者分配给对方的数量会在对方那里变为3倍，信任者的投资不能得到回报，是一种完全利他行为；第三部分是所有的被试都扮演被信任者，要求被试针对信任者每一种的投资可能填写其返还量，本部分也要求被试写出他认为信任者会投资多少。实验结束后，实验主持人随机选择被试的一种身份确定其收益。
实验设置三是两个测度风险态度的彩票对选择实验，该设置遵循Holt和Laury的研究纲领，但增加了一个损失框架下的彩票对选择设置，具体设置如表1和表2。获得和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设置共有10对彩票，被试依次在这10对彩票中做出选择。在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中，若被试的收益是损失时，则从其出场费中进行相应的扣除。
问卷调查包括性别、宗教信仰、家庭收入等信息，问卷还包括采用7级里克特量表测度被试的普遍信任程度、互惠程度和风险态度的问题，问题的设计参考了德国社会经济调查，下文简称问卷测度的风险态度为陈述型风险态度。具体的实验过程包括三个步骤：（1）发放并讲解实验说明，确保每一个实验参与者都准确掌握实验规则；（2）发放带编号的决策单，实验主持人发布指令后，被试在决策单上填写决策信息；（3）回收决策单并支付，所有的实验设置结束之后对被试进行真实支付。实验于2012年4月完成，133人参加，男性44名，女性89名，平均年龄为20岁，每次实验获得的现金收益平均为15元人民币。
4 实验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投资量（Trust）是指被试在信任博弈框架下投资给对方的数量，平均投资量为5.391；期望返还量（Etrust）是在信任博弈框架下被试认为对方的返还数量，返还比（EtrustRatio）是被试认为的返还量与其投资量之比，被试的期望返还量和返还比均值分别为7.850和1.412；普遍信任（Generaltrust）是问卷调查中被试的信任程度，均值为4.387。
风险博弈实验设置中测度的风险态度利用实验设置二中的投资量来表示，被试的平均风险投资量（Riskl）为6.594；获得和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中的风险态度用被试选择安全选项中彩票的数量来衡量（分别用Risk2、Risk3表示），被试在这两组框架下风险的均值分别为6.594和4.481；陈述型风险（Risk4）是被试在问卷调查中填写的自己风险态度情况，均值为4.233；利他偏好（G3）是被试在扩展的独裁者博弈中分配给对方的数量，均值为2.338；互惠程度（Revenge）也采用问卷数值，均值为3.406。
4.2 自然状态风险与人际交往风险的偏好比较
被试在实验设置一、实验设置二两种决策框架下的期望收益是一致的，只是被试在信任框架下的收益是由被信任者所决定，而在风险博弈实验中的收益是由自然状态随机决定，但此时的收益分布根据事前信任博弈实验中被信任者的返还比例决定。理性人在这两种决策框架下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事实上，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发现被试在这两个框架下的决策存在显著差异，x=-6.315，Prob>|z|=0.000。另外，人际交往框架下信任者的投资量为5.391，而风险框架下的投资量为6.594，前者显著小于后者，这说明与人际交往风险状态相比，人们更偏好自然状态下的风险。
人们之所以更偏好自然状态下的风险，是因为在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可能存在对方的背叛，我们用风险博弈框架与信任博弈框架的投资量差值衡量信任者的背叛厌恶程度，133个被试中，84个被试的信任博弈投资量低于风险博弈投资量，即大部分被试存在背叛厌恶心理，背叛厌恶程度均值为1.203，这也说明被试更愿意接受自然状态下的收益而不愿意选择合作者决定其收益。比较不同性别被试的背叛厌恶程度，女性背叛厌恶程度为1.517，方差2.051；男性背叛厌恶程度为0.568，方差2.366。Kruskal-Wallis非参检验x2（1）=5.751，p值为0.017；Mann-Whitney的u检验z=2。441，Prob>|x|=0.0147，即女性背叛厌恶程度显著高于男性。 4.3 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的关系检验
首先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信任程度与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Trust除与Risk2的相关性不显著外，和其他三个风险态度的相关性均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542、-0.204和0.292，即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程度和获得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所测度的风险态度相关性不显著，和另外三种方式测度出的风险态度相关性显著；Etrust结果与Trust一致，也和Risk2的相关性不显著，但和其他三个风险态度的相关性都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0.162和0.208；EtrustRatio和Riskl相关性显著，相关系数为0.159，和另外三个风险态度相关性则不显著；Generaltrust和风险态度均不显著。整体检验结果表明信任博弈框架下被试的信任程度和风险博弈框架下的风险态度是显著相关的，信任程度和风险态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他不同实验设置下的相关性差异较大。
进一步考察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这二者的关系，选取被试风险态度、利他偏好、互惠程度等变量进行OLS回归，探讨风险态度在信任行为中的角色。被解释变量是信任博弈框架下的投资量（Trust），同时采用排序Probit回归模型对上述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Risk1、Risk4在两种回归模型下均显著，Risk2不显著，和Spearman检验结果一致。但Risk3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这与Spearman检验相关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回归分析中加入了性别变量，而性别影响背叛厌恶，也就是说背叛厌恶导致了二者检验的不一致，为此进行Mann-Whitney的u检验Risk3中的性别差异，z=1.791，Prob>|z|=0.073，说明不同性别的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利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考察风险对信任的中介效应，发现“性别一风险一信任”路径上，性别对信任存在直接效应，同时风险态度对信任行为有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信任行为和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存在直接的联系。
