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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旺遗址;渤海湾西岸;古黄河流域;北福地一期文化
【摘要】位于今永定河下游平原的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平原地区发现的距现海岸线最近、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其陶器组合、器形、纹饰特征与保定市易县北福地一期文化相同或相近。它的发现填补了古黄河流域下游左岸平原地区史前遗址的空白,为研究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分布,古气候、古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1]距廊坊市区东偏南约8公里。2006年,北旺砖场停产后,职工陆续在暴露的地层中发现陶器残片、角器、石器等遗物。2007年5月,廊坊市文物管理处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因砖场多年取土,遗址破坏严重,发掘区地表为取土后形成,距现地表下约8.3米,绝大部分裸露出黑灰色文化层。据取土坑西南部断壁观察,文化层以上共有不同厚度的15层淤积。遗址出土夹蚌灰黑陶、夹蚌灰褐陶、黑褐陶、红褐陶、灰陶等器物残片及夹蚌和泥质陶支脚残块、角器、石器、动物骨骼、鹿角、灼烧过的木柴等遗物。典型陶器为夹蚌陶盆和夹蚌、泥质陶支脚及独具特色的角器。该遗址的发现和抢救发掘,是今永定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廊坊市广阳、安次两区原均属安次县,地处今永定河流域下游,自古地势低平,海拔13米左右。其上游北京市东南部和下游天津市西部的京津平原地区,目前尚未见有史前遗存的资料报道。遗址因砖场取土余存面积十分有限,且已处于边缘,出土遗物多为陶器残片,可复原的陶器极少,生产工具中角器完整器相对较多,石器少且大多为残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均器类简单。虽然遗址地层单一,未发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不丰富,但仍可管窥其基本文化特征及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
一
北旺遗址的陶器有夹蚌陶和泥质陶两类,以夹蚌灰褐、黑灰陶为主,有少量夹蚌黑陶、红褐陶、灰陶和泥质灰陶,均为残片、残块,可复原者极少。器类为盆、支脚、器盖等。盆、器盖均为夹蚌陶,盆大小不等,直口或微敛口,方唇或方圆唇,个别厚方唇,部分方唇是削割而成,直壁或斜直壁,浅腹平底。器表纹饰多施于唇下的上腹部,为压划弦纹和较宽的平行线、平行斜线、弧线、折线构成的几何纹,下腹部多素面,少数有竖向浅细刷划纹,个别器底有■条印痕。支脚泥质陶较多,据残块观察,为实足平顶似弯角状,顶面抹光,器表多素面,个别抹光后施竖向浅细刷划纹;夹蚌陶支脚为平顶圈足倒靴形,器表施曲线戳点纹、平行划纹,足有圆形镂孔。陶器均手制,唇多不甚平齐,器形较规整,火候较低,颜色不纯正。陶片多有缀合的圆形单面钻孔,部分陶片的一侧边有平直的切割痕(图一)。
因遗址距山地较远而原料匮乏的缘故,石器出土数量很少,完整器仅1件磨制石斧。石斧以砾石依形磨制而成,近梯形或长条形,双面弧刃,形体小而轻薄。带凹窝石器为残磨棒、砺石的二次利用,用途不明。另有石凿、带槽石器和小块砺石。
骨器只见磨制镞1件。完整的角器相对较多,多以麋鹿角为原料,器表多有小节突,一类似■,一类为曲尺形器,另有锥和带加工痕迹的角料。■以主枝前段为器身,前端砍削出斜尖刃,部分器身、斜尖刃削砍修磨光滑,用砍削、砍斫或斫截方法保留部分主枝和第一枝的前段为握柄,或保留部分枝杈,末端稍加削修为柄,柄多数有简单削修痕迹,因长期使用握磨光滑,有的在柄一面近末端砍削出凹面。曲尺形器以修整的主枝前段为器身,前端砍削出斜面,斜面对应面有较深的砍痕,将主枝在第一枝的上部砍斫去掉,保留砍斫去末端的第一枝为手柄。锥以鹿角主枝的前段或枝角、幼鹿角稍做加工而成,器身一侧节突间削修后磨平,前部的节突削磨光滑,以方便使用。根据■的器形、器身前端砍削斜尖刃,器身、手柄明显的加工、使用和尖刃崩残痕迹分析,应是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工具或狩猎用的复合工具,也可能用于挖坑播种。曲尺形器据器身前端斜面对应面较深的砍痕、有长手柄分析,应是在斜面处捆绑石斧的复合型工具(图二)。
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喜水食草动物骨骼、牙齿及角,大型的有水牛,中小型的有麋鹿、梅花鹿、斑鹿、獐、麝等。水族动物有中华原田螺、河蚌等。遗址虽未发现居住址等遗迹,却出土了大段的木炭和一端有烧痕的木柴,动物骨骼均被敲断。据出土的角器、石器、骨器工具分析,此地当时应为有人群聚居的河道间高地,居民以狩猎为主,似有敲骨吸髓的习俗。
