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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和周瑜同是我国古代三国时期最出名的风流人物。经过《三国演义》作者的加工塑造，使得这两个英雄豪杰的形象更加丰满动人，光照千古。但由于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加上有的读者缺乏历史知识，未能对诸葛亮和周瑜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笔者根据历史事实和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认为周瑜比诸葛亮略高一筹。
罗贯中本着封建正统观念多以褒刘蜀、贬曹魏、抑孙吴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三国群臣将领、大小官僚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对后世影响异常深广，造成了大多数缺乏有关历史知识，只读《三国演义》而又未能认真仔细分析的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了极大地误解。特别是对周瑜故意歪曲，把周瑜写成好像是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竞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临死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对诸葛亮过度颂扬更叫人感到离奇。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把诸葛亮写成“半仙之体”“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这真是一针见血。笔者现结合史实对《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根据《三国志》记载，蒋干说周瑜“雅量高志”；刘备说他“文武筹晷，万人之英”；《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建安十四年)权为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周瑜和孙策是同年生，是挚友，太夫人曾使孙权以兄奉之)，程普颇似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志·本传》记载：“瑜少精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阙有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日：”曲有误，周郎顾。”可见周瑜是一个气量宽宏、志向远大、文武双全、才能出众的英雄，还是个风流潇洒、平易近人的音乐家。
周瑜对孙吴，就像诸葛亮对蜀汉一样，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瑜是“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诸葛亮胸怀三顾之恩要报，周瑜是“荷蒙受遇，敢不竭尽股肱之力，以图报效”；诸葛亮要刘备创立帝业能“跨有荆益，保其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汉室可兴矣”；周瑜要孙权横行天下，“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当时刘备无立锥之地，未成气候)……与马超为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由此可知周瑜和诸葛亮相比，其文韬武略及其忠君报国之心等各个方面实在难分上下，同样都是很有名望的贤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周瑜还是著名的音乐家。
有人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评论三国纷争所恃时这样说：曹操靠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靠长江天险而割据江东；刘备靠人和来兴复汉室。这种论说未免失当。孙权继承父兄之业，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声望很高，连隐居隆中的诸葛亮都知道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这难道不是“人和”吗?
在那群雄割据的时代，“吴蜀皆以曹魏为国贼，而魏亦称吴蜀为二贼”，谁是谁非，姑且不论。诸葛亮忠于刘备，要兴复汉室可以肯定，而周瑜忠于孙权，要以东吴来统一中国也难以否定。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历史上的周瑜和诸葛亮都是享有同样声誉的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呢?
