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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7年8月在湖北成宁九宫山举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课题，我们选择了一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推荐给大家。其中，周晓明提出要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性，加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建设。要具体研究文学史的“杂”与“纯”、“史”与“论”、“源”与“流”、“时”与“势”、“题”与“体”的关系。王本朝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大量采用现代性的历史价值观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范畴化、理论化的历史叙述替代了鲜活的、生动的文学感知，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社会文化学术背景，观念化的文学史观掩盖了文学史的多面性与丰富性。王又平对海外汉学热的影响发表了看法：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呼唤现代性”到“重估现代性”，从经验概括到“知识考古”，从结构性解读到解构性解读，从价值判断的优先到描述和阐释优先的变化。这种研究格局的变化，离不开海外汉学的积极影响。“海外汉学”拥有跨文化的特殊视角，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空间。陈思广以《子夜》的接受史为观照对象，探讨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的变迁过程。李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有大叙事特征的倾向，提出在后现代语境下，小叙事的边缘性、零碎性和个人性特征形成了对大叙事的客观性的解构；小叙事的多元性、多视角性的追求给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主张在大叙事和小叙事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互动。
论者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涵盖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大学科分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例如，在现有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上述两大学科分支合二为一，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国标学科代码75031)。尽管我们所从事的这一学科已经明白无误地被加以“史”的界定，然而，在其演化或操作的实际过程中，不少人往往重视其文学研究的性质，而忽略其史学研究的性质。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古代中国文学史学传统的特点及其影响。以及现代中国文学学科体系自身的不完善。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论者认为，从完善学科体系的意义上讲，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构成至少应包括三个分支领域：
一是文学史研究——即对作为历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它涵盖通常所说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具有文学史学实践的性质。
二是文学史学研究——即对文学史学实践本身的理论化研究。其又可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所谓“一般理论”。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观念、理论与方法；二是“专题理论”，即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所涉及的“史与论”、“源与流”、“时与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三是“事件理论”，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典型事件。如文学史编撰、作家作品研究、思潮或流派研究的历史或个案进行现象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有点类似现有的学术史研究)。
三是文学文献学研究——即以文学记载及其载体为对象的文献学研究。它既包括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辨伪、辑佚、编纂、典藏等传统文献整理和文献研究模式，又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研讨现代中国文学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利用等手段或规律。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我们学科的主体部分，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和文学文献学研究，则一直处于与文学史研究乃至其它研究相混杂的“前学科”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大声呼吁：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性，加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建设。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全面地讨论上述问题。下面仅以古代中国文学的史学传统为切入点，谈谈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古今对话意味的几个史学问题。
1、“杂”与“纯”的问题。这里所谓的“杂”与“纯”的问题，主要涉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问题。亦即古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外延、内涵及其对文学史学的影响问题。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我们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杂文学”的观念，其内涵外延，也一直摇摆于“杂”与“纯”之间。例如：在先秦，“文学”一词泛指学术文化——此其“杂”也。两汉时期， “文学”和“文章”有了分化，“文学”指学术，“文章”则包括诗、骚、文、赋等文体样式——后者虽仍非专指文学创作，但相对而言已接近“纯文学”的观念。六朝以后，传统典籍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渐趋明朗和定型。但其中集部仍然具有“杂文学”性质。此后，尽管有昭明《文选》文学总集的出现，也有南朝人“文笔之辨”的进一步区分，但是，美文与应用文混杂不分，文学、史学、经学、子学、语言文字学、目录文献学诸领域相互交渗。是古代中国学术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上的一大特点。由此，也带来文学史学观念上的混杂与混乱。古代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一直不够明确，以及文学史学基础和意识的淡薄，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对象的明晰。例如，现代文学学科的对象到底有哪些?其范围如何界定?现代文学学科能否研究纯文学以外的其他对象?等等，这些问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就学科角度而言，也有“杂文学”的学科性质。
