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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因里希·伯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介入政治的作家，他推崇耶稣的登山宝训，提倡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从原始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了天主教会的教权主义、实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行径，批评德国天主教与追求效益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一致，指出天主教已蜕变为富人和统治者的宗教。
关键词：伯尔；人道美学；政治性；机构化的天主教会；富人和统治者的辩护士
中图分类号：151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20—08
由于文学具有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具有政治色彩和道德意识。即使是被称为“有机形式主义”的新批评派也承认社会性的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写道：“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1947年7月29日在慕尼黑成立的“四七社”(1947—1967)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四七社”的绝大部分作家如伯尔、格拉斯、克彭、里希特、安德施、恩岑斯贝格、马丁·瓦尔泽和彼德．魏斯等都是一些思想独立的不顺从主义者(Nonkonformisten)，他们反对阿登纳时代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主张文学介入政治和干预现实。“四七社”的创作在总体上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它是战后德国文学的主流，直到70年代的“新主体文学”(Neue Subjektivitaet)才实现了文学的转向，即从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和内心世界。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是“四七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终生的创作都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明显的政治性。他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战后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的社会批判紧密相联，他的创作体现了文学和政治的结合、美学和道德的统一。他主张文学应该干预政治、干预社会现实，他以严肃的态度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我将受到公认的艺术视作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politis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 Aktion)之工具”；他在《法兰克福讲稿》(1966)中提出了“人道美学”(Aesthetik des Humanen)的原则，将文学视作实现“人道的最低纲领”的战场，他说：“道德和美学是完全一致的、密不可分的。”德国作家赫尔曼·克斯腾(1900—1996)称伯尔为人道主义的斗士，他在《关于伯尔》一书中指出：“伯尔描绘了联邦德国中与他同时代的人，他和停们争吵，就像与自己发生龃龉一样。他要唤起他们的良知。他们应当认识到他们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不公正。他说着他们的语言，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像在为他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伯尔是一位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的社会批判作家，他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立场上抨击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自由来反对社会强制，以个人信仰来反对机构化的天主教会。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紧密相联。他与天主教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他喜爱法国天主教复兴运动的作家布洛瓦、贝尔纳诺斯和莫里亚克的作品，并且将耶稣的登山宝训奉为圭臬。但是他始终仇恨机构化的天主教会，反对教权主义。他从原始基督教的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出发，抨击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陈腐的教义、实利主义、不断适应环境的机会主义作风、伪善的传统和权力欲。他对机构化的天主教会的反感终于导致他在1979年11月毅然退出了天主教会。他在回顾这一事件时道出了他对背弃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推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德国天主教会的满腔仇恨：“德国教会组织……在战后的德国扮演了一个好斗的恶人角色……。我们称之为复辟现象的最卖力的推行者就是德国的天主教组织，它在大体上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保持一致。”伯尔对天主教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
长篇小说《一声不吭》(1953)以内心独自和互补视角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联邦德国初期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经济奇迹掩盖下的贫困与住房困难。作者塑造了两种类型的天主教徒：正统的天主教徒与虔诚的基督徒。
正统的天主教徒(弗兰克太太之流)按时参加教会活动，严格履行宗教仪式，却淡忘了宗教仪式的实质。宗教仪式(Riten)的目的原本在于广施神恩(又称上帝的恩宠，即上帝对世人普遍的爱)，弘扬博爱与怜悯，敦促信徒积累善功、行善拒恶。但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只是为仪式而仪式，全然忘记了仪式的内涵与目的。弗兰克太太“每天早晨领圣餐、每月吻主教的指环，”俨然一位正人君子。她生活阔绰，住宅宽敞，外表慈善，内心却极其冷酷。她阻挠教会将教区的公有住宅分配给穷人博格内尔一家，而将自己的一间小室提供给他们居住，从而“获得了正直无私的好名声，威望更加提高了”。这种损人利己的伪善完全违背了宗教仪式所弘扬的博爱精神。我们再来看一看主持宗教仪式的主教与神甫。主教大人居住在英国富翁的豪华别墅里，这座别墅有许多房间都空着，可是他从未接纳过无家可归者。克特·博格内尔所属的教区的神甫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他抽着上等香烟，与女教徒们打情骂俏，对穷人的住房困难不闻不问，甚至助纣为虐，指责克特不参加教会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使弗兰克太太领导的住房委员会找到了不给克特一家公有住宅的口实。这些实施教仪的神职人员和经常参加教仪的教徒们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冷酷自私的假善人。
小说中的另一种类型属于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克持经常向上帝祈祷，虔信上帝。弗雷特·博格内尔主张个人信仰，他相信全善的上帝，遵循博爱的原则独善其身。他们对宗教仪式厌恶之至，因为宗教仪式已脱离了其内核，成了富人装点门面的摆设，它对普通教徒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克特和弗雷特相信保罗的教导：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参见《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第28—29节)。