作者罗贯中根据历史事实加以想象扩充而塑造出来的周瑜形象，确实很成功。在那动乱的封建社会里，周瑜真不愧为是个出色的英雄人物。他具有雄才大略，深为孙权所赏识。孙策在遗嘱中说：“外事(指对蜀魏问题)不决，可问周瑜。转致周郎，尽辅吾弟，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周瑜从巴丘回来，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语告瑜，瑜拜地曰：“敢不效犬马之劳，继之以死。”经过周瑜一番尽贤举能，使“权威震江东，深得民心。”周瑜有胆有识，英才盖世，的确是“不愧当朝”。当时曹操可谓“喧吓一世”，收二袁(袁绍、袁术)、斩吕布，亲率号称八十万大军急趋南下，而刘表新亡，其子刘琮率众投降，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曹操接着又以天子为名要挟东吴“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此时东吴群臣多数主张投降，孙权也在踌躇之中，只等周瑜决策。处境艰难，前途惨淡，而周瑜却能奋不顾身，毅然决然地决策抗战，终于挽救了东吴危亡的命运，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如果周瑜也摄于曹操威势主张投降，则东吴的命运也就不堪设想了。
周瑜能临危不惧，并对敌我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有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且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揖，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
由于他作了这样正确而具体的论说，才解除了孙权的疑虑，鼓舞了众将抗战的决心，从而长东吴之气，灭曹操威风。
周瑜具有大丈夫气魄，更有应变的特殊才干。他从鄱阳刚回来之后，处在惶恐动荡不安复杂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镇定自持。对群臣的不同思想分别对待，以安定众人隋绪。第一次他接见了坚持抗战的鲁肃，并没有表示赞同，只说了一句话：“子敬休忧，瑜自有主张。”第二次又接见了主张投降的张昭、顾雍等，他们问：“都督知江东之利害否?”只回答：“未知也。”在听完他们主张投降一番言论之后，他也没有反对只问了一句：“公等之见相同否?”“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请回，明朝见主公，自有定议。”第三次是程普、黄盖等一班武将来了，他们激昂慷慨地表达了抗战派的决心以及他们与投降派争论的情况，这是他却用不对待鲁肃那种态度了，但也并没有当场就和他们计议，仅仅表示一下态度：“吾正欲与曹操决战，安肯投降!将军请回，瑜见主公自有定议。”第四次来的是诸葛瑾、吕范等一班文官，有主张战的，也有主张和的。第五次又接见吕蒙等他都没有表明态度，第四次鲁肃领来了诸葛亮，他却表示赞同投降。听了诸葛亮一番强烈的讥讽和激发的言论之后，才把“早已决于胸中”的抗战意志说出来：“吾自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我一臂之力，同破曹贼。”他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不谈自己的思想不说真心话呢?这一方面是为了暂时先稳定一下众人的情绪，同时也为了摸清情况：“公等之见皆同否?”以便作冷静地分析、研究、准备如何当众决策。这种应付事变的能力实在不容易。
在东吴所有谋臣中，周瑜的智慧是最高的。如对荆州问题，鲁肃虽然认识到“荆州与国接邻，江山险固，士民殷富，我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可是仍然受了诸葛亮的三次欺骗，而周瑜却一目了然。又如，在吴太夫人病死后的第二年春，孙权欲伐黄祖，张昭认为：“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而周瑜却不顾这些迂腐的封建礼教。他说：“报仇雪恨，何待期年!”再如在赤壁之战后，周瑜进兵取南郡，听说刘备屯兵油江口，“瑜惊曰：孔明亦在油江否?鲁肃还问他为何失惊，却不知道刘备必有取南郡之意。鲁肃、张昭皆是东吴名将，在周瑜面前却不免相形见绌。 周瑜那种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使得一班老将们不得不心悦诚服，甘居其下。像程普先以老将自居，不服调遣，当他看到周瑜调兵遣将“动止有法”，才感到钦佩，“遂诣行营谢罪。”群英会蒋干中计，使曹操误杀两员大将。曹操醒悟后立即派了蔡中、蔡和投入东吴以内应，却被周瑜来个将计就计。曹操那样足智多谋，在赤壁战中与周瑜相形，竟也显得那样狼狈不堪。
有人说，周瑜一心想杀诸葛亮是嫉贤妒能不顾大局的表现。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敌国相争，各为其主，相互谋杀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三国志》所说：“凡敌国欲相吞，即仇譬欲相除也。”周瑜和诸葛亮并不是在同一个统治集团内，孙刘联合抗曹，也只是吴越同舟而已。为了保命而保持暂时的团结，一旦有利可图，有机可趁，则又相互谋杀，这是正常的必然的，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嫉贤妒能”。就以诸葛亮来说吧，他是被公认为顾大局识大体的人物，可是在刘备奔走夏口时，他跟鲁肃到东吴去的目的何在呢?且看他对刘备说：“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这难道是识大体顾大局联吴抗曹吗?他明明知道周瑜很有才干，是他“知音”的人，是抗击曹操的中坚分子。在和东吴争城夺地时不稍稍让步而要故意气死周瑜呢?此时吴蜀之大敌曹操可并未消灭啊!持“嫉贤妒能”论者，为什么偏偏要把“嫉贤妒能”的帽子强加到周瑜头上而不让诸葛亮戴呢?当然我并没有要把他加到诸葛亮头上的意思，而是为了向那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论说者提出质疑罢了。
