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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信访问题成为社会热点，信访改革当中会不可避免面临“法治”、“人治”对立以及“传统“、“现代”对立现象，陷入二次元对立思维模式中，此时的信访治理方案将难以实施。针对这一现象的解决对策有：始终坚持国家政策方针的引导，将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联系起来，共同促进信访格局的优化与调整，在创新制度中，能够将党统筹的格局形成，使各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信访工作。
关键词：文化整合 信访治理 制度建设
信访制度建设是党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工作，是一个特色化政治制度，包含公民、法人以及其他党政组织应用的电话、书信、走访等形式，目的是收集民情、民意、民制，由政府机关负责处理与决策的一种制度。信访制度具有行政特征，直接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群体信访与个体信访矛盾日益凸出，使信访工作面临挑战，“信访洪峰”出现，上访群众越来越多，促使信访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文化整合视角下做好信访治理是关键。
一、文化整合视角下信访改革的提出
信访制度改革一直备受争论，一派支持信访制度人治化，一派则认为信访是中国特色化民主的体现，需要法治化构建与约束，对信访机构权利进行强化，将信访法固化下来。还有一派认为信访制度与国家共存，随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生而出现，本文基于这一论点进行阐述。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使中国政治制度呈现出过渡性与多面性特征，且从文化意识角度上看，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涵。由此，从政治制度的定位来看，人治与法治可以兼具。而本文提出一种新文化整合定义，将信访制度当成过渡制度，目标是寻求一种“视角融合”的定位，将其作为基础推进信访制度改革。从理论上看，文化整合就是对政治制度的分析与研究，其存在以下几方面优势：一种是文化制度生存的空间与环境，对文化整合视角制度构建充分考虑，作为一种创新活动；其次，在文化整合中包含了渐进性思想，容易造成激进的制度变革。而文化整合则是不断创造出文化间的一致目标，将连续性与创造性的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整个社会状况进行考虑，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性关系。
二、信访制度文化
从文化整合角度上看，在特定文化下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与优化。首先，加深文化认识与分析，包含语境信访制度与信访制度的失调。
1.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信访制度。
1.1在我国，群众路线一直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在取得了政权胜利后，过去党的路线在国家机构中得到贯彻，这一时期，信访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成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如果使用现代化政治学表示信访制度，可总结为一种政治参与制度。此外，在宪法中也规定了：“任何公民或者工作人员不能对信访制度作出否定或者批判；任何部门失职或者亵渎法律都要进行惩罚，群众可提出控告或者检举，这时期，信访成为了一项民主权利。
1.2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模式，我国建立的信访制度在很多地方还不是非常完善，并且照搬西方国家，很多地方不符合我国政治格局，信访制度实施起来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内部缺少规范化的指导，信访条例上没有明确规定权利与保障。但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仲裁相比则有较多优势。从实施的原则上看，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与政策出台非常关注，只要是损害权益的行为都能够通过信访检举。
1.3当前，信访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信访问题也逐渐增多，走访成为了当前信访的主要方式。从传统的文化角度上看，上访就意味着对旧制度的否定与推翻。基于以下几方面内容：从功能上分析，上行下效是最主要的原则也是核心价值的体现。其次，从官僚体制上看，信访成为解决民意纠纷、官僚控制的主要手段，两者存在一致性。从当前的政治局面上看，信访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信访或者高层管理部门的检查，将科层制的壁垒攻破，这样一来，就减少出现官、官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行为。其次，从信用角度上看，上访人员也表达出了一些政治诉求。
2.信访制度文化失调。“文化”主要从制度方面体现出来，从这一层面上看，其与规则存在互通与一致。首先，文化失调主要体现在制度功能不一致上，信访制度存在的功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沟通与救济，一种是群众路线下的政治往来，西方制度对救济偏重，而我国的信访制度则偏重于上述两个方面。从政治沟通上看，信访制度开始沦为政治合法权益削弱的条件，这一悖论开始被广为宣扬，为民主政治带来了冲击。还有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各级机构、办事处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各种问题与矛盾开始出现。并且，现行的权利监督机制并不健全，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很多民众的不满，使权利机关与民众的关系疏远，减弱了党的执政基础。从权利救济上分析，信访制度既实施权利又能够体现救济功能，一方面，信访制度自建立开始发挥了救济功能。而另一方面，鉴于信访制度执政处理方法与司法活动不相一致，造成信访制度缺少法治依据，不能对角色补充定位，依然扮演着社会矛盾主渠道的角色，使法律权威性大大削弱了。
三、文化整合下信访治理对策
1.坚持党的领导与信访治理。文化整合下，信访制度依然要走群众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与执政方针，并要在信访治理过程中不随意对党的领导或者信访治理关系进行重构。信访工作涉及的内容多，由此，信访工作需要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并且党领导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能够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信访权利并不涉及国家权利，由此，在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上，不需要动用强制性权利，调解、和解、说服、冷静处理才是最主要的。信访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也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各项工作合理、有序。