小说作者通过细节描写揭露了机构化的天主教会的实质：天主教会是一种等级制度，是一种权力机关(Machtorgan)，它实行的是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耶稣所宣扬的平等。在小说的第五章中弗雷特仔细观察了一次颇具等级色彩的宗教游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本正经的主教大人，随后出现的是副主教和修院执事、修士、身穿黑礼服的上层社会代表，最后是老百姓。游行结束后，一群身穿白衣的男人将绘有天主教象征物的横幅取下，换上了德国药材商联合会的横幅。横幅的替换暗示了一个道理：天主教会与世俗机构毫无二致，都是一种权力机构。
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运用双重叙述层面(历史与现实)和互补视角的手法描述了两位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少年面对联邦德国的荒诞现实而产生的困感，真实地再现了两对孤儿寡母的命运。
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为了生存和养活儿子海因里希，先后与四个“叔叔”同居，这种“寡妇同居”可以使她继续领取阵亡将士遗孀抚恤金。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人物和信仰天主教的小学老师依据“摩西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抨击布里拉赫太太行为不轨，她的情人面包师也因此受到了教会的经济制裁。 “不可奸淫”指的是不可发生婚姻外的性行为，即不可通奸或不可非法同居，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婚姻的纯洁性。这条教义(Doktrin)在战后的德国已显得相当陈腐，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非法同居而不正式结婚是为了领取抚恤金和从情人那里得到帮助，从而将儿子海因里希拉扯成人。这种看似污秽的同居行为的动因是出于对儿子的爱和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行淫。这种爱子心切的行为并不污秽，它完全符合耶稣的教导：外表的洁净并不重要，内心的纯洁才是真正的洁净(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洁净与污秽的真谛)。画家阿尔贝特和少年马丁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马丁是这样看待布里拉赫太太的：“学校的人都认为不道德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他却认为海因里希的母亲没有那么可怕……阿尔贝特认为纳粹很可怕，可是学校的老师都说纳粹没有那么坏，另一种恐惧掩盖了他们对不那么坏的纳粹的恐惧，那就是对俄国人的恐惧。”马丁和阿尔贝特同情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他们都反对将道德限制在性道德和婚姻道德上。他们认为道德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状况紧密相连，道德并不是超阶级的。这种思想来自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接受。1937—1938年伯尔在马蒂阿斯·勒姆佩茨书店当学徒时阅读了马克思的书籍，他对马克思持肯定的态度。
除了对天主教陈腐教义的蔑视之外，作者还鞭笞了天主教会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us)行径。天主教文人舒尔比格尔、格泽勒和维利布罗德之流投靠纳粹当权者，还美其名曰“用基督教思想来渗透纳粹主义”。舒尔比格尔在纳粹当政时期参加了冲锋队，还担任了纳粹大报的编辑，并以论文《当代抒情诗中的元首形象》获得了博士头衔。战前他为纳粹国家服务，战后他又为联邦德国摇旗呐喊，在学术会议上探讨“技术化时代里脑力劳动者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格泽勒在纳粹时代也投靠纳粹当局，当上了纳粹《信使报》的小品文专栏编辑，后又投笔从戎，当上了纳粹上尉，害死了内拉的丈夫赖蒙德，这个老纳粹在战后迅速适应联邦德国的社会环境，他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为联邦德国的文化事业效力。1933年7月20日，罗马教廷与希特勒签订了《宗教协定》，协定敦促德国天主教徒听命于纳粹政府；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会又与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狼狈为奸，缔造了一个疯狂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伯尔对教会与国家的联姻极为不满，他说：“官方的基督教已使人道变成了一个无耻的骗局。我只能将教会的作法视作社会政治行为。”教会在自我保存本能和权力欲的驱使下，对国家权力通常采取合作的态度。基督教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的创建者耶稣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国家，反对权力。使徒保罗篡改了耶稣的思想，他对早期教会实行机构化，力图使教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后来查斯丁和德尔图良等护教士屡次向罗马皇帝申诉，说明基督教对帝国的无害，号召基督徒忠于罗马皇帝。保罗和护教士们不断向国家权力献媚，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从此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就成为千古不变的定式。对基督教历史了如指掌的伯尔一眼就识破了教会的政治性：即教会总是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早年的面包》(1955)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机械工芬特利希与三个女朗的爱情纠葛以及他对饥馑年代的回忆。作者通过主人公芬特利希之口，谴责了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的精神状况的天主教会。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时代，教会早已与崇尚物质主义的国家达成一致，它只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则漠不关心。在这个追求效益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和相互利用的关系，人际关系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缺乏温情与关爱，因此芬特利希称经济繁荣的联邦德国为精神的“荒漠”，他说：“我们俩是生活在荒漠里，生活在野蛮时代，远近都找不到一个牧师……。”芬特利希早已适应了金钱至上的社会，他拥有一辆汽车和可观的存款，并且和老板的女儿吴拉建立了“恋爱关系”(实际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对人、对物他看重的都是使用价值，直到他遇见了纯洁的少女黑德维希之后，他的价值观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爱与温情使他厌弃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使他成了脱胎换骨的使徒保罗，成了一个反抗世俗化的教会、反抗整个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社会的吉米式的“愤怒的青年”。这位不信国教者在没有神甫在场的情况下与黑德维希举行了“非常婚礼”，这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礼，它拥有充实的内涵而抛弃了天主教外在的婚配形式。