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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对当下的时空予以准确的把握。“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话语标示着当今人类实践的时空特征，“人化自然”与“自由时间”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要范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时间维度”和“社会—空间维度”同样重要，历史唯物论同时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唯物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关注“物理—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三大空间的统一；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续发展，化解文化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和对人类发展模式的伟大贡献。
关键词：历史—社会唯物论；人化自然；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籍裔”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33—07
近年来，理论界在应对种种巨大的全球性的或本土性的社会问题时，常常会出现某种集体性的“失语”或者是“乱语”现象，或引证的理论“牛头不对马嘴”，或提出的对策“南辕北辙”。其中有不少曾经被信誓旦旦说成是依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经典而来，但结果却是“南橘北枳”!何也?时空不同也!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未领悟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说是“不合中国国情”!于是有人又寄托于“药方只贩古时丹”，以为回到“国粹”、回归“国学”就能找到医治今日之病的种种灵丹妙药。殊不知，这仍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不知此时空已非彼时空。同样，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对当下的时空背景有确切的把握。
一、“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实践新时空
谈到时空，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方式——简明扼要，易记易背，但却未必易懂(或准确的讲是未必“真懂”)，因为作为物质的最高存在方式的社会运动的时空是具有特殊的“属人性”的，或者说是“属人的时空”。比如，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和“人化自然”的范畴(我在此特意强调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和基本性，否则，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就会被降低)，就是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与空间拓展而提出的一种新颖的时空观，其意蕴隽永深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复咀嚼、回味无穷：从争取8小时工作制到今天的双休制加长假制，人类能占有的自由时间大大扩展；从“圈地运动”的“羊吃人”迫使劳动者背乡离井到今天“出境游”、“洲际游”的流行，跨越任何空间距离的间隔对现代人来说都已经易如反掌。然而，现代人的生存上的紧迫感(危机感、压力感等等)和心理上的疏远感(郁闷感、冷漠感等等)却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愈加严重之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代时空的新思考，而重温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和“人化自然”无疑具有巨大的启示。
既然时空作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对时空的感受却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人类的时空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异，但也许人类的心理时空变化更为巨大。谓予不信，请看今日世界，“现代性(化)”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也已经成为对当代人时空观影响最大的两大“话语”体系：“现代化(性)”似乎是当今最重要的“时间”坐标，而“全球化”则无疑是当代人最为休戚与共的“空间”意识。
但是，“现代性(化)”是什么?是世俗化?还是合理性?是建构?还是解构?是时尚?还是“媚俗”?是“宏大叙事”?还是“未竟方案”?争论未休，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全球化”又何谓?普世性还是跨国化?总体性还是一体化?……褒贬不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把它归结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信息5大因素的跨国流动和相互依赖：
“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
其实，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最早预言了这两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趋势：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不就是“现代性(化)”的最基本特征吗?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明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全球化”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关于“全球化”的最经典的论述。
试看今日之环球，“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齐头并进，可谓“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笔者曾经试图从各种各样的一味赞美“全球化”带来光明和希望的颂歌或“全球化的陷阱”等简单的批判中突围，提出了把握全球化的三大基本特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和生态环境的全球互动。三者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双刃剑”。
总之，现代人面临着全方位的嬗变和不定性，时空的错位和重组无所不在：“时空压缩”与“时空分延”，“时空脱宕”与“时空跨接”……天涯比邻、千古一刹?瞬间永恒、咫尺天涯?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场”与“缺场”的共在?“同质”与“异质”的并进?乃至于“实在”与“虚拟”的交织?也许这也就是“现代人的困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熟悉的世界正在失去，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出现之中……“全球化”未必只是一种空间的定义，“现代性”也未必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是“陷阱”?还是“馅饼”?抑或只是“真实的谎言”?不管怎样，这毕竟是当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既定时空!一个不断持续、规模空前的时空变迁，一个日益扩展的“人化自然”、一个争取更多“自由时间”的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时间维度”与“社会—空间维度”
在当代人类自我认知出现巨大“黑洞”而重新在寻找自我定位之际，“马克思的幽灵们”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全世界的大学讲台上都活跃着马克思的话语；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到德里达的“解构”，当代最具盛名的理论思潮背后无不有着马克思的影子；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在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评选中拔得头筹绝非偶然：《共产党宣言》最早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现代性(化)”成为话语批判中心的时代，“马克思的幽灵”不时闪现也同样合乎情理，因为马克思哲学不仅具有19—20世纪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且深蕴着2l世纪人类超越这种“现代性(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未被超越”或者说“不可超越”，就在于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的开放性或日“当代性”(我以为这也是理论界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之意义所在)。尽管从字面上理解，现代性(化)似乎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但依然只能是历史的一段过客：
