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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史上，“五四”散文相比同期其他的文学样式要成功的多。原因除了自身的文体优势之外，作家主体的自由选择，外部的社会原因以及深远的散文写作传统还有外国文学的影响等，都是其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文体样式；客观原因；写作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影响，除却思想启蒙之外，在具体的文学体式上也更加完善。小说，诗歌，戏曲，散文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1]，但是自五四之后，现代白话小说也逐渐与其他文体比肩。与古代诗歌相比，现代白话诗不仅是新旧文字的差别，更有对格律的反叛，胡适先生的“须作诗如作文”可谓石破天惊。此时期，被称作话剧的戏曲则完全是“舶来品”。
与其它的文体样式相比，散文小品的变革倒要温和平顺的多，并且散文小品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三种文学样式相比毫不逊色，甚至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五四新文学对抗旧文学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地猛烈地，摧枯拉朽似的方式與态度，但具体到每一文学样式上，情形又是不同的。如果从“大破大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言论让人有些费解。因为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曲，它们对旧文学的破坏都要比散文来的激烈而彻底，就结果而言，尤其是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即五四新文化时期来看，散文小品的成就确实要高于其他样式。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独特的文体优势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为杂文”[3]。并且，围绕《新青年》专栏“随感录”形成了一批抨击时事的作家群，基本上当时的新文化领袖都参与了杂文的创作。“杂文一般短小精悍，易于出手，多在报刊上应时刊发，适合作社会批评的武器，所以先驱者最先广泛使用”[4]，新文化先驱者们重注思想文化启蒙，虽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学样式启迪民智，揭露社会黑暗，但对于新文学作家而言无论是篇幅较长的小说，形式新颖的话剧，还是通俗易懂的白话诗歌，都不如散文小品使用的得心应手。并且，从作家主体身份而言，散文这种文体结构，灵活，书写自由，长于抒发个体情感。而在中国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巨变，向来以国家荣辱为己任的文人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情感，往往选择借助于文学创作挥毫成篇，抒发自己的感情，因而愿意在篇幅短小而又随意灵活的散文上更愿意多做选择。
此外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已经提倡白话废除文言，新文学作家们也纷纷响应支持。白话在各式文体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作诗如作文”的白话新诗，几乎照搬照演的话剧，“自怨自艾”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在白话语言的使用上都极力的抛却文言的影响。散文抑或杂文虽然也是采用了白话语言，但是，五四时期的杂感小品更多的还是保留了传统散文语言的韵味。开“美文”一派的周作人，别具一格的开创了“闲话体”散文。“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合，产生一种涩味和简单味，很耐人咀嚼”[5]，例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此外被称为“冰心体”的散文“冰心的语言仍浸有旧文学的汁水”，“这种散文的词汇句式既保留了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的‘欧化’”[6]又经过作者的加工形成了她的行云流水似的文字。可见所谓白话散文，并不完全是将白话口语移至书面。不管作家是有意保留文言的成分还是无意写成，文言语汇总是增加了散文的阅读美感。具有陌生化的美感。而几乎纯白话写成的优美散文，朱自清实在是特例。
二、散文创作繁盛的客观原因
新文学的倡导是在守旧派的反对声中发展起来的。用白话来做文学，尤其用白话创作的文学来代替传统正统地位的文言文学，这一发展过程从来都不是顺利平稳的，也产生了众多的笔墨官司，文坛轶事。所谓的守旧派，他们主要反对用白话来作诗。以梅瑾庄为代表的“学衡派”更是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此新文学先驱们极力作散文，也有“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的意思。也正是在新文学作家们的积极努力下，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散文小品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三、散文写作传统的濡养
古代文学中，诗文历来是传统，正统之学。即使到了近代以来，桐城派古文的发展也是声色兼备，以致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评论。从“桐城三祖”到梅曾亮、姚莹，再到曾国藩的“湘乡派”，散文在继承中又有着发展。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诚如梁启超所言“夙不喜桐城古文”，然而“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竞效之”[7]，并且，梁之新文体“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语）