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探讨了宗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在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已成为金钱的臣仆，榨取最大利润的原则(Profitdenken)跃居首位，宗教价值和道德价值则退居次要地位。工厂主维克韦贝尔“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参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在他的心目中，财神玛门至高无上，作为道德象征的上帝则扮演配角。维克韦贝尔是一个规矩的天主教徒，“可以说是个老实人，能干，懂行，就人论人，甚至心肠也是好的。……就连他的虔诚也叫人看了舒服。”芬特利希作学徒时偷窃电炉以换取面包和香烟，被维克韦贝尔发现，维克韦贝尔因为他的母亲刚去世而宽恕了他，这表明了工厂主维克韦贝尔的正直与宽容。然而虔诚、正直与宽容都取代不了金钱，维克韦贝尔是个骗钱的高手，他擅自篡改产品的生产日期，致使“当时值三个面包的电热锅，现在却以二百个面包的价钱买出去，”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他疯狂地聚敛钱财，视钱如命，女工死后他连个花圈都不送，连个唁函也不给她父母发，由此可见金钱在他心中的地位。金钱至上的思想导致他缺乏社会公正的观念，他家里的厨房飘出工人们从未吃过的食品的香味，“那是刚出炉的糕饼、烤肉和滚热的猪油”，可是他和他的女儿吴拉只给工人们喝难以入口的菜汤，从来也不给他们面包吃。只有克拉拉修女、满脸病容的女工和母亲给饥饿的芬特利希面包吃。在此，面包变成了圣饼，成了博爱的象征。资本家维克韦贝尔和他的女儿只知榨取工人的血汗和追求高额利润，对工人们从未有过爱的表示。
长篇小说《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运用法国新小说的写作技巧以及内心独白、多视角和蒙太奇手法描述了建筑师费梅尔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历史跨度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直至阿登纳时代。作者从《圣经》中借用了公牛、羔羊和牧人的母题来区分三种类型的人物。
“公牛”(Bueffel)在《圣经》中象征恶人。伯尔笔下的“公牛”们都是一些循规蹈矩、只知履行义务的国家秩序维护者，包括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纳粹、机会主义者和善于适应环境的天主教徒。1950年，伯尔在短篇小说《我悲哀的脸》中给公牛般的德国人下了如下定义：“他就象公牛一样严肃，数十年来除了义务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吃进肚子里去。”自此以后，公牛般的典型人物作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多次出现在伯尔的小说中。伯尔一直认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保守派对纳粹掌权负有主要责任，并将他们称作“规矩的纳粹”，因为他们只知履行义务、唯元首之命是从。在《九点半钟打台球》中， 海因里希·费梅尔将圣安东修道院的修士们称作公牛，“他们享用公牛的圣餐。”1933年，罗马教廷与希特勒签定《宗教协定》，德国天主教会和大部分天主教徒于是对纳粹政权俯首听命。圣安东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不仅没有尽到善牧的义务，没有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反而同情纳粹，在夏至日庆典时站在哥萨克山上高唱纳粹歌曲，“当山火熊熊燃烧时，他们唱起了《软骨头在颤抖》。”天主教会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激起了罗伯特·费梅尔的义愤，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炸毁了圣安东修道院。
“羔羊”(Lamm)在《圣经》中象征义人。《九点半钟打台球》中的羔羊是那些坚持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无法适应政治权力的人，其中有虔诚的基督徒和理想主义者施雷拉、鼓吹“人人皆兄弟”的施雷拉之父和嫉恶如仇的约翰娜。
在《约翰福者》中，耶稣自称牧人，以羊喻教徒。他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中，耶稣嘱托彼得创建教会。他对彼得说：“你牧放我的羊群。”在此耶稣规定了教会作为牧人(Hirt)的义务：保护、关爱和管理羔羊。天主教会没有尽到牧人的义务，因此不配称为牧人。圣安东修道院的修士们不仅没有保护基督徒施雷拉、普罗古尔斯克和犹太人，而且还支持纳粹，并且在战后为反对苏联而宽恕了纳粹。小说中真正的牧人是建筑师罗伯特·费梅尔，他保护施雷拉免遭纳粹瓦基拉和内特林格的迫害，并且在战后还收养了弱者胡戈。堪称牧人的还有施雷拉青年时代的朋友恩德斯。恩德斯在学生时代救助过施雷拉，战后他作了乡村神甫，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及其子女宣讲耶稣的登山宝训，竭力推行邻人之爱。
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是一部婚姻小说，作者采用意识流小说的手法将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一天之内加以叙述。小丑汉斯·施尼尔与天主教会在婚配(Ehesakrament)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非教徒汉斯和天主教徒玛丽真心相爱，未办理结婚手续而同居了六年。汉斯认为他们的同居生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完全符合个人道德，所以才真正是“上帝配合的”，是合法婚姻，而“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6节)，天主教会逼迫玛丽离开汉斯转嫁天主教徒齐普纳，就是唆使玛丽和齐普纳犯奸淫罪。教会认为未到婚姻登记处登记和没有举行天主教婚礼的同居是非法的，在教会的诱导下，玛丽以汉斯不愿举行天主教婚礼和不愿让他们未来的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为借口，投入有钱有势的天主教徒齐普纳的怀抱，按天主教会的婚姻仪式结为夫妻。教会承认了玛丽和齐普纳的婚姻，汉斯则揭穿了天主教婚姻制度的伪善：隐藏在天主教婚姻神圣面具之后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富人和权贵在性生活和婚姻上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还打着社会道德的幌子，穷人和弱者则遭到侮辱和欺凌。这种“合法婚姻”虽然符合天主教的传统习俗，但大多缺乏爱情，只是法律上的契约关系。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奸淫，更何况玛丽还是有夫之妇!耶稣强调了婚姻的不可分离性：“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无论谁休妻……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汉斯以耶稣的教导为依据，抨击伪善的教会，他向“进步天主教联谊会”会长金克尔发泄他对天主教的满腔怨愤：“她要是同齐普纳结婚，那才是真正的罪孽呢。根据我对你们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她犯的是淫乱及通奸罪，而佐默维尔特主教在这件事情上充当了拉皮条的角色。”
在《小丑之见》中，伯尔借希腊神话“阿里阿德涅之线”表达了他对德国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这本是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忒修斯困在迷宫中，阿里阿德涅剪断了引路线，忒修斯就永驻迷宫了。因为我了解本书事件中的关联和前因后果，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迷宫就是德国带有政治色彩的天主教。”小说的主人公汉斯以家中的电话为武器，猛烈攻击德国天主教会这个半人半牛怪。他对天主教的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恨之入骨，反对教会的权力欲，反对教会干预整个社会生活。他揭露了天主教会与政界、军方、企业界和文化界狼狈为奸，诸如教会拉拢社会政治家金克尔，让他作“进步天主教联谊会”会长，庇护作家贝泽维茨，诱使利奥皈依天主教并且企图争取汉斯以对大资本家施尼尔家族进行渗透。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中，汉斯指出教会与资本家联合的目的在于相互利用：“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甚至当上教士的施尼尔，差不多可以用来巩固股票的行情。”他的意思是说：教会需要施尼尔家族以扩展天主教的势力，施尼尔家族则需要教会的名望来赚更多的钱。
