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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的中国文坛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小说创作的价值在于他始终坚持以诗性的、审美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反叛，将小说艺术从僵化的、教条的说教文学、政治文学中解放出来，使小说艺术获得新生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生存体验；诗意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1-0107-02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的中国文坛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以坚持、沉默、不拘泥的写作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园地添加了动感、诗意、个性的枝叶。
_文艺理论家钟中文指出：“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并“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钱中文所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为当下的文学艺术指明了方向，“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鉴于此，今天重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世界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和挖掘。
一、人，诗意地生存
汪曾祺以他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责任感，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实践、创造、耕耘。他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很模糊，其实他所批判的既有传统文化势力的弊端，又有现代文明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困惑；既有人性的欢歌，又有困境中的守望与悲凉。但他最终所要建构的是他理想的社会，即人的存在的和谐，亦即人的诗意地栖居。
“人，诗意地栖居”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科技的突进、工具理性的胜利、机械化的高涨，大众文化的泛滥，使人类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中。虽然西方形而上学一再追问存在，却不但遗忘了存在，而且造成技术的统治，科技的白昼带来了世界的黑夜。这一切，使海德格尔看到了人生存所面临的困境，于是，他举起诗意的大旗，向世人指点出一条走出在世沉沦的迷津：人，诗意地栖居。批评家唐湜在1948年根据狂曾祺寄给他的剪稿和信件，写有《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提到汪曾祺也曾说过他那时对存在主义的兴趣。不论汪曾祺在读存在主义哲学或文论耐，是否关注过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不谋而合的。不同点仅在于二者采取了相异的途径，海德格尔是以诗性的哲思，而汪曾祺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追求人生的诗性生存，目的都是为人类生存找到合法的价值依据。可谓是殊途同归。
汪曾祺这样描述心目中的小说家：“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津至清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由此看，在汪曾祺这里，小说家的责任在不断体验人的凡庸、卑微之时，在艺术作品中向人艰难又平庸的生存、生命真实靠近之时，并未消解人的理想、责任感。汪曾祺所说的“天上”即人生的诗性生存，人的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或者说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他不仅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践诺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责任。
汪曾祺运用手中的笔叙写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各种原生态。有在俗世中过着庸凡生活的老鲁《老鲁》，有生意场上受挤压落魄的扬州人(《落魄》)，有传统文化制度下苦苦挣扎的不幸女人(《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有徘徊在生存最底线的悲苦的卖唱女人(《露水》)，有(异秉)中学徒的萎缩。有卖艺人彼此的冷漠，摆摊老太婆相互的仇视，老板与师傅间的倾轧等等，无不深藏着作家对人的生存的忧患。米歇尔·福柯说，形而上学的观念不过是过眼烟云，真正永久的是象征人性的“存在的话语”，它使本来处于隐藏状态中的人性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汪曾祺正是选种“存在话语”的捕捉者。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更接近存在。但汪曾祺在敞亮人类生存的原生态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单向度的再现，而是将生存体验置于审美的观照下，以其小说的诗性特征还原了人类生存最本质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是人类存在的极致化，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所谓“和谐”，即指人的存在的和谐，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科学的和谐。虽然汪曾祺说自己所追求的不是深刻，但是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却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确认自身，并不断向人们强调自身无可回避的存在意义。他将历经苦难的生存体验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展现出来，悲苦的人生与诗意的叙述在他的艺术作品里交汇，是真与美的再生。在汪曾祺笔下所描述人的生存状况中，我们不难界定汪曾祺小说中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便是人生的极致。