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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是我读书的时间，因为讲“阶级斗争”，我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而被冷落，还有欺凌；也因为我学习成绩好，而得到部分老师的关爱，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中，就是久旱的甘霖！于是，我想当老师，当一个富有爱心、济困扶弱的老师。在高中毕业回乡当了4年农民之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有人看不上师范，但我是一个农民，能当老师就很好了；我不喜欢语文（喜欢数学），但据说南师院中文系最有名气；我没有远大理想，只想做一个“好老师”，一如曾经给了我希望的老师，只想做一个学生喜欢、家长称道的“教书匠”，被人提及时，说一声“这个老师不错”就行。
20年的语文教学，我努力做一个“好老师”；4年的教育研究，我确立了当一个“教书匠”的理想。“工匠”以及“工匠精神”自古以来就被历朝统治者和一批文人所蔑视，认为“工匠”而已，不过尔尔，难登大雅；“文革”的教师也难逃厄运，被称之为“臭老九”“教书匠”，含着“轻蔑”的意义。然而，我却对“教书匠”情有独钟，我要做“教育工匠”，做“工匠教育”，并用自己三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努力践行教育教学与教育研究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我的“教育工匠”的情结。
我的“教育工匠”的提出，并不是因为当下“大国工匠”“工匠精神”盛行，并不是为了赶时髦；早在2014年12月，身为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我，在《上海教育科研》上发表文章《甘当“教书匠”》， 文章指出：在“教书匠”和“教育家”之间，人们通常毫不犹豫得选择了“教育家”，而对于“教书匠”则嗤之以鼻。选择“教育家”，想成为“教育家”，虽然，这样的近乎完美、近乎终极性目标的达成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没有多少可能，但是，其愿望是美好的，其勇气也是可嘉的，其志向也是高远的；然而，轻视甚至贬斥“教书匠”的做法不敢苟同，而且值得商榷。
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央教科所编辑的《教育文摘周报》全文转载，这篇观点有点“另类”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阎亚军也在《上海教育科研》（2015年第4期）上刊文《不应甘当“教书匠”》，提出了甘当教书匠的“悖论”；2015年8月，我又在《上海教育科研》上撰文回复阎亚军《为什么“不应甘当‘教书匠’”》，与之进行了商榷。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具有“教书匠”的情結，而且，在以后的10余年里，我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教育工匠”与“工匠教育”之梦。
做好“教书匠”： 需要把心思用到精巧
“教书匠”怎么了？词典上说，匠者，在某方面很有造诣的人。手艺精湛的人被称为“能工巧匠”，文学大师则被称之为“文学巨匠”，还有“匠心独运”“独具匠心”等等。匠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还很不简单。我们的学校，不是“教书匠”多了，“教育家”少了；而是夸夸其谈的所谓的“教育家”多了，实实在在的“教书匠”少了。课堂教学与班级管理就应该像高明的工匠，需要把心思用到精巧。对于我来说，5年的班主任工作值得骄傲，至今学生还念念不忘，拜年拜节，师生其乐融融；而最让我魂牵梦绕、孜孜以求的还是语文课堂：4所学校20年不间断的中学语文教学，我一直在揣摩“匠心”教语文的路上。
最早的语文课堂是1977年村小的课堂，河北小学戴个初一初二“帽子”，成为河北学校，回乡务农的我经过考试，非常荣幸地被聘为初二语文代课教师，走上了讲台。我完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以说一窍不通；于是一边学习一边教学。语法是初中的难点，两节课讲下来，学生都糊涂了，而我却明白了；第二天再上语法，学生也懂了，我完全明白了，主谓宾定状补，一清二楚；这大概就是最朴实的“教学相长”吧。去年，这个班十多名学生来拜访老师，他们已经不记得我的语文课堂，只记得刘老师的认真与和蔼。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82年分配在乡级中学——永宁中学，从初中教到高中，我成为江浦县“教改实验教师”，这个团队60余人，过了两年还剩下我1人，我已经钻进了“课堂”不能自拔；“大单元教学”的改革、“学生主讲教学”实验，深受欢迎，影响很大，几乎每个月都要开设县级以上语文“公开课”，受到南京市教研室高中语文组老师的一致好评，说“南京要出魏书生，江浦有希望”，这是对我的最好的褒奖。1985年我脱颖而出，被评为首届“南京市青年优秀教师”。当时的江宁县教研室带着一批校长、语文老师来看我的课，领队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江浦这个穷乡僻壤怎么会有一个“能说能写能上课”的老师？