五四先驱者们对旧文学持激烈的决绝的一刀切的态度，尽管大多数新文化先驱都留学国外，但他们接受的大多是思想上的启蒙，而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却也是熟知于心，因而在创作上，对传统的背离更多的是在思想情感上和语言文字上。他们所受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涵养并不少。比如善于抒情的冰心“究竟是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新文学作家”。这一影响尤其在五四退潮之后表现的更明显。再比如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写出了《唐诗杂论》以及刘半农校点出版了唐韩惺的《香奁集》等。总而言之，古代文学的涵养对新文学先驱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熏陶与身的。
并且很多文人学者在散文体式上并没有完全抛弃古文的某些精神特质。比如作家散文中的的“士大夫味”， 很得周作人赏识的俞平伯甚至“刻意模仿名人小品，甚至干脆用文言撰写小品，名士味很浓，以旧格调自享”[8]，《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即是不可多得优美的散文小品。而且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前述的对文言词汇的保留上。
四、外国文学的影响
现代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翻译”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散文与其他体式相比，似乎淡些，但是也终究受到了有益的启发。比如，借用外国的词汇、语法，将语言适当的“欧化”，很得人欢迎。尤其是20年代的梁遇春，被称为中国的“伊里亚”，很受英国Essay的影响。代表作《春醪集》，散文随笔不乏理性的哲思。再如，陈西滢，“他的散文特点是行文流畅，有相当的西方文学修养”。将外国随笔的这些特质融入散文创作，为散文添加了新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四散文的繁荣。
综上所述，五四散文的成功有着众多的原因，而散文小品融汇新旧，贯通中外，繁盛的趋势俨然不可阻挡。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并不会被十几年的文学变革彻底割断，渗入民族骨子里的精神特质还是有着深沉浑厚的力量，五四散文小品的繁盛即是无言的印证。
注释：
[1]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版第739页
[3][4] [5] [6] [8]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116页119页117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版
参考文献：
[1]张英.浅析“五四散文”繁荣的原因[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
[2]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5-9
作者简介：刘玉梅（1991—）女，聊城大学文学院16级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文体样式；客观原因；写作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影响，除却思想启蒙之外，在具体的文学体式上也更加完善。小说，诗歌，戏曲，散文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1]，但是自五四之后，现代白话小说也逐渐与其他文体比肩。与古代诗歌相比，现代白话诗不仅是新旧文字的差别，更有对格律的反叛，胡适先生的“须作诗如作文”可谓石破天惊。此时期，被称作话剧的戏曲则完全是“舶来品”。
与其它的文体样式相比，散文小品的变革倒要温和平顺的多，并且散文小品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三种文学样式相比毫不逊色，甚至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五四新文学对抗旧文学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地猛烈地，摧枯拉朽似的方式與态度，但具体到每一文学样式上，情形又是不同的。如果从“大破大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言论让人有些费解。因为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曲，它们对旧文学的破坏都要比散文来的激烈而彻底，就结果而言，尤其是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即五四新文化时期来看，散文小品的成就确实要高于其他样式。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独特的文体优势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为杂文”[3]。并且，围绕《新青年》专栏“随感录”形成了一批抨击时事的作家群，基本上当时的新文化领袖都参与了杂文的创作。“杂文一般短小精悍，易于出手，多在报刊上应时刊发，适合作社会批评的武器，所以先驱者最先广泛使用”[4]，新文化先驱者们重注思想文化启蒙，虽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学样式启迪民智，揭露社会黑暗，但对于新文学作家而言无论是篇幅较长的小说，形式新颖的话剧，还是通俗易懂的白话诗歌，都不如散文小品使用的得心应手。并且，从作家主体身份而言，散文这种文体结构，灵活，书写自由，长于抒发个体情感。而在中国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巨变，向来以国家荣辱为己任的文人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情感，往往选择借助于文学创作挥毫成篇，抒发自己的感情，因而愿意在篇幅短小而又随意灵活的散文上更愿意多做选择。