“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的凯旋车。……”(恩格斯)
也许，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历史，始终是一个须臾不可忽略的最重要的视野。但是：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用于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才是我们关注历史的目的所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始终是历史的人的活动的规律，“历史一时间”的维度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所特别关注的。尽管历史女神“克莱奥”永远冷酷无情，但也最铁面无私：“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历史总会把一切纳入正轨”(恩格斯)。笔者曾经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经典命题来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正题：历史的合规律性)；
“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反题：历史的合目的性)；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锁钥”(合题：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如果说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从而奠定唯物史观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肯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史与自然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而诉诸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则使得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得到了最好的解释，而这又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得以成立的根本理由。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承认“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当年马克思在以“历史的尺度”肯定资本来到世间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奇迹和殖民主义可能带给东方民族以新的机遇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以“伦理的尺度”对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悲惨的猛烈抨击。在肯定“恶”的历史动力作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追求生产力的最高度发展和人的最全面(自由)发展的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但是，值此“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的“社会—空间”维度尤为突出。当年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不要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而强加给一切民族，所以他晚年特别关注东方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大大超越了传统欧洲一西方的空间视域，留下了大量有关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我以为，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社会唯物论”，既作为我们研究历史、把握规律的指南，也作为我们研究社会、把握全球(局)的指南。
随着科技的飞跃，就人类交通的速度和交流的能力而言，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随此而来的却恰恰是对“空间”的新认识。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借用被吉登斯认为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特质的“脱域(disembedding)”概念，即随着时空分延(分离和伸延的并存)，通过符号(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更多地从传统的“地域性关联”和“从对时间无限跨越而重建的关联”中“脱域”出来。这也是“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互动造成“现代人的两难”和自我认同困惑的重要原因。
所以，“全球化”决非仅仅是一种空间的范畴，而“现代性”同样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识。欢呼也罢，批判也吧，而问题恰恰就是我们不能“缺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怯场”!只有勇敢地进入当代人类实践的语境，加入全球共同话题的讨论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获得挑战“话语霸权”的“发言权”和不被边缘化的“在场权”——就像中国要先“人世”，在“与狼共舞”才能学会保护自己和取胜之道，在参与中熟悉了“游戏规则”才不会轻易被“红牌罚出”一样。在有关“全球化”、“现代性”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在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绝不回避问题，在积极参与“对话”中获取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我认为，从“可续发展”的张扬到“以人为本”的确立，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获得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的“话语权”，当然不仅仅是人云亦云的“跟着说”，但也不该是简而言之的“早有说”，如什么“可续发展”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就是“民本”思想。这只能证明话语的贫困和思想的浅薄——当然可以借鉴、也应该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也是建立和巩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总之，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时空变化空前迅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以深邃的时间感审视人类历史命运的过程与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以宽广的空间感去把握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现实遭际。马克思主义扬弃了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同时，坚持的是从不断处于历史变动中的社会实践的视野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基础上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也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称作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一种以社会存在范畴为基础的“社会唯物论”和“社会辩证法”(也许马克思再世也不会同意用“社会哲学”来标识自己的理论革命，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传统的“哲学”已经被扬弃)。