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我们能摆脱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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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扎在W型震荡时代
  2012年不可避免地来了。
  说不可避免,是因为“2012”早已不仅是年份序列,而是随着一部灾难大片和一个神秘传言,被赋予了更多的“末日”情结。这一年似乎并不令人期待。虽然如今不少都市人流行调侃“反正都2012了”,但对心灵的瞬间逃避,并不真能化解这个世界的纠结和恐惧。
  
  所有,都在走向不可测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一直都在猜测和争论,究竟全球走势是悲观的“L”型,还是乐观的“V”型。3年半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既不是“L”,也不是“V”,而很可能是更令人心力交瘁的“W”型震荡。
  全球经济如此。
  3年来,我们经历了空前的各国联手救市。救市有效果,但却不解决问题。于是又经历了空前的大西洋两岸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低迷。如今,奥巴马被失业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而欧洲首脑们更为排着队的“希腊们”而烦不胜烦。特别是欧洲,国家破产的阴霾挥之不散。正如2011年所纠结的:救希腊,很可能把欧洲拖垮,进而打击全球经济;弃希腊,更会导致欧盟崩溃,全球经济更不堪设想。于是专家们悲观地断言:欧债危机,将会长时间存在。没人敢担保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中国经济如此。
  比起西方,中国经济的走势要靠谱得多。但中国经济及宏观政策,也在遭遇越来越剧烈的震荡,和越来越纠结的两难。诚如专家所诟病的:我们不是过热,就是过冷,不是泡沫,就是低迷,就没正常的时候!进而我们的政策周期越来越短,摇摆幅度也越来越大。当本来应指导中长期的宏观调控,变成每月都要争论的焦点时,我们还能指望“科学发展观”深入实践吗?当牵一发动全身的金融和房市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民众,个个焦虑、人人拍案时,我们还能指望“和谐社会”轻易实现吗?
  不仅是经济,全球政治也如此。
  2012年,全球65%的政府面临更替。但2011年的全球就已风云突变。从北非到中东,再到伊朗和俄罗斯,从穆巴拉克入笼、卡扎菲暴尸、阿萨德与内贾德双危、普京走下神坛、华尔街被占领……这一连串的震荡,虽说迟早会来,但像2011年这样说翻就翻、说打就打,想必从不缺市场的阴谋论,都始料未及。相信有人在推波助澜,但谁敢说有人预谋在先?
  当下,一切都是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可测。而在政治与经济双重震荡下,企业自然难逃风暴。
  不要说那些在中东投资的央企,就说创造了全球文化经典的惠普,在创业70年后居然也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狼狈境地。“诺基亚破产”虽是谣言,但这样一家几年前还备受推崇的领袖,骤然成为病危的主角,以至其官方不得不辟谣,就足以令人震惊。可诺基亚犯了什么大错吗?似乎没有。但仅仅因为一瞬间没保持住“最卓越”,就应在下一瞬间陷于生死一线吗?如此,此刻最卓越的苹果,在失去乔布斯后,又有谁敢断言其能走多远?
  同时,全球经济的震荡,正迫使众多跨国公司将中国业务视如救命草;而政策层面的震荡无常,又使这些重压下的老外无所适从。不是吗?比如:谁能提前想到政府用车排量会突然限制在1.8升之内?
  国际化央企、本土化外企,尚如此狼狈,草根民企的生存可想而知。一年来的团购风潮,从一哄而起以致不做就OUT,到突然崩盘能活就了得,只空留一片产业的狼藉和从业者的哀鸣。这样短时间内过山车式的剧烈震荡,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传媒业也在剧烈震荡,人心惶惶。现状可归纳为:传统媒体都似“死相”,而新兴媒体却全无“活法”。
  这一切,本质上或都可归因于“恐惧”。
  
  恐惧,时代的大敌
  “2012”,似乎本身就意味着恐惧。而恐惧,正是创新与和谐的大敌。而恐惧引发的过激反应与末日心态,又必然引发更多恐惧、扼杀更多创新、摧毁更多和谐。
  在这样走势剧烈震荡、突发变局渐成常态的时代,我们能够摆脱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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