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宣扬儒家高尚的道德观，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极力主张大公无私，但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公共文明遭人诟病。例如，公共场所一些人视周围老人和儿童不见而自得其乐地躺在长凳上，有的人在美丽的公园或干净的活动大厅乱扔纸屑或随地吐痰，宠物大便在电梯里或道路上而其穿着时尚的主人却不以为意地置之不理，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虽然崇尚个人主义、毫不忌讳地主张私权和私利，但他们的公共文明水平却高于中国：大部分人在公共场所唯恐影响别人而不会大声说话，随地乱扔纸屑和吐痰现象很少，时尚女士在宠物大便到公共场所时会用随身携带的塑料袋清理，等等。
　　为什么整天大讲道德和大公无私的政府和人民，公共文明的水平却低于盛行个人主义和关注私利的国家和人们？
　　公共文明的基础不是无私，而是将私限定在不侵犯他人私利和私权的原则内，从而也实现了社会文明。公共场所是大家共享的地方，如果个人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虽然自身利益得到了满足，但却损害了别人不可侵犯的享受公共场所的神圣私权，这与人们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相违背。于是，为了保护私权和私利，西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公共文明。
　　中国长期鼓励大公无私，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有私的人只好将私和公混合起来，甚至借助公掩盖私心和对私利的谋求，从而模糊了公私之间本应明晰的界限。因为私人是公家的，所以公家也是私人的，于是乎沾集体的光，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甚至贪污腐败就成了一种没有心理防线的习惯，在公共场所自然也因缺少公私界限而为所欲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强调个人主义，主张私权和私利的保护，所以从小养成了非常清晰的私与公的界限以及尊重别人私权和利益的习惯及文化。他们别墅的院子，没有很坚固的院墙和锁头，院子里储藏室一般也不上锁，只有门上一只示意拒绝的手掌图和private（私有）字样；在公共停车场，即使车无虚席，但标有private（私有）的停车位以及画有残疾人标志的停车位也不会有人非法侵占。
　　实际上，中西方的这种差异起源于对人性的假定。东方民族常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大部分则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从管理上看，这涉及到对人性的期望和假设，因假设不同而与之相应的管理方法也会差之千里。假设人是善的，就无须严格的制度和法律以及严密独立地进行监督。于是，当发现人不是那么善的时候，由于法规和监管体系漏洞百出，就孕育出大量人们所不期望的行为。西方一开始假定人是恶的、贪婪的，所以注意用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且用独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保证这种约束的有效性，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有机制和文化保护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非要让人无私很难，甚至可能是违背人的本能，也就是说除极少数人（英雄）可以做到无私外，大部分人做不到。如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热浪滚滚，人们之所以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痴迷，除一些用文化装扮自己的人外，大部分人是因为感到几千年前古圣先贤们的教导现在依然有用。近几个世纪，虽然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但人类本性却几千年来没有多少变化，预计今后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也会依然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之一，就是认可和顺应了人的本性，打破了大公无私，承认个人和单位有各自的利益，因而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