而马克思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社会学的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三、“人化自然”：当代发展中三大空间的协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年来，在对现代化(性)和“全球化”的研究中，现代时空观中的“空间”概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管是铺天盖地的“全球化”浪潮还是高歌猛进中的现代化运动，都在加速并加深着“人化自然”的进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世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问题”也日益凸显，尽管东西 方尖锐对峙的“冷战”结束，人们曾经最为担忧的“核战”威胁有所减缓，但是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却给曾经耽于新千纪和平祈祷中的人类迎头泼上一盆冷水。且接下来的“全球性问题”接二连三发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正在迅速上升，人类对“只有一个地球”的危机感空前加深。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快速跨越，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渐渐突出，而引发巨大人口迁移、冲击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城市化进入加速期，更带来了巨大的生活空间的变迁。随着注重区域协调、资源环境的可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过去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被重视的“空间”问题逐渐凸显上升为重要的理论视阈。尤其是对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自觉选择的国家战略的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反思，特别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促使笔者对“空间”问题有了不少新的思考，并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化自然”范畴的阐释，以对当代人类发展的“空间”给出新的诠释和理解。
我发现，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影响日益巨大的生活空间决不只是单纯的地理一物理空间(笔者于1998年介入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界的专家一起从事城市管理的规划目标与法规研究课题时，首先发生碰撞的就是对城市管理对象的界定，城规界的专家认为必须把研究领域限定在“物理空间”范围内，而我认为对物的管理离不开对人和人的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的研究)。广义的人类生存发展空间不仅是包含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客观的四维时空(现代空间研究是无法脱离时间维度的)，更是多种主客观因素交织起来的复杂的多维时空。我认为，就是就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尤其是现代地域和环境空间而言，也绝不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至少呈现出下述三大空间的并立：“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心理—文化空间”。不论是“全球化”问题研究还是现代化(城市化)理论重构，都必须对此三大空间作出新的理论阐释。扩而广之，这三大空间实际上也是人类生存空间的三大基本维度。这三者都需要做出新的解读。借用马克思的术语，这三者都是“人化自然”。“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仅关注人类遭际的历史变迁的巨大性和深刻性，而且要特别关注当代空间重构的直接性和复杂性，关注上述三种空间的交互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重视建构一种新的历史一社会的大时空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唯物论。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论首先是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揭示开始的，而在马克思那里的“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关系。而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空前加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更多关注处于“社会—经济空间”发生着快速巨变中的人的“心理—文化空间”的变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建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种比一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为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的重构。“和谐社会”的基础或前提，不只是物质财富的涌流，更需要和谐心理的准备与调适。试想一个人人心怀不满，个个牢骚满腹的社会会和谐吗?当然，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的欲望和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当欲望的膨胀超出了满足这种欲望所具有的能力时(包括人的欲望和需求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力)，这种欲望就可能不再是一种建设和创造财富的动力，而很可能变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今天的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释放着人们的能量，也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一方面是各种巨大创造力的勃发，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另一方面则也不得不看到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种不安，特别是财富增长中出现的地区和社群之间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新的矛盾，正酝酿着种种具有可能的潜在冲突的“魔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不同族裔(ethnic)、群体的文化、以及各种亚文化之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应该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尽管在我们国家可能不会出现这类“文明冲突”，但是，不同“籍裔”(native)——请允许我试创造这一个新词来表述我的观点——即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巨大的人口流动可以堪比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潮”：试想年增长0.8％到1％的“城市化率”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意味着什么?跨省际的农民工流动、各类大型建设工程中的移民群，正在带来不亚于欧美的巨大移民人口，这些具有不同“籍贯(native place，place of one's ancestral home or birth)”的流动人口与流人地(主要是城市)的本土居民，在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籍裔”间的文化冲突是否也有可能?我以为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必须正视，或者至少应该未雨绸缪的。当然，在这种种风俗习惯等等的冲突背后仍然蕴涵着的是经济利益与物质资源的不平等或不公平的原因。但是，人们生存空间的变迁是否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文化休克(不适)”?或酝酿着某种“文化冲突”?这也不能不是我们今天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
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想，针对上述三大空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少需要认真考虑包含下述三大问题域的基本对策：
一是如何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当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大字书写“以人为本”时，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止是传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的人的工具化现象的泛滥，更有着当代国人对科技力量的无条件的、近乎于迷信的信任；同时，具体到“物理一地理空间”的变迁，难道我们只能听凭技术的力量去进行毫无节制的大规模的“城乡改造”，直改得山河变样尽成“水泥森林”，家园失貌游子无从归宿?