那是一种生命本真的张扬，是自我不断的超越。叶三，一个走街入巷以卖水果为生的小商贩，却是一个鉴赏家，一个在艺术里深得其精义，并将艺术融入生命的人。叶三是一个生活在现世和“天上”的人，他卖他的果子是为了“自在的存在”，他欣赏季匋民作画是为了“自为的存在”。在与季匋民“神交”的方式中，叶三一次又一次完成了此在的超越，他快意而欣然地生活着，这是一种生命自由自在的适然。炕小鸡的余老五、养鸭好手陆长庚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实现了自由的生命状态。还有明海与小英子、巧云与十六子的爱情，那是一种超脱功利的、纯美的、纯粹的感情，是忘我而本真的生命状态。汪曾祺极尽心力抒写人的诗意生存。可以说，正是《受戒》、《鉴赏家》、《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精品成就了汪曾祺。但是在这些精品之后，却是汪曾祺对生存体验的诗意阐释，应该说汪曾祺“人诗意生存”的人生理想成就了汪曾祺，他不仅告诉我们人堕落人间的苦苦的挣扎，更重要的是还告知我们于凡庸、卑微之外的诗意。在他的小说中，他的确“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
汪曾祺的小说以诗性的视角关注人的生存之时，在他的小说艺术中，还有一系列相关联值得研究的“景观”，即他笔下那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中国意象”。诸如戴车匠那具“代表了永远”、“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木车床及手工制作的各种“琳琅满目，细巧玲珑”的各种滑车、精致的小物件《戴车匠》；茶馆花坛后面的透着“深厚农民趣味、作风情巧而不卖弄，含浑却不凝滞”的壁画《艺术家》；那只窑变的、美幻绝伦、光华夺目的花瓶《花瓶》；王小玉手绣的各种精细美丽的绣活《百碟图》；侯银匠丁丁笃笃敲打出各种银首饰及女儿侯菊亲手改装的“绣了丹凤朝阳，轿顶下一圈鹅黄丝线流苏走手”的花轿《侯银匠》；连老板下十几种药料做的镇扬名点“茶干”(《万顺园》)等等。这些手工制作的精美产品，是浸着中国古老文明和聪明智慧的“美”，是人的生存的诗性外化，每一件都是活的，有灵魂的。戴车匠那具形貌不大讲究、大体俨然方正的木车床，在汪曾祺心里是“代表了永远”，具有生命的并与戴车匠合二为一的这样一具车床，戴车匠因它而存在， 每每在劳作中，“戴车匠也就与车床连在一起，是一体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以感动的。”可见，这每一件承载着智慧、灵性的手工制品是劳动的诗性外化，是人的诗意生存的具体外化，是艺术的美与生存的和谐交融。汪曾祺在历史的夹缝中，用他的眼睛找寻被现代机械文明逐渐替代的手工文明时代的诗性特点和劳动者的诗性智慧。汪曾祺不是“历史守成主义者”，他只是借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思考人在这个诗意不再存在的季节里如何才能达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状态。他用他的笔点点滴滴地抒写心中的理想之路，探寻人类生存的极致追求。
汪曾祺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是其小说独具的魅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的，一些作家由于拒绝对生活的美学证明结果便走向对本能的完全依赖。但单纯的审美态度，又使文学滑向感伤艺术，也就是说，仅仅加以美学的解释，对汪曾祺小说是得不到充分评价的。因此，汪曾祺的小说是走向个人领域对人的生存的诗意阐释。
二、汪曾祺诗性书写的拯救姿态
汪曾祺小说创作倾心揭示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它的格调，在对人的关怀中，充满悲悯、同情、拯救的味道。他的创作，给人以和谐、温情的体验和希望的再生。
汪曾祺小说最具魅力最具特色、最能体现其创作风格的，正是他那些饱蕴着灵动飞扬之气，追求自由自在生命本真状态的作品。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的发表，使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为之一亮，人们纷纷询问，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此后，人们才真正关注汪曾祺及他的作品。《受戒》可谓是汪曾祺创作的里程碑，甚至有人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末尾落款是“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梦，而是人类共有的梦，一种自由自在的诗意生存状态。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使人们开始关注汪曾祺，其实在很早汪曾祺就曾深得沈从文的厚爱和提携，并且出版过小说集。《受戒》秉承了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路子，即追求表现被日常生活习惯和种种制度埋没的人的本真状态。例如写于1947年的《鸡鸭名家》，在成功地展现了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乡间巧人那种游刃有余的技艺的同时，也展示了两个人自如超脱的生存状态。两人超凡精湛的技艺是其生存方式的外化，也是他们本真生存的诗性展示。
诗性，从本性上讲，是人类创造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属性，人是意义的诗性存在。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上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通过诗的媒介，从意志的关联中提取出机缘，从而在这一现象世界中，诗意的表达成了生活本质的表达。汪曾祺从创作初的40年代，始终与沈从文先生有密切联系。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高压、经济混乱之中，坚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以他们默默的诚实劳动，显示着一种坚韧的民族文化精神。那时汪曾祺是与沈从文坚持“现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的。汪曾祺写于1948年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提出：“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在创作中，汪曾祺更是身体力行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具的诗人气质。