5 结论
本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风险博弈、彩票对选择等实验测度信任程度与风险态度，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信任博弈框架下测度的信任与风险博弈框架以及问卷测度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负相关，与获得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测度的风险态度相关性不显著。利用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测度的风险态度数据进行“性别一风险一信任”路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性别影响人们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信任程度，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与信任程度存在联系。这一发现验证了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均是情景依赖的，这二者在不同的情景框架下的表达是不一致的。廉价的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剂良药，但这时的信任行为容易被破坏，尤其是目前的社会状态由“熟人社会”转向为“陌生人社会”，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困境”。若要提升人们的信任程度，需要构建合理的交往情景，降低人们的风险厌恶心理，诱导人们的合作行为。
第二，人们在自然风险状态下和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人们更信任由自然而不愿意选择由人际交往中的另一方来决定其收益，也说明情绪在人际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背叛厌恶心理导致信任程度的降低。需要构建稳定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这一“自然状态”降低人们的背叛厌恶心理，提升人们合作的信心。
第三，不同性别被试的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他们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同样，实验数据也支持男性的信任程度高于女性，不同性别的实验参与者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研究还发现利他偏好与信任行为显著相关，利他偏好对信任行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偏好是广泛存在的，也是社会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设计时需要考虑社会偏好者的存在以及社会偏好者与自利偏好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制度设计要求构建“恰当的逻辑”引导制度及其成员，最优的制度安排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偏好的重要作用，避免制度对社会偏好的挤出，力求达到二者的互补。公共政策或者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反社会行为产生羞愧之心，从而影响公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好的制度不仅要利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更要唤醒、培养和发挥其公益动机，特别是当重要的信息不可证实、契约不完全和政府无法完全触及时，引导个人的社会偏好尤为重要。
关键词：信任；风险态度；背叛厌恶；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3）05-0039-05
1 引言
信任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是人们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社会学家Luhmannt认为信任减少了社会复杂性，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一种功能化的机制，使得社会交往在一个简单而又可信赖的基础上进行。还有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Williamson将信任视为一种基于收益风险的计算行为，当预期对方会采取合作行为时，便采取信任策略。行为经济学家Fehr也认为信任是在缺乏有约束承诺情况下，人们自愿地将自己的权益交给别人处置同时希望获得其回报的行为。无论将信任看作是一种计算行为或是一种愿意接受弱势地位的心理状态，信任行为总是和风险决策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信任是一种冒险行为，但这种冒险的程度与风险态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就需要认真考察，尤其是不同风险状态情景与人们的行为态度。我们关注人们在自然风险状态下和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考察风险态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程度。采用信任博弈实验、独裁者博弈实验（或修正的独裁者博弈实验）、风险决策实验等测度决策者的信任程度、利他偏好、风险态度，识别信任水平与风险态度的关系。
