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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社会变迁从未停歇，生存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电影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每次社会变革，都是有忧有喜，关锦鹏女性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是忧愁的，她们遭受新旧时代的夹击，中西方时代的错位，时代的变迁，结局往往是悲惨的。
【关键词】：关锦鹏；女性电影；时代悲剧
一、新旧时代的夹击
当古老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时，西方国家已经日新月异，逐渐统领世界。中国一边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思想，一边也不断吸收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现代互相交织，影响着当时的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但是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具体到个人，大不相同，关锦鹏电影中的阮玲玉就受到不利影响。她生于传统家庭，带有传统女性的温柔顺从，但她又长于、成名于上海，受上海西方文化影响，追求属于女性自身的幸福与自由。当记者指责她生活不检点时，她内心的传统思想涌出，她也认为女人要专一、守节，可自己没做到，于是内心产生冲突，结果走向死亡。
阮玲玉于1935年妇女节当天服安眠药自尽，引起巨大轰动。她在遗言中留下的“人言可畏”四字，表达她内心所遭受的痛苦，也成为外界推测她自尽原因的凭证。阮玲玉旧爱张达民找到别的差事，与阮玲玉聚少离多。此时，茶叶大王唐季珊看上阮玲玉，并展开追求。唐季珊是一个情场老手，很懂女人，他照顾阮玲玉，带给她温暖。阮玲玉被张达民拖累，此时遇到一个拥有实力，并且爱护她的男人，她很快接受了唐季珊。但是张达民并不愿意成人之美，阮玲玉最后与他达成协议，每月支付给他一百元，两年为期。于此，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再无牵绊，但是好景不长，阮玲玉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蔡楚生执导的影片《新女性》揭露小报记者骗吃骗喝，恶意捏造的丑陋现象，遭到记者协会的抨击。但是《新女性》传达的毕竟是新观念，记者协会不好硬去抨击影片，于是他们说阮玲玉私生活不好，怎能演新女性。此时张达民也跳出来控诉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伪造文书。她的私生活被到处议论、渲染，她无力自拔，最终服安眠药自尽，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
远古时代，个人无法应对恶劣的自然灾害，洪水猛兽，于是聚群而居，结伴而行，人与人之间形成协调和牵制等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个人处在社会中，是不可能脱离这些关系，因为个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是个人也因此受到他人制约，而不得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而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得到他人认可，个体能够更好地在社会上生活。阮玲玉的做法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她感到被社会抛弃，再加上夹在张达民与唐季珊之间的痛苦，她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行为。阮玲玉先后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同居，这本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却被记者添油加醋地报道。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说“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二夫争一女的官司本就极有噱头，阮玲玉又是明星，于是记者渲染报道，大街小巷到处议论，很快形成一种舆论趋势，即阮玲玉不是个好女人。“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决定事物性质的往往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社会强加给它的认知。阮玲玉被社会认为私生活混乱，是不好的女人。她无力反抗，只能承受舆论带给她的压力，可是这个压力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带来的，而是整个社会，她无力承受，最终选择自尽。
二、中西方时代的错位
中国的大门打开时，西方已經逐渐现代化，中国加紧步伐追赶，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中国仍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当西方人勇于追求个人幸福时，中国还处在大家族式的对个人的管控。一旦具有西方思维的女性回到中国就会产生各种冲突，从而为悲剧产生埋下隐患。而中国传统女性则继续受着旧制度、旧文化的束缚与压抑。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自小被父母送去伦敦读书，在国外多年，已经浸染西方文化思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佟振保被娇蕊的风情万种所打动，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在朋友出差时与朋友的妻子娇蕊勾合。佟振保本想着和娇蕊玩玩而已，但娇蕊却动了真情，写信告诉丈夫放她与佟振保在一起，可是佟振保却抛弃了娇蕊。电影中，佟振保在电梯里，准备下去，娇蕊在电梯外告诉他写信的事情，佟振保知道后，脸色恼怒，猛地关上电梯门下落，娇蕊走楼梯，追电梯，并大声喊“振保”。電梯的快速下落象征他们之间男女关系的终结。
娇蕊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非常符合西方所强调的个体性。但是娇蕊在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遭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特别是诱惑她的佟振保。佟振保身在中国，混在社会，就必然要遵守中国传统观念，克己复礼。社会不允许他对朋友的妻子想入非非，所以他就趁朋友不在时偷偷摸摸地与娇蕊相合，可是当自己这种行为被朋友知道，他就手足无措，羞愧难当，质问娇蕊写信之前为什么不和他商量，有没有为他考虑过，最后竟然晕倒在大街上。娇蕊的这种奔放、热烈，在西方习以为常，但是在保守的中国会被认为轻浮，佟振保一开始就这样认为，所以他只是和娇蕊你情我愿地玩玩而已，从未当真。现如今他的丑事被曝光，他断然不会再和娇蕊继续下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可是娇蕊一面无法再维持与丈夫的婚姻，一面又被诱惑她的情夫抛弃，她只能承受这昏暗的结局。娇蕊跟着自己的内心走，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最终却遭到重大挫折，而又无力还击。社会既不认同出轨的妻子，也不认同勾引朋友妻子的男人，所以娇蕊注定悲苦。