二
北旺遗址是迄今京津平原永定河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遗物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与京津地区、廊坊北部地区■河流域三河孟各庄[2]、刘白塔遗址[3]和北京市平谷上宅文化[4]迥然不同,就器类、器形、陶器纹饰观察,与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保定市容城县上坡遗址一期遗存[5]、太行山东麓易县北福地一期文化[6]相同或相近似。据《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北福地一期文化、容城上坡遗址一期陶器中,直腹平底盆均占绝对比例,其次为支脚,盆的形体特征缺少变化,方唇、直口或微敛口,唇部绝大多数系削割而成,器表纹饰以刻划或压印为基本技术工艺,以斜线、折线、直线、点状等为基本元素,图案以口沿为基准向下延伸一段距离到器物的腹部以上部分(图三、四)。北旺遗址的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不高,器类以直口或微敛口、方唇、直壁或斜直壁平底盆占绝大多数,其次为支脚,部分盆削割成方唇或厚方唇;器表纹饰多施于唇下的上腹部,为刻划或压印的弦纹和平行斜线、折线、弧线、点状纹等构成的几何纹,下腹部多素面;支脚呈倒靴形,空心足壁有圆形镂孔,顶的端面刻划成人面形。从陶器的制作工艺、器类、器形,到陶器器表纹饰的部位、装饰技法、纹饰特征及风格,均与北福地一期文化、上坡遗址一期相同或相近;形体较窄小的石斧、凿,带凹窝、带沟槽石器均与上坡遗址一期、北福地一期文化同类器物相近似,表明北旺遗址、北福地一期文化、上坡遗址一期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北福地一期、北旺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基本相近,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5000年之间。据此,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以盆、支脚为代表的北福地一期文化系统,距今约8000～7000年,属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同时,北旺遗址与上坡遗址一期遗存、北福地一期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如上坡遗址一期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北福地一期的陶器均为夹云母陶,而未见泥质陶;北旺遗址以夹蚌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支脚。陶色、器表纹饰等也不尽相同,北旺遗址器表唇下多有一周凹弦纹,其下以饰斜向平行或分组的平行压划纹构成的几何纹、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平行弧线纹较多,另有单一的弦纹、波折纹等,线条压划得均较宽,有的两组纹饰间填饰戳点、平行短波折纹等纹饰,不见北福地一期、上坡一期的细短斜线纹和由其构成的“人”字纹等。有极少的盆、支脚通身饰以竖向细刷划纹,整体纹饰内容较北福地一期、上坡遗址一期简单。泥质灰陶弯角状平顶支脚也为其他两处遗址所不见。生产工具方面,北旺遗址出土石器很少,仅有少量斧、凿,带凹窝及沟槽石器、磨石,小块砺石等,未见细石器。以砾石依形磨制的石斧、石凿小而轻薄,而角器工具相对发达且形制特殊,是遗址的代表性器物,并为北福地一期、上坡一期所不见。这些差别的出现,应是各自所处生存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所致,并不影响遗址属于北福地一期文化系统的性质。
北旺遗址地层为湖沼相沉积,出土遗物质别、种类、数量都较少,部分陶片用来缀合的穿孔较为普遍,似乎说明遗址居民烧制陶器颇为困难,一侧边平直切割痕并带穿孔的陶片也可能有其它用途。由于石料的匮乏,使石器的数量、器类较少,制作技术较粗糙,少数为二次利用。沟磨石、小块砺石可能用来磨修骨角器;形体小而轻薄的石斧,不适于大规模砍伐、耕种,主要用途应是砍削、修整角器。不见石铲、耜、磨盘、磨棒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角器应为就地取材,所以数量较多,器身前端、柄部的削磨痕迹和握磨程度体现其使用率较高。根据器形观察,■用于挖掘植物根茎或为复合型狩猎器具的功能多于挖坑下种,轻细的曲尺形器复合工具亦难适用于耕种。由此分析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该遗址居民不注重甚至不习农耕,而以狩猎、采集为业。