1987年，我被调入县级中学——江浦县中学，历任政教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却一直坚守在语文教学一线，并经历了88届、90届、91届、92届、95届、98届高考的磨练；即使是做常务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时候，我依然做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一个班的语文。我提出的“让语文教学伴随着师生的情感交流而进行，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1995年被评为南京市“性质教学奖”，1998年被评为南京市学科教学带头人。
2000年，参加南京市教育局基层干部招聘，过五关，斩六将，我被聘为南京市中华中学副校长，承担了“百年校庆”筹备与“国家级示范高中”验收两项重要工作的主要策划工作，依然坚持语文教学。在中华中学整整1年，我的班级参加4次考试，3次年级第一，1次年级第二；我把“朴素语文”与“简约语文”相结合，师生“同学”，师生互动，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师生关系极为和谐。2000年，我取消原有的语文“暑假作业”，改为暑假“语文活动”，让社会成为学生的语文“大课堂”，学生异常开心，自觉学习语文，所以才会蝉联第一。
对于人的成长，阅历往往很重要。20年的语文教学，我经历了村中学、乡中学、县中学、市直属中学四个不同层次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语文课堂，把我实实在在地锻炼成“教书匠”，因为我努力把语文教学的心思用到精巧，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做实教育科研：需要把小事做到极致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过：“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麦当劳总裁弗雷德·特纳所说：“我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的竞争者的管理层對下层的介入未能坚持下去，他们缺乏对细节的深层关注。”他们之所以成功成名，与他们的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底层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有关，与他们把小事做到极致有关。作为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我离开了语文教学一线，更换了教育环境，调整了工作内容，但是，“工匠精神”没有变，我对于教育科研的理解与管理的“工匠精神”表现为精细化，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
2001年，工作调整就是5分钟局长谈话。我服从领导的分工，调入了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做起了自己非常陌生的教育科研。我理顺关系，钝化矛盾，培训队伍，建立机制，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让教科所面貌焕然一新。在全市教育科研的管理上，我努力开拓，大胆创新，六年上了三个台阶：2001年至2002年，着重科研方法的创新，每一个部门，每一项工作，我都亲自管理一段时间，与部门同仁一道工作，一并思考，一同创新。分层推进的课题管理，滚动发展的基地建设，项目带动的科研培训，平等竞争的杂志编辑等等，为全省同行提供了实践案例。发表在《江苏教育研究》上的《创新——南京市教育科研的源头活水》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至2004年，着重科研方式的创新，针对松散型的教科研管理，我建立了“金字塔”管理模型，对全市学校进行“分别对待、分类管理、分层推进”，在“有序”中求“有效”；针对各级教育科研部门松散的结构，我又大胆提出“合纵连横”的战略，密切了层级之间的联系，巩固了基层组织，强化了市级教科所之间的关系，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上海教育科研》上发表的《南京市教育科研的崭新模式》使科研界大开眼界。2005年至2012年，着重科研机制的创新，我参加中央教科所50周年所庆学术论坛，进行主题演讲，30分钟被掌声打断5次，整理稿《地区性教育科研的有效突破》发表在《人民教育》上，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2007年，“南京市金字塔式教科研工作模型”和“个人课题”引起全国教育科研界的广泛关注，海南省教科院、沈阳市教科所、东莞市教科所、南通市教科所、湖州市教科所、乌鲁木齐市教研中心等考察学习南京市的“个人课题”。由南京市教科所提出的“基层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引起业内人士与一线教师的广泛认同。
陌生，是对于“无心者”说的，而对于“有心人”来说，陌生也会成为熟悉。11年的所长，把我培养成教育科研的行家里手，2008年，我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没有更多的原因，只是我执着于创新，勇于与困难较劲，只是我善于把小事也做到极致，具有领先同行的“工匠精神”。