2、“史”与“论”的问题。笔者这里所谓的“史”、“论”，相应不同的语境有两层含义。就一般史学领域而言。所谓的“史”，主要指“史料”、“史实”，而“论”，则指“理论”、“观念”或“论述”、“阐释”。这样，所谓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涉及通常所讨论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或“史论结合”等史学原则或方法问题。就古代中国文学史学的传统而言，这里所谓的“史”与“论”，偏重于指涉其学科属性。“史”指“文学史”，“论”则指“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评论”等。由于古代中国文学“杂文学”观的影响，也由于各种其他原因，古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的出现，不仅大大滞后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意识，而且直至近代，仍未出现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乃至文学史学。因此，文学理论、文学的鉴赏批评较为发达，而文学史学意识、史学研究相对淡薄，是古代中国文学留给我们的遗产。例如：在古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乃至文章文体及其具体写作技巧方法的研讨，一直是文学学术活动的主体乃至主要目的，即或出现文学史性质的思考或表述——如关于文体流变的讨论，但它们要么与文论、文评结合在一起，要么与其他学术领域，包括一般史学领域交叉混合。在《文心雕龙》、《诗品》以及《文章流别论》、《文章辨体序说》乃至部分史学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倾向。
从上述意义上讲。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研究乃至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只是一个“现代事件”——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与西方、与古代文学史学传统的对话。清末民初，随着新史学的兴起，随着外来思潮的进入和新文化、新 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意识逐渐萌生、发育，并成为推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乃至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然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史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思想、理论乃至学术方法上的影响，其发端时期的许多重要表述、突破或成果亦更直接地受益于这些思想、理论和方法，加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与它的研究对象——现代中国文学——同步发生的特点，文学史学的研究，往往孕育在当下文学批评的形式或话语之中，因此。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史论不分”，或“史论合一”的传统。于是，“重理论”、 “轻历史”，甚至对历史进行“理论殖民”，在过去乃至现在的研究中并不少见。
3、“源”与“流”的问题。传统文学史学的中心命题之一，是“源流正变”。“源”者。文章、文学的“源头”；“变”者，文章文学的流变。由此，发展出两大文学史观：
其一，文学的发展是“同源异流”——天下文章皆出自一个共同的本源，而这个本源或为“六经”，或为“天道”，进而发展出以“道”为本源，以“经”为典范的“原道”、“宗经”思想。
其二，文学史研究则要“审正察变”——以文学的本源状态为“正”，后世流易变化的状态为“变”，并将文学的“正”、“变”同它自身的盛衰联系起来，多认为“正”即“盛”，而“变”即“衰”，进而主张“伸正诎变”乃至“返本归源”。
“源流正变”这一文学史观虽然强调考源，但其对“源”的理解显然流于虚幻；虽然注意到流变，但其对“流”的评价也不免偏狭。加上其价值判断上以源为正、以流为变倾向的存在，遂构成古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向后看”的文学史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中， “源”与“流”的问题，仍然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其语境、立场或表达方式有所变化。例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发生时期。在“进化论”的影响下。 “源流正变”的文学史学观受到极大的挑战， “流”虽被“正名”，被视为“源”的进化或进步，但由此又衍生出新的“线性发展”历史观和文学史观。还如，在五四以来新的历史语境中，“源流正变”所包含的“原道”、“宗经”思想，置换为具有新的内涵的道统思想：即以某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为“道”为“统”，以某一种文学或文学形态为“源”为“正”。于是，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统性，而不是文学自身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成为文学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4、“时”与“势”的问题。在传统文学史学中，“时”主要指时代背景、氛围，“势”主要指文学发展趋势。尽管古代中国亦有人看到“时”与“势”之于文学的双重作用，如明胡应麟就曾指出： “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但是，在中国“政教合一”、“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似乎更重视“时”的作用，更重视社会政教对文学的决定性制约。如果说，重“时”轻“势”是传统文学史学的倾向之一，那么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亦有这个毛病：注重文学的外因或外部条件，忽视文学的内因或内部规律。换言之，我们的文学史学著作，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条件，如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等。往往有较充分的注意和阐述，而对文学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趋势，如语言的、形式的、文体的、风格变迁的等等内部发展的规定性，则往往缺少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在理论上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包括正确地阐释文学发展的“时”与“势”问题，重视“文学之势”——文学自身发展动因、内部规律和趋势——的研究。