遗址出土被敲断的动物骨骼较多,似应是居民敲骨吸髓习俗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狩猎、采集是该遗址居民获取食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产方式。根据遗址地层的土质及包含蚌、田螺水生物和出土较多麋鹿、梅花鹿、水牛等的骨骼、角分析,遗址周边应为多水的湖沼湿地环境。结合此地的现今海拔高度,遗址无疑是人类在河道间高地上的定居点,但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尚不具备人类长期稳定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出土的石角器具也说明遗址缺少或没有长期定居所需的农业。所以,遗址的性质可能只是供人们狩猎、采集的季节性生产活动的居住地。陶片较为普遍的有缀合穿孔,体现当地陶器烧制的困难程度。因原料匮乏,遗址居民使用的石器可能不是在本地制作的,而是由原住地带来的简单生产用具,只有角器、骨器是在当地加工制作的主要生产工具。
鉴于北旺遗址与上坡遗址一期遗存、北福地一期文化在陶系、器表纹饰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尤其是形制特殊的生产工具——角器为另两处遗址所不见,结合遗址所处地理位置、居民的生产方式,为有利于太行山东麓渤海湾西岸古黄河流域平原地区史前整体文化内涵、文化面貌等的研究,目前暂称为北福地一期文化“北旺类型”较为恰当。
三
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而古气候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环境的变化进程和内容,影响着生物、动物界的兴衰和迁移,全新世开始的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加,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生产条件。古气候、环境的研究表明,距今8500～7200年间为气候凉暖的波动期,地表植被是以松、栎为主的阔叶林草地,沼泽面积扩大,水生与沼生植被繁盛,喜暖、喜水、喜沼泽的麋鹿、水牛等动物大量增加。干凉时段的气候导致华北平原地区的地面积水面积缩减,河流处于稳定期,有利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山前洪积扇延伸下来的古河道间高地,为深入到湖沼地区甚至到泛滥平原乃至滨海地区从事狩猎、捕鱼活动提供了天然通道。自然环境具备了人类到被河流切割的晚更新世堆积面的平原地区古河道间高地定居,或从事季节性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基本地理条件和较为充足的食物资源。
安次县汉代以前并非属永定河流域。古永定河受全新世构造运动的影响,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北京八宝山——高丽营断裂东南盘下降,西南盘上升,迫使古永定河改从八宝山以南向东南延伸,经南苑、采育,直奔武清[7]。据《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水经》、《水经注》等记载和学者调查研究,古永定河称漯水、治水、桑干水,两汉时期大体稳定在南苑、采育、武清一线,自流入海;魏晋、北魏时期仍循该河道在武清西入笥沟(沽水,今北运河)入海;隋代以后至元代,以东南支为干流的漯水、桑干水河道南移至今廊坊市区左近,东南入三角淀,安次县始属古永定河流域[8]。据《汉书·地理志》和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古黄河当时向北流经今浚县、大名、巨鹿、高阳等县境,在保定市安新县境转向东流,经廊坊市霸州的北境、安次的南部一线,于今天津市北郊入海[9]。也就是说,汉代以前安次县属古黄河流域,而非古永定河流域。南面的古黄河与北面的古永定河之间有50多公里的河间高地,高地西达太行山东麓,东至渤海湾西岸的滨海地带,且海河水系尚未形成,十分有利于古人类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易县北福地、容城县上坡、北旺遗址均分布在古黄河、永定河两河的河间高地,且北旺遗址地处这一高地的最东端,该地居民可能是最早的探险者或先锋。据此,北旺遗址与同时期太行山东麓古黄河流域的北福地一期、容城上坡一期属同一个文化区,也可能是同一族群中的一支,所以,陶器的器类、器形特征、纹饰等文化面貌也就相同或相近似。