二是如何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续发展：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的确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开发自己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几乎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一个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大市场，然而当13亿作为一个巨大的“分母”时，同样蕴涵着沉重的负担，一味地靠“刺激”和扩张人们的欲望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又该如何面对资源、能源以及环境的“瓶颈”制约，如何真正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可续发展，以及如何化解全世界对紧缺资源的恐慌呢?“恶”(利益与欲望)的手段必须置于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制约下，才能为“善”(如“共同富裕”)的目的的实现提供进步的动力而非破坏性的“开发”，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满足自己正当而合理的需求(needs)，而不是所有的僭妄的欲望(wants)。
三是如何化解文化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巨大的阶层结构重组和职业迁移，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震动和刺激，传统主流文化与多种亚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重构，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同样是创建多元文化背景下自我认同和文化宽容并进的“和谐世界”的必需。这三者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于人类作出的较大贡献。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有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有着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 教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困扰人类多年的“高科技与低情感”的冲突尚未解决，跨入21世纪以来，“高效率与高风险”的交错又给人类带来全新的挑战，也许这已经集中表现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性)”的齐头并进中。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崭新理论，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一历史唯物论”。这种新的时空观要关注“全球化”(空间性)视野下的“当代性”(时间性)，还需要关注“本土化”(空间性)视阈中的“现代性”(时间性)。“全球—本土化(Glocal)”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视野。
记得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讲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全球化视野”的不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本土化实践”的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前提，教条主义恰恰是孳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土壤。正如困扰当今人类的种种原教旨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复兴，而恰恰是对人类宗教传统和宗教本义与真谛的一种曲解。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极端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在“全球化”时代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中，“人化自然”范畴提供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文本”值得不断重温，因为任何真正的解读(理解和解释)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时代)没有变化，而是马克思的智慧——特别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同的财富。人类不断改造世界、“人化自然”的强烈冲动与伟大实践正在与人类尊重“自然的优先性”以及保护环境、“回归自然”，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的科学意识的理性自觉一道，重构着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的新时空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我们同理可证：“空间是人类发展的时间”，关注三大空间的协调发展将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给人类的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陈晓东)
关键词：历史—社会唯物论；人化自然；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籍裔”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33—07
近年来，理论界在应对种种巨大的全球性的或本土性的社会问题时，常常会出现某种集体性的“失语”或者是“乱语”现象，或引证的理论“牛头不对马嘴”，或提出的对策“南辕北辙”。其中有不少曾经被信誓旦旦说成是依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经典而来，但结果却是“南橘北枳”!何也?时空不同也!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未领悟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说是“不合中国国情”!于是有人又寄托于“药方只贩古时丹”，以为回到“国粹”、回归“国学”就能找到医治今日之病的种种灵丹妙药。殊不知，这仍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不知此时空已非彼时空。同样，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对当下的时空背景有确切的把握。
一、“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实践新时空
谈到时空，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方式——简明扼要，易记易背，但却未必易懂(或准确的讲是未必“真懂”)，因为作为物质的最高存在方式的社会运动的时空是具有特殊的“属人性”的，或者说是“属人的时空”。比如，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和“人化自然”的范畴(我在此特意强调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和基本性，否则，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就会被降低)，就是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与空间拓展而提出的一种新颖的时空观，其意蕴隽永深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复咀嚼、回味无穷：从争取8小时工作制到今天的双休制加长假制，人类能占有的自由时间大大扩展；从“圈地运动”的“羊吃人”迫使劳动者背乡离井到今天“出境游”、“洲际游”的流行，跨越任何空间距离的间隔对现代人来说都已经易如反掌。然而，现代人的生存上的紧迫感(危机感、压力感等等)和心理上的疏远感(郁闷感、冷漠感等等)却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愈加严重之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代时空的新思考，而重温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和“人化自然”无疑具有巨大的启示。
既然时空作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对时空的感受却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人类的时空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异，但也许人类的心理时空变化更为巨大。谓予不信，请看今日世界，“现代性(化)”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也已经成为对当代人时空观影响最大的两大“话语”体系：“现代化(性)”似乎是当今最重要的“时间”坐标，而“全球化”则无疑是当代人最为休戚与共的“空间”意识。