伯尔在小说中揭露了富有的上层教士对穷人的冷酷无情。“德国天主教的良心”金克尔博士在《当今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一报告中发表了一个奇谈怪论：“一个人每月收入五百马克，日子过得很好，但收入如在五百到三千马克之间，那就惨透了。”这个论贫困的相对性的言论只说明富人金克尔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伯尔还批判了教会的双重道德。天主教作家贝泽维茨与一个离婚女子姘居，后来正式娶她为妻，德国天主教“精神上的红衣主教”佐默维尔特大人对此大加赞赏；普通工人弗雷林与一个离婚女子同居并抚养她的三个孩子，主教大人则认为这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他坚决支持当地神甫逼迫弗雷林撵走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这种对富人宽容、对穷人苛刻的双重道德(Doppelmoral)说明天主教会是富人的教会，天主教会已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蜕变为富人和统治者的辩护士。为富人效力的天主教会完全违背了耶稣的初衷。耶稣曾经大声疾呼“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当今的天主教会却偏向富人，其蜕化变质昭然若揭。
《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以笔者的叙述方式描述了莱茵兰小城比尔格拉尔的格鲁尔父子纵火烧车案的法庭审理过程。该小说的主题是联邦德国军队和税制的荒谬。一等兵库特克在为乔治·格鲁尔作证时说：联邦国防军的生活集无聊之大成，一等兵乔治受尽了“荒谬的四位一体”(无意义、无创造性、无聊与懒惰)的折磨。木匠约翰·格鲁尔整年辛劳，可是名目繁多的重税害得他入不敷出，最终赚了个白辛苦。
作者的另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善于适应环境和竭力维护现存制度的天主教会。教会与军方联系紧密，年近八旬的神甫柯尔普在为乔治·格鲁尔作证时就指责“联邦国防军的军官太天主教化了。”海伊米勒中尉在作证时以强调的语气补报了他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中尉坚定的语气在客观上证明了天主教对军队的渗透。教会还和司法部门沆瀣一气，小说中的主教大人就是邻近大城法院院长格雷伯的密友。作者借“怪人”柯尔普之口，批判了适应现存权力机制的天主教会。检查官库格一埃格尔依据教会的训导，声称军队这种“按照民主方式产生的机构旨在保卫教会，也必须宣布要加以维护的价值……军队这样的组织是为教育和守法观念服务的。”柯尔普反击道：“检查官说的所谓教会的训导，是教会不得已才与世俗权力达成的妥协，本身并不是神学，而是为了适应现实的产物。”教会的适应性(Anpas—sung)主要表现在它对军人实施灵魂上的帮助，坚决维护军队的形象，并且力劝军官和士兵们皈依天主 教。教会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并且扩大自己的权势。
《女士及众生相》(1971)是一部时代小说。作者采用采访、拼贴和多视角的手法描述了一位四十八岁的德国妇女的命运，再现了1922年至1970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在这部杰作中，伯尔通过列举历史人物和史实，表达了他对宗教、政治、经济三位一体(Trinitaet)的联邦德国的反感。在布吕宁倒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斯大林的大清洗这些历史事件之后，1956—1970年间德国当代政界要人粉墨登场了。读者首先看见的是红衣主教弗林斯(Josef Kardinal Frings 1887～1978)，50年代的西德舆论界戏称他为“统治万物的三位一体”。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将这位教会君主与军方人士、资本家楠宁和新闻界人物魏德曼放在一起。弗林斯出现的日期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1956年10月10日，红衣主教弗林斯在科隆格雷恩教堂主持了“联邦国防军首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礼拜仪式。”伯尔一向反对教权主义，反对天主教会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反对教会的权力欲。他通过谈论弗林斯主教的行径和1970年前后联邦德国的“向右转”倾向，通过列举阿登纳、施特劳斯、巴泽尔、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这些政治家和楠宁、金德勒这些资本家的大名，对联邦德国教会与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一症候群进行了猛烈抨击，表达了他对宗教、政治、经济三合一的联邦德国的强烈不满。
在金钱至上的联邦德国，天主教会成了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士。建筑商维尔纳·霍伊泽批评莱尼把带家具的房子按空房收租的“破坏市场”行为，并且利用神学为自己唯利是图的行径辩护。他说：“健康的利润和财产追求(Profit—und Besitzstreben)乃是人之天性，这已由神学加以证明。”他的这番话使人想起马丁·路德关于勤奋工作和追求财富的“天职”(Berufung)观。霍伊泽的意思是说：德国天主教一向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科隆大主教、红衣主教弗林斯曾在他的《主教通告》(1961)中宣称：“如果你有财产，那么你就有地位。”在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天主教已适应了现状，它竭力与金钱和权力保持一致，它早已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蜕变为富人和统治者的宗教。关于当代天主教的本质，维尔纳·霍伊泽一语道破：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正道，走上了基督教的道路，受到了要作贡献和承担责任的教育……“而爷爷所推行的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生财之道，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用于自己的企业。”所谓的基督教正道就是为追求利润而终日劳碌，当代天主教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拜金主义，而“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的莱尼和“抗拒发挥效率”的莱夫就成了非基督徒和反动派。
和“四七社”的绝大部分作家一样，伯尔在政治上是一个不顺从主义者，他的所有作品都渗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对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密不可分。他反对联邦德国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反对教会与资本联姻，反对具有权力欲的“统治万物的三位一体”。他从原始基督教的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出发，借助文学手段和文学形象猛烈抨击机构化的天主教会。他指责天主教会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充当统治者和富人的辩护士，背弃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说：“官方教会从来不与忍饥挨饿、受苦受难的人们打成一片……教会从来也不理解什么是爱。”他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充分体现了文学和政治的结合、美学和道德的统一。但他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审美价值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曾 静)