周瑜之为人，前面提到程普曾经在周瑜面前摆老资格，“数凌辱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正像廉颇与蔺相如一样，周瑜并非嫉贤妒能，相反他能大公无私举贤进能。就以对诸葛亮来说罢，当他发现诸葛亮才能高于自己时便立即叫诸葛瑾去游说，要诸葛亮来同事东吴，很明显，如果游说成功，则周瑜的职权很可能被诸葛亮所取代，而他却不顾这些。直到游说不成，无可奈何也，他才“转恨孔明存心欲杀之。”我们再看看他为什么要杀诸葛亮吧：第一次是“周瑜谢出暗日；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于是叫诸葛亮去断曹操粮道，想借曹操之手杀之，当其计被诸葛亮识破之后，“瑜摇首顿足日：此人见识胜吾十倍，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第二次是在蒋干中计之后，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又为诸葛亮所知，“使瑜大惊曰：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于是叫孔明借箭向借违反军令的罪名杀之。不想孔明竟在第三天完成了任务，使得周瑜又骇然大惊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神鬼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第三次是所谓孔明借来了东风，“瑜大惊日：此人如此多谋，使我晓夜不安矣。”这才随即派了丁秦、徐盛二将，“各带一百人……休问长短，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
从周瑜三次谋杀诸葛亮来看，他完全是个顾大局的人，他深知联蜀抗曹的重要性。
所以第一、二次谋杀孔明，都是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或充足的理由，假使第一次能借曹操之手杀了，则吴蜀联盟不仅不会破裂，而且会更加巩固。因为刘备一定要和东吴加强合作以便抗击曹操为孔明报仇雪恨。如果第二次谋杀成功，周瑜便可拿出诸葛亮亲手写下的“军令状”，说明他贻误军事，杀之有理，这样刘备也不得不谅解，吴蜀联盟也不至于破坏。至于第三次，情况不同了，东风已经借来，可谓木已成舟，打败曹操毋庸置疑，即使吴蜀联盟暂时受到损害也无关大局。何况诸葛亮在周瑜眼里简直比曹操八十万大军还要可怕的多，为了国家利益，不致产生后患，此时不杀待何时，要杀诸葛亮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所述，可知周瑜杀诸葛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无可厚非的，从而也更证明周瑜对于孙权切实是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他无时无刻不在为东吴“尽节用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在观察、思考各种情况，寻找解决抗击曹操的线索和方法，如在三江口取胜后，“周瑜于山顶，看隔江战船，尽入水寨。瑜顾谓众将曰：‘江北战船如芦苇之密，操又多谋，当用何计破之?’众将未及对忽操军寨中，被风吹折黄旗，飘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观之际，忽狂风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周瑜和曹操交战，既获得初次胜利，又见敌军旗折，分明是敌人不吉之兆，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时时思虑着：“何以破之”。风吹旗角拂面，竟然也能使得他得到很大的启发：要用火攻必须东风。为东风难得而过度忧虑，以致昏倒。在南郡时，他左臂中箭，疼不可当，饮食俱废。医者日，此箭头上有毒，急却不能愈可，当此之时，曹仁骂阵不已，程普等不敢告之，并劝他“众将皆欲收兵回东吴，待公箭疮平复，再作区处。”周瑜听了却“于床上奋然跃起曰：大丈夫既食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能为我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言讫即披甲上马，诸军众将无不骇然”，这充分体现了他那为国效劳，废私忘我、誓死如果的英雄本色，最后，终因三次用计不成，怒气冲激使得“金疮进裂”，以致于死。他只有三十六岁就为国捐躯了，实在可惜，真使人感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人说诸葛亮能未卜先知，曹操有事后之明，周瑜能即事便知，这是确有道理的，诸葛亮未卜先知，事例很多，无须说明，曹操事后之明，最突出的事例是误杀蔡瑁、张允后，就立即知道是中计。周瑜即事便知，事例也很多，如在三江口听说有故人蒋干来访，他就知道：“说客至矣”。刘备移兵油江，他便知道有欲取南郡之意。周瑜和诸葛亮相比，我认为诸葛亮的形象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是人们所理想的带有“半仙之体”(鲁迅语)的艺术典型，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他集中体现了人们的要求和愿望，人们总希望有一个经天纬地的英雄来为自己造福，他的足智多谋能以弱胜强的本领，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上具有强大势力的坏人作斗争的愿望；他能呼风唤雨，也正体现了人们渴望能够改造和控制大自然的理想。而周瑜的才干并不是神奇莫解的，只要人们勤勤恳恳地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则完全可以锻炼出具有周瑜那样的本领，他是现实中的英雄豪杰，比诸葛亮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典型。