但是，“现代性(化)”是什么?是世俗化?还是合理性?是建构?还是解构?是时尚?还是“媚俗”?是“宏大叙事”?还是“未竟方案”?争论未休，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全球化”又何谓?普世性还是跨国化?总体性还是一体化?……褒贬不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把它归结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信息5大因素的跨国流动和相互依赖：
“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
其实，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最早预言了这两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趋势：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不就是“现代性(化)”的最基本特征吗?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明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全球化”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关于“全球化”的最经典的论述。
试看今日之环球，“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齐头并进，可谓“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笔者曾经试图从各种各样的一味赞美“全球化”带来光明和希望的颂歌或“全球化的陷阱”等简单的批判中突围，提出了把握全球化的三大基本特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和生态环境的全球互动。三者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双刃剑”。
总之，现代人面临着全方位的嬗变和不定性，时空的错位和重组无所不在：“时空压缩”与“时空分延”，“时空脱宕”与“时空跨接”……天涯比邻、千古一刹?瞬间永恒、咫尺天涯?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场”与“缺场”的共在?“同质”与“异质”的并进?乃至于“实在”与“虚拟”的交织?也许这也就是“现代人的困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熟悉的世界正在失去，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出现之中……“全球化”未必只是一种空间的定义，“现代性”也未必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是“陷阱”?还是“馅饼”?抑或只是“真实的谎言”?不管怎样，这毕竟是当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既定时空!一个不断持续、规模空前的时空变迁，一个日益扩展的“人化自然”、一个争取更多“自由时间”的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时间维度”与“社会—空间维度”
在当代人类自我认知出现巨大“黑洞”而重新在寻找自我定位之际，“马克思的幽灵们”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全世界的大学讲台上都活跃着马克思的话语；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到德里达的“解构”，当代最具盛名的理论思潮背后无不有着马克思的影子；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在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评选中拔得头筹绝非偶然：《共产党宣言》最早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现代性(化)”成为话语批判中心的时代，“马克思的幽灵”不时闪现也同样合乎情理，因为马克思哲学不仅具有19—20世纪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且深蕴着2l世纪人类超越这种“现代性(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未被超越”或者说“不可超越”，就在于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的开放性或日“当代性”(我以为这也是理论界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之意义所在)。尽管从字面上理解，现代性(化)似乎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但依然只能是历史的一段过客：
“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的凯旋车。……”(恩格斯)
也许，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历史，始终是一个须臾不可忽略的最重要的视野。但是：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用于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才是我们关注历史的目的所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始终是历史的人的活动的规律，“历史一时间”的维度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所特别关注的。尽管历史女神“克莱奥”永远冷酷无情，但也最铁面无私：“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历史总会把一切纳入正轨”(恩格斯)。笔者曾经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经典命题来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正题：历史的合规律性)；
“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反题：历史的合目的性)；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锁钥”(合题：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如果说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从而奠定唯物史观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肯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史与自然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而诉诸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则使得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得到了最好的解释，而这又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得以成立的根本理由。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承认“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当年马克思在以“历史的尺度”肯定资本来到世间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奇迹和殖民主义可能带给东方民族以新的机遇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以“伦理的尺度”对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悲惨的猛烈抨击。在肯定“恶”的历史动力作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追求生产力的最高度发展和人的最全面(自由)发展的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但是，值此“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的“社会—空间”维度尤为突出。当年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不要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而强加给一切民族，所以他晚年特别关注东方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大大超越了传统欧洲一西方的空间视域，留下了大量有关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我以为，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社会唯物论”，既作为我们研究历史、把握规律的指南，也作为我们研究社会、把握全球(局)的指南。
随着科技的飞跃，就人类交通的速度和交流的能力而言，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随此而来的却恰恰是对“空间”的新认识。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借用被吉登斯认为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特质的“脱域(disembedding)”概念，即随着时空分延(分离和伸延的并存)，通过符号(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更多地从传统的“地域性关联”和“从对时间无限跨越而重建的关联”中“脱域”出来。这也是“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互动造成“现代人的两难”和自我认同困惑的重要原因。