打破小说传统的“戏剧化”模式，即30年代已确立，风行于40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环境、典型事件里的典型人物”的观念，以及以情节曲折复杂，矛盾冲突空前尖锐、高度集中，主要人物英雄化，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审美感情、审美判断的极端强化与纯化，封闭式结构等等。汪曾祺力求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无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反叛，这种“反叛”无疑在小说的艺术领域里是一种救赎，是将小说艺术从僵化的、教条的说教文学、政治文学中解放出来，使小说艺术获得新生的艺术魅力；也毋宁说他的小说探索是对政治文学、说教文学、通俗文学的解构，他的姿态虽不如先锋派小说家那样激进并带有颠覆性，但却对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汪曾祺历经岁月的风雨，终于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绩，也获得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四十年代小说(文学)与八、九十年代小说(文学)的‘断而复续’中，先生(指汪曾祺)的创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一个历史复杂关系的象征。”这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和“历史复杂关系的象征”的确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汪曾祺作品的充分理由。他将真、善、美忘情地投人小说文本，小说人物或平庸迂讷，或质朴无华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小说结构或简单平直，或松散奇崛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人物情感或痛苦绝望，或忧伤悲愤都是个体生存的展现和生存体验的结晶，这都是真的再现。怀着对社会、人民的崇高的责任感，汪曾祺所倾心创造的是在真的基础上，以美的力量重构人类理想的生存家园。
汪曾祺的诗性书写的拯救姿态不仅体现在对小说的艺术探索中，更重要的体现在他小说中揭示人的生存的本身状态中，所传达的人要诗意生活的生存主张。艺术与人生是密不可分，诗与思本源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汪曾祺的小说从深层次上揭示：人之存在在根基上是“诗意的”。事实上，审美恰恰是人性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追求，是人与动物的最初区别。杜夫海纳将审美称作“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无论是小英子与明海朦朦胧胧的感情，叶三对画的沉醉，“我”对壁画的痴狂，还是那一系列精美绝伦的手工制品等等，这一切都寄寓了汪曾祺对关乎“美”的事物的执著和追求。我们说对人生的体认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是体验，只有体验才能将活生生的生命意义和本质穷尽，只有通过体验，人才能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并与他人的生命融和在一起。汪曾祺的诗性书写，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的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诗性本身喻示着文学中的救赎理想。汪曾祺以其小说的诗性书写，澄明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及人的生存的审美化、艺术化。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生存体验；诗意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1-0107-02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的中国文坛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以坚持、沉默、不拘泥的写作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园地添加了动感、诗意、个性的枝叶。
_文艺理论家钟中文指出：“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并“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钱中文所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为当下的文学艺术指明了方向，“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鉴于此，今天重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世界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和挖掘。
一、人，诗意地生存
汪曾祺以他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责任感，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实践、创造、耕耘。他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很模糊，其实他所批判的既有传统文化势力的弊端，又有现代文明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困惑；既有人性的欢歌，又有困境中的守望与悲凉。但他最终所要建构的是他理想的社会，即人的存在的和谐，亦即人的诗意地栖居。
“人，诗意地栖居”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科技的突进、工具理性的胜利、机械化的高涨，大众文化的泛滥，使人类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中。虽然西方形而上学一再追问存在，却不但遗忘了存在，而且造成技术的统治，科技的白昼带来了世界的黑夜。这一切，使海德格尔看到了人生存所面临的困境，于是，他举起诗意的大旗，向世人指点出一条走出在世沉沦的迷津：人，诗意地栖居。批评家唐湜在1948年根据狂曾祺寄给他的剪稿和信件，写有《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提到汪曾祺也曾说过他那时对存在主义的兴趣。不论汪曾祺在读存在主义哲学或文论耐，是否关注过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不谋而合的。不同点仅在于二者采取了相异的途径，海德格尔是以诗性的哲思，而汪曾祺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追求人生的诗性生存，目的都是为人类生存找到合法的价值依据。可谓是殊途同归。