从以上所述，历史上的周瑜精通音乐，可谓是个音乐家，而诸葛亮在这方面无记载。《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和诸葛亮虽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典型，而周瑜的形象比诸葛亮形象具有更大真实性，使人敬佩不已，能激励人们自觉地以他为榜样，努力奋斗，使自己能够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和人们做出巨大贡献。诸葛亮的形象虽然比周瑜形象显得更为高明，却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已，所以我认为周瑜比诸葛亮略高一筹。
罗贯中本着封建正统观念多以褒刘蜀、贬曹魏、抑孙吴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三国群臣将领、大小官僚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对后世影响异常深广，造成了大多数缺乏有关历史知识，只读《三国演义》而又未能认真仔细分析的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了极大地误解。特别是对周瑜故意歪曲，把周瑜写成好像是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竞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临死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对诸葛亮过度颂扬更叫人感到离奇。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把诸葛亮写成“半仙之体”“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这真是一针见血。笔者现结合史实对《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根据《三国志》记载，蒋干说周瑜“雅量高志”；刘备说他“文武筹晷，万人之英”；《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建安十四年)权为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周瑜和孙策是同年生，是挚友，太夫人曾使孙权以兄奉之)，程普颇似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志·本传》记载：“瑜少精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阙有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日：”曲有误，周郎顾。”可见周瑜是一个气量宽宏、志向远大、文武双全、才能出众的英雄，还是个风流潇洒、平易近人的音乐家。
周瑜对孙吴，就像诸葛亮对蜀汉一样，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瑜是“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诸葛亮胸怀三顾之恩要报，周瑜是“荷蒙受遇，敢不竭尽股肱之力，以图报效”；诸葛亮要刘备创立帝业能“跨有荆益，保其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汉室可兴矣”；周瑜要孙权横行天下，“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当时刘备无立锥之地，未成气候)……与马超为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由此可知周瑜和诸葛亮相比，其文韬武略及其忠君报国之心等各个方面实在难分上下，同样都是很有名望的贤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周瑜还是著名的音乐家。
有人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评论三国纷争所恃时这样说：曹操靠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靠长江天险而割据江东；刘备靠人和来兴复汉室。这种论说未免失当。孙权继承父兄之业，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声望很高，连隐居隆中的诸葛亮都知道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这难道不是“人和”吗?
在那群雄割据的时代，“吴蜀皆以曹魏为国贼，而魏亦称吴蜀为二贼”，谁是谁非，姑且不论。诸葛亮忠于刘备，要兴复汉室可以肯定，而周瑜忠于孙权，要以东吴来统一中国也难以否定。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历史上的周瑜和诸葛亮都是享有同样声誉的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呢?
作者罗贯中根据历史事实加以想象扩充而塑造出来的周瑜形象，确实很成功。在那动乱的封建社会里，周瑜真不愧为是个出色的英雄人物。他具有雄才大略，深为孙权所赏识。孙策在遗嘱中说：“外事(指对蜀魏问题)不决，可问周瑜。转致周郎，尽辅吾弟，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周瑜从巴丘回来，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语告瑜，瑜拜地曰：“敢不效犬马之劳，继之以死。”经过周瑜一番尽贤举能，使“权威震江东，深得民心。”周瑜有胆有识，英才盖世，的确是“不愧当朝”。当时曹操可谓“喧吓一世”，收二袁(袁绍、袁术)、斩吕布，亲率号称八十万大军急趋南下，而刘表新亡，其子刘琮率众投降，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曹操接着又以天子为名要挟东吴“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此时东吴群臣多数主张投降，孙权也在踌躇之中，只等周瑜决策。处境艰难，前途惨淡，而周瑜却能奋不顾身，毅然决然地决策抗战，终于挽救了东吴危亡的命运，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如果周瑜也摄于曹操威势主张投降，则东吴的命运也就不堪设想了。