三、时代的变迁
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社会变迁从未停歇，生存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电影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每次社会变革，都是有忧有喜，关锦鹏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是忧愁的，每一次时代变化，她们都深深受伤。
电影《长恨歌》改编自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其时间跨度很大，从民国到现代。王琦瑶是颇有姿色的上海小姐，她经历了三个男人，但是每一个都离她而去。一个是国民党要员李主任，因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上海。一个是康明逊，因要去香港做生意，留下王琦瑶和肚子里的孩子。老年的王琦瑶与年轻的老克腊进行一段忘年恋，最后却被老克腊杀死。王琦瑶的女儿和丈夫出国了，王琦瑶在上海没了亲人。
个人在社会中，有如沧海之一粟，非常渺小。我们往往被社会洪流所裹挟，无法自主。每个人的命运都受时代影响，从而有相同或不同的人生轨迹。民国到现代的历史变幻多端，王琦瑶的人生际遇与每次重大时代变革都有关系。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离开，无不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除了老克腊，李主任和康明逊都不愿意离开王琦瑶，可是社会环境逼迫他们做出选择。王琦瑶刚开始是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情妇，生活极尽奢华，之后与康明逊在一起，未婚先孕，在康明逊走后找一个绝症病人结婚，以求名分。那个年代，她独自抚养孩子，受尽辛苦，最后，竟然被小情人所杀。王琦瑶受尽磨难而不得善终，她的人生悲剧与社会变革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参考文献：
[1] 金丹元，曹琼. 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重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J]. 社会科学. 2007（12）
[2] 李颖. 关锦鹏女性电影文本研究[D].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3] 蒋乃珺. 关锦鹏电影现象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4] 周霞. 女性寓言的诗意言说——论关锦鹏的艺术电影[D]. 西北大学 2003
作者简介：王华南，1990，男，回，河南周口，硕士，现就读于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美学。
【摘要】：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社会变迁从未停歇，生存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电影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每次社会变革，都是有忧有喜，关锦鹏女性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是忧愁的，她们遭受新旧时代的夹击，中西方时代的错位，时代的变迁，结局往往是悲惨的。
【关键词】：关锦鹏；女性电影；时代悲剧
一、新旧时代的夹击
当古老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时，西方国家已经日新月异，逐渐统领世界。中国一边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思想，一边也不断吸收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现代互相交织，影响着当时的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但是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具体到个人，大不相同，关锦鹏电影中的阮玲玉就受到不利影响。她生于传统家庭，带有传统女性的温柔顺从，但她又长于、成名于上海，受上海西方文化影响，追求属于女性自身的幸福与自由。当记者指责她生活不检点时，她内心的传统思想涌出，她也认为女人要专一、守节，可自己没做到，于是内心产生冲突，结果走向死亡。
阮玲玉于1935年妇女节当天服安眠药自尽，引起巨大轰动。她在遗言中留下的“人言可畏”四字，表达她内心所遭受的痛苦，也成为外界推测她自尽原因的凭证。阮玲玉旧爱张达民找到别的差事，与阮玲玉聚少离多。此时，茶叶大王唐季珊看上阮玲玉，并展开追求。唐季珊是一个情场老手，很懂女人，他照顾阮玲玉，带给她温暖。阮玲玉被张达民拖累，此时遇到一个拥有实力，并且爱护她的男人，她很快接受了唐季珊。但是张达民并不愿意成人之美，阮玲玉最后与他达成协议，每月支付给他一百元，两年为期。于此，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再无牵绊，但是好景不长，阮玲玉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蔡楚生执导的影片《新女性》揭露小报记者骗吃骗喝，恶意捏造的丑陋现象，遭到记者协会的抨击。但是《新女性》传达的毕竟是新观念，记者协会不好硬去抨击影片，于是他们说阮玲玉私生活不好，怎能演新女性。此时张达民也跳出来控诉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伪造文书。她的私生活被到处议论、渲染，她无力自拔，最终服安眠药自尽，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
