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开始,我在《长春日报》负责报导长春汽车企业,直到2007年退休。我接手报道一汽近30年来,正是一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一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在这些年的记者生涯中,我采写了约200多万字的新闻。在采写这些新闻的背后,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往事和轶闻趣事。
　　在汽车城生活并采访的日子里,我感受最深的是国家领导人对这里的高度重视和关爱。一汽是目前国内唯一三代领导人都亲临视察,指导的企业。我在采访期间和一汽人共同分享了国家领导亲临一汽的幸福时刻。从1990年代开始,我先后参加了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邹家华、吴邦国等国家领导人来一汽的采访报道。
　　厂区矗立着毛泽东、李鹏、江泽民为汽车城三次创业题词的三座丰碑。这三座丰碑,不仅记录着一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历程,而且寄托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一汽入的殷切期望。今天,当人们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惊叹一汽在国内外风光无限,企业员工们收入高,生活幸福美满时;当国人们争相购买一汽生产的众多品牌轿车、卡车时;当江泽民总书记赞叹“一汽真是兴旺得不得了,鸟枪换炮”时,你可曾想到,一汽之所以能发生如此翻天腹地的变化,是什么原因?
　　凡是亲身经历一汽第二次、第三次创业的一汽人都清清楚楚,历历在目。我作为一汽两次创业的记录者、见证者对历史记忆犹新。是第二次创业,为一汽第三次创业打下良好基础,积累了资金、培养了人才;是第三次创业使一汽由生产卡车进入了轿车时代。归根结底,是上轿车,为一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可以说,如果一汽没有轿车,就没有今天的辉煌;没有轿车,这座汽车城就会和许多“一五”时期建厂的众多老国企一样,早已风光不再,或者销声匿迹了。
　　而一提起上轿车,人们就会十分怀念和感谢他们的老厂长耿昭杰。耿昭杰在一汽担任厂长(董事长)14年,我跟踪采访了14年。这14年正是一汽处于第二次、第三次创业的伟大历史变革、风云激荡的岁月。而耿昭杰正是这两次创业的领军者、掌舵人。是一汽灵魂。一写到这里,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一个镜头:
　　那是1980年代初,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在一片农田里,一群穿着天蓝色工作服的一汽人打看红旗围成一个圈,圈里搭了一个土台,耿厂长站在土台上,迎着春风大声地宣布:“二厂区建设从今天开始在这里起航!”事后采访得知.这是一个被一汽人称做“未婚先育”的工程。当时,当国人们还在坐而论道:“中国该不该发展轿车工业时,一汽人早已抢先付出了行动!他们在第二次创业资金、人力、物力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征地。
　　然而,事实并没有一汽人想象那么顺利。1987年,当国家做出要发展我国轿车生产的战略决策,要决定由哪家汽车企业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时,当时的一汽由于第二次创业还未完成,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且据国家负责汽车生产和汽车界的相关领导透露,一汽几乎没有希望。然而,耿厂长和他的团队决不放过这个历史机遇。由于他们做出了适合国情的发展轿车战略方案;靠他们捷足先登早已开始建设轿车基地的实力,使发展轿车的天平又倾向了一汽!同年国家在决定发展轿车生产的命运的专题会议,一汽正式为我国三大轿车基地的第一个!
　　一汽人就是靠这种“争第一,创新业”的企业精神,使企业一次次跃出谷底,走向新岸。一汽在和德国大众奥迪合作期间,大众原董事长哈恩博士曾两次访司一汽,我都参与了采访。记得1988年哈恩博士来访时,耿厂长带领哈恩博士来到二厂区时那里还是一片刚刚动迁过的废墟。两年后的1990年4月21日哈恩博士来参加奥迪投产时,他们又来到二厂区,这时哈恩看到的是厂房林立,大部分设备已经安装完毕的拔地而起的一个现代化的新厂区。这时哈恩博士无比高兴的拍着耿昭杰的肩膀说:“耿先生,你的速度不是卡车,而是奥迪200!我相信我们两个大型汽车集团携手,一定能在国际汽车市场竞争中大显身手”。
　　不是么,如今一汽一大众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哈恩博士当年的希望。今年10月20日,一汽-大众庆祝奥迪产销100万辆。这不正是给哈恩博士的最好的回答吗。
　　“在长春市乃至吉林省,一个记者同汽车结下了那么深那么那么痴的缘分,大概就属苑德莉了”。这是《百名女记者》一书中,当时在一汽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曹正厚写的《情凝汽车城》一文中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许说得有点夸张,但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一汽的的确确充满了感情,有时为了采写一篇新闻,我可以放弃一切。甚至因为采访而导致流产,
　　是什么原因使我对一汽的采访一往情深,如此痴情呢?用耿厂长的话来说,那就是“爱一汽,爱一汽的事业,爱一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