所以，“全球化”决非仅仅是一种空间的范畴，而“现代性”同样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识。欢呼也罢，批判也吧，而问题恰恰就是我们不能“缺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怯场”!只有勇敢地进入当代人类实践的语境，加入全球共同话题的讨论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获得挑战“话语霸权”的“发言权”和不被边缘化的“在场权”——就像中国要先“人世”，在“与狼共舞”才能学会保护自己和取胜之道，在参与中熟悉了“游戏规则”才不会轻易被“红牌罚出”一样。在有关“全球化”、“现代性”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在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绝不回避问题，在积极参与“对话”中获取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我认为，从“可续发展”的张扬到“以人为本”的确立，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获得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的“话语权”，当然不仅仅是人云亦云的“跟着说”，但也不该是简而言之的“早有说”，如什么“可续发展”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就是“民本”思想。这只能证明话语的贫困和思想的浅薄——当然可以借鉴、也应该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也是建立和巩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总之，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时空变化空前迅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以深邃的时间感审视人类历史命运的过程与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以宽广的空间感去把握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现实遭际。马克思主义扬弃了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同时，坚持的是从不断处于历史变动中的社会实践的视野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基础上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也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称作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一种以社会存在范畴为基础的“社会唯物论”和“社会辩证法”(也许马克思再世也不会同意用“社会哲学”来标识自己的理论革命，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传统的“哲学”已经被扬弃)。而马克思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社会学的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三、“人化自然”：当代发展中三大空间的协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年来，在对现代化(性)和“全球化”的研究中，现代时空观中的“空间”概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管是铺天盖地的“全球化”浪潮还是高歌猛进中的现代化运动，都在加速并加深着“人化自然”的进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世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问题”也日益凸显，尽管东西 方尖锐对峙的“冷战”结束，人们曾经最为担忧的“核战”威胁有所减缓，但是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却给曾经耽于新千纪和平祈祷中的人类迎头泼上一盆冷水。且接下来的“全球性问题”接二连三发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正在迅速上升，人类对“只有一个地球”的危机感空前加深。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快速跨越，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渐渐突出，而引发巨大人口迁移、冲击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城市化进入加速期，更带来了巨大的生活空间的变迁。随着注重区域协调、资源环境的可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过去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被重视的“空间”问题逐渐凸显上升为重要的理论视阈。尤其是对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自觉选择的国家战略的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反思，特别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促使笔者对“空间”问题有了不少新的思考，并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化自然”范畴的阐释，以对当代人类发展的“空间”给出新的诠释和理解。
我发现，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影响日益巨大的生活空间决不只是单纯的地理一物理空间(笔者于1998年介入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界的专家一起从事城市管理的规划目标与法规研究课题时，首先发生碰撞的就是对城市管理对象的界定，城规界的专家认为必须把研究领域限定在“物理空间”范围内，而我认为对物的管理离不开对人和人的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的研究)。广义的人类生存发展空间不仅是包含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客观的四维时空(现代空间研究是无法脱离时间维度的)，更是多种主客观因素交织起来的复杂的多维时空。我认为，就是就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尤其是现代地域和环境空间而言，也绝不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至少呈现出下述三大空间的并立：“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心理—文化空间”。不论是“全球化”问题研究还是现代化(城市化)理论重构，都必须对此三大空间作出新的理论阐释。扩而广之，这三大空间实际上也是人类生存空间的三大基本维度。这三者都需要做出新的解读。借用马克思的术语，这三者都是“人化自然”。“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仅关注人类遭际的历史变迁的巨大性和深刻性，而且要特别关注当代空间重构的直接性和复杂性，关注上述三种空间的交互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重视建构一种新的历史一社会的大时空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唯物论。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论首先是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揭示开始的，而在马克思那里的“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关系。而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空前加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更多关注处于“社会—经济空间”发生着快速巨变中的人的“心理—文化空间”的变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建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种比一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为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的重构。“和谐社会”的基础或前提，不只是物质财富的涌流，更需要和谐心理的准备与调适。试想一个人人心怀不满，个个牢骚满腹的社会会和谐吗?