2.西方申诉专员制度与信访治理相结合。文化整合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与阶级领导，进而为信访制度的确立提供一个原则性立场，由此，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申诉专员制度，将群众与机关、机关与国家间关系处理好，其核心体现在以下几点：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信访处理上的公平性与公开性，将代议制权力监督存在的不足弥补上。首先，处理好人大与信访治理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各方面矛盾的增多，信访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这就要将信访工作的“及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与诉求”的比重加大。多创造人大监督范围，使人大监督权进一步落实，开辟出一个有效途径，再通过信访对其他机关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增加人大作用，能够使信访机构行政行为合理性增强，是信访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的前提。还有一方面，司法机关与信访治理存在一定关系。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内不单独设立信访机构，申诉与建议都是被动接受的。并且信访救济与行政诉讼救济存在关联，使之成为了法治补充与重要组成。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救济成为核心的关键是进行司法权威改革，使群众上访满足各方要求。
3.中国传统文化与信访治理。一方面要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到信访治理工作中，增强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认识有感悟。因为只有群众路线才能起到宣导与号召作用；认识到公民团体与社会组织在信访治理中的作用，加大对其在信访治理工作中的支持。还有一方面，在信访制度的行为规范上，要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美德与道德规范，相關部门要严格监督并规范好信访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断对其思想道德与行为进行教育与培训，增强其业务素养，这将关系到信访工作否公平、公正、公开进行。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文化整合视角下的信访治理问题，针对信访治理上的不足，提出了几点对策，总结为：坚持党的执政方针与统一领导，将其与人们当家做主结合起来，在带动民众参与的同时将信访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觉悟提高，推进信访工作更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0（6）：24-38.
[2]尹利民."分类治理"：国家信访治理中的偏好及其限度[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3）：48-52.
[3]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J].开放时代，2014（1）：129-143.
[4]朱奎彬，罗娟.公安机关涉诉信访治理法治化研究--以四川省公安系统的探索为例[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0-36.
关键词：文化整合 信访治理 制度建设
信访制度建设是党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工作，是一个特色化政治制度，包含公民、法人以及其他党政组织应用的电话、书信、走访等形式，目的是收集民情、民意、民制，由政府机关负责处理与决策的一种制度。信访制度具有行政特征，直接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群体信访与个体信访矛盾日益凸出，使信访工作面临挑战，“信访洪峰”出现，上访群众越来越多，促使信访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文化整合视角下做好信访治理是关键。
一、文化整合视角下信访改革的提出
信访制度改革一直备受争论，一派支持信访制度人治化，一派则认为信访是中国特色化民主的体现，需要法治化构建与约束，对信访机构权利进行强化，将信访法固化下来。还有一派认为信访制度与国家共存，随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生而出现，本文基于这一论点进行阐述。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使中国政治制度呈现出过渡性与多面性特征，且从文化意识角度上看，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涵。由此，从政治制度的定位来看，人治与法治可以兼具。而本文提出一种新文化整合定义，将信访制度当成过渡制度，目标是寻求一种“视角融合”的定位，将其作为基础推进信访制度改革。从理论上看，文化整合就是对政治制度的分析与研究，其存在以下几方面优势：一种是文化制度生存的空间与环境，对文化整合视角制度构建充分考虑，作为一种创新活动；其次，在文化整合中包含了渐进性思想，容易造成激进的制度变革。而文化整合则是不断创造出文化间的一致目标，将连续性与创造性的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整个社会状况进行考虑，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性关系。
二、信访制度文化
从文化整合角度上看，在特定文化下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与优化。首先，加深文化认识与分析，包含语境信访制度与信访制度的失调。
1.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信访制度。
1.1在我国，群众路线一直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在取得了政权胜利后，过去党的路线在国家机构中得到贯彻，这一时期，信访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成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如果使用现代化政治学表示信访制度，可总结为一种政治参与制度。此外，在宪法中也规定了：“任何公民或者工作人员不能对信访制度作出否定或者批判；任何部门失职或者亵渎法律都要进行惩罚，群众可提出控告或者检举，这时期，信访成为了一项民主权利。