2 文献述评
已有的文献从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家庭富裕程度、父母教育程度等角度考察影响信任行为的相关因素，其中研究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关系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认为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之间负相关的文献理所当然地将信任看作是一种风险行为，这是因为信任是在缺乏有约束承诺的情况下，人们自愿地将自己的权益交给别人处置，同时一厢情愿地希望获得回报的行为。Mayer等的信任模型中包含了风险态度的因素，如果信任程度超过感知风险的阈值，信任者就会愿意承担风险，信任策略包含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Ben-Ner和Putterman将信任看作是一种赌博行为，高风险厌恶会降低信任程度。Cook和Cooper认为是否采取信任策略和序贯囚徒困境下的决策相似，信任者采取投资决策时面临对方背叛的风险。Barr从村庄居民的流动性角度解释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负相关关系，Bohnet和Zeckhause则从背叛厌恶角度解释信任行为存在风险。Karlan在秘鲁的实验发现，经常违约偿还银行贷款的村民在信任博弈中的投资量反而较大，他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经常违约的人喜欢冒风险，因而在信任博弈中表现较高的信任程度。Sapienza和Schechter的实验发现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程度负相关，Fehr利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报告数据（sOEP）的研究也发现类似情况。李涛等从职业变动的视角说明了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关系，频繁的工作变动带来工作稳定感的下降使得居民对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规避倾向更强，从而降低人们的信任程度。
认为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的文献实际上是否定了信任是冒险行为的命题。Eckel和Wilson，Ashraf等分别利用大学生作为样本检验信任程度和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未发现二者的相关关系。Kosfeld等从神经生理机制的角度说明信任不是一种风险决策行为，其研究发现催产素能够促进人们信任水平的提升，但对风险厌恶程度影响不大，影响人们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生理机制是不一致的。Houser等发现人们面对自然状态风险和人际交往风险情景下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风险厌恶程度能够预测风险博弈框架下的行为，但不能预测出信任博弈中的行为，这里的风险博弈和信任博弈的实验结构基本一致，只是风险博弈框架下的投资者收益不是由被信任者决定，而是由自然决定。陈叶烽等在研究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时也未发现信任行为与风险厌恶之间的相关关系。
考察信任程度与风险厌恶水平的关系也与测度人们的信任程度和风险厌恶程度的方法有关，目前这方面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实验和问卷两种。信任博弈是测度信任程度实验方法的代表，问卷调查方式主要有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和德国社会经济调查（SOEP）等，调查问卷方式在测度信任时，通常会问人们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别人交往时再小心也不为过”。上述文献除了Feh的研究采用问卷的方法测度信任之外，其余都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度信任程度。
测度风险态度的实验方法主要有彩票对选择实验和风险博弈实验两种，其中彩票对选择实验以Holt和Laury的方法为代表，该实验共设10对彩票，每对彩票包括A、B两个选项。相对于B，A被称为安全选项。风险偏好的被试将从第一对彩票开始一直选择B，风险厌恶者会一直选择安全选项A，Holt和Laury将选择转折点处于第四个之前的人定义为风险偏好的，转折点处于第五或者第六的为风险中性的，在第七个之后转折的为风险厌恶的。Eckel和Wilson，Sapienza和Zingales等采用这种实验原理测度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博弈实验类似信任博弈实验，由自然状态决定人们投资的收益，Eckel和Wilson，Schechter，Houser等的研究采用这一方法。测度风险态度的问卷以量表形式出现，Eckel和Wilson测度风险态度的调查问卷是依据Zuckerman的感觉寻求量表第五版（SSS—V）设计的。Fehr采用SOEP的11级里克特量表测度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其问题是“总体来说，你是一个愿意去冒险的人吗”。 已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文献支持，但尚未涉及到的领域则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第一，人们在信任博弈和自然决定收益（损失）这两种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在同等收益概率分布状态下，人们更倾向选择由对方还是由自然决定其收益（损失），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衡量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二，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获得框架下是风险规避的，在损失框架下是风险偏好的。现有研究中的风险态度都是在获得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但是采取信任策略时委托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弱势状态，是一个损失框架。