5、“题”与“体”的问题。这里所谓的“题”，主要指文学的“题材”、“主题”等，而“体”，则主要指“文体”，在古代文论中，它包括体裁与风格两大层面。如果问：在古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或传统中，有哪些是古人较为重视，而现今我们较为缺乏的要素?那么， “体”显然是其中之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古代中国的文论文评，固然有时也论及文学、文章的内容，包括我们今天常常津津乐道的题材、主题等，但更多的，是谈论体裁、风格及其流变问题。换言之，重文体(体裁、风格)流变，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流变进行史论结合的研究，是古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式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更重视文学内容层面的研究，包括对内容层面如“题材”、“主题”的意义进行过度挖掘和阐释；而对其形式层面的问题，或与形式层面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现代文学的体裁、风格流变问题，则大多注意不够。
当然，古代中国文学史学传统及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而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下大力气进行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专家，并引起大家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问题，包括史学理论问题的注意。
论者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涵盖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大学科分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例如，在现有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上述两大学科分支合二为一，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国标学科代码75031)。尽管我们所从事的这一学科已经明白无误地被加以“史”的界定，然而，在其演化或操作的实际过程中，不少人往往重视其文学研究的性质，而忽略其史学研究的性质。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古代中国文学史学传统的特点及其影响。以及现代中国文学学科体系自身的不完善。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论者认为，从完善学科体系的意义上讲，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构成至少应包括三个分支领域：
一是文学史研究——即对作为历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它涵盖通常所说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具有文学史学实践的性质。
二是文学史学研究——即对文学史学实践本身的理论化研究。其又可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所谓“一般理论”。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观念、理论与方法；二是“专题理论”，即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所涉及的“史与论”、“源与流”、“时与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三是“事件理论”，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典型事件。如文学史编撰、作家作品研究、思潮或流派研究的历史或个案进行现象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有点类似现有的学术史研究)。
三是文学文献学研究——即以文学记载及其载体为对象的文献学研究。它既包括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辨伪、辑佚、编纂、典藏等传统文献整理和文献研究模式，又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研讨现代中国文学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利用等手段或规律。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我们学科的主体部分，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和文学文献学研究，则一直处于与文学史研究乃至其它研究相混杂的“前学科”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大声呼吁：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性，加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建设。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全面地讨论上述问题。下面仅以古代中国文学的史学传统为切入点，谈谈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古今对话意味的几个史学问题。
1、“杂”与“纯”的问题。这里所谓的“杂”与“纯”的问题，主要涉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问题。亦即古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外延、内涵及其对文学史学的影响问题。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我们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杂文学”的观念，其内涵外延，也一直摇摆于“杂”与“纯”之间。例如：在先秦，“文学”一词泛指学术文化——此其“杂”也。两汉时期， “文学”和“文章”有了分化，“文学”指学术，“文章”则包括诗、骚、文、赋等文体样式——后者虽仍非专指文学创作，但相对而言已接近“纯文学”的观念。六朝以后，传统典籍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渐趋明朗和定型。但其中集部仍然具有“杂文学”性质。此后，尽管有昭明《文选》文学总集的出现，也有南朝人“文笔之辨”的进一步区分，但是，美文与应用文混杂不分，文学、史学、经学、子学、语言文字学、目录文献学诸领域相互交渗。是古代中国学术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上的一大特点。由此，也带来文学史学观念上的混杂与混乱。古代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一直不够明确，以及文学史学基础和意识的淡薄，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对象的明晰。例如，现代文学学科的对象到底有哪些?其范围如何界定?现代文学学科能否研究纯文学以外的其他对象?等等，这些问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就学科角度而言，也有“杂文学”的学科性质。