由于全新世中期的海侵,特别是永定河金元时期以后的改道、淤积、填充作用,今北京大兴区以南、河北霸州大清河一线以北的安次县等地晚更新世堆积面被最新的河流沉积物所覆盖。北旺遗址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地区发现的距今海岸线最近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层淤埋于现地表下约8.3米,为湖沼沉积相地层。遗址因严重破坏,使可发掘的面积十分有限,出土遗物不丰富,而本地区可供参照对比的资料匮乏,直接影响对其文化面貌的全面认识。但其独特的角器工具,以直口、直壁或斜直壁盆、支脚为陶器组合,较宽的压划弦纹和压划斜线、弧线等组成的几何纹施于盆的上腹部等基本特征清楚,属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位于渤海湾西岸以直口或微敛口、方唇、直壁或斜直壁平底盆、支脚为代表和以筒形罐为代表的两大文化区系分界的今永定河水系[10],地理位置重要。北旺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早期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分布及类型,史前时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全新世以来本地区自然环境变迁、河流迁徙过程中的填充、淤积作用对地貌形成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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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廊坊北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10年1期。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3] a.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8期; b.《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2期。
[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6][9] 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主编:《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b.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7][8]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
[10] a.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b.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张金栋〕
【摘要】位于今永定河下游平原的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平原地区发现的距现海岸线最近、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其陶器组合、器形、纹饰特征与保定市易县北福地一期文化相同或相近。它的发现填补了古黄河流域下游左岸平原地区史前遗址的空白,为研究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分布,古气候、古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1]距廊坊市区东偏南约8公里。2006年,北旺砖场停产后,职工陆续在暴露的地层中发现陶器残片、角器、石器等遗物。2007年5月,廊坊市文物管理处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因砖场多年取土,遗址破坏严重,发掘区地表为取土后形成,距现地表下约8.3米,绝大部分裸露出黑灰色文化层。据取土坑西南部断壁观察,文化层以上共有不同厚度的15层淤积。遗址出土夹蚌灰黑陶、夹蚌灰褐陶、黑褐陶、红褐陶、灰陶等器物残片及夹蚌和泥质陶支脚残块、角器、石器、动物骨骼、鹿角、灼烧过的木柴等遗物。典型陶器为夹蚌陶盆和夹蚌、泥质陶支脚及独具特色的角器。该遗址的发现和抢救发掘,是今永定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廊坊市广阳、安次两区原均属安次县,地处今永定河流域下游,自古地势低平,海拔13米左右。其上游北京市东南部和下游天津市西部的京津平原地区,目前尚未见有史前遗存的资料报道。遗址因砖场取土余存面积十分有限,且已处于边缘,出土遗物多为陶器残片,可复原的陶器极少,生产工具中角器完整器相对较多,石器少且大多为残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均器类简单。虽然遗址地层单一,未发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不丰富,但仍可管窥其基本文化特征及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
一