做细教学研究：需要把技术练到纯青
相传道家炼丹，到炉子里的火发出纯青色的火焰的时候，丹就炼成功了。后来人们就用“炉火纯青”来比喻学问、技术或办事达到了纯熟完美的地步。教育教学更是这样，因为教育教学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生动活泼、正在发展的人，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炉火纯青的教育教学技术是不行的。
2012年，调任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党总支书记，这是一个教学研究的宽阔平台。在做好党务、工会、退教协工作的基础上，我每个学期至少做一件对于教学研究与教研管理有意义的事情。诸如“南京教研文化”的打造、“三星高中联盟”的建设、“南京市文明单位”的评选、研究性班主任的高级研训，等等，也受到领导与同行的赞扬，而最让我痴迷的还是退居二线之后，在6所学校建立骨干教师研修班，开展了对于骨干教师成长的研究与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
2014年退居二线之后，身为“调研员”的我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学校，辅导一线教师，在6所学校建立了“骨干教师研修班”，除了指导学员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等之外，主要指导他们站稳课堂：改造自己的课堂教学，打造自我的课例精品。精品课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课堂改造就是2014年5月在一所农村初中进行的听评课实验，我用3周5天时间听了28节教师发展班学员的课，提了一大堆优点与缺陷，希望教师扬长避短，不断进步；2014年10月，第二期听评课开始，28节课听得我头昏眼花，评课意见写了一大堆，除了开课态度有所好转，别无值得高兴的地方；2015年3月，为了进一步推进课堂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又组织开展了教师发展班优质课竞赛，导师“下水”试教，以期教师的课堂能够有一个突飞猛进，然而，虽然也有启发，也有效果，但是，不够明显，课堂教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一个低效重复的“怪圈”。
2015年下半年，我对课堂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反思，开始提出“精品课例”的概念，要求研修班老师向着“精品”方向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求大家上出有自己风格的水平最高的课例，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推动课堂深度改革。首先，认真界定“精品课例”。我对“精品课例”提出要求，要求具有规范性、示范性、研究性、创新性、实效性、有个性等，让“精品课例”可以复制，可以仿制，可以引导创新。其次，详细说明“精品课例”。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先写出“精品课例”设计说明，含教育理念、教学主张、课堂诊断、设计模式、教学流程、设计亮点等六项内容，限制在500字以内，上课之前发给听课教师，让授课者与听课者心知肚明，一目了然。第三，个性化展示“精品课例”。“教师发展班”全体成员进行“精品课例”的展示，要求根据教学设计，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具有教师自己的个性与风格。第四，组织研听“精品课例”。组织多层次听评课，同行教师、跨科教师、学校领导、研修班导师积极参与，听者与教者目标明确，优势看得更清晰，问题暴露更充分，差距显示一览无余；学校进行全程录像，课后进行效果抽测，为课后评课与教学总结做好铺垫。第五，集体点评“精品课例”。上课结束，开始四个层次的评课：一是教师自评，上课者介绍自己的设计意图、实施情况、切身感受；二是同伴互评，指定一位教师跟踪观察、全程听课、课后检测、会上点评；三是校长点评，每天一位校级领导全程听课，然后进行逐一点评；四是导师提出意见和建议，含课堂教学优缺点、个人教学风格取向、教学研究的方向与专题等。经过具体的有效的课堂改革，教师课堂有了较大的转变，在区级学业水平测试、年终绩效评估中成绩卓著。于是，我乘势而上，把“精品课例”的打造在6所学校骨干教师研修班进行推广性实验，取得较好的效果。
实践说明，先说后教再评，使教、听、评有机结合，有力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推动了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目前，6所学校74名骨干教师的“精品课例”的打造进展很快，成果丰硕。而这些都与“一对一”“面对面”“实打实”的课堂教学研究有关，是“田野研究”“草根研究”的成果，而依靠的就是教育的“工匠精神”。
工匠们总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工匠的这种精神就是“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都是具体实在的、生动灵动的工作，都是在基层、在现场、在课堂的、在教师与学生中间的研究，基层学校一线教师需要宏观的教育理论与前沿的教育思想，需要中观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策略，更需要微观的、扎实的、有用的、可以操作的方法传授与实践指导。