2、“史”与“论”的问题。笔者这里所谓的“史”、“论”，相应不同的语境有两层含义。就一般史学领域而言。所谓的“史”，主要指“史料”、“史实”，而“论”，则指“理论”、“观念”或“论述”、“阐释”。这样，所谓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涉及通常所讨论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或“史论结合”等史学原则或方法问题。就古代中国文学史学的传统而言，这里所谓的“史”与“论”，偏重于指涉其学科属性。“史”指“文学史”，“论”则指“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评论”等。由于古代中国文学“杂文学”观的影响，也由于各种其他原因，古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的出现，不仅大大滞后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意识，而且直至近代，仍未出现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乃至文学史学。因此，文学理论、文学的鉴赏批评较为发达，而文学史学意识、史学研究相对淡薄，是古代中国文学留给我们的遗产。例如：在古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乃至文章文体及其具体写作技巧方法的研讨，一直是文学学术活动的主体乃至主要目的，即或出现文学史性质的思考或表述——如关于文体流变的讨论，但它们要么与文论、文评结合在一起，要么与其他学术领域，包括一般史学领域交叉混合。在《文心雕龙》、《诗品》以及《文章流别论》、《文章辨体序说》乃至部分史学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倾向。
从上述意义上讲。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研究乃至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只是一个“现代事件”——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与西方、与古代文学史学传统的对话。清末民初，随着新史学的兴起，随着外来思潮的进入和新文化、新 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意识逐渐萌生、发育，并成为推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乃至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然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史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思想、理论乃至学术方法上的影响，其发端时期的许多重要表述、突破或成果亦更直接地受益于这些思想、理论和方法，加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与它的研究对象——现代中国文学——同步发生的特点，文学史学的研究，往往孕育在当下文学批评的形式或话语之中，因此。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史论不分”，或“史论合一”的传统。于是，“重理论”、 “轻历史”，甚至对历史进行“理论殖民”，在过去乃至现在的研究中并不少见。
3、“源”与“流”的问题。传统文学史学的中心命题之一，是“源流正变”。“源”者。文章、文学的“源头”；“变”者，文章文学的流变。由此，发展出两大文学史观：
其一，文学的发展是“同源异流”——天下文章皆出自一个共同的本源，而这个本源或为“六经”，或为“天道”，进而发展出以“道”为本源，以“经”为典范的“原道”、“宗经”思想。
其二，文学史研究则要“审正察变”——以文学的本源状态为“正”，后世流易变化的状态为“变”，并将文学的“正”、“变”同它自身的盛衰联系起来，多认为“正”即“盛”，而“变”即“衰”，进而主张“伸正诎变”乃至“返本归源”。
“源流正变”这一文学史观虽然强调考源，但其对“源”的理解显然流于虚幻；虽然注意到流变，但其对“流”的评价也不免偏狭。加上其价值判断上以源为正、以流为变倾向的存在，遂构成古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向后看”的文学史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中， “源”与“流”的问题，仍然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其语境、立场或表达方式有所变化。例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发生时期。在“进化论”的影响下。 “源流正变”的文学史学观受到极大的挑战， “流”虽被“正名”，被视为“源”的进化或进步，但由此又衍生出新的“线性发展”历史观和文学史观。还如，在五四以来新的历史语境中，“源流正变”所包含的“原道”、“宗经”思想，置换为具有新的内涵的道统思想：即以某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为“道”为“统”，以某一种文学或文学形态为“源”为“正”。于是，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统性，而不是文学自身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成为文学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4、“时”与“势”的问题。在传统文学史学中，“时”主要指时代背景、氛围，“势”主要指文学发展趋势。尽管古代中国亦有人看到“时”与“势”之于文学的双重作用，如明胡应麟就曾指出： “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但是，在中国“政教合一”、“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似乎更重视“时”的作用，更重视社会政教对文学的决定性制约。如果说，重“时”轻“势”是传统文学史学的倾向之一，那么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亦有这个毛病：注重文学的外因或外部条件，忽视文学的内因或内部规律。换言之，我们的文学史学著作，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条件，如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等。往往有较充分的注意和阐述，而对文学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趋势，如语言的、形式的、文体的、风格变迁的等等内部发展的规定性，则往往缺少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在理论上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包括正确地阐释文学发展的“时”与“势”问题，重视“文学之势”——文学自身发展动因、内部规律和趋势——的研究。
5、“题”与“体”的问题。这里所谓的“题”，主要指文学的“题材”、“主题”等，而“体”，则主要指“文体”，在古代文论中，它包括体裁与风格两大层面。如果问：在古代中国文学史学意识或传统中，有哪些是古人较为重视，而现今我们较为缺乏的要素?那么， “体”显然是其中之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古代中国的文论文评，固然有时也论及文学、文章的内容，包括我们今天常常津津乐道的题材、主题等，但更多的，是谈论体裁、风格及其流变问题。换言之，重文体(体裁、风格)流变，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流变进行史论结合的研究，是古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式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更重视文学内容层面的研究，包括对内容层面如“题材”、“主题”的意义进行过度挖掘和阐释；而对其形式层面的问题，或与形式层面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现代文学的体裁、风格流变问题，则大多注意不够。
当然，古代中国文学史学传统及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而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下大力气进行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专家，并引起大家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问题，包括史学理论问题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