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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于中国的官方表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贾庆林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了起来。今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更是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惟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又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成为拷问当今社会的民生焦点。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责编：盛山)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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