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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解读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作了题为《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与前辈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的我》唱反调。大江站在普世的价值立场，对近代以降日本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这样论述到：“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以“脱亚入欧”始，以“非欧非亚”终，最后成为没有归宿的世界孤儿，可谓目光如炬。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困境?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昧”又是怎么形成并且缠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论述问题的，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紧密缠绕，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暖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暖昧。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暖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的罕见。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过西方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
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
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
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
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
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
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
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
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
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
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据西方的“罪文化”，将这一切现象归咎于日本的“耻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绕足了圈子，给人一种背舟过河的笨重感。这也难怪，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能对日本文化作出这样的概括，已属难得，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岛国单一民族无与伦比的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追根溯源，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文明起步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覆盖，固有的原始性与外来的先进性结合，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却无一脉相承的道统；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导致日本文化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日本文化种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话，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可谓力透纸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暖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离欧返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若将这一切还原到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孤悬辽阔的海洋，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主属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风土，无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暖昧”的终极性因素。
以上是《暖昧的日本人》的核心内涵。
《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让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迁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有多大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暖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暖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 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丐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味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暖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一妖魔化一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撅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暖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讨论。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假，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兼具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然而具体到日本，情况就不同，对日本这个曾喝自己的奶水长大，后来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客观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忘记。
其实，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仅仅当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对照而被夸张甚至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当然无从把握。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日本老百姓与统治者一分为二，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固然很高明，真的这么认为，就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全民的狂热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无一例外都是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那本《菊与刀》，仿佛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
(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书名《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作了题为《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与前辈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的我》唱反调。大江站在普世的价值立场，对近代以降日本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这样论述到：“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以“脱亚入欧”始，以“非欧非亚”终，最后成为没有归宿的世界孤儿，可谓目光如炬。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困境?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昧”又是怎么形成并且缠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论述问题的，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紧密缠绕，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暖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暖昧。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暖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的罕见。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过西方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
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
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
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
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
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
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
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
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
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
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据西方的“罪文化”，将这一切现象归咎于日本的“耻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绕足了圈子，给人一种背舟过河的笨重感。这也难怪，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能对日本文化作出这样的概括，已属难得，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岛国单一民族无与伦比的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追根溯源，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文明起步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覆盖，固有的原始性与外来的先进性结合，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却无一脉相承的道统；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导致日本文化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日本文化种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话，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可谓力透纸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暖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离欧返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若将这一切还原到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孤悬辽阔的海洋，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主属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风土，无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暖昧”的终极性因素。
以上是《暖昧的日本人》的核心内涵。
《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让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迁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有多大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暖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暖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 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丐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味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暖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一妖魔化一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撅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暖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讨论。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假，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兼具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然而具体到日本，情况就不同，对日本这个曾喝自己的奶水长大，后来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客观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忘记。
其实，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仅仅当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对照而被夸张甚至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当然无从把握。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日本老百姓与统治者一分为二，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固然很高明，真的这么认为，就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全民的狂热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无一例外都是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那本《菊与刀》，仿佛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
(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