3 实验原理及过程
实验包含三个实验设置，实验设置一是风险博弈实验，测度风险厌恶程度；实验设置二包括信任博弈和增值三倍的独裁者博弈两部分，分别测度信任程度与利他偏好等；实验设置三是一个风险态度测度的实验，由获得和损失两个框架下彩票对选择的实验组成。除了上述三个实验设置还采集了参加实验者的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指标。
风险博弈实验结构类似于信任博弈，但被试的收益由自然决定而不是由被信任者决定。该实验遵循Eckel和Wilson的研究范式，但允许被试将初始禀赋的任意一部分进行投资下注。每一个被试进行决策时，可以将其初始禀赋100单位实验币拿出任意一部分m进行投资，但他们有五种可能的收益：1/12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1/12的可能得到0.5m、2/12的可能得到m、6/12的可能得到1.5m、2/12的可能得到2m，期望收益值为1.29m，这些概率的设置是根据事前信任博弈实验中被信任者返还量的分布设计的。
修正的信任博弈实验和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所有的被试都扮演信任者，他们可以从100单位实验币的初始禀赋中拿出任意一部分x进行投资，其投资量x在被信任者那里会变为3x，被信任者可以从这3x之中拿出任意的y，返还给他，要求信任者在决策单上填写其投资量和他认为对方会返还给他的数值；第二部分是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它与标准的独裁者实验不同的是提议者分配给对方的数量会在对方那里变为3倍，信任者的投资不能得到回报，是一种完全利他行为；第三部分是所有的被试都扮演被信任者，要求被试针对信任者每一种的投资可能填写其返还量，本部分也要求被试写出他认为信任者会投资多少。实验结束后，实验主持人随机选择被试的一种身份确定其收益。
实验设置三是两个测度风险态度的彩票对选择实验，该设置遵循Holt和Laury的研究纲领，但增加了一个损失框架下的彩票对选择设置，具体设置如表1和表2。获得和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设置共有10对彩票，被试依次在这10对彩票中做出选择。在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中，若被试的收益是损失时，则从其出场费中进行相应的扣除。
问卷调查包括性别、宗教信仰、家庭收入等信息，问卷还包括采用7级里克特量表测度被试的普遍信任程度、互惠程度和风险态度的问题，问题的设计参考了德国社会经济调查，下文简称问卷测度的风险态度为陈述型风险态度。具体的实验过程包括三个步骤：（1）发放并讲解实验说明，确保每一个实验参与者都准确掌握实验规则；（2）发放带编号的决策单，实验主持人发布指令后，被试在决策单上填写决策信息；（3）回收决策单并支付，所有的实验设置结束之后对被试进行真实支付。实验于2012年4月完成，133人参加，男性44名，女性89名，平均年龄为20岁，每次实验获得的现金收益平均为15元人民币。
4 实验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投资量（Trust）是指被试在信任博弈框架下投资给对方的数量，平均投资量为5.391；期望返还量（Etrust）是在信任博弈框架下被试认为对方的返还数量，返还比（EtrustRatio）是被试认为的返还量与其投资量之比，被试的期望返还量和返还比均值分别为7.850和1.412；普遍信任（Generaltrust）是问卷调查中被试的信任程度，均值为4.387。
风险博弈实验设置中测度的风险态度利用实验设置二中的投资量来表示，被试的平均风险投资量（Riskl）为6.594；获得和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中的风险态度用被试选择安全选项中彩票的数量来衡量（分别用Risk2、Risk3表示），被试在这两组框架下风险的均值分别为6.594和4.481；陈述型风险（Risk4）是被试在问卷调查中填写的自己风险态度情况，均值为4.233；利他偏好（G3）是被试在扩展的独裁者博弈中分配给对方的数量，均值为2.338；互惠程度（Revenge）也采用问卷数值，均值为3.406。
4.2 自然状态风险与人际交往风险的偏好比较
被试在实验设置一、实验设置二两种决策框架下的期望收益是一致的，只是被试在信任框架下的收益是由被信任者所决定，而在风险博弈实验中的收益是由自然状态随机决定，但此时的收益分布根据事前信任博弈实验中被信任者的返还比例决定。理性人在这两种决策框架下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事实上，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发现被试在这两个框架下的决策存在显著差异，x=-6.315，Prob>|z|=0.000。另外，人际交往框架下信任者的投资量为5.391，而风险框架下的投资量为6.594，前者显著小于后者，这说明与人际交往风险状态相比，人们更偏好自然状态下的风险。
人们之所以更偏好自然状态下的风险，是因为在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可能存在对方的背叛，我们用风险博弈框架与信任博弈框架的投资量差值衡量信任者的背叛厌恶程度，133个被试中，84个被试的信任博弈投资量低于风险博弈投资量，即大部分被试存在背叛厌恶心理，背叛厌恶程度均值为1.203，这也说明被试更愿意接受自然状态下的收益而不愿意选择合作者决定其收益。比较不同性别被试的背叛厌恶程度，女性背叛厌恶程度为1.517，方差2.051；男性背叛厌恶程度为0.568，方差2.366。Kruskal-Wallis非参检验x2（1）=5.751，p值为0.017；Mann-Whitney的u检验z=2。441，Prob>|x|=0.0147，即女性背叛厌恶程度显著高于男性。 4.3 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的关系检验