关键词：伯尔；人道美学；政治性；机构化的天主教会；富人和统治者的辩护士
中图分类号：151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20—08
由于文学具有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具有政治色彩和道德意识。即使是被称为“有机形式主义”的新批评派也承认社会性的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写道：“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1947年7月29日在慕尼黑成立的“四七社”(1947—1967)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四七社”的绝大部分作家如伯尔、格拉斯、克彭、里希特、安德施、恩岑斯贝格、马丁·瓦尔泽和彼德．魏斯等都是一些思想独立的不顺从主义者(Nonkonformisten)，他们反对阿登纳时代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主张文学介入政治和干预现实。“四七社”的创作在总体上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它是战后德国文学的主流，直到70年代的“新主体文学”(Neue Subjektivitaet)才实现了文学的转向，即从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和内心世界。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是“四七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终生的创作都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明显的政治性。他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战后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的社会批判紧密相联，他的创作体现了文学和政治的结合、美学和道德的统一。他主张文学应该干预政治、干预社会现实，他以严肃的态度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我将受到公认的艺术视作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politis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 Aktion)之工具”；他在《法兰克福讲稿》(1966)中提出了“人道美学”(Aesthetik des Humanen)的原则，将文学视作实现“人道的最低纲领”的战场，他说：“道德和美学是完全一致的、密不可分的。”德国作家赫尔曼·克斯腾(1900—1996)称伯尔为人道主义的斗士，他在《关于伯尔》一书中指出：“伯尔描绘了联邦德国中与他同时代的人，他和停们争吵，就像与自己发生龃龉一样。他要唤起他们的良知。他们应当认识到他们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不公正。他说着他们的语言，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像在为他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伯尔是一位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的社会批判作家，他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立场上抨击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自由来反对社会强制，以个人信仰来反对机构化的天主教会。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紧密相联。他与天主教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他喜爱法国天主教复兴运动的作家布洛瓦、贝尔纳诺斯和莫里亚克的作品，并且将耶稣的登山宝训奉为圭臬。但是他始终仇恨机构化的天主教会，反对教权主义。他从原始基督教的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出发，抨击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陈腐的教义、实利主义、不断适应环境的机会主义作风、伪善的传统和权力欲。他对机构化的天主教会的反感终于导致他在1979年11月毅然退出了天主教会。他在回顾这一事件时道出了他对背弃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推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德国天主教会的满腔仇恨：“德国教会组织……在战后的德国扮演了一个好斗的恶人角色……。我们称之为复辟现象的最卖力的推行者就是德国的天主教组织，它在大体上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保持一致。”伯尔对天主教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
长篇小说《一声不吭》(1953)以内心独自和互补视角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联邦德国初期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经济奇迹掩盖下的贫困与住房困难。作者塑造了两种类型的天主教徒：正统的天主教徒与虔诚的基督徒。
正统的天主教徒(弗兰克太太之流)按时参加教会活动，严格履行宗教仪式，却淡忘了宗教仪式的实质。宗教仪式(Riten)的目的原本在于广施神恩(又称上帝的恩宠，即上帝对世人普遍的爱)，弘扬博爱与怜悯，敦促信徒积累善功、行善拒恶。但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只是为仪式而仪式，全然忘记了仪式的内涵与目的。弗兰克太太“每天早晨领圣餐、每月吻主教的指环，”俨然一位正人君子。她生活阔绰，住宅宽敞，外表慈善，内心却极其冷酷。她阻挠教会将教区的公有住宅分配给穷人博格内尔一家，而将自己的一间小室提供给他们居住，从而“获得了正直无私的好名声，威望更加提高了”。这种损人利己的伪善完全违背了宗教仪式所弘扬的博爱精神。我们再来看一看主持宗教仪式的主教与神甫。主教大人居住在英国富翁的豪华别墅里，这座别墅有许多房间都空着，可是他从未接纳过无家可归者。克特·博格内尔所属的教区的神甫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他抽着上等香烟，与女教徒们打情骂俏，对穷人的住房困难不闻不问，甚至助纣为虐，指责克特不参加教会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使弗兰克太太领导的住房委员会找到了不给克特一家公有住宅的口实。这些实施教仪的神职人员和经常参加教仪的教徒们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冷酷自私的假善人。
小说中的另一种类型属于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克持经常向上帝祈祷，虔信上帝。弗雷特·博格内尔主张个人信仰，他相信全善的上帝，遵循博爱的原则独善其身。他们对宗教仪式厌恶之至，因为宗教仪式已脱离了其内核，成了富人装点门面的摆设，它对普通教徒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克特和弗雷特相信保罗的教导：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参见《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第28—29节)。