教育教学与教育研究，深层次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教育实践需要实践智慧，需要“工匠精神”。2016年10月，我已经退休，但是，我的“工匠教育”没有停止，我将会把“教育工匠”的精神进行到底！
20年的语文教学，我努力做一个“好老师”；4年的教育研究，我确立了当一个“教书匠”的理想。“工匠”以及“工匠精神”自古以来就被历朝统治者和一批文人所蔑视，认为“工匠”而已，不过尔尔，难登大雅；“文革”的教师也难逃厄运，被称之为“臭老九”“教书匠”，含着“轻蔑”的意义。然而，我却对“教书匠”情有独钟，我要做“教育工匠”，做“工匠教育”，并用自己三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努力践行教育教学与教育研究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我的“教育工匠”的情结。
我的“教育工匠”的提出，并不是因为当下“大国工匠”“工匠精神”盛行，并不是为了赶时髦；早在2014年12月，身为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我，在《上海教育科研》上发表文章《甘当“教书匠”》， 文章指出：在“教书匠”和“教育家”之间，人们通常毫不犹豫得选择了“教育家”，而对于“教书匠”则嗤之以鼻。选择“教育家”，想成为“教育家”，虽然，这样的近乎完美、近乎终极性目标的达成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没有多少可能，但是，其愿望是美好的，其勇气也是可嘉的，其志向也是高远的；然而，轻视甚至贬斥“教书匠”的做法不敢苟同，而且值得商榷。
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央教科所编辑的《教育文摘周报》全文转载，这篇观点有点“另类”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阎亚军也在《上海教育科研》（2015年第4期）上刊文《不应甘当“教书匠”》，提出了甘当教书匠的“悖论”；2015年8月，我又在《上海教育科研》上撰文回复阎亚军《为什么“不应甘当‘教书匠’”》，与之进行了商榷。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具有“教书匠”的情結，而且，在以后的10余年里，我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教育工匠”与“工匠教育”之梦。
做好“教书匠”： 需要把心思用到精巧
“教书匠”怎么了？词典上说，匠者，在某方面很有造诣的人。手艺精湛的人被称为“能工巧匠”，文学大师则被称之为“文学巨匠”，还有“匠心独运”“独具匠心”等等。匠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还很不简单。我们的学校，不是“教书匠”多了，“教育家”少了；而是夸夸其谈的所谓的“教育家”多了，实实在在的“教书匠”少了。课堂教学与班级管理就应该像高明的工匠，需要把心思用到精巧。对于我来说，5年的班主任工作值得骄傲，至今学生还念念不忘，拜年拜节，师生其乐融融；而最让我魂牵梦绕、孜孜以求的还是语文课堂：4所学校20年不间断的中学语文教学，我一直在揣摩“匠心”教语文的路上。
最早的语文课堂是1977年村小的课堂，河北小学戴个初一初二“帽子”，成为河北学校，回乡务农的我经过考试，非常荣幸地被聘为初二语文代课教师，走上了讲台。我完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以说一窍不通；于是一边学习一边教学。语法是初中的难点，两节课讲下来，学生都糊涂了，而我却明白了；第二天再上语法，学生也懂了，我完全明白了，主谓宾定状补，一清二楚；这大概就是最朴实的“教学相长”吧。去年，这个班十多名学生来拜访老师，他们已经不记得我的语文课堂，只记得刘老师的认真与和蔼。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82年分配在乡级中学——永宁中学，从初中教到高中，我成为江浦县“教改实验教师”，这个团队60余人，过了两年还剩下我1人，我已经钻进了“课堂”不能自拔；“大单元教学”的改革、“学生主讲教学”实验，深受欢迎，影响很大，几乎每个月都要开设县级以上语文“公开课”，受到南京市教研室高中语文组老师的一致好评，说“南京要出魏书生，江浦有希望”，这是对我的最好的褒奖。1985年我脱颖而出，被评为首届“南京市青年优秀教师”。当时的江宁县教研室带着一批校长、语文老师来看我的课，领队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江浦这个穷乡僻壤怎么会有一个“能说能写能上课”的老师？
1987年，我被调入县级中学——江浦县中学，历任政教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却一直坚守在语文教学一线，并经历了88届、90届、91届、92届、95届、98届高考的磨练；即使是做常务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时候，我依然做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一个班的语文。我提出的“让语文教学伴随着师生的情感交流而进行，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1995年被评为南京市“性质教学奖”，1998年被评为南京市学科教学带头人。