周瑜能临危不惧，并对敌我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有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且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揖，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
由于他作了这样正确而具体的论说，才解除了孙权的疑虑，鼓舞了众将抗战的决心，从而长东吴之气，灭曹操威风。
周瑜具有大丈夫气魄，更有应变的特殊才干。他从鄱阳刚回来之后，处在惶恐动荡不安复杂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镇定自持。对群臣的不同思想分别对待，以安定众人隋绪。第一次他接见了坚持抗战的鲁肃，并没有表示赞同，只说了一句话：“子敬休忧，瑜自有主张。”第二次又接见了主张投降的张昭、顾雍等，他们问：“都督知江东之利害否?”只回答：“未知也。”在听完他们主张投降一番言论之后，他也没有反对只问了一句：“公等之见相同否?”“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请回，明朝见主公，自有定议。”第三次是程普、黄盖等一班武将来了，他们激昂慷慨地表达了抗战派的决心以及他们与投降派争论的情况，这是他却用不对待鲁肃那种态度了，但也并没有当场就和他们计议，仅仅表示一下态度：“吾正欲与曹操决战，安肯投降!将军请回，瑜见主公自有定议。”第四次来的是诸葛瑾、吕范等一班文官，有主张战的，也有主张和的。第五次又接见吕蒙等他都没有表明态度，第四次鲁肃领来了诸葛亮，他却表示赞同投降。听了诸葛亮一番强烈的讥讽和激发的言论之后，才把“早已决于胸中”的抗战意志说出来：“吾自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我一臂之力，同破曹贼。”他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不谈自己的思想不说真心话呢?这一方面是为了暂时先稳定一下众人的情绪，同时也为了摸清情况：“公等之见皆同否?”以便作冷静地分析、研究、准备如何当众决策。这种应付事变的能力实在不容易。
在东吴所有谋臣中，周瑜的智慧是最高的。如对荆州问题，鲁肃虽然认识到“荆州与国接邻，江山险固，士民殷富，我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可是仍然受了诸葛亮的三次欺骗，而周瑜却一目了然。又如，在吴太夫人病死后的第二年春，孙权欲伐黄祖，张昭认为：“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而周瑜却不顾这些迂腐的封建礼教。他说：“报仇雪恨，何待期年!”再如在赤壁之战后，周瑜进兵取南郡，听说刘备屯兵油江口，“瑜惊曰：孔明亦在油江否?鲁肃还问他为何失惊，却不知道刘备必有取南郡之意。鲁肃、张昭皆是东吴名将，在周瑜面前却不免相形见绌。 周瑜那种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使得一班老将们不得不心悦诚服，甘居其下。像程普先以老将自居，不服调遣，当他看到周瑜调兵遣将“动止有法”，才感到钦佩，“遂诣行营谢罪。”群英会蒋干中计，使曹操误杀两员大将。曹操醒悟后立即派了蔡中、蔡和投入东吴以内应，却被周瑜来个将计就计。曹操那样足智多谋，在赤壁战中与周瑜相形，竟也显得那样狼狈不堪。
有人说，周瑜一心想杀诸葛亮是嫉贤妒能不顾大局的表现。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敌国相争，各为其主，相互谋杀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三国志》所说：“凡敌国欲相吞，即仇譬欲相除也。”周瑜和诸葛亮并不是在同一个统治集团内，孙刘联合抗曹，也只是吴越同舟而已。为了保命而保持暂时的团结，一旦有利可图，有机可趁，则又相互谋杀，这是正常的必然的，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嫉贤妒能”。就以诸葛亮来说吧，他是被公认为顾大局识大体的人物，可是在刘备奔走夏口时，他跟鲁肃到东吴去的目的何在呢?且看他对刘备说：“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这难道是识大体顾大局联吴抗曹吗?他明明知道周瑜很有才干，是他“知音”的人，是抗击曹操的中坚分子。在和东吴争城夺地时不稍稍让步而要故意气死周瑜呢?此时吴蜀之大敌曹操可并未消灭啊!持“嫉贤妒能”论者，为什么偏偏要把“嫉贤妒能”的帽子强加到周瑜头上而不让诸葛亮戴呢?当然我并没有要把他加到诸葛亮头上的意思，而是为了向那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论说者提出质疑罢了。