北旺遗址的陶器有夹蚌陶和泥质陶两类,以夹蚌灰褐、黑灰陶为主,有少量夹蚌黑陶、红褐陶、灰陶和泥质灰陶,均为残片、残块,可复原者极少。器类为盆、支脚、器盖等。盆、器盖均为夹蚌陶,盆大小不等,直口或微敛口,方唇或方圆唇,个别厚方唇,部分方唇是削割而成,直壁或斜直壁,浅腹平底。器表纹饰多施于唇下的上腹部,为压划弦纹和较宽的平行线、平行斜线、弧线、折线构成的几何纹,下腹部多素面,少数有竖向浅细刷划纹,个别器底有■条印痕。支脚泥质陶较多,据残块观察,为实足平顶似弯角状,顶面抹光,器表多素面,个别抹光后施竖向浅细刷划纹;夹蚌陶支脚为平顶圈足倒靴形,器表施曲线戳点纹、平行划纹,足有圆形镂孔。陶器均手制,唇多不甚平齐,器形较规整,火候较低,颜色不纯正。陶片多有缀合的圆形单面钻孔,部分陶片的一侧边有平直的切割痕(图一)。
因遗址距山地较远而原料匮乏的缘故,石器出土数量很少,完整器仅1件磨制石斧。石斧以砾石依形磨制而成,近梯形或长条形,双面弧刃,形体小而轻薄。带凹窝石器为残磨棒、砺石的二次利用,用途不明。另有石凿、带槽石器和小块砺石。
骨器只见磨制镞1件。完整的角器相对较多,多以麋鹿角为原料,器表多有小节突,一类似■,一类为曲尺形器,另有锥和带加工痕迹的角料。■以主枝前段为器身,前端砍削出斜尖刃,部分器身、斜尖刃削砍修磨光滑,用砍削、砍斫或斫截方法保留部分主枝和第一枝的前段为握柄,或保留部分枝杈,末端稍加削修为柄,柄多数有简单削修痕迹,因长期使用握磨光滑,有的在柄一面近末端砍削出凹面。曲尺形器以修整的主枝前段为器身,前端砍削出斜面,斜面对应面有较深的砍痕,将主枝在第一枝的上部砍斫去掉,保留砍斫去末端的第一枝为手柄。锥以鹿角主枝的前段或枝角、幼鹿角稍做加工而成,器身一侧节突间削修后磨平,前部的节突削磨光滑,以方便使用。根据■的器形、器身前端砍削斜尖刃,器身、手柄明显的加工、使用和尖刃崩残痕迹分析,应是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工具或狩猎用的复合工具,也可能用于挖坑播种。曲尺形器据器身前端斜面对应面较深的砍痕、有长手柄分析,应是在斜面处捆绑石斧的复合型工具(图二)。
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喜水食草动物骨骼、牙齿及角,大型的有水牛,中小型的有麋鹿、梅花鹿、斑鹿、獐、麝等。水族动物有中华原田螺、河蚌等。遗址虽未发现居住址等遗迹,却出土了大段的木炭和一端有烧痕的木柴,动物骨骼均被敲断。据出土的角器、石器、骨器工具分析,此地当时应为有人群聚居的河道间高地,居民以狩猎为主,似有敲骨吸髓的习俗。
二
北旺遗址是迄今京津平原永定河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遗物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与京津地区、廊坊北部地区■河流域三河孟各庄[2]、刘白塔遗址[3]和北京市平谷上宅文化[4]迥然不同,就器类、器形、陶器纹饰观察,与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保定市容城县上坡遗址一期遗存[5]、太行山东麓易县北福地一期文化[6]相同或相近似。据《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北福地一期文化、容城上坡遗址一期陶器中,直腹平底盆均占绝对比例,其次为支脚,盆的形体特征缺少变化,方唇、直口或微敛口,唇部绝大多数系削割而成,器表纹饰以刻划或压印为基本技术工艺,以斜线、折线、直线、点状等为基本元素,图案以口沿为基准向下延伸一段距离到器物的腹部以上部分(图三、四)。北旺遗址的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不高,器类以直口或微敛口、方唇、直壁或斜直壁平底盆占绝大多数,其次为支脚,部分盆削割成方唇或厚方唇;器表纹饰多施于唇下的上腹部,为刻划或压印的弦纹和平行斜线、折线、弧线、点状纹等构成的几何纹,下腹部多素面;支脚呈倒靴形,空心足壁有圆形镂孔,顶的端面刻划成人面形。从陶器的制作工艺、器类、器形,到陶器器表纹饰的部位、装饰技法、纹饰特征及风格,均与北福地一期文化、上坡遗址一期相同或相近;形体较窄小的石斧、凿,带凹窝、带沟槽石器均与上坡遗址一期、北福地一期文化同类器物相近似,表明北旺遗址、北福地一期文化、上坡遗址一期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北福地一期、北旺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基本相近,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5000年之间。据此,北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以盆、支脚为代表的北福地一期文化系统,距今约8000～7000年,属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同时,北旺遗址与上坡遗址一期遗存、北福地一期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如上坡遗址一期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北福地一期的陶器均为夹云母陶,而未见泥质陶;北旺遗址以夹蚌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支脚。