2000年，参加南京市教育局基层干部招聘，过五关，斩六将，我被聘为南京市中华中学副校长，承担了“百年校庆”筹备与“国家级示范高中”验收两项重要工作的主要策划工作，依然坚持语文教学。在中华中学整整1年，我的班级参加4次考试，3次年级第一，1次年级第二；我把“朴素语文”与“简约语文”相结合，师生“同学”，师生互动，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师生关系极为和谐。2000年，我取消原有的语文“暑假作业”，改为暑假“语文活动”，让社会成为学生的语文“大课堂”，学生异常开心，自觉学习语文，所以才会蝉联第一。
对于人的成长，阅历往往很重要。20年的语文教学，我经历了村中学、乡中学、县中学、市直属中学四个不同层次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语文课堂，把我实实在在地锻炼成“教书匠”，因为我努力把语文教学的心思用到精巧，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做实教育科研：需要把小事做到极致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过：“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麦当劳总裁弗雷德·特纳所说：“我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的竞争者的管理层對下层的介入未能坚持下去，他们缺乏对细节的深层关注。”他们之所以成功成名，与他们的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底层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有关，与他们把小事做到极致有关。作为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我离开了语文教学一线，更换了教育环境，调整了工作内容，但是，“工匠精神”没有变，我对于教育科研的理解与管理的“工匠精神”表现为精细化，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
2001年，工作调整就是5分钟局长谈话。我服从领导的分工，调入了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做起了自己非常陌生的教育科研。我理顺关系，钝化矛盾，培训队伍，建立机制，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让教科所面貌焕然一新。在全市教育科研的管理上，我努力开拓，大胆创新，六年上了三个台阶：2001年至2002年，着重科研方法的创新，每一个部门，每一项工作，我都亲自管理一段时间，与部门同仁一道工作，一并思考，一同创新。分层推进的课题管理，滚动发展的基地建设，项目带动的科研培训，平等竞争的杂志编辑等等，为全省同行提供了实践案例。发表在《江苏教育研究》上的《创新——南京市教育科研的源头活水》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至2004年，着重科研方式的创新，针对松散型的教科研管理，我建立了“金字塔”管理模型，对全市学校进行“分别对待、分类管理、分层推进”，在“有序”中求“有效”；针对各级教育科研部门松散的结构，我又大胆提出“合纵连横”的战略，密切了层级之间的联系，巩固了基层组织，强化了市级教科所之间的关系，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上海教育科研》上发表的《南京市教育科研的崭新模式》使科研界大开眼界。2005年至2012年，着重科研机制的创新，我参加中央教科所50周年所庆学术论坛，进行主题演讲，30分钟被掌声打断5次，整理稿《地区性教育科研的有效突破》发表在《人民教育》上，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2007年，“南京市金字塔式教科研工作模型”和“个人课题”引起全国教育科研界的广泛关注，海南省教科院、沈阳市教科所、东莞市教科所、南通市教科所、湖州市教科所、乌鲁木齐市教研中心等考察学习南京市的“个人课题”。由南京市教科所提出的“基层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引起业内人士与一线教师的广泛认同。
陌生，是对于“无心者”说的，而对于“有心人”来说，陌生也会成为熟悉。11年的所长，把我培养成教育科研的行家里手，2008年，我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没有更多的原因，只是我执着于创新，勇于与困难较劲，只是我善于把小事也做到极致，具有领先同行的“工匠精神”。
做细教学研究：需要把技术练到纯青
相传道家炼丹，到炉子里的火发出纯青色的火焰的时候，丹就炼成功了。后来人们就用“炉火纯青”来比喻学问、技术或办事达到了纯熟完美的地步。教育教学更是这样，因为教育教学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生动活泼、正在发展的人，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炉火纯青的教育教学技术是不行的。