当然，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的欲望和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当欲望的膨胀超出了满足这种欲望所具有的能力时(包括人的欲望和需求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力)，这种欲望就可能不再是一种建设和创造财富的动力，而很可能变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今天的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释放着人们的能量，也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一方面是各种巨大创造力的勃发，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另一方面则也不得不看到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种不安，特别是财富增长中出现的地区和社群之间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新的矛盾，正酝酿着种种具有可能的潜在冲突的“魔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不同族裔(ethnic)、群体的文化、以及各种亚文化之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应该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尽管在我们国家可能不会出现这类“文明冲突”，但是，不同“籍裔”(native)——请允许我试创造这一个新词来表述我的观点——即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巨大的人口流动可以堪比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潮”：试想年增长0.8％到1％的“城市化率”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意味着什么?跨省际的农民工流动、各类大型建设工程中的移民群，正在带来不亚于欧美的巨大移民人口，这些具有不同“籍贯(native place，place of one's ancestral home or birth)”的流动人口与流人地(主要是城市)的本土居民，在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籍裔”间的文化冲突是否也有可能?我以为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必须正视，或者至少应该未雨绸缪的。当然，在这种种风俗习惯等等的冲突背后仍然蕴涵着的是经济利益与物质资源的不平等或不公平的原因。但是，人们生存空间的变迁是否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文化休克(不适)”?或酝酿着某种“文化冲突”?这也不能不是我们今天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
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想，针对上述三大空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少需要认真考虑包含下述三大问题域的基本对策：
一是如何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当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大字书写“以人为本”时，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止是传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的人的工具化现象的泛滥，更有着当代国人对科技力量的无条件的、近乎于迷信的信任；同时，具体到“物理一地理空间”的变迁，难道我们只能听凭技术的力量去进行毫无节制的大规模的“城乡改造”，直改得山河变样尽成“水泥森林”，家园失貌游子无从归宿?
二是如何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续发展：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的确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开发自己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几乎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一个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大市场，然而当13亿作为一个巨大的“分母”时，同样蕴涵着沉重的负担，一味地靠“刺激”和扩张人们的欲望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又该如何面对资源、能源以及环境的“瓶颈”制约，如何真正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可续发展，以及如何化解全世界对紧缺资源的恐慌呢?“恶”(利益与欲望)的手段必须置于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制约下，才能为“善”(如“共同富裕”)的目的的实现提供进步的动力而非破坏性的“开发”，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满足自己正当而合理的需求(needs)，而不是所有的僭妄的欲望(wants)。
三是如何化解文化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巨大的阶层结构重组和职业迁移，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震动和刺激，传统主流文化与多种亚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重构，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同样是创建多元文化背景下自我认同和文化宽容并进的“和谐世界”的必需。这三者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于人类作出的较大贡献。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有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有着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 教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困扰人类多年的“高科技与低情感”的冲突尚未解决，跨入21世纪以来，“高效率与高风险”的交错又给人类带来全新的挑战，也许这已经集中表现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性)”的齐头并进中。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崭新理论，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一历史唯物论”。这种新的时空观要关注“全球化”(空间性)视野下的“当代性”(时间性)，还需要关注“本土化”(空间性)视阈中的“现代性”(时间性)。“全球—本土化(Glocal)”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视野。
记得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讲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全球化视野”的不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本土化实践”的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前提，教条主义恰恰是孳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土壤。正如困扰当今人类的种种原教旨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复兴，而恰恰是对人类宗教传统和宗教本义与真谛的一种曲解。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极端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在“全球化”时代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中，“人化自然”范畴提供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文本”值得不断重温，因为任何真正的解读(理解和解释)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时代)没有变化，而是马克思的智慧——特别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同的财富。人类不断改造世界、“人化自然”的强烈冲动与伟大实践正在与人类尊重“自然的优先性”以及保护环境、“回归自然”，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的科学意识的理性自觉一道，重构着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的新时空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我们同理可证：“空间是人类发展的时间”，关注三大空间的协调发展将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给人类的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陈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