小说作者通过细节描写揭露了机构化的天主教会的实质：天主教会是一种等级制度，是一种权力机关(Machtorgan)，它实行的是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耶稣所宣扬的平等。在小说的第五章中弗雷特仔细观察了一次颇具等级色彩的宗教游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本正经的主教大人，随后出现的是副主教和修院执事、修士、身穿黑礼服的上层社会代表，最后是老百姓。游行结束后，一群身穿白衣的男人将绘有天主教象征物的横幅取下，换上了德国药材商联合会的横幅。横幅的替换暗示了一个道理：天主教会与世俗机构毫无二致，都是一种权力机构。
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运用双重叙述层面(历史与现实)和互补视角的手法描述了两位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少年面对联邦德国的荒诞现实而产生的困感，真实地再现了两对孤儿寡母的命运。
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为了生存和养活儿子海因里希，先后与四个“叔叔”同居，这种“寡妇同居”可以使她继续领取阵亡将士遗孀抚恤金。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人物和信仰天主教的小学老师依据“摩西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抨击布里拉赫太太行为不轨，她的情人面包师也因此受到了教会的经济制裁。 “不可奸淫”指的是不可发生婚姻外的性行为，即不可通奸或不可非法同居，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婚姻的纯洁性。这条教义(Doktrin)在战后的德国已显得相当陈腐，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非法同居而不正式结婚是为了领取抚恤金和从情人那里得到帮助，从而将儿子海因里希拉扯成人。这种看似污秽的同居行为的动因是出于对儿子的爱和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行淫。这种爱子心切的行为并不污秽，它完全符合耶稣的教导：外表的洁净并不重要，内心的纯洁才是真正的洁净(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洁净与污秽的真谛)。画家阿尔贝特和少年马丁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马丁是这样看待布里拉赫太太的：“学校的人都认为不道德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他却认为海因里希的母亲没有那么可怕……阿尔贝特认为纳粹很可怕，可是学校的老师都说纳粹没有那么坏，另一种恐惧掩盖了他们对不那么坏的纳粹的恐惧，那就是对俄国人的恐惧。”马丁和阿尔贝特同情贫穷的布里拉赫太太，他们都反对将道德限制在性道德和婚姻道德上。他们认为道德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状况紧密相连，道德并不是超阶级的。这种思想来自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接受。1937—1938年伯尔在马蒂阿斯·勒姆佩茨书店当学徒时阅读了马克思的书籍，他对马克思持肯定的态度。
除了对天主教陈腐教义的蔑视之外，作者还鞭笞了天主教会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us)行径。天主教文人舒尔比格尔、格泽勒和维利布罗德之流投靠纳粹当权者，还美其名曰“用基督教思想来渗透纳粹主义”。舒尔比格尔在纳粹当政时期参加了冲锋队，还担任了纳粹大报的编辑，并以论文《当代抒情诗中的元首形象》获得了博士头衔。战前他为纳粹国家服务，战后他又为联邦德国摇旗呐喊，在学术会议上探讨“技术化时代里脑力劳动者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格泽勒在纳粹时代也投靠纳粹当局，当上了纳粹《信使报》的小品文专栏编辑，后又投笔从戎，当上了纳粹上尉，害死了内拉的丈夫赖蒙德，这个老纳粹在战后迅速适应联邦德国的社会环境，他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为联邦德国的文化事业效力。1933年7月20日，罗马教廷与希特勒签订了《宗教协定》，协定敦促德国天主教徒听命于纳粹政府；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会又与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狼狈为奸，缔造了一个疯狂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伯尔对教会与国家的联姻极为不满，他说：“官方的基督教已使人道变成了一个无耻的骗局。我只能将教会的作法视作社会政治行为。”教会在自我保存本能和权力欲的驱使下，对国家权力通常采取合作的态度。基督教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的创建者耶稣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国家，反对权力。使徒保罗篡改了耶稣的思想，他对早期教会实行机构化，力图使教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后来查斯丁和德尔图良等护教士屡次向罗马皇帝申诉，说明基督教对帝国的无害，号召基督徒忠于罗马皇帝。保罗和护教士们不断向国家权力献媚，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从此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就成为千古不变的定式。对基督教历史了如指掌的伯尔一眼就识破了教会的政治性：即教会总是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早年的面包》(1955)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机械工芬特利希与三个女朗的爱情纠葛以及他对饥馑年代的回忆。作者通过主人公芬特利希之口，谴责了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的精神状况的天主教会。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时代，教会早已与崇尚物质主义的国家达成一致，它只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则漠不关心。在这个追求效益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和相互利用的关系，人际关系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缺乏温情与关爱，因此芬特利希称经济繁荣的联邦德国为精神的“荒漠”，他说：“我们俩是生活在荒漠里，生活在野蛮时代，远近都找不到一个牧师……。”芬特利希早已适应了金钱至上的社会，他拥有一辆汽车和可观的存款，并且和老板的女儿吴拉建立了“恋爱关系”(实际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对人、对物他看重的都是使用价值，直到他遇见了纯洁的少女黑德维希之后，他的价值观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爱与温情使他厌弃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使他成了脱胎换骨的使徒保罗，成了一个反抗世俗化的教会、反抗整个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社会的吉米式的“愤怒的青年”。这位不信国教者在没有神甫在场的情况下与黑德维希举行了“非常婚礼”，这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礼，它拥有充实的内涵而抛弃了天主教外在的婚配形式。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探讨了宗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在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已成为金钱的臣仆，榨取最大利润的原则(Profitdenken)跃居首位，宗教价值和道德价值则退居次要地位。