1.2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模式，我国建立的信访制度在很多地方还不是非常完善，并且照搬西方国家，很多地方不符合我国政治格局，信访制度实施起来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内部缺少规范化的指导，信访条例上没有明确规定权利与保障。但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仲裁相比则有较多优势。从实施的原则上看，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与政策出台非常关注，只要是损害权益的行为都能够通过信访检举。
1.3当前，信访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信访问题也逐渐增多，走访成为了当前信访的主要方式。从传统的文化角度上看，上访就意味着对旧制度的否定与推翻。基于以下几方面内容：从功能上分析，上行下效是最主要的原则也是核心价值的体现。其次，从官僚体制上看，信访成为解决民意纠纷、官僚控制的主要手段，两者存在一致性。从当前的政治局面上看，信访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信访或者高层管理部门的检查，将科层制的壁垒攻破，这样一来，就减少出现官、官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行为。其次，从信用角度上看，上访人员也表达出了一些政治诉求。
2.信访制度文化失调。“文化”主要从制度方面体现出来，从这一层面上看，其与规则存在互通与一致。首先，文化失调主要体现在制度功能不一致上，信访制度存在的功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沟通与救济，一种是群众路线下的政治往来，西方制度对救济偏重，而我国的信访制度则偏重于上述两个方面。从政治沟通上看，信访制度开始沦为政治合法权益削弱的条件，这一悖论开始被广为宣扬，为民主政治带来了冲击。还有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各级机构、办事处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各种问题与矛盾开始出现。并且，现行的权利监督机制并不健全，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很多民众的不满，使权利机关与民众的关系疏远，减弱了党的执政基础。从权利救济上分析，信访制度既实施权利又能够体现救济功能，一方面，信访制度自建立开始发挥了救济功能。而另一方面，鉴于信访制度执政处理方法与司法活动不相一致，造成信访制度缺少法治依据，不能对角色补充定位，依然扮演着社会矛盾主渠道的角色，使法律权威性大大削弱了。
三、文化整合下信访治理对策
1.坚持党的领导与信访治理。文化整合下，信访制度依然要走群众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与执政方针，并要在信访治理过程中不随意对党的领导或者信访治理关系进行重构。信访工作涉及的内容多，由此，信访工作需要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并且党领导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能够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信访权利并不涉及国家权利，由此，在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上，不需要动用强制性权利，调解、和解、说服、冷静处理才是最主要的。信访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也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各项工作合理、有序。
2.西方申诉专员制度与信访治理相结合。文化整合的意义在于国家层面与阶级领导，进而为信访制度的确立提供一个原则性立场，由此，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申诉专员制度，将群众与机关、机关与国家间关系处理好，其核心体现在以下几点：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信访处理上的公平性与公开性，将代议制权力监督存在的不足弥补上。首先，处理好人大与信访治理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各方面矛盾的增多，信访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这就要将信访工作的“及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与诉求”的比重加大。多创造人大监督范围，使人大监督权进一步落实，开辟出一个有效途径，再通过信访对其他机关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增加人大作用，能够使信访机构行政行为合理性增强，是信访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的前提。还有一方面，司法机关与信访治理存在一定关系。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内不单独设立信访机构，申诉与建议都是被动接受的。并且信访救济与行政诉讼救济存在关联，使之成为了法治补充与重要组成。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救济成为核心的关键是进行司法权威改革，使群众上访满足各方要求。
3.中国传统文化与信访治理。一方面要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到信访治理工作中，增强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认识有感悟。因为只有群众路线才能起到宣导与号召作用；认识到公民团体与社会组织在信访治理中的作用，加大对其在信访治理工作中的支持。还有一方面，在信访制度的行为规范上，要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美德与道德规范，相關部门要严格监督并规范好信访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断对其思想道德与行为进行教育与培训，增强其业务素养，这将关系到信访工作否公平、公正、公开进行。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文化整合视角下的信访治理问题，针对信访治理上的不足，提出了几点对策，总结为：坚持党的执政方针与统一领导，将其与人们当家做主结合起来，在带动民众参与的同时将信访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觉悟提高，推进信访工作更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0（6）：24-38.
[2]尹利民."分类治理"：国家信访治理中的偏好及其限度[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3）：48-52.
[3]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J].开放时代，2014（1）：129-143.
[4]朱奎彬，罗娟.公安机关涉诉信访治理法治化研究--以四川省公安系统的探索为例[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