首先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信任程度与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Trust除与Risk2的相关性不显著外，和其他三个风险态度的相关性均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542、-0.204和0.292，即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程度和获得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所测度的风险态度相关性不显著，和另外三种方式测度出的风险态度相关性显著；Etrust结果与Trust一致，也和Risk2的相关性不显著，但和其他三个风险态度的相关性都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0.162和0.208；EtrustRatio和Riskl相关性显著，相关系数为0.159，和另外三个风险态度相关性则不显著；Generaltrust和风险态度均不显著。整体检验结果表明信任博弈框架下被试的信任程度和风险博弈框架下的风险态度是显著相关的，信任程度和风险态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他不同实验设置下的相关性差异较大。
进一步考察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这二者的关系，选取被试风险态度、利他偏好、互惠程度等变量进行OLS回归，探讨风险态度在信任行为中的角色。被解释变量是信任博弈框架下的投资量（Trust），同时采用排序Probit回归模型对上述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Risk1、Risk4在两种回归模型下均显著，Risk2不显著，和Spearman检验结果一致。但Risk3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这与Spearman检验相关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回归分析中加入了性别变量，而性别影响背叛厌恶，也就是说背叛厌恶导致了二者检验的不一致，为此进行Mann-Whitney的u检验Risk3中的性别差异，z=1.791，Prob>|z|=0.073，说明不同性别的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利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考察风险对信任的中介效应，发现“性别一风险一信任”路径上，性别对信任存在直接效应，同时风险态度对信任行为有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信任行为和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存在直接的联系。
5 结论
本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风险博弈、彩票对选择等实验测度信任程度与风险态度，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信任博弈框架下测度的信任与风险博弈框架以及问卷测度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负相关，与获得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测度的风险态度相关性不显著。利用损失框架下彩票对选择实验测度的风险态度数据进行“性别一风险一信任”路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性别影响人们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信任程度，损失框架下的风险态度与信任程度存在联系。这一发现验证了信任行为和风险态度均是情景依赖的，这二者在不同的情景框架下的表达是不一致的。廉价的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剂良药，但这时的信任行为容易被破坏，尤其是目前的社会状态由“熟人社会”转向为“陌生人社会”，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困境”。若要提升人们的信任程度，需要构建合理的交往情景，降低人们的风险厌恶心理，诱导人们的合作行为。
第二，人们在自然风险状态下和人际交往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人们更信任由自然而不愿意选择由人际交往中的另一方来决定其收益，也说明情绪在人际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背叛厌恶心理导致信任程度的降低。需要构建稳定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这一“自然状态”降低人们的背叛厌恶心理，提升人们合作的信心。
第三，不同性别被试的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他们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同样，实验数据也支持男性的信任程度高于女性，不同性别的实验参与者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研究还发现利他偏好与信任行为显著相关，利他偏好对信任行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偏好是广泛存在的，也是社会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设计时需要考虑社会偏好者的存在以及社会偏好者与自利偏好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制度设计要求构建“恰当的逻辑”引导制度及其成员，最优的制度安排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偏好的重要作用，避免制度对社会偏好的挤出，力求达到二者的互补。公共政策或者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反社会行为产生羞愧之心，从而影响公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好的制度不仅要利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更要唤醒、培养和发挥其公益动机，特别是当重要的信息不可证实、契约不完全和政府无法完全触及时，引导个人的社会偏好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