工厂主维克韦贝尔“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参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在他的心目中，财神玛门至高无上，作为道德象征的上帝则扮演配角。维克韦贝尔是一个规矩的天主教徒，“可以说是个老实人，能干，懂行，就人论人，甚至心肠也是好的。……就连他的虔诚也叫人看了舒服。”芬特利希作学徒时偷窃电炉以换取面包和香烟，被维克韦贝尔发现，维克韦贝尔因为他的母亲刚去世而宽恕了他，这表明了工厂主维克韦贝尔的正直与宽容。然而虔诚、正直与宽容都取代不了金钱，维克韦贝尔是个骗钱的高手，他擅自篡改产品的生产日期，致使“当时值三个面包的电热锅，现在却以二百个面包的价钱买出去，”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他疯狂地聚敛钱财，视钱如命，女工死后他连个花圈都不送，连个唁函也不给她父母发，由此可见金钱在他心中的地位。金钱至上的思想导致他缺乏社会公正的观念，他家里的厨房飘出工人们从未吃过的食品的香味，“那是刚出炉的糕饼、烤肉和滚热的猪油”，可是他和他的女儿吴拉只给工人们喝难以入口的菜汤，从来也不给他们面包吃。只有克拉拉修女、满脸病容的女工和母亲给饥饿的芬特利希面包吃。在此，面包变成了圣饼，成了博爱的象征。资本家维克韦贝尔和他的女儿只知榨取工人的血汗和追求高额利润，对工人们从未有过爱的表示。
长篇小说《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运用法国新小说的写作技巧以及内心独白、多视角和蒙太奇手法描述了建筑师费梅尔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历史跨度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直至阿登纳时代。作者从《圣经》中借用了公牛、羔羊和牧人的母题来区分三种类型的人物。
“公牛”(Bueffel)在《圣经》中象征恶人。伯尔笔下的“公牛”们都是一些循规蹈矩、只知履行义务的国家秩序维护者，包括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纳粹、机会主义者和善于适应环境的天主教徒。1950年，伯尔在短篇小说《我悲哀的脸》中给公牛般的德国人下了如下定义：“他就象公牛一样严肃，数十年来除了义务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吃进肚子里去。”自此以后，公牛般的典型人物作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多次出现在伯尔的小说中。伯尔一直认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保守派对纳粹掌权负有主要责任，并将他们称作“规矩的纳粹”，因为他们只知履行义务、唯元首之命是从。在《九点半钟打台球》中， 海因里希·费梅尔将圣安东修道院的修士们称作公牛，“他们享用公牛的圣餐。”1933年，罗马教廷与希特勒签定《宗教协定》，德国天主教会和大部分天主教徒于是对纳粹政权俯首听命。圣安东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不仅没有尽到善牧的义务，没有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反而同情纳粹，在夏至日庆典时站在哥萨克山上高唱纳粹歌曲，“当山火熊熊燃烧时，他们唱起了《软骨头在颤抖》。”天主教会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激起了罗伯特·费梅尔的义愤，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炸毁了圣安东修道院。
“羔羊”(Lamm)在《圣经》中象征义人。《九点半钟打台球》中的羔羊是那些坚持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无法适应政治权力的人，其中有虔诚的基督徒和理想主义者施雷拉、鼓吹“人人皆兄弟”的施雷拉之父和嫉恶如仇的约翰娜。
在《约翰福者》中，耶稣自称牧人，以羊喻教徒。他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中，耶稣嘱托彼得创建教会。他对彼得说：“你牧放我的羊群。”在此耶稣规定了教会作为牧人(Hirt)的义务：保护、关爱和管理羔羊。天主教会没有尽到牧人的义务，因此不配称为牧人。圣安东修道院的修士们不仅没有保护基督徒施雷拉、普罗古尔斯克和犹太人，而且还支持纳粹，并且在战后为反对苏联而宽恕了纳粹。小说中真正的牧人是建筑师罗伯特·费梅尔，他保护施雷拉免遭纳粹瓦基拉和内特林格的迫害，并且在战后还收养了弱者胡戈。堪称牧人的还有施雷拉青年时代的朋友恩德斯。恩德斯在学生时代救助过施雷拉，战后他作了乡村神甫，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及其子女宣讲耶稣的登山宝训，竭力推行邻人之爱。
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是一部婚姻小说，作者采用意识流小说的手法将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一天之内加以叙述。小丑汉斯·施尼尔与天主教会在婚配(Ehesakrament)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非教徒汉斯和天主教徒玛丽真心相爱，未办理结婚手续而同居了六年。汉斯认为他们的同居生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完全符合个人道德，所以才真正是“上帝配合的”，是合法婚姻，而“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6节)，天主教会逼迫玛丽离开汉斯转嫁天主教徒齐普纳，就是唆使玛丽和齐普纳犯奸淫罪。教会认为未到婚姻登记处登记和没有举行天主教婚礼的同居是非法的，在教会的诱导下，玛丽以汉斯不愿举行天主教婚礼和不愿让他们未来的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为借口，投入有钱有势的天主教徒齐普纳的怀抱，按天主教会的婚姻仪式结为夫妻。教会承认了玛丽和齐普纳的婚姻，汉斯则揭穿了天主教婚姻制度的伪善：隐藏在天主教婚姻神圣面具之后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富人和权贵在性生活和婚姻上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还打着社会道德的幌子，穷人和弱者则遭到侮辱和欺凌。这种“合法婚姻”虽然符合天主教的传统习俗，但大多缺乏爱情，只是法律上的契约关系。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奸淫，更何况玛丽还是有夫之妇!耶稣强调了婚姻的不可分离性：“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无论谁休妻……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汉斯以耶稣的教导为依据，抨击伪善的教会，他向“进步天主教联谊会”会长金克尔发泄他对天主教的满腔怨愤：“她要是同齐普纳结婚，那才是真正的罪孽呢。根据我对你们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她犯的是淫乱及通奸罪，而佐默维尔特主教在这件事情上充当了拉皮条的角色。”
在《小丑之见》中，伯尔借希腊神话“阿里阿德涅之线”表达了他对德国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这本是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忒修斯困在迷宫中，阿里阿德涅剪断了引路线，忒修斯就永驻迷宫了。因为我了解本书事件中的关联和前因后果，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迷宫就是德国带有政治色彩的天主教。”小说的主人公汉斯以家中的电话为武器，猛烈攻击德国天主教会这个半人半牛怪。他对天主教的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恨之入骨，反对教会的权力欲，反对教会干预整个社会生活。他揭露了天主教会与政界、军方、企业界和文化界狼狈为奸，诸如教会拉拢社会政治家金克尔，让他作“进步天主教联谊会”会长，庇护作家贝泽维茨，诱使利奥皈依天主教并且企图争取汉斯以对大资本家施尼尔家族进行渗透。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中，汉斯指出教会与资本家联合的目的在于相互利用：“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甚至当上教士的施尼尔，差不多可以用来巩固股票的行情。”他的意思是说：教会需要施尼尔家族以扩展天主教的势力，施尼尔家族则需要教会的名望来赚更多的钱。
