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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多年的努力，让我们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化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收入情况、日常花销、兴趣爱好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更让我们懂得：一个离开了经济生活、浮在半空中的鲁迅决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
如今，吴冠中的一幅水墨画《鹦鹉天堂》（长3.1米、高1.45米）起拍价1000万元，最终2750万元成交；易中天一部20万字《品三国》版税500万元；王蒙一部回忆录200万元—文化人已经成了当今时代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英雄。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60多年前，当时的文化人也曾经历过令现代人都瞠目结舌的高收入生活。只不过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体系中，这一页被有意无意间轻轻地翻过了。
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早已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现在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研究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鲁迅24年收入480万元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
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千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十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35元以上。）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在上海已经可以不为几个钱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当时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康公馆”每年花销80万元
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的通令，流亡异域。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几次参与复辟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他1913年回国后，大半托庇于上海、青岛、大连的租界内。
康有为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光是消耗大米，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元，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元。
康家5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元，儿子每人两银元。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平均每月总开支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公馆”这么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宪政党给的。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中堂七尺者三十元（银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元。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此项收入每月在1000银元左右，合今天人民币四五万元。
顾颉刚年收入超过40万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北大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元；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0000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
“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座，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8000元。
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元之间，约合今天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这比5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顾颉刚1935年42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160元。月收入共5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元（合今天人民币30-40万元）。
1931年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元；加上稿酬版税收入。当时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大有胡适之、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师大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元（合今天人民币50000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到了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陈明远—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及语言控制系统方面的专家。近些年来，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鲁迅、蔡元培、沈从文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关心他们的一笔笔经济账。
陈明远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窗—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人。他先后出版了《文化人与钱》、《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书籍，这些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经济史—通过文化人来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这是我们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
谈及自己的经济生活，陈明远说：“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赚够了足以让这辈子过上小康生活的钱。我有计算机方面的专利，我写一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能有3万多元稿费。我用英文写了4本书，稿费远远高于国内；我有讲课费，我在北京、上海两地都有房产。我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我和夫人每月伙食费1000多元，我的生活富足、自由，过得很开心......”
关于自己的生活，陈明远再也不愿过多涉及，他更愿意讲述60多年前，中国文化人的富裕生活。
如今，吴冠中的一幅水墨画《鹦鹉天堂》（长3.1米、高1.45米）起拍价1000万元，最终2750万元成交；易中天一部20万字《品三国》版税500万元；王蒙一部回忆录200万元—文化人已经成了当今时代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英雄。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60多年前，当时的文化人也曾经历过令现代人都瞠目结舌的高收入生活。只不过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体系中，这一页被有意无意间轻轻地翻过了。
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早已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现在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研究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鲁迅24年收入480万元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
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千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十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35元以上。）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在上海已经可以不为几个钱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当时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康公馆”每年花销80万元
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的通令，流亡异域。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几次参与复辟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他1913年回国后，大半托庇于上海、青岛、大连的租界内。
康有为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光是消耗大米，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元，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元。
康家5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元，儿子每人两银元。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平均每月总开支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公馆”这么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宪政党给的。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中堂七尺者三十元（银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元。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此项收入每月在1000银元左右，合今天人民币四五万元。
顾颉刚年收入超过40万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北大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元；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0000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
“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座，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8000元。
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元之间，约合今天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这比5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顾颉刚1935年42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160元。月收入共5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元（合今天人民币30-40万元）。
1931年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元；加上稿酬版税收入。当时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大有胡适之、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师大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元（合今天人民币50000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到了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陈明远—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及语言控制系统方面的专家。近些年来，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鲁迅、蔡元培、沈从文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关心他们的一笔笔经济账。
陈明远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窗—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人。他先后出版了《文化人与钱》、《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书籍，这些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经济史—通过文化人来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这是我们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
谈及自己的经济生活，陈明远说：“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赚够了足以让这辈子过上小康生活的钱。我有计算机方面的专利，我写一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能有3万多元稿费。我用英文写了4本书，稿费远远高于国内；我有讲课费，我在北京、上海两地都有房产。我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我和夫人每月伙食费1000多元，我的生活富足、自由，过得很开心......”
关于自己的生活，陈明远再也不愿过多涉及，他更愿意讲述60多年前，中国文化人的富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