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初，中国变化快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特快的地方。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到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二、大家都认为，中国要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想。
　　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
　　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
　　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
　　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渡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分享权力。
　　不管大家肚子里如何打算，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
　　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
　　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
　　五大臣考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终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
　　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当西太后问五大臣中最能干的端方立宪怎么样的时候，端方回答说，立了宪，皇帝就可以世袭罔替。一句话，打消了老太婆的顾虑。
　　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