2012年，调任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党总支书记，这是一个教学研究的宽阔平台。在做好党务、工会、退教协工作的基础上，我每个学期至少做一件对于教学研究与教研管理有意义的事情。诸如“南京教研文化”的打造、“三星高中联盟”的建设、“南京市文明单位”的评选、研究性班主任的高级研训，等等，也受到领导与同行的赞扬，而最让我痴迷的还是退居二线之后，在6所学校建立骨干教师研修班，开展了对于骨干教师成长的研究与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
2014年退居二线之后，身为“调研员”的我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学校，辅导一线教师，在6所学校建立了“骨干教师研修班”，除了指导学员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等之外，主要指导他们站稳课堂：改造自己的课堂教学，打造自我的课例精品。精品课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课堂改造就是2014年5月在一所农村初中进行的听评课实验，我用3周5天时间听了28节教师发展班学员的课，提了一大堆优点与缺陷，希望教师扬长避短，不断进步；2014年10月，第二期听评课开始，28节课听得我头昏眼花，评课意见写了一大堆，除了开课态度有所好转，别无值得高兴的地方；2015年3月，为了进一步推进课堂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又组织开展了教师发展班优质课竞赛，导师“下水”试教，以期教师的课堂能够有一个突飞猛进，然而，虽然也有启发，也有效果，但是，不够明显，课堂教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一个低效重复的“怪圈”。
2015年下半年，我对课堂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反思，开始提出“精品课例”的概念，要求研修班老师向着“精品”方向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求大家上出有自己风格的水平最高的课例，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推动课堂深度改革。首先，认真界定“精品课例”。我对“精品课例”提出要求，要求具有规范性、示范性、研究性、创新性、实效性、有个性等，让“精品课例”可以复制，可以仿制，可以引导创新。其次，详细说明“精品课例”。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先写出“精品课例”设计说明，含教育理念、教学主张、课堂诊断、设计模式、教学流程、设计亮点等六项内容，限制在500字以内，上课之前发给听课教师，让授课者与听课者心知肚明，一目了然。第三，个性化展示“精品课例”。“教师发展班”全体成员进行“精品课例”的展示，要求根据教学设计，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具有教师自己的个性与风格。第四，组织研听“精品课例”。组织多层次听评课，同行教师、跨科教师、学校领导、研修班导师积极参与，听者与教者目标明确，优势看得更清晰，问题暴露更充分，差距显示一览无余；学校进行全程录像，课后进行效果抽测，为课后评课与教学总结做好铺垫。第五，集体点评“精品课例”。上课结束，开始四个层次的评课：一是教师自评，上课者介绍自己的设计意图、实施情况、切身感受；二是同伴互评，指定一位教师跟踪观察、全程听课、课后检测、会上点评；三是校长点评，每天一位校级领导全程听课，然后进行逐一点评；四是导师提出意见和建议，含课堂教学优缺点、个人教学风格取向、教学研究的方向与专题等。经过具体的有效的课堂改革，教师课堂有了较大的转变，在区级学业水平测试、年终绩效评估中成绩卓著。于是，我乘势而上，把“精品课例”的打造在6所学校骨干教师研修班进行推广性实验，取得较好的效果。
实践说明，先说后教再评，使教、听、评有机结合，有力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推动了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目前，6所学校74名骨干教师的“精品课例”的打造进展很快，成果丰硕。而这些都与“一对一”“面对面”“实打实”的课堂教学研究有关，是“田野研究”“草根研究”的成果，而依靠的就是教育的“工匠精神”。
工匠们总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工匠的这种精神就是“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都是具体实在的、生动灵动的工作，都是在基层、在现场、在课堂的、在教师与学生中间的研究，基层学校一线教师需要宏观的教育理论与前沿的教育思想，需要中观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策略，更需要微观的、扎实的、有用的、可以操作的方法传授与实践指导。
教育教学与教育研究，深层次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教育实践需要实践智慧，需要“工匠精神”。2016年10月，我已经退休，但是，我的“工匠教育”没有停止，我将会把“教育工匠”的精神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