伯尔在小说中揭露了富有的上层教士对穷人的冷酷无情。“德国天主教的良心”金克尔博士在《当今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一报告中发表了一个奇谈怪论：“一个人每月收入五百马克，日子过得很好，但收入如在五百到三千马克之间，那就惨透了。”这个论贫困的相对性的言论只说明富人金克尔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伯尔还批判了教会的双重道德。天主教作家贝泽维茨与一个离婚女子姘居，后来正式娶她为妻，德国天主教“精神上的红衣主教”佐默维尔特大人对此大加赞赏；普通工人弗雷林与一个离婚女子同居并抚养她的三个孩子，主教大人则认为这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他坚决支持当地神甫逼迫弗雷林撵走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这种对富人宽容、对穷人苛刻的双重道德(Doppelmoral)说明天主教会是富人的教会，天主教会已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蜕变为富人和统治者的辩护士。为富人效力的天主教会完全违背了耶稣的初衷。耶稣曾经大声疾呼“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当今的天主教会却偏向富人，其蜕化变质昭然若揭。
《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以笔者的叙述方式描述了莱茵兰小城比尔格拉尔的格鲁尔父子纵火烧车案的法庭审理过程。该小说的主题是联邦德国军队和税制的荒谬。一等兵库特克在为乔治·格鲁尔作证时说：联邦国防军的生活集无聊之大成，一等兵乔治受尽了“荒谬的四位一体”(无意义、无创造性、无聊与懒惰)的折磨。木匠约翰·格鲁尔整年辛劳，可是名目繁多的重税害得他入不敷出，最终赚了个白辛苦。
作者的另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善于适应环境和竭力维护现存制度的天主教会。教会与军方联系紧密，年近八旬的神甫柯尔普在为乔治·格鲁尔作证时就指责“联邦国防军的军官太天主教化了。”海伊米勒中尉在作证时以强调的语气补报了他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中尉坚定的语气在客观上证明了天主教对军队的渗透。教会还和司法部门沆瀣一气，小说中的主教大人就是邻近大城法院院长格雷伯的密友。作者借“怪人”柯尔普之口，批判了适应现存权力机制的天主教会。检查官库格一埃格尔依据教会的训导，声称军队这种“按照民主方式产生的机构旨在保卫教会，也必须宣布要加以维护的价值……军队这样的组织是为教育和守法观念服务的。”柯尔普反击道：“检查官说的所谓教会的训导，是教会不得已才与世俗权力达成的妥协，本身并不是神学，而是为了适应现实的产物。”教会的适应性(Anpas—sung)主要表现在它对军人实施灵魂上的帮助，坚决维护军队的形象，并且力劝军官和士兵们皈依天主 教。教会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并且扩大自己的权势。
《女士及众生相》(1971)是一部时代小说。作者采用采访、拼贴和多视角的手法描述了一位四十八岁的德国妇女的命运，再现了1922年至1970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在这部杰作中，伯尔通过列举历史人物和史实，表达了他对宗教、政治、经济三位一体(Trinitaet)的联邦德国的反感。在布吕宁倒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斯大林的大清洗这些历史事件之后，1956—1970年间德国当代政界要人粉墨登场了。读者首先看见的是红衣主教弗林斯(Josef Kardinal Frings 1887～1978)，50年代的西德舆论界戏称他为“统治万物的三位一体”。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将这位教会君主与军方人士、资本家楠宁和新闻界人物魏德曼放在一起。弗林斯出现的日期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1956年10月10日，红衣主教弗林斯在科隆格雷恩教堂主持了“联邦国防军首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礼拜仪式。”伯尔一向反对教权主义，反对天主教会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反对教会的权力欲。他通过谈论弗林斯主教的行径和1970年前后联邦德国的“向右转”倾向，通过列举阿登纳、施特劳斯、巴泽尔、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这些政治家和楠宁、金德勒这些资本家的大名，对联邦德国教会与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一症候群进行了猛烈抨击，表达了他对宗教、政治、经济三合一的联邦德国的强烈不满。
在金钱至上的联邦德国，天主教会成了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士。建筑商维尔纳·霍伊泽批评莱尼把带家具的房子按空房收租的“破坏市场”行为，并且利用神学为自己唯利是图的行径辩护。他说：“健康的利润和财产追求(Profit—und Besitzstreben)乃是人之天性，这已由神学加以证明。”他的这番话使人想起马丁·路德关于勤奋工作和追求财富的“天职”(Berufung)观。霍伊泽的意思是说：德国天主教一向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科隆大主教、红衣主教弗林斯曾在他的《主教通告》(1961)中宣称：“如果你有财产，那么你就有地位。”在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天主教已适应了现状，它竭力与金钱和权力保持一致，它早已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蜕变为富人和统治者的宗教。关于当代天主教的本质，维尔纳·霍伊泽一语道破：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正道，走上了基督教的道路，受到了要作贡献和承担责任的教育……“而爷爷所推行的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生财之道，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用于自己的企业。”所谓的基督教正道就是为追求利润而终日劳碌，当代天主教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拜金主义，而“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的莱尼和“抗拒发挥效率”的莱夫就成了非基督徒和反动派。
和“四七社”的绝大部分作家一样，伯尔在政治上是一个不顺从主义者，他的所有作品都渗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他对天主教的批判与他对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密不可分。他反对联邦德国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反对教会与资本联姻，反对具有权力欲的“统治万物的三位一体”。他从原始基督教的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出发，借助文学手段和文学形象猛烈抨击机构化的天主教会。他指责天主教会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充当统治者和富人的辩护士，背弃原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说：“官方教会从来不与忍饥挨饿、受苦受难的人们打成一片……教会从来也不理解什么是爱。”他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充分体现了文学和政治的结合、美学和道德的统一。但他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审美价值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