周瑜之为人，前面提到程普曾经在周瑜面前摆老资格，“数凌辱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正像廉颇与蔺相如一样，周瑜并非嫉贤妒能，相反他能大公无私举贤进能。就以对诸葛亮来说罢，当他发现诸葛亮才能高于自己时便立即叫诸葛瑾去游说，要诸葛亮来同事东吴，很明显，如果游说成功，则周瑜的职权很可能被诸葛亮所取代，而他却不顾这些。直到游说不成，无可奈何也，他才“转恨孔明存心欲杀之。”我们再看看他为什么要杀诸葛亮吧：第一次是“周瑜谢出暗日；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于是叫诸葛亮去断曹操粮道，想借曹操之手杀之，当其计被诸葛亮识破之后，“瑜摇首顿足日：此人见识胜吾十倍，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第二次是在蒋干中计之后，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又为诸葛亮所知，“使瑜大惊曰：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于是叫孔明借箭向借违反军令的罪名杀之。不想孔明竟在第三天完成了任务，使得周瑜又骇然大惊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神鬼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第三次是所谓孔明借来了东风，“瑜大惊日：此人如此多谋，使我晓夜不安矣。”这才随即派了丁秦、徐盛二将，“各带一百人……休问长短，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
从周瑜三次谋杀诸葛亮来看，他完全是个顾大局的人，他深知联蜀抗曹的重要性。
所以第一、二次谋杀孔明，都是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或充足的理由，假使第一次能借曹操之手杀了，则吴蜀联盟不仅不会破裂，而且会更加巩固。因为刘备一定要和东吴加强合作以便抗击曹操为孔明报仇雪恨。如果第二次谋杀成功，周瑜便可拿出诸葛亮亲手写下的“军令状”，说明他贻误军事，杀之有理，这样刘备也不得不谅解，吴蜀联盟也不至于破坏。至于第三次，情况不同了，东风已经借来，可谓木已成舟，打败曹操毋庸置疑，即使吴蜀联盟暂时受到损害也无关大局。何况诸葛亮在周瑜眼里简直比曹操八十万大军还要可怕的多，为了国家利益，不致产生后患，此时不杀待何时，要杀诸葛亮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所述，可知周瑜杀诸葛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无可厚非的，从而也更证明周瑜对于孙权切实是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他无时无刻不在为东吴“尽节用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在观察、思考各种情况，寻找解决抗击曹操的线索和方法，如在三江口取胜后，“周瑜于山顶，看隔江战船，尽入水寨。瑜顾谓众将曰：‘江北战船如芦苇之密，操又多谋，当用何计破之?’众将未及对忽操军寨中，被风吹折黄旗，飘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观之际，忽狂风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周瑜和曹操交战，既获得初次胜利，又见敌军旗折，分明是敌人不吉之兆，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时时思虑着：“何以破之”。风吹旗角拂面，竟然也能使得他得到很大的启发：要用火攻必须东风。为东风难得而过度忧虑，以致昏倒。在南郡时，他左臂中箭，疼不可当，饮食俱废。医者日，此箭头上有毒，急却不能愈可，当此之时，曹仁骂阵不已，程普等不敢告之，并劝他“众将皆欲收兵回东吴，待公箭疮平复，再作区处。”周瑜听了却“于床上奋然跃起曰：大丈夫既食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能为我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言讫即披甲上马，诸军众将无不骇然”，这充分体现了他那为国效劳，废私忘我、誓死如果的英雄本色，最后，终因三次用计不成，怒气冲激使得“金疮进裂”，以致于死。他只有三十六岁就为国捐躯了，实在可惜，真使人感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人说诸葛亮能未卜先知，曹操有事后之明，周瑜能即事便知，这是确有道理的，诸葛亮未卜先知，事例很多，无须说明，曹操事后之明，最突出的事例是误杀蔡瑁、张允后，就立即知道是中计。周瑜即事便知，事例也很多，如在三江口听说有故人蒋干来访，他就知道：“说客至矣”。刘备移兵油江，他便知道有欲取南郡之意。周瑜和诸葛亮相比，我认为诸葛亮的形象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是人们所理想的带有“半仙之体”(鲁迅语)的艺术典型，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他集中体现了人们的要求和愿望，人们总希望有一个经天纬地的英雄来为自己造福，他的足智多谋能以弱胜强的本领，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上具有强大势力的坏人作斗争的愿望；他能呼风唤雨，也正体现了人们渴望能够改造和控制大自然的理想。而周瑜的才干并不是神奇莫解的，只要人们勤勤恳恳地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则完全可以锻炼出具有周瑜那样的本领，他是现实中的英雄豪杰，比诸葛亮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典型。
从以上所述，历史上的周瑜精通音乐，可谓是个音乐家，而诸葛亮在这方面无记载。《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和诸葛亮虽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典型，而周瑜的形象比诸葛亮形象具有更大真实性，使人敬佩不已，能激励人们自觉地以他为榜样，努力奋斗，使自己能够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和人们做出巨大贡献。诸葛亮的形象虽然比周瑜形象显得更为高明，却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已，所以我认为周瑜比诸葛亮略高一筹。