远古时代，个人无法应对恶劣的自然灾害，洪水猛兽，于是聚群而居，结伴而行，人与人之间形成协调和牵制等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个人处在社会中，是不可能脱离这些关系，因为个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是个人也因此受到他人制约，而不得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而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得到他人认可，个体能够更好地在社会上生活。阮玲玉的做法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她感到被社会抛弃，再加上夹在张达民与唐季珊之间的痛苦，她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行为。阮玲玉先后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同居，这本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却被记者添油加醋地报道。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说“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二夫争一女的官司本就极有噱头，阮玲玉又是明星，于是记者渲染报道，大街小巷到处议论，很快形成一种舆论趋势，即阮玲玉不是个好女人。“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决定事物性质的往往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社会强加给它的认知。阮玲玉被社会认为私生活混乱，是不好的女人。她无力反抗，只能承受舆论带给她的压力，可是这个压力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带来的，而是整个社会，她无力承受，最终选择自尽。
二、中西方时代的错位
中国的大门打开时，西方已經逐渐现代化，中国加紧步伐追赶，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中国仍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当西方人勇于追求个人幸福时，中国还处在大家族式的对个人的管控。一旦具有西方思维的女性回到中国就会产生各种冲突，从而为悲剧产生埋下隐患。而中国传统女性则继续受着旧制度、旧文化的束缚与压抑。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自小被父母送去伦敦读书，在国外多年，已经浸染西方文化思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佟振保被娇蕊的风情万种所打动，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在朋友出差时与朋友的妻子娇蕊勾合。佟振保本想着和娇蕊玩玩而已，但娇蕊却动了真情，写信告诉丈夫放她与佟振保在一起，可是佟振保却抛弃了娇蕊。电影中，佟振保在电梯里，准备下去，娇蕊在电梯外告诉他写信的事情，佟振保知道后，脸色恼怒，猛地关上电梯门下落，娇蕊走楼梯，追电梯，并大声喊“振保”。電梯的快速下落象征他们之间男女关系的终结。
娇蕊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非常符合西方所强调的个体性。但是娇蕊在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遭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特别是诱惑她的佟振保。佟振保身在中国，混在社会，就必然要遵守中国传统观念，克己复礼。社会不允许他对朋友的妻子想入非非，所以他就趁朋友不在时偷偷摸摸地与娇蕊相合，可是当自己这种行为被朋友知道，他就手足无措，羞愧难当，质问娇蕊写信之前为什么不和他商量，有没有为他考虑过，最后竟然晕倒在大街上。娇蕊的这种奔放、热烈，在西方习以为常，但是在保守的中国会被认为轻浮，佟振保一开始就这样认为，所以他只是和娇蕊你情我愿地玩玩而已，从未当真。现如今他的丑事被曝光，他断然不会再和娇蕊继续下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可是娇蕊一面无法再维持与丈夫的婚姻，一面又被诱惑她的情夫抛弃，她只能承受这昏暗的结局。娇蕊跟着自己的内心走，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最终却遭到重大挫折，而又无力还击。社会既不认同出轨的妻子，也不认同勾引朋友妻子的男人，所以娇蕊注定悲苦。
三、时代的变迁
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社会变迁从未停歇，生存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电影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每次社会变革，都是有忧有喜，关锦鹏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是忧愁的，每一次时代变化，她们都深深受伤。
电影《长恨歌》改编自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其时间跨度很大，从民国到现代。王琦瑶是颇有姿色的上海小姐，她经历了三个男人，但是每一个都离她而去。一个是国民党要员李主任，因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上海。一个是康明逊，因要去香港做生意，留下王琦瑶和肚子里的孩子。老年的王琦瑶与年轻的老克腊进行一段忘年恋，最后却被老克腊杀死。王琦瑶的女儿和丈夫出国了，王琦瑶在上海没了亲人。
个人在社会中，有如沧海之一粟，非常渺小。我们往往被社会洪流所裹挟，无法自主。每个人的命运都受时代影响，从而有相同或不同的人生轨迹。民国到现代的历史变幻多端，王琦瑶的人生际遇与每次重大时代变革都有关系。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离开，无不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除了老克腊，李主任和康明逊都不愿意离开王琦瑶，可是社会环境逼迫他们做出选择。王琦瑶刚开始是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情妇，生活极尽奢华，之后与康明逊在一起，未婚先孕，在康明逊走后找一个绝症病人结婚，以求名分。那个年代，她独自抚养孩子，受尽辛苦，最后，竟然被小情人所杀。王琦瑶受尽磨难而不得善终，她的人生悲剧与社会变革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参考文献：
[1] 金丹元，曹琼. 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重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J]. 社会科学. 2007（12）
[2] 李颖. 关锦鹏女性电影文本研究[D].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3] 蒋乃珺. 关锦鹏电影现象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4] 周霞. 女性寓言的诗意言说——论关锦鹏的艺术电影[D]. 西北大学 2003
作者简介：王华南，1990，男，回，河南周口，硕士，现就读于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