陶色、器表纹饰等也不尽相同,北旺遗址器表唇下多有一周凹弦纹,其下以饰斜向平行或分组的平行压划纹构成的几何纹、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平行弧线纹较多,另有单一的弦纹、波折纹等,线条压划得均较宽,有的两组纹饰间填饰戳点、平行短波折纹等纹饰,不见北福地一期、上坡一期的细短斜线纹和由其构成的“人”字纹等。有极少的盆、支脚通身饰以竖向细刷划纹,整体纹饰内容较北福地一期、上坡遗址一期简单。泥质灰陶弯角状平顶支脚也为其他两处遗址所不见。生产工具方面,北旺遗址出土石器很少,仅有少量斧、凿,带凹窝及沟槽石器、磨石,小块砺石等,未见细石器。以砾石依形磨制的石斧、石凿小而轻薄,而角器工具相对发达且形制特殊,是遗址的代表性器物,并为北福地一期、上坡一期所不见。这些差别的出现,应是各自所处生存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所致,并不影响遗址属于北福地一期文化系统的性质。
北旺遗址地层为湖沼相沉积,出土遗物质别、种类、数量都较少,部分陶片用来缀合的穿孔较为普遍,似乎说明遗址居民烧制陶器颇为困难,一侧边平直切割痕并带穿孔的陶片也可能有其它用途。由于石料的匮乏,使石器的数量、器类较少,制作技术较粗糙,少数为二次利用。沟磨石、小块砺石可能用来磨修骨角器;形体小而轻薄的石斧,不适于大规模砍伐、耕种,主要用途应是砍削、修整角器。不见石铲、耜、磨盘、磨棒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角器应为就地取材,所以数量较多,器身前端、柄部的削磨痕迹和握磨程度体现其使用率较高。根据器形观察,■用于挖掘植物根茎或为复合型狩猎器具的功能多于挖坑下种,轻细的曲尺形器复合工具亦难适用于耕种。由此分析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该遗址居民不注重甚至不习农耕,而以狩猎、采集为业。遗址出土被敲断的动物骨骼较多,似应是居民敲骨吸髓习俗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狩猎、采集是该遗址居民获取食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产方式。根据遗址地层的土质及包含蚌、田螺水生物和出土较多麋鹿、梅花鹿、水牛等的骨骼、角分析,遗址周边应为多水的湖沼湿地环境。结合此地的现今海拔高度,遗址无疑是人类在河道间高地上的定居点,但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尚不具备人类长期稳定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出土的石角器具也说明遗址缺少或没有长期定居所需的农业。所以,遗址的性质可能只是供人们狩猎、采集的季节性生产活动的居住地。陶片较为普遍的有缀合穿孔,体现当地陶器烧制的困难程度。因原料匮乏,遗址居民使用的石器可能不是在本地制作的,而是由原住地带来的简单生产用具,只有角器、骨器是在当地加工制作的主要生产工具。
鉴于北旺遗址与上坡遗址一期遗存、北福地一期文化在陶系、器表纹饰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尤其是形制特殊的生产工具——角器为另两处遗址所不见,结合遗址所处地理位置、居民的生产方式,为有利于太行山东麓渤海湾西岸古黄河流域平原地区史前整体文化内涵、文化面貌等的研究,目前暂称为北福地一期文化“北旺类型”较为恰当。
三
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而古气候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环境的变化进程和内容,影响着生物、动物界的兴衰和迁移,全新世开始的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加,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生产条件。古气候、环境的研究表明,距今8500～7200年间为气候凉暖的波动期,地表植被是以松、栎为主的阔叶林草地,沼泽面积扩大,水生与沼生植被繁盛,喜暖、喜水、喜沼泽的麋鹿、水牛等动物大量增加。干凉时段的气候导致华北平原地区的地面积水面积缩减,河流处于稳定期,有利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山前洪积扇延伸下来的古河道间高地,为深入到湖沼地区甚至到泛滥平原乃至滨海地区从事狩猎、捕鱼活动提供了天然通道。自然环境具备了人类到被河流切割的晚更新世堆积面的平原地区古河道间高地定居,或从事季节性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基本地理条件和较为充足的食物资源。