汪曾祺这样描述心目中的小说家：“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津至清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由此看，在汪曾祺这里，小说家的责任在不断体验人的凡庸、卑微之时，在艺术作品中向人艰难又平庸的生存、生命真实靠近之时，并未消解人的理想、责任感。汪曾祺所说的“天上”即人生的诗性生存，人的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或者说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他不仅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践诺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责任。
汪曾祺运用手中的笔叙写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各种原生态。有在俗世中过着庸凡生活的老鲁《老鲁》，有生意场上受挤压落魄的扬州人(《落魄》)，有传统文化制度下苦苦挣扎的不幸女人(《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有徘徊在生存最底线的悲苦的卖唱女人(《露水》)，有(异秉)中学徒的萎缩。有卖艺人彼此的冷漠，摆摊老太婆相互的仇视，老板与师傅间的倾轧等等，无不深藏着作家对人的生存的忧患。米歇尔·福柯说，形而上学的观念不过是过眼烟云，真正永久的是象征人性的“存在的话语”，它使本来处于隐藏状态中的人性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汪曾祺正是选种“存在话语”的捕捉者。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更接近存在。但汪曾祺在敞亮人类生存的原生态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单向度的再现，而是将生存体验置于审美的观照下，以其小说的诗性特征还原了人类生存最本质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是人类存在的极致化，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所谓“和谐”，即指人的存在的和谐，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科学的和谐。虽然汪曾祺说自己所追求的不是深刻，但是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却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确认自身，并不断向人们强调自身无可回避的存在意义。他将历经苦难的生存体验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展现出来，悲苦的人生与诗意的叙述在他的艺术作品里交汇，是真与美的再生。在汪曾祺笔下所描述人的生存状况中，我们不难界定汪曾祺小说中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便是人生的极致。那是一种生命本真的张扬，是自我不断的超越。叶三，一个走街入巷以卖水果为生的小商贩，却是一个鉴赏家，一个在艺术里深得其精义，并将艺术融入生命的人。叶三是一个生活在现世和“天上”的人，他卖他的果子是为了“自在的存在”，他欣赏季匋民作画是为了“自为的存在”。在与季匋民“神交”的方式中，叶三一次又一次完成了此在的超越，他快意而欣然地生活着，这是一种生命自由自在的适然。炕小鸡的余老五、养鸭好手陆长庚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实现了自由的生命状态。还有明海与小英子、巧云与十六子的爱情，那是一种超脱功利的、纯美的、纯粹的感情，是忘我而本真的生命状态。汪曾祺极尽心力抒写人的诗意生存。可以说，正是《受戒》、《鉴赏家》、《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精品成就了汪曾祺。但是在这些精品之后，却是汪曾祺对生存体验的诗意阐释，应该说汪曾祺“人诗意生存”的人生理想成就了汪曾祺，他不仅告诉我们人堕落人间的苦苦的挣扎，更重要的是还告知我们于凡庸、卑微之外的诗意。在他的小说中，他的确“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
汪曾祺的小说以诗性的视角关注人的生存之时，在他的小说艺术中，还有一系列相关联值得研究的“景观”，即他笔下那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中国意象”。诸如戴车匠那具“代表了永远”、“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木车床及手工制作的各种“琳琅满目，细巧玲珑”的各种滑车、精致的小物件《戴车匠》；茶馆花坛后面的透着“深厚农民趣味、作风情巧而不卖弄，含浑却不凝滞”的壁画《艺术家》；那只窑变的、美幻绝伦、光华夺目的花瓶《花瓶》；王小玉手绣的各种精细美丽的绣活《百碟图》；侯银匠丁丁笃笃敲打出各种银首饰及女儿侯菊亲手改装的“绣了丹凤朝阳，轿顶下一圈鹅黄丝线流苏走手”的花轿《侯银匠》；连老板下十几种药料做的镇扬名点“茶干”(《万顺园》)等等。这些手工制作的精美产品，是浸着中国古老文明和聪明智慧的“美”，是人的生存的诗性外化，每一件都是活的，有灵魂的。戴车匠那具形貌不大讲究、大体俨然方正的木车床，在汪曾祺心里是“代表了永远”，具有生命的并与戴车匠合二为一的这样一具车床，戴车匠因它而存在， 每每在劳作中，“戴车匠也就与车床连在一起，是一体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以感动的。”可见，这每一件承载着智慧、灵性的手工制品是劳动的诗性外化，是人的诗意生存的具体外化，是艺术的美与生存的和谐交融。汪曾祺在历史的夹缝中，用他的眼睛找寻被现代机械文明逐渐替代的手工文明时代的诗性特点和劳动者的诗性智慧。汪曾祺不是“历史守成主义者”，他只是借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思考人在这个诗意不再存在的季节里如何才能达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状态。他用他的笔点点滴滴地抒写心中的理想之路，探寻人类生存的极致追求。
汪曾祺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是其小说独具的魅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的，一些作家由于拒绝对生活的美学证明结果便走向对本能的完全依赖。但单纯的审美态度，又使文学滑向感伤艺术，也就是说，仅仅加以美学的解释，对汪曾祺小说是得不到充分评价的。因此，汪曾祺的小说是走向个人领域对人的生存的诗意阐释。
二、汪曾祺诗性书写的拯救姿态
汪曾祺小说创作倾心揭示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它的格调，在对人的关怀中，充满悲悯、同情、拯救的味道。他的创作，给人以和谐、温情的体验和希望的再生。