此外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已经提倡白话废除文言，新文学作家们也纷纷响应支持。白话在各式文体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作诗如作文”的白话新诗，几乎照搬照演的话剧，“自怨自艾”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在白话语言的使用上都极力的抛却文言的影响。散文抑或杂文虽然也是采用了白话语言，但是，五四时期的杂感小品更多的还是保留了传统散文语言的韵味。开“美文”一派的周作人，别具一格的开创了“闲话体”散文。“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合，产生一种涩味和简单味，很耐人咀嚼”[5]，例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此外被称为“冰心体”的散文“冰心的语言仍浸有旧文学的汁水”，“这种散文的词汇句式既保留了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的‘欧化’”[6]又经过作者的加工形成了她的行云流水似的文字。可见所谓白话散文，并不完全是将白话口语移至书面。不管作家是有意保留文言的成分还是无意写成，文言语汇总是增加了散文的阅读美感。具有陌生化的美感。而几乎纯白话写成的优美散文，朱自清实在是特例。
二、散文创作繁盛的客观原因
新文学的倡导是在守旧派的反对声中发展起来的。用白话来做文学，尤其用白话创作的文学来代替传统正统地位的文言文学，这一发展过程从来都不是顺利平稳的，也产生了众多的笔墨官司，文坛轶事。所谓的守旧派，他们主要反对用白话来作诗。以梅瑾庄为代表的“学衡派”更是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此新文学先驱们极力作散文，也有“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的意思。也正是在新文学作家们的积极努力下，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散文小品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三、散文写作传统的濡养
古代文学中，诗文历来是传统，正统之学。即使到了近代以来，桐城派古文的发展也是声色兼备，以致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评论。从“桐城三祖”到梅曾亮、姚莹，再到曾国藩的“湘乡派”，散文在继承中又有着发展。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诚如梁启超所言“夙不喜桐城古文”，然而“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竞效之”[7]，并且，梁之新文体“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语）
五四先驱者们对旧文学持激烈的决绝的一刀切的态度，尽管大多数新文化先驱都留学国外，但他们接受的大多是思想上的启蒙，而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却也是熟知于心，因而在创作上，对传统的背离更多的是在思想情感上和语言文字上。他们所受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涵养并不少。比如善于抒情的冰心“究竟是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新文学作家”。这一影响尤其在五四退潮之后表现的更明显。再比如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写出了《唐诗杂论》以及刘半农校点出版了唐韩惺的《香奁集》等。总而言之，古代文学的涵养对新文学先驱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熏陶与身的。
并且很多文人学者在散文体式上并没有完全抛弃古文的某些精神特质。比如作家散文中的的“士大夫味”， 很得周作人赏识的俞平伯甚至“刻意模仿名人小品，甚至干脆用文言撰写小品，名士味很浓，以旧格调自享”[8]，《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即是不可多得优美的散文小品。而且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前述的对文言词汇的保留上。
四、外国文学的影响
现代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翻译”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散文与其他体式相比，似乎淡些，但是也终究受到了有益的启发。比如，借用外国的词汇、语法，将语言适当的“欧化”，很得人欢迎。尤其是20年代的梁遇春，被称为中国的“伊里亚”，很受英国Essay的影响。代表作《春醪集》，散文随笔不乏理性的哲思。再如，陈西滢，“他的散文特点是行文流畅，有相当的西方文学修养”。将外国随笔的这些特质融入散文创作，为散文添加了新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四散文的繁荣。
综上所述，五四散文的成功有着众多的原因，而散文小品融汇新旧，贯通中外，繁盛的趋势俨然不可阻挡。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并不会被十几年的文学变革彻底割断，渗入民族骨子里的精神特质还是有着深沉浑厚的力量，五四散文小品的繁盛即是无言的印证。
注释：
[1]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版第739页
[3][4] [5] [6] [8]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116页119页117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版
参考文献：
[1]张英.浅析“五四散文”繁荣的原因[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
[2]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5-9
作者简介：刘玉梅（1991—）女，聊城大学文学院16级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