安次县汉代以前并非属永定河流域。古永定河受全新世构造运动的影响,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北京八宝山——高丽营断裂东南盘下降,西南盘上升,迫使古永定河改从八宝山以南向东南延伸,经南苑、采育,直奔武清[7]。据《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水经》、《水经注》等记载和学者调查研究,古永定河称漯水、治水、桑干水,两汉时期大体稳定在南苑、采育、武清一线,自流入海;魏晋、北魏时期仍循该河道在武清西入笥沟(沽水,今北运河)入海;隋代以后至元代,以东南支为干流的漯水、桑干水河道南移至今廊坊市区左近,东南入三角淀,安次县始属古永定河流域[8]。据《汉书·地理志》和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古黄河当时向北流经今浚县、大名、巨鹿、高阳等县境,在保定市安新县境转向东流,经廊坊市霸州的北境、安次的南部一线,于今天津市北郊入海[9]。也就是说,汉代以前安次县属古黄河流域,而非古永定河流域。南面的古黄河与北面的古永定河之间有50多公里的河间高地,高地西达太行山东麓,东至渤海湾西岸的滨海地带,且海河水系尚未形成,十分有利于古人类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易县北福地、容城县上坡、北旺遗址均分布在古黄河、永定河两河的河间高地,且北旺遗址地处这一高地的最东端,该地居民可能是最早的探险者或先锋。据此,北旺遗址与同时期太行山东麓古黄河流域的北福地一期、容城上坡一期属同一个文化区,也可能是同一族群中的一支,所以,陶器的器类、器形特征、纹饰等文化面貌也就相同或相近似。
由于全新世中期的海侵,特别是永定河金元时期以后的改道、淤积、填充作用,今北京大兴区以南、河北霸州大清河一线以北的安次县等地晚更新世堆积面被最新的河流沉积物所覆盖。北旺遗址是目前渤海湾西岸地区发现的距今海岸线最近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层淤埋于现地表下约8.3米,为湖沼沉积相地层。遗址因严重破坏,使可发掘的面积十分有限,出土遗物不丰富,而本地区可供参照对比的资料匮乏,直接影响对其文化面貌的全面认识。但其独特的角器工具,以直口、直壁或斜直壁盆、支脚为陶器组合,较宽的压划弦纹和压划斜线、弧线等组成的几何纹施于盆的上腹部等基本特征清楚,属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位于渤海湾西岸以直口或微敛口、方唇、直壁或斜直壁平底盆、支脚为代表和以筒形罐为代表的两大文化区系分界的今永定河水系[10],地理位置重要。北旺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早期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分布及类型,史前时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全新世以来本地区自然环境变迁、河流迁徙过程中的填充、淤积作用对地貌形成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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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廊坊北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10年1期。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3] a.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8期; b.《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2期。
[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6][9] 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主编:《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b.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7][8]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
[10] a.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b.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