汪曾祺小说最具魅力最具特色、最能体现其创作风格的，正是他那些饱蕴着灵动飞扬之气，追求自由自在生命本真状态的作品。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的发表，使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为之一亮，人们纷纷询问，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此后，人们才真正关注汪曾祺及他的作品。《受戒》可谓是汪曾祺创作的里程碑，甚至有人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末尾落款是“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梦，而是人类共有的梦，一种自由自在的诗意生存状态。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使人们开始关注汪曾祺，其实在很早汪曾祺就曾深得沈从文的厚爱和提携，并且出版过小说集。《受戒》秉承了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路子，即追求表现被日常生活习惯和种种制度埋没的人的本真状态。例如写于1947年的《鸡鸭名家》，在成功地展现了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乡间巧人那种游刃有余的技艺的同时，也展示了两个人自如超脱的生存状态。两人超凡精湛的技艺是其生存方式的外化，也是他们本真生存的诗性展示。
诗性，从本性上讲，是人类创造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属性，人是意义的诗性存在。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上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通过诗的媒介，从意志的关联中提取出机缘，从而在这一现象世界中，诗意的表达成了生活本质的表达。汪曾祺从创作初的40年代，始终与沈从文先生有密切联系。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高压、经济混乱之中，坚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以他们默默的诚实劳动，显示着一种坚韧的民族文化精神。那时汪曾祺是与沈从文坚持“现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的。汪曾祺写于1948年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提出：“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在创作中，汪曾祺更是身体力行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具的诗人气质。打破小说传统的“戏剧化”模式，即30年代已确立，风行于40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环境、典型事件里的典型人物”的观念，以及以情节曲折复杂，矛盾冲突空前尖锐、高度集中，主要人物英雄化，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审美感情、审美判断的极端强化与纯化，封闭式结构等等。汪曾祺力求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无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反叛，这种“反叛”无疑在小说的艺术领域里是一种救赎，是将小说艺术从僵化的、教条的说教文学、政治文学中解放出来，使小说艺术获得新生的艺术魅力；也毋宁说他的小说探索是对政治文学、说教文学、通俗文学的解构，他的姿态虽不如先锋派小说家那样激进并带有颠覆性，但却对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汪曾祺历经岁月的风雨，终于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绩，也获得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四十年代小说(文学)与八、九十年代小说(文学)的‘断而复续’中，先生(指汪曾祺)的创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一个历史复杂关系的象征。”这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和“历史复杂关系的象征”的确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汪曾祺作品的充分理由。他将真、善、美忘情地投人小说文本，小说人物或平庸迂讷，或质朴无华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小说结构或简单平直，或松散奇崛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人物情感或痛苦绝望，或忧伤悲愤都是个体生存的展现和生存体验的结晶，这都是真的再现。怀着对社会、人民的崇高的责任感，汪曾祺所倾心创造的是在真的基础上，以美的力量重构人类理想的生存家园。
汪曾祺的诗性书写的拯救姿态不仅体现在对小说的艺术探索中，更重要的体现在他小说中揭示人的生存的本身状态中，所传达的人要诗意生活的生存主张。艺术与人生是密不可分，诗与思本源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汪曾祺的小说从深层次上揭示：人之存在在根基上是“诗意的”。事实上，审美恰恰是人性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追求，是人与动物的最初区别。杜夫海纳将审美称作“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无论是小英子与明海朦朦胧胧的感情，叶三对画的沉醉，“我”对壁画的痴狂，还是那一系列精美绝伦的手工制品等等，这一切都寄寓了汪曾祺对关乎“美”的事物的执著和追求。我们说对人生的体认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是体验，只有体验才能将活生生的生命意义和本质穷尽，只有通过体验，人才能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并与他人的生命融和在一起。汪曾祺的诗性书写，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的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诗性本身喻示着文学中的救赎理想。汪曾祺以其小说的诗性书写，澄明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及人的生存的审美化、艺术化。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