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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
大國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是，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多“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他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出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做如何的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
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中国也一样。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
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得以推广。
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全面解释现在的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只注重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
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要文化创造，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能让他人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时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西方一些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成分。
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人类共同文化价值的结合。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包容的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大國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是，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多“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他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出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做如何的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
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中国也一样。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
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得以推广。
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全面解释现在的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只注重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
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要文化创造，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能让他人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时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西方一些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成分。
